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与当代中国美学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美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文化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在中国美学之外
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中国美学自清末民初从西方引进移植以来，已经走过了百年历史。这百年美学史，既是中国美学思想不断丰富的历史，也是中国美学学科不断成熟的历史。检视中国美学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百年中国美学的建构中，主要吸收了四个方面的学术资源：一是西方哲学、美学理论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二是西方审美和艺术资源，主要是精英艺术资源；三是中国传统美学理论资源，主要包括文论、画论和乐论；四是中国传统主流审美和艺术资源，包括诗文、音乐、戏剧、雕塑、园林艺术等。通过对这四个方面的学术资源的利用，中国美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但是，通过一番检视，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百年中国美学的建构中，中国丰富的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事实上是缺席的。也就是说，中国美学在建构自己的学科知识体系时，没有把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作为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加以整理和阐发，使之成为中国美学思想和美学史的一部分。中国美学在发展过程中对本土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的弃置，造成了中国美学与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之间的疏离，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谈论少数民族审美文化时，似乎这是一个与中国美学毫不相关的领域。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审美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指人们的日常生活或文化娱乐与审美之间相互渗透的一种情况。”①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指的是各少数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鲜明体现其民族精神和民族个性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其主体部分为少数民族艺术，如各少数民族民歌、民族服饰、民族手工艺品等等。要想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在中国美学建构中的缺席，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门学科的构架一般包括三个层面：原理层、历史层、比较和应用层。具体到美学学科中，其学科构架应由如下三部分构成：一、美学原理；二、美学史；三、比较美学和部门美学。美学原理讨论的是美学的最基本的问题，如美的本质、美的起源、美的类型、美感、审美范畴、美育等等。在我国通行的美学原理教材中，对这些美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主要是运用西方美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西方审美和艺术资源以及中国传统美学理论资源、中国传统审美和艺术资源来确立和完成的，鲜有运用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中包含的审美思想和艺术实例来论证问题和解决问题。学科构架中的美学史分为西方美学史和中国美学史两部分。按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少数民族艺术的论述应该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据一定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在任何版本的中国美学史中，我们难以看到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思想及艺术的介绍和论述。中国美学学科体系中的比较美学其实是中西比较美学，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内部审美多样性的汉民族美学与少数民族美学的比较迄今仍然一片空白。部门美学中，影视美学、广告美学、设计美学、服装美学、美容美学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但由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的美学研究者所倡导的“民族美学”依然举步维艰、势单力薄、难成气候。由此可见，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并未真正进入中国主流美学的研究视野，中国美学实际上并不包括少数民族美学。
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在中国美学学科建构中的缺失，不仅使丰富独特的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得不到美学的关注与阐释，也使中国美学缺少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美学应有的鲜明的内在丰富性、本土智慧和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美学被诟病为“美学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的美学”是有它切实的事实依据的。
中国美学对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的忽略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首先，这种忽略来源于美学研究者对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轻视。美学是一门从西方引进和移植的学科。这种引进和移植不是局部的，而是从观念到事实的整体移植，这种整体移植造成了美学虽然在中国本土生根开花，但依然保持着顽强的西方血统和面貌。西方美学家对于美的探讨，深深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学人。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其影响之大之深以至于“只要人们提及美学一词，就往往首先想到黑格尔等美学家阐释和标举的‘美’”②。如果要论述美学上的某个问题而没有提及康德、黑格尔等西方美学大家对此问题的观点，其论证就好像缺少了一个讨论美学问题的“阿基米德支点”。在中国通行的美学原理教材中，对于美学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基本的模式：某美学问题（如悲剧）——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此问题（悲剧）的观点——西方美学大家对此问题（悲剧）的论述及某个可做例证的作品（某个西方悲剧）——中国美学史上的美学名家对此问题（悲剧）的观点及某个可做例证的作品（某个中国悲剧）。以上几项的顺序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其内容和论证格局是不变的。从这一论述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美学的知识体系中，有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在这一传统中，中国传统主流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文化资源都处于边缘和附庸地位，更不要说处于华夏边缘的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了。
