征婚广告：从私人话语到公共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私人论文,广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征婚广告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择偶方式，它以报刊等大众传媒为载体向社会发布个人信 息、推介自我，寥寥数语、短短百余字，蕴涵了丰富的个人与社会信息，如自我形象的 塑造、认同，异性想象的叙事，性别政治的暗涌，社会风习的浸淫等。我相信从特定年 代的大量征婚广告中是可以细绎出一个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感情生活的印 痕、密码的，而如果把将近二十年跨度的征婚广告做一个比较的历史性分析，最私人化 的感情言说或许就未尝不可作为公共叙事来解读了。私密性的个人情感空间里蕴涵着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因素的交织、缠绕，体现了“微观政治”的细密、复杂的运 作机制。一个社会巨大变迁的秘密也许就在这些个人终身大事的细细私语中展现出来， 征婚广告也就成了折射社会及其变迁的一面镜子。情感体验及其话语是当代中国人日常 生活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微妙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分析首先建立在对这些微妙 经验的深切感知上，并把对人们的“情感结构”的感知、体察、分析和社会结构及状况 的解剖结合起来，以期抵达对雷蒙德·威廉斯所谓的各种关系复合体的社会组织的认识 (注：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一文中把文化理论定义为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 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他 特别强调只有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地点，我们才能够期望根本地认识一般组织，因为这 个时代的活生生的经验构成这个复杂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化分析的重要方面是对 一种常见的因素即存活的实际生活经验的感知上，这种感知活动能够探测到特定地点和 特定时代生活的性质。他用“情感结构”这一术语来描述在人们的活动中最微妙、最不 明确的部分中运作的生活经验。见王逢振主编《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 社，2001年。)。
本文以《家庭》、《申江服务导报》、《生活周刊》、《南方周末》上的征婚广告为 分析材料(注：《家庭》每期发行量达到三百万册以上，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刊 物之一；《申江服务导报》、《生活周刊》是面向上海白领的综合性周报，前者创办仅 五六年，发行量已达四十多万份；广东的《南方周末》是发行一百多万份的全国最大的 综合类周报。)。
广东的《家庭》于1985年第十二期开始刊登了十三则征婚广告。广东是中国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的前沿，刊登在这一期《家庭》上的征婚广告也许是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 最早的一批征婚广告之一。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活力，更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 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思想活跃的人开始打破地域阻隔以这种方式追求个人幸福。在《家 庭》1986年的一百一十则征婚广告中，蕴涵了丰富的社会信息。
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如火如荼，而城市的工业体制改革尚未真正启动， 国营工人、全民所有制职员仍然是稳固的职业，它意味着铁饭碗和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因此，机关、部队干部、事业单位职工这些体制内的较高收入阶层受到广大女青年的 青睐，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属高端群体。也是这一时期，国家政府倡导知识化，社会 上掀起文凭热，恢复高考也是早几年的事情，人们求知若渴，征婚广告中的“自修大专 ”、“函大结业”表明该青年好学、上进心强、有文化修养，是其“闪光点”之一。这 些广告中蕴涵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知识、修养、精神、兴趣广泛等丰富、复杂 的信息折射出整个八十年代的社会面相和精神生态。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的时 代，精神生活、思想修养、文化艺术追求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和社会生活中呈现出葱郁的 生机，这和八十年代弥漫全国的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启蒙主义、文化热、哲学热、心 理学热、美学热等等社会思潮和社会评价机制是密不可分的。而惟独经济付之阙如。从 这些征婚广告中看出，征婚人对谈钱、谈经济状况没兴趣，这意味着钱不是影响他(她) 们择偶的主要因素。尽管如此，经济作为重要因素介入到感情天地已初露端倪，在十个 明确标出个人月薪的人中，三十岁以上者六人，公开承认离异者三人，经济的相对优越 是作为弥补他们其他条件不足而特意标示的。
