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学三流派及形成的社会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流派论文,中国论文,原因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怎样划分中国现代史学诸流派?当下学术界所用的是阶级划分法、时代划分法与方法论划分法。如方法论划分法将现代中国史学分为“实证史学”、“相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设：三矛盾——三社会思潮——三史学思潮——三史学派别，为观察坐标。主张独自的“思潮划分法”，认为中国现代社会思潮之演进乃史派划分的至要根据，遂分中国现代史学为：批判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中国近现代的三大矛盾
三矛盾——三社会思潮——三史学思潮——三史学派别。这是研究中国现代史学思想流派的一个适用的坐标。中国近现代社会矛盾重重，总括而言，不外乎三大矛盾，即新与旧的矛盾；里与外的矛盾；上与下的矛盾。
新与旧的矛盾，即现代与传统的矛盾，是新思想与旧传统的冲突。开放与锁国、世界与“天朝”、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二者交织胶着，碰撞激荡，对立统一，排斥更新。新旧矛盾是思想矛盾，更是文化矛盾。新思想不仅来自西方，更深源于现代工业与市场社会，旧传统则扎根于农业文明的壤基中。故而新思想是科学民主的思想、市场与市民的思想、开放与世界的思想，旧传统则是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传统：保守、愚昧、迷信、专制、自大、偏狭、孤陋。“新”，即现代，是我们要追求、塑造、提升、构建的目标。“旧”，即传统，我们要在批判、披捡、陶洗、更新的基础上熔炼、回归，从而使旧传统化为新传统。
里与外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殖民侵略，从洞开国门到全面侵华，从沿海到内地再到边疆，从鸦片贸易到教会办学，从割地赔款到控制政府，无一处不留下侵略者的足迹。中华民族为此坚决反抗、勇往直前、前仆后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由此站在同一战壕，誓死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三元里抗英斗争、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的爱国将士的抵抗，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连成一曲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与压迫的“民族大合唱”。
上与下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也是贯穿中国近现代社会演进的一条主线。一切改革与革命都是围绕它而展开的。新与旧、里与外的矛盾搀入上与下的矛盾中，使之更为尖锐，中国近现代频繁的社会变动正缘于此。
二、三大矛盾引发三大思潮
诚如瞿林东所说：对于历史进程与史学发展方向，在纵向上力求把握和揭示“相关历史阶段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由此，史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就有着紧密的关联，在探讨中国史学思潮时就有必要对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动、流向与阶段特点做细致的分析。(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钱穆说：“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曰考订派。”这主要从思潮派别的视角看待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分流。(注：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
对中国史学进行思潮分析还可以用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处理。如《中国史学史纲》在论述中国近代史学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书中将中国近现代史学分为“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等。(注：李炳泉、邸富生：《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然而从总体上看还是以思潮划分作标准为宜。
基于三大社会矛盾的尖锐与严峻，出于解决三大矛盾的急迫和必须，中国的知识界兴起了三大社会思潮：民主思潮、民主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
民主思潮是针对新旧矛盾的，它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专制与迷信，具有鲜明的批判主义与启蒙主义色彩。此思潮以西学之“新”攻中学之“旧”，以西学之“先进”攻中学之“落后”，以西学之“灵智”灭中学之“愚锢”，崇尚西学，排斥中学，故又称西学主义思潮、启蒙主义思潮。该思潮专注于对中国旧传统的质疑、否定、剥离、解体和批判，故也称解体主义思潮、批判主义思潮。(注：也要看到，这样的批判思潮不仅来自自由主义，也来自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对封建主义批判上这三个主义是一致的。参见盛邦和：《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演进》“导言”。但五四时期自由批判主义确占有思想主流的地位。)它既包括20世纪初喧闹一时的无政府主义学派，更主要是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派。但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究其观点，都对中国传统抱着极其严峻的态度，反对中国的君主专制，反对祖先崇拜，反对宗法制度，反对文化复古，反对孔学的生存地位，一概主张“全盘西化”，对中国旧传统的解体与批判花费了他们最多量与最可贵的时间与精力。他们疾呼“民主”与“科学”，主张以西方现代社会全面置换中国传统社会，他们的主要功绩是将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思想输入中国，从而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启蒙派。然而，他们的思想源于实力雄大的西方市民阶层，却得不到广大与深厚的中国农民阶层的呼应。尽管他们在五四前后，一时为显，然而在整个民国时期实处于社会的边缘。再者，他们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空洞又贫乏，民主思潮的领军人物胡适的知识结构中，经典意义的“民主”资源并不丰厚就是例证。另外，他们只讲西方思想中的科学与制度，避而不谈其有机内核——“心灵”，即西方人的精神家园，更不触及西方现代经济伦理，民主思潮游离于社会思想的浅层，未能沉潜其中，不得系统建构。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