十五年后，2001年《家庭》上的征婚广告有了显著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年龄结构上，中年居多且往往离异或丧偶，未婚男女青年数量偏少；经商者明显增 加；择偶的主要条件往往是要求对方经济条件优越，事业有成。八十年代的将来时态的 “事业心强”被现在完成时态的“事业有成”所取代，并且，“事业”一词的含义也发 生很大变化，“事业有成”意指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它的含蓄、委婉的表达。
《申江服务导报》的征婚版面“让爱做主”，已出版一百多期，是精心打造的一个品 牌栏目。这家报纸2003年4月某期的“让爱做主”版的征婚广告《年轻芭比 美丽期待 》是精心包装、重点推出的，在主持人眼里，征婚人是“所有男人梦想中未被污染的天 使”，是完美无瑕的象征。在版面设计上，先有编辑引言，然后征婚人自述她的快乐童 年，温馨幸福的家庭。下面是征婚者的辉煌经历，意中人想象叙述，个人才艺展示：一 段撩拨异性心弦的情感抒怀，一份爱的期待和呼唤，甚至是祈祷，最后是一段编辑的话 作结，她欣慰终遇见这样纯净、美好的年轻芭比，她“仿佛一张纯透明的白纸，张开羽 翼，在朝阳里等待最初也是最后的描绘”。无论是征婚者期待笼罩在意中人眼神的光辉 里，还是编辑所言的一张纯透明的白纸等待着描绘，都蕴含着微妙的性别政治的信息， 前者是一种居高临下者的赐福和地位低下者的被动接受，上帝/圣徒、佛祖/香客是它的 文化原型，后者是被描绘、书写的对象，她被无意识地降格为一种没有任何内涵的物， 描绘者(男人)想怎样描绘就怎样描绘，一种“使用”的逻辑暗含其中。
然而，这位征婚小姐展示给读者的是她丰厚的内涵：高雅的爱好，忠贞的爱情观，出 众的写作才华，温柔内敛的性格，甜美的家庭，闪光的履历，善于理财等等。她似乎十 全十美，这些构成了她的雄厚的“文化资本”，它的获得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起点 可一直追溯到她降临人间的那一刻(她的自述也正是由此开始的)，在家庭、幼儿园、学 校、社会持久的“文化炼金术”的有意识地铸造、熏陶、陶冶下，她成了一个雄厚“文 化资本”的持有者，这使她面对任何一个具有雄厚“经济资本”的金领、成功人士时， 都能够做到坦然、自信，而不同资本间的交换、流通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当然，她的外在形象是完美的，版面左下角亭亭玉立、脉脉含情的大幅照片，与之呼 应，在版面的右上角有一个美国芭比娃娃的小幅照片，旁边有“芭比的关键词”(征婚 小姐的爱好、喜欢的书、性格等条目)，编辑在征婚小姐和风靡全球的美国芭比娃娃玩 具之间精心建构起了同一性，她告诉读者，这位小姐和芭比娃娃一样是纯洁完美的，她 就是一个年轻芭比。这就无意中为这个小小的征婚广告涂抹上一层全球化和跨文化的色 彩，一个中国年轻女性的私人形象、话语被置换成西方文化的想象认同，芭比的冠名以 及两幅照片的拼贴、组合将中国年轻女性爱的诉说笼罩在美国男人审美观、女性观之下 ，芭比玩偶正是他们的女性审美观的外化物、对应物，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本土经验的 爱的言说。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命名和自我认同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吗?且不说征婚 小姐照片中流露的沉静、端庄、含蓄、温柔内敛的东方女性美与曲线分明、胸脯凸显、 召唤着性的感官化的芭比娃娃的形象极不协调，反差极大。而从芭比娃娃的生产、销售 、消费的历史过程来看，芭比体现了鲜明的身体政治学，它是当代商品文化的性别化和 种族化了的偶像，一方面，芭比的塑料身体里刻写着非常矛盾的荡妇/小姐合一的信息 ，男性霸权特别通过这种方式奚落、甚至摧残年轻女子；另一方面，芭比的各种各样的 有色形象、扮相是白人原型的不断重现，这使得有色儿童在自我主体意识的形成中有碍 真正、真实自我的建立(注：参见安·杜西尔《染料和玩具娃娃：跨文化的芭比和差异 销售原则》，《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 月。)。因此，一个中国年轻女性的征婚广告、感情天地明白无误或者说含蓄隐晦地打 上了跨国资本渗透的印痕，在本土男女性别政治之上，又委婉曲折地传达出白种男人/ 中国女人间的性别政治。推而广之，这未尝不可看作国族层面上的中国/西方间情意绵 绵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寓言。
2003年4月，《南方周末》某期刊登了一份题为《“成功人士”诚觅佳偶》的征婚广告 (注：这份广告几乎同一时间在《扬子晚报》、《申江服务导报》等十六家强势媒体上 刊登。这十六家媒体刊登的广告内容都是征婚者提供、授权的。征婚人的基本状况中的 “大型私企集团总裁”；“身价过亿，年入数千万，生活条件属中国顶尖水准”是人们 关注的焦点。他的择偶条件如下：“二十—二十五岁，大专以上；在读亦可，品德优良 ；容貌出众，秀丽端庄；体态婀娜，健康丰腴；才韵内敛，温柔可人；生具母爱，惜子 敬夫；天性忠贞，贫富不惊；清纯如水，无性经历；家境平实，官贵免谈；户籍不限， 地域不限。”征婚人的条件“苛刻”且不可“妥协”。征婚人三十五岁，离异，有一子 。排除经济因素，此人条件只能说很一般，但他的亿万富商身份使他获得了最大限度的 选择权，两个“不限”以及斥资百万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将最大范围地网罗全国美女的 心态暴露无遗。)。“无性经历”一语引起很大争议。征婚者突出强调这一点表露出了 一个商人的心态：要货有所值，花大价钱，自然就要购得原装货。整个文本充斥了软硬 兼施的双重言说，在身份、收入被显赫地以黑体字置于篇首的前提下，中间的“征婚人 语”以娟秀行楷排版，是似水柔情的表白，是爱的承诺与渴望、离异的合情理的解释、 缺点的坦诚暴露。“在功利的年代，期望邂逅一份纯洁、真挚的感情”与“我不拒绝因 利而来者”是相抵牾的，在“利诱”的预设前提下，期望邂逅纯洁、真挚的爱是自欺欺 人的。出于商人的预先的精明算计、设计、筛选，“邂逅”从何谈起?后面的“郑重声 明”既有表白诚心诚意的条目，也有针对社会、媒体的“义正词严”，更有对有意应征 者的训诫：“还望有意应征者对照如上要求逐一对比，客观衡量，理性评估，如实回复 。”最后是：“甄选优秀者若干，我们将书面邀请来沪面洽，并承担其个人及相伴者所 有费用。”
征婚者的作派是张扬的、霸道的、居高临下的，最大化的公开又是最大化的隐匿，他 既无所不在又神秘不露形迹。在其行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生活理念和实用工具理性：感 情美满、个人幸福如同工厂车间制造工业产品一样，是可以按生产、宣传、销售的模式 筹划、运作的，这位富商的征婚广告蕴涵了浓重的感情生产的逻辑。“从此次征婚活动 的‘创意’、广告内容的设计、媒体的选择与刊发时间的安排、媒体舆论的应对，到与 应征者的沟通、目标对象的遴选等‘流程’的规划，都确实‘引进’了一些‘市场化’ 的手法。这可能是职业的惯性。”(注：据这位富商的密友、也是操办这件事情的人所 言。见《亿万富翁征婚后续：记者以应征者身份揭开内幕》，发布时间：2003年05月06 日09：02，人民网—江南时报，记者晓洁。)
由于他的遍地撒网的作派和公共媒体的传播魔力，貌似个人的私生活问题就成了一个 公共事件。新浪网还开辟了网上争论专辑。
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渗透到各个角落，八十年代还有“下海”经商一说，而九十年 代至今这个商海已无远弗届。尽管这个市场具有“中国特色”，是个庞大的面目叵测的 怪物，但它无疑厘定、划分、重组了各种社会关系结构，是社会关系再生产和社会财富 再分配的强大发动机，在它的作用下，新富豪、中产阶级应运而生，一种消费意识形态 相伴而生，从无孔不入的广告宣传和媒体渲染来看，中国俨然进入消费社会。消费主义 的形成不是突如其来，更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巨大转型，现代化进程 迅猛加速的结果，在其过程中国家、民间、媒体、资本、市场等社会空间相互促发、拉 动、作用，社会构造的动力结构的合力催发了消费社会的降临；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在 经历了中国物质匮乏时代的煎熬并保存着这种历史的集体记忆，在物的世界体系建构起 来以及人们的腰包渐次鼓起来之时，人们长期遭抑制的欲望像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一下 子释放出来并无限膨胀，不可遏止的消费欲望成了消费社会的第一生产力。“从心理学 角度看，意识形态是一套形象、象征、偶尔还是我们在无意识层面‘体验’的概念”， “它还是一个关于情感、形象、本能反应的问题”(注：斯拉沃热·齐泽克编：《图绘 意识形态》，第28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可以说，当代中国的社会现状是 复杂的社会逻辑和潜隐的欲望逻辑双重运作的结果。
从政府的刺激消费政策到巨贾的挥金如土，消费观念铸造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林 林总总，有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就有极尽奢华的消费商品。媒体在消费的狂热中扮演了 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引导、蛊惑、炫耀，它们揣摩透你的心理，挑逗起你的物欲，拉 扯着你的眼神，窥视着你的钱袋，每一个凡夫俗子都难以逃脱它们的布控。媒体预先塑 造了我们对现实生活、实在商品的感知，那些媒体广告上灯红酒绿的场景，美仑美奂的 国际名牌是一种拟真的审美化的幻象，但是，与其说它们来源于生活，不如说现实在模 仿它们。我们正是从媒体上了解到新富人的消费方式、娱乐方式，近几年兴起的中国富 豪年度排行榜经媒体的炒作吸引了无数眼球。