民族思潮内发于里外矛盾，即民族矛盾。置身于弱肉强食的近现代社会，灾难深重、贫穷落后的中国是否已到了亡国灭种、万劫难复的关头?是否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基于这些问题的严峻思考和庄严回答，反抗外来侵略、疾呼救亡图存的民族思潮激荡全国，几至全民振臂，人人倾声，成为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一大思潮。民族思潮波澜壮阔，全面涌流，既包括社会层面的救国浪潮，也包括文化层面的拯救民族文化的浪潮，即民族传统更新、民族文化复兴思潮。这两股浪潮交相辉映、互相推助。这里主要论及文化层面的民族思潮。它以民族文化再生和复兴为旗帜，反对全盘西化，反对打倒传统文化，力主接续传统文化，在经现代性提升和重构之后，回归传统文化，即回归“新传统”。此思潮以经过西学侵润和陶洗后的“新中学”去反对原汁原味的西学，坚守中华文化的本土岗位，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故又称中学主义思潮、本土或本位主义思潮。该思潮致力于对中国旧传统的现代性陶洗、接续、更新、转换、重构和复兴，故也称重构主义或文化复兴思潮。其主要派别有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派，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人生观派，文化复兴运动时期的本位文化派，以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派，以梁漱溟、钱穆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派，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考实派，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以杨文会、太虚、欧阳渐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佛学流派以及至今活跃着的倡言以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为中国文化更新基质的杜维明等美国华人学者。无论哪一派别，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但他们不排外，而是力主以“中学”为本位的“中西会通”，他们关注人生价值，在中西思想宝库中搜觅心灵的寄托与安顿之所，这是他们的主要历史功绩。但其对中国最为稀缺的西方民主资源引介太少，其生命关怀又往往跌入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窠臼，也不能不留下遗憾。
社会主义思潮源于解决上下矛盾，即阶级矛盾的需要。(注：此种分法与阶级论还是有相似之处，如李炳泉、邸富生的《中国史学史纲》就是这样的分法，参见前注。)尽管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错综纷陈，但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逐步占据主流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近代中国，外有西方列强虎视鹰瞵，内有传统与现代水火难容，而政府却腐败无能，惟知敲骨剥髓，加重人民负担。里外矛盾、新旧矛盾搀入上下矛盾，上下矛盾异常尖锐，为求解决之道，翘首异域，社会主义思潮扑面而来，相磨相荡，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历经中国革命考验而弥坚，马克思主义植深根于中国，并中国化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旗手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等，他们批判继承中国旧传统，发展马克思主义，扬弃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中国社会找到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植生的内在理路。当然，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曾被扭曲、异化，使其生命几频危境，而中国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才使之转危为安，焕发生机。
三、由三大社会思潮引发三大史学思潮
社会矛盾触发社会思潮，社会思潮引领文化思潮，文化思潮汇流史学思潮，作为中国文化大潮的一支，史学思潮受其挟裹，为其归趋。中国近现代的三大社会矛盾：新旧、里外、上下的矛盾，促成了三大社会思潮：民主思潮、民族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发。三大社会思潮牵动了与此生死相依的三大文化思潮的激荡，知识界“铁肩担道义”，三股文化思潮依傍三大社会思潮，找寻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出路。三股文化思潮呼啸而来，挟裹着三大史学思潮。受其影响，与之相应的三大史学思潮也囊括了批判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注：批判史学的武器是存疑史观与实证史观等。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从经学的窠臼中走出来的。例如顾颉刚在接受科学思想之后就“再不能相信汉代经师的神秘话头”。引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9页。)
批判主义史学思潮源于启蒙主义文化思潮和民主主义社会思潮，可总名为批判主义思潮。它既以史学作武器批判中国旧传统和旧文化，又以西方新史学为大旗批判中国传统史学，构建现代新史学。它的矛头指向是中国的旧传统、旧文化、旧史学。其理论武器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与科学实证思想。旗手是胡适。顾颉刚的“古史辨”派与傅斯年的“史料学”派是其双翼。“把历史学建得象自然科学一样好”是其最高宗旨。通过史学反孔学、反封建、反泥古、反专制是其基本立场。实证主义乃其历史哲学。存疑考证是其方法路径。批判主义史学思潮对于提升中国史学的现代性劳苦功高，我们为此向其致敬，但对中国旧传统、旧文化、旧史学的一概抹杀却显偏激，乃至影响中华民族的凝聚和文化认同，负面甚大。片面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否认历史学的人文性，不仅会导致历史学的异化，甚或消弥，而且会导致民族的消解和对人的生命关怀的淡薄，终究削弱历史学存在的价值。