一家报纸的广告语是：“眼光比生活高一 点”，而它的大部分读者概属这种类型，面对无数高档的商品，他们缺乏实际消费能力 ，难免在想象的占有中实现心理的满足，这是一个庞大的潜在的高消费人群，谁能说他 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会成为眼光和生活一样高的人呢?但是，“激发向往的过程本身是不 平等的”(注：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52页，4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在参与消费，人人都是上帝的幻觉中，消费活动似乎生产着平等、自由。有钱 就有一切，不管这钱是怎样得来的，它是否干净，也不管新富人身上的“原罪”是否应 该谴责，而没钱就表明你没本事。“这种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注：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52页，4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不仅如 此，消费中的不平等是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波德里亚认为，消费领域是一个富有结构的 社会领域，与物和财富的等级一样，需求具有一系列的等级，这是一种保持距离和符号 区分的等级，这种消费区分建立起了整个社会的差别次序，每个个体在差别次序中都各 自标明一定的点，并通过这些点的本身来构成差别次序(注：让·波德里亚：《消费社 会》，第48—4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我们从新富人的征婚广告中看出，他们标示的别墅、名车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商品消费 ，更是一种符号化消费，一种消费本身的消费，它们是顶级生活的象征，是社会地位等 级的符号。同样的，花费百万元在全国各地十六家主流媒体上刊登征婚广告也是一种炫 耀性消费和符号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往往具有彰显社会等级和进行社会区分的功能， 一件商品越是能够彰显它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它的符号价值也就 越高。不错，这位成功人士是在寻找意中人，但是，此举更是社会地位、身份的夸示、 散布，征婚这一“能指”无意中已负载了多种“所指”：金钱的魔力；新富人阶层的崛 起；社会阶层重组和社会组织结构不平等的加剧；男性话语霸权和女性主体性的丧失； 媒体社会功能的蜕变等等。但是，在中国当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 沟通和交流却出现了“语言”障碍。或者说，在中国的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这个十字架 结构的框定下，东南沿海大都市里的高收入者率先享用催生出来的消费空间，而广大的 低收入者却还没被整编进这个空间内，他们还不理解作为符合的消费的这一“语言”以 及它的编码规则，因此，或明或暗的话语的交锋、错位不可避免。
问题的焦点似乎集中在花大钱找美貌处女上，对此，一位参与媒体讨论的朋友有如下 敏锐的见解：“亿万富豪征婚是对女性主体价值的异化，这位富豪眼中的女性形象只是 其在社会物质极度扩张下的表面依附品，折射出他对女性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以及人格 意识的一种潜性歧视，最可怕的是，它还容易造成越来越多的女性也不知不觉地认同于 这一视角。这种‘成功男士’和‘大众传媒’打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完全是迎合男性的 占有和征服的欲望的。这种靠金钱占有更多社会资源来表达富人‘偏好’，导致社会对 女性的审美取向和道德评判倾斜。而且，这种行为是以伤害大多数社会群体的主体意识 为基础的。”(注：单士兵：《南方都市报》网上发布时间：2003年05月05日09：34。)
然而，这位“成功人士”的征婚已引起同类人的群起效尤(注：据网易新闻频道：昆明 三个千万富翁包下一家报纸的一个整版做广告联手征婚，2003年09月04日09：02：19。 不久后，一个定居上海的香港亿万富商也在搜狐网站上征婚。)。