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源于民族主义社会思潮。民族主义社会思潮、文化思潮、史学思潮都着眼于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解决里外矛盾，救中国于水火，解人民于倒悬。但社会思潮着力于救国，文化思潮聚焦于文化复兴，史学思潮则关切于接续和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和优良史学传统。救国、救文化、救历史与史学构成中国民族主义社会、文化、史学三思潮齐头并进的三境界。民族主义史学思潮热心于接续、更新中国历史和文化，积极参与构建现代史学。它的眼光注目传统文化与传统史学，但并不充满仇恨，恰是满含温情与敬意。一般来说，它并不排斥西学，其引介欲望不亚于批判主义史学思潮，但其重在引入对构建“文化民族”和民族史学相关的西学资源。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等。其历史哲学异彩纷呈，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生命主义等不一而足。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对于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复兴、现代史学创获殊立大功，对于生命价值、学术自由、人的尊严的培育屡有异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批判乏力，同情有余。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对于民族史学构建不遗余力，对于民主史学创设却关怀鄙薄。唯心史观流光异彩，唯物史观未臻自觉。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大潮而涌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支大潮，随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起伏而起伏、发展而发展，几至亦步亦趋。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扬弃性地汇流了批判主义与民族主义，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使之臻于辩证统一的境界，从而在求真和经世两个层面有机交融，统帅在实践标准之下，达到中国史学现代的高度。其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关注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关注革命斗争、关注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同它的革命性、批判性和科学性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对于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功勋卓著，但要进一步摆正经世与求真的关系，避免教条化的倾向，在全球视野中不断陶洗自己，与时代精神汇流，争取更大的发展。
四、由三大史学思潮引发三大史学派别
每一思潮都有其流派汇入，方能成潮，追随着三大史学思潮的有三大史学流派，与批判主义史学思潮、民族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相关联的是批判史学流派、民族史学流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注：也要看到现在这样的史学分派方法适用于20世纪。19世纪下半叶龚自珍、魏源“开眼看世界”的史学如何归类是一个问题。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页)说“史学思潮的变迁无不前有酝酿后有延续”，近代史开端时期的史学与对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关切有关，乃“因民族救亡斗争的推动”而起，是则此期史学当可从“民族史学”的意义上理解。)
批判史学又称启蒙学、破坏史学与科学史学。严格地说胡适是批判史学的理论导师与精神领袖，无论是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理论，还是顾颉刚的古史辨说，一概是胡适“实证论”、“怀疑论”与“大胆假设论”的具体诠释。批判史学流派理论别具一格，业绩赫然可观。在社会思想上，他们反对尊孔复古，反对专制，呼吁民主与自由、科学与进取。在史学层面上，他们以“实证”的方法，说明古史的虚妄，意在打碎人们心中的崇古迷梦，带国人走出中世纪的丛林，认清世界发展的潮流、民主与科学的曙光。批判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超越乾嘉史学的“求实”及崔述的“疑古”，表现出时代性与世界性的特点，也在史学方面作了“科学主义”的有益实验。(注：张书学分中国现代史学为“实证主义”、“相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个流派，很大程度上乃以史学方法论不同为分类依据。见《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河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从以上意义上说，批判史学，既是自由民主与启蒙式的，又是科学主义的。批判史学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大胆批判”多于“精密求证”，求证过程难免牵强附会；于中国文化批判破坏有余，体认“建设”不足；启蒙及播扬民主有功，但对民族关怀与激励乏力；“科学”的宣传，着重“机械”的运作，而少辩证的分析；关注史学的科学性，疏忽史学的人文性。总之，批判史学是一个有缺憾的先进史学流派，先进与缺憾并存，是历史赋予它的特点。
民族史学强调考实与求真，不期然被文化民族思想支配。他们用翔实的史料说话，表达民族性的精神诉求。具体史观多彩绘呈，基本态度大体一致：对传统尊崇与弘扬，同时也对旧史学作深刻反思与检讨；对本位文化首肯与实践，形成民族史学的“四大理论”；对人生问题予以特别关照，建构独自的“心灵”体系；虽则欢迎西学的播入，然而对国学多一分情结，他们力倡传统再造、文化复兴。这些既为民族史学的基本特征，也是该派的重要学术与思想成果。虽则如此，民族史学也有明显缺陷，它关心心灵建设，而对制度建设就关心不够，引进的是康德、尼采、叔本华等的思想，但对卢梭、洛克等人的引进则罕有。他们的独立、自由、民主思想与西方经典思想还有很大距离。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主社会的确立、宪政制度的建立、市民阶级的独立等重大话题，他们三缄其口。他们引进的，常是“反西方的西方学”。他们对科学史观浅尝辄止，其苦口倡言的“新史学”结果还是归源于唯心的一端。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有三大经验与三大教训。其三大经验是：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急迫的救国实践的需要，是当时中国的一批先进的、优秀的、有才华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同考虑和选择的结果。