在消费意识形态笼罩下，征婚广告是一种公开、坦然的作为感情生产的消费实践，既 然是消费它就明白无误地打上金钱和社会时尚的烙印，它所占据的版面大小、媒体数量 多寡，征婚人资产报价清单，对意中人的想象无不与金钱挂钩，而征婚人的身份标示金 领、白领、工薪阶层、打工者、农民实实在在地将中国当代社会结构中越来越严重的层 级化现象表露无疑，并且，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金字塔尖上的新富人在占据了社 会的巨大财富、资源之后，在个人的感情世界和私生活上，必然要求与之等量匹配的感 情资源和性资源的占有、遴选，这样，感情资源和性资源的社会分配就极度不平等、不 平衡，同样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亿万富商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而低收入者只能在 有限的范围内选择甚至无从选择。在社会转型期性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毫无疑问已经纳入 阶级阶层的分化重组的社会逻辑之中。金钱已严重侵蚀了中国人的择偶观念、行为，“ 白马王子”的惟一徽章就是钞票。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概括建国以来择偶标准：“五十年 代土解根(注：指土改干部、解放区、根据地来的干部。)、六十年代红卫兵、七十年代 解放军、八十年代大学生、九十年代有大款。”走过的是从政治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到 经济决定论这样一条曲线。尽管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单极化的主导型，但是在九十年代 以前，人们选择的职业、身份、收入等方面是多元的，工人、机关人员、干部、解放军 、教师、研究人员等等。而九十年代至今一言以蔽之，有钱人成为人们择偶的首选对象 ，选择的目标越来越集中、单一。中国的女性几乎不分地域、年龄、学历、职业，在择 偶上似乎均将有钱人作为首选对象。应征上述那位富商的女性就达五千多名，其中就有 一位博士、一百多位海外留学生(注：《亿万富翁征婚后续：学历最高者是一位博士》 ，据《成都商报》，网上发布时间：2003年05月08日15：44。
据广东《信息时报》刊登、多家网站转载一篇新闻报道《广州女大学生征婚目标专门 瞄准富翁》称，在广州一所大学的抽样调查中，百分之六十八的人将“经济实力”作为 对将来丈夫的首要条件。面对就业的巨大压力和激烈的社会竞争，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 批希望“嫁个好老公，少奋斗二十年”的女生，“嫁个有钱人”竟成了一句响亮的口号 。可见，在当前的女大学生中，有很多人将“有钱”当做择偶的必备条件。撰文记者王 丽凤、游曼妮、实习生施融翁、亮子、乔欢http://www.sina.com.cn 2003/03/06 09： 42)。
在这样的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状况、风习下，这些具有大学学历的女性都是基于 物质财富来决定终身大事的。金钱是不可或缺的，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成了这些人的共识 。一些女性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婚姻恐怕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年轻貌美配实力雄厚 是婚姻最佳的资源组合方式”，男女双方的结合也是一种资源的组合。她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已经扭曲。更可怕的是，女大学生这个知识群体在这个时代已经渐渐地向金钱主 义倾斜，更何况社会上那些广大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群体呢?在这其中，社会、家 庭和学校的教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上述应征者邮寄的材料中，不少女子的家长 、老师、上司写上对她们的种种赞誉。)
我们有必要诘问这么一个不新鲜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鲁迅先生在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他尖锐地发问：“娜拉走后怎样?”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妇女 还没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的历史情境下，鲁迅指出：“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罢 ，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来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注： 《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杂文集《坟》。)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没有经济保障，女性 的自由就无从谈起，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就不得不牺牲自由，这是社会客观环 境制约造成的。而现在的情况是，大批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白领，经受了现 代人类文明的洗礼，满脑子的自由、民主、人权、科学、平等的观念，当然更不缺乏经 济保障，手机、电脑、名牌时装和化妆品之类是她们的生活必备品，这是一个追求时尚 消费的群体，但是，她们为了满足更高的物质欲望，为了不断追求物质享乐，甘愿自我 放弃精神独立和感情幸福，甘愿丧失主体性依附有钱男人，做他们的花瓶和藤蔓。这是 不是太可悲呢?当然，这只是少数女性的选择，但它隐隐成为一个潮流和趋势，引起媒 体和公众的较大关注，这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了。我们有必要追问，是什么力量使 她们做出如此的选择?一个人主观意识的形成是各种社会因素的合力共同促成的，在过 去惟阶级论的年代里一个年轻女子是断不会嫁给一个资本家或地主的儿子的，而当今女 子争相嫁给有钱人同样是社会意识所决定的，自打上幼儿园起，她们就接受势利老师的 亲疏区分，目睹有钱小朋友的张扬，甚至父母骑自行车来接她已让她意识到自卑、没面 子，她就这样过早地明了金钱、身份、地位的重要，而父母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中流 露出来的崇富意识、金钱崇拜也潜移默化地灌进她的脑子里，随着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教育链条的不断延伸，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课本上的知识固然学到不少，但那看不到 明确教育者的另一面“教育”也在她的脑海里全面扩散、渗透，而后者积聚起的强大能 量足以打败前者的惨淡经营，再加上大众传媒的持续影响，她的人生观、价值观就这样 定型了，有钱才能生活幸福，如果自己不能挣大钱，那就想法嫁给一个有钱人。在这种 心甘情愿地主动选择的背后，是一种作为生活观念和方式的新意识形态的布控、辖制， 它构成了阿尔都塞所言的对个体的召唤、质询，在个体的实际生存状况与它的想象性关 系中，个体的主体性丧失了而代之以臣属感、依附感。近百年来在女性解放这个漫长的 革命道路上，妇女曾经有过一段翻身当主人的“半边天”的辉煌(尽管一定意义上是国 家机器的零件，是主体性的另一种丧失)，而当今又有沦为金钱的奴隶遭受男人重新奴 役的危险，而它的可怕之处并不是表面的暴力压迫而是在心理、情感的幽邃领域展开， 是内在的主观的规训，就以上述那个富商的征婚广告来说，明明是对广大女性的歧视和 话语暴力所表现出的男性霸权意识，而数千名年轻貌美的女性却趋之若鹜，自觉地认同 、迎合而对自己的真实境况不自知或不以为意，自以为是找到了打开人间天堂的金钥匙 。由此可见这个包容了性别不平等和阶层不平等却以欲望平等、共同追求现代化为招牌 的新意识形态的魔力。
这就要说到新意识形态主要实践者的一类新富人。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这类新富人、 成功人士的形象频频出现在各类大小媒体上，他们出尽风头，风光无限。他们是九十年 代初期以来新一轮市场经济改革的受惠者，据一些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当今中国呈现 出新的历史情境下的阶层分化，主要有十大阶层，而位居十大阶层前列的就是大型国企 老总、私企老板和外企主管，也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是新意识形态的倡导者，他 们对社会的影响力愈发明显。上述征婚的这位成功人士只是千万中的一个，就在同一份 《申江服务导报》上，这边是隆重推出的“让爱做主”，贤妻良母、温柔淑女、厨艺精 湛，就在报纸的中缝，却有大批的成功人士作为背景隐匿其中，他们基本相同，差别只 是在收入的高低，以下字眼是他们的身份名片：集团总裁、外企首席代表、金融地产巨 子、跨国公司主管、财富英雄；在其后标出豪宅名车、别墅豪华车；亿万资产、数千万 资产、顶级生活等等。另外，报纸中缝中还有大量的白领丽人、中产阶层的征婚，也往 往标出收入数字和住房标准。而《生活周刊》上的这类征婚广告还将具有号召力的征婚 者的身份、职业彩色印刷，格外醒目。这些征婚广告可以说是这些“新富人”显露出来 的“半张脸”的一个侧影。如果说几年前他们还上演着“半张脸的神话”，那么，近几 年来随着一些富豪们的纷纷落马以及他们金钱王国的灰飞烟灭，他们遮掩着的另半张丑 陋、阴险的面容逐渐被揭露出来。“在‘新富人’阶层的身上，正汇聚着九十年代中国 的最重要的秘密，一旦破解了这些秘密，也许就能准确地掌握最近二十年社会变迁的基 本线索。”(注：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导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沸沸扬扬的“上海首富”周正毅案正可以令我们一窥这一秘密(注：轰动一时的周 正毅案被轻描淡写地定罪。周正毅涉及的问题贷款数额超过一百亿元人民币，涉及贷款 规模、人物数目和级别，都远超外界的估计。周正毅暴富是在九十年代后期上海高速发 展时期，没有一些官员的保驾护航，周正毅这样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上海滩的小混 混，是不可能很短时间内成为“上海首富”的。周正毅案是上海近二十多年来最大的经 济案件。周正毅的农凯集团贷款涉及几乎所有国有银行在上海的分行，而房地产涉及好 几个区县。周正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聚敛巨大的财富，其手段与方法并非有多么特别与 高明。中国的不少富豪之所以能够一夜暴富，关键在于他们在利用中国制度本身的不完 善或缺陷展开钱权交易。富豪们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往往与权力部门的腐败分子结成 千丝万缕的互相依存关系。)。