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积极的致用精神，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农民和农业社会问题始终是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之一。第三，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学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成熟和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关节点。其三大教训是：第一，史学要不要为现实服务，要不要和现实的社会使命挂上钩。必须坚持杜绝影射史学，坚持历史研究的尊严和科学性，注意史学正确致用于现实的问题。第二，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方法论，影响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史学方法论的研究。第三，如何正确地处理好传统文化与海外优秀史学和文化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成功之处，也有挫折和教训。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七十多年的发展行程，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和特点，其历程曲折，其成果卓著。从新文化运动至大革命失败，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草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贡献良多，李大钊尤甚，其《史学要论》是这一开创期的史学代表作。尽管草创艰难，成就微薄，但生机无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日战争前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发展时期。郭沫若、吕振羽为其代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组队入局，理论推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一个真正的关键发展时期。其两大突出成就是对中国通史的研究和史学理论的发展。另外，从抗战后期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地转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较之以前，无疑更大。研究领域和范围拓宽了，专业研究人员较前增长，历史研究的专职机构出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从宏观上和方法上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最好的时期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新中国史学的主流。建国初出现了著名的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标志着新中国史学开始摆脱战争时期史学的草创痕迹，向着严肃的科学境界迈进。另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也热闹一时，其它方面也不可小视。但所谓的“史学革命”也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受挫折。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期，我国史学界蒙受浩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遭到践踏。“文革”结束，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焕青春，生机勃勃，成果丰富。首先是出现了对尔后史学大发展有举足轻重意义的思想大反思，继之而来的是史学研究课题的广度和深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兴。新时期的史学工作者还密切关注史学信息的搜集工作，也注意加强同域外的学术交流。中国史学界在全球视野下自主意识的凸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信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辩证统合了古今中外史学的优良传统，因而它既是批判的，又是继承的；既是否定的，又是否定之否定的；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是批判的、扬弃的，既克服又保留，既批判又继承，绝非简单的批判与继承。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高峰。它具有辩证的、唯物的、历史的特征。它不仅是科学与实践的、实证与求真的，也是经世致用的、具有价值关怀的。它对历史经验与历史规律进行了总结，又瞻望了历史的前途。它主导着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方向实属必然。历经艰难曲折，峰回路转，现代中国史学终于找到了光明前途。
总括而言，中国近代以来，史学经过经学的蜕变，摆脱古来的“奴婢地位”；继而开眼看世界“走上了通向世界的文化桥梁”；再则吸收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始对史学之“心”，即其哲学内核作深入改造；最终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部，完成经世学的现代诠释，建立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注重以实践检验真理的，科学的现代性史学框架。中国史学在此蜿蜒长期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批判史学、民族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流派。(注：在分析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时，将思潮推进作为依据，与时代划分法有相近之处。马金科、洪京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用的是这样的方法。)犹如三驾马车，尽管着力不一，时有碰撞冲突，但大体方向趋一，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主体地位也被历史肯定，引领着中国现代史学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