从这些征婚广告中，能够感受到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弥漫其间并蔓延开来， 那就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追求物欲的满足和奢靡之风，什么幸福 、自由、平等、爱情、婚姻、家庭、两性关系、生活的意义、人的价值以及主体性等等 范畴在人们的“情感结构”中变得面目全非，被重新命名和定义，比如，有钱就有幸福 ，金钱能买来爱情。短短十几年间，中国的社会风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转变 之剧是惊人的，八十年代人关注的思想、文化、精神、主体性让渡给单一的经济、金钱 ，社会及人们的多元发展的丰富可能性进入单向度的市场经济轨道，踏上不归路。金钱 成为衡量幸福与否的惟一尺度，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封闭、漠然，犹如患上幽闭症，不 再关注个人之外的社会问题。国家命运、政治环境、生态环境、民主和人的自由等等重 大命题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只有‘可怜的舒适’”，“生 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联系的是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注：[加]查尔斯· 泰勒：《现代性的隐忧》，第4、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这种对社会生活 和公共事务的冷漠心态正在各色人等中蔓延，现代资讯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催生出民主、 自由的公共领域，相反，人们在“家”的构想、构筑中躲进小小安乐窝里尽情享受着现 代物质文明的舒适、便利。
这是因为在中国当下社会的心脏地带一种“自发”的新意识形态正孕育而生。控制国 人数十年的旧的意识形态由高高在上的操纵者和庞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高速运转实 施，而当下的新意识形态的内涵和运作机制是幽暗隐晦、模糊不清、微妙复杂的。它既 是情感的又是物质的，既是实体的又是符号的，既是日常生活细节的又是巨大的结构性 的。齐泽克认为：“只遵循功利主义的和/或快乐主义的动机——在严格意义上仍然是 一种意识形态的态度：它涉及到一系列现存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意识形态的假定 (关于“价值”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关于个人自由等等)。”齐泽克进一步阐述 ，意识形态的基本层面是构筑我们的现实本身的一种(无意识的)狂想。或者说，意识形 态的狂想构筑现实本身，意识形态在基本的向度上，是一个狂想——构造，它支持现实 生活，构造了我们有效、真实的社会关系，并从而掩盖了某种难以忍受的、真实的、不 可能的内核，它提供社会现实本身，作为对某种创伤性的、真实内核的逃避。这个内核 ，就是对抗性，一种不能用符号表现的创伤性的社会分裂(注：斯拉沃热·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幽灵》，见其编《图绘意识形态》，第1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十四章，为齐泽克撰写的《马克思怎样发明了征候》。)。当下中国的新的主导意识形 态的确塑造着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一种后现代、后工业的社会图景即消费社会似 乎就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但是，它掩盖、逃避了“某种创伤性的、真实内核”，在美丽 面纱的下面却是满面沧桑的容颜，而这才是中国的真正现实。当代中国的贫富差距逐渐 加剧，社会阶层结构的裂隙逐渐扩大，农村和城市里的贫困人口基数庞大，大量国有资 产在“转轨”、“改制”的浪潮中公开的合法性的私有化，社会关系张力加大，社会矛 盾越来越突出。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由相当平均主义的社会，变成世界上收入最不 平衡的国家之一。这在世界上是相当少见的。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个并不乐观的社会现状及前景，一个并不乐观的中国人的 生活理念和价值取向，人们的感情天地被金钱的魔棒所左右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景象?而 物欲极度膨胀，精神、思想极度萎缩又是一个多么残缺的“人”呵。我们应该怎样建构 一个健康、良性的中国人的社会这一问题严峻地摆在每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中国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