长期以来，美学学问界未能意识到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独特的审美思想和艺术创造经验，未能以平等之心看待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少数民族是化外之邦、化外之民，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少数民族是落后的、愚昧的，其艺术也是粗鄙的，美学无需对少数民族艺术作关照和思考。西方人原本对非西方民族也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但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兴起，西方人加强了对非西方文化的了解。通过深入研究，西方知识界逐渐认识到：那些我们原以为原始落后的民族，它们的文化和艺术系统也是精致复杂的。例如一些人类学家曾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认为印第安人的文化不具有内在的协调性，它们太“原始”了，因此印第安人的艺术自然也就是一种过于“原始”的艺术。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人类学家们才终于开始系统地阐述了这样的观念，即印第安人文化是复杂的、协调的、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系统，它使印第安人能够继续存在下来”③。在西方世界越来越认识到非西方文化自有其自洽性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和艺术有一个合理的估量并给予应有的尊重？
其次，美学是一门理论学科，注重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演绎、宏大叙事和体系建构，美学史被定义为美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而不是从审美文化和艺术事象中寻绎出审美意识和审美经验的历史。这种学科定位，决定了美学重点关注的是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而不是事实形态的审美文化。中国少数民族不缺少作为事实形态存在的丰富独特的审美活动和艺术，但恰恰缺少美学所重视的以理论形态存在的美学思想的总结。因为，很多少数民族都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就没有成文的理论，没有成文的理论就难以进入美学研究的视野。
再次，中国美学与西方传统美学一样有着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情结。西方传统美学是奠基于对美的本质的追问并以精英艺术为美的典范的，自王国维以来的中国美学也一直以美的本质和高雅艺术为研究中心，这种以精英旨趣为核心的美论美学的传统迄今依然被认为是美学的主流传统和正宗传统。美论美学的贵族传统和形而上传统使其拒绝把与日常生活相交融的审美活动和艺术作为研究对象，而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常常是作为某种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的，自然无法登上美论美学的大雅之堂。这导致了中国美学在选择自己的学术资源时，只关注远离日常生活的西方精英艺术和中国的精英艺术，从而忽视了处于非主流非精英地位、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最后，学科成见和学科壁垒导致中国美学对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的忽视。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传统上是民族民间文学、民俗学、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或者是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民族美术学等的研究对象，历来与美学无关。经典美学一贯以来也只从正宗的、主流的、精英的审美现象和艺术中获取关于美和艺术的真理性认识，似乎从来没有责任对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进行理论阐释。这些学术传统和观念使中国美学与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分属两个遥远的、互不相关的领域。
中国美学对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的忽视，直接影响了中国美学的面貌。其后果是：一、由于缺少少数民族美学一翼，中国美学的知识构架是不完全的，同时，中国美学的内部也由于少数民族美学思想的缺席而缺少了其应有的内在丰富性；二、由于少数民族是构成中国本土色彩的重要力量，中国美学未能从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中吸取其所包含的审美理想、审美智慧和艺术创造经验，从而使中国美学缺少了由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带来的诸多本土色彩；三、对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中所包含的审美思想和艺术独创性的忽视，削弱了中国美学的原创性。因为，中国美学的原创性不仅需要西方思想先锋的启迪，也需要中国少数民族这一边缘和民间的审美智慧和审美经验的启发。
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作为中国美学的建构性力量
在21世纪初的文学研究论坛上，关于重写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该是多民族文学史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并且越来越声势浩大。自2004年以来，“多民族文学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四次全国性的研讨会，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诸多问题如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作家身份与民族身份的认同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形成了中国文学史应该是多民族文学史的共识。这意味着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多民族”视角正在挑战传统单一的“汉民族”视角，少数民族文学资源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是，我们发现，同样的呼声并未发生在美学研究领域。在作为理论先锋的美学研究领域中，多民族美学史的提法还是空谷足音。
但是，美学领域也不是铁板一块。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朱狄在其出版的《原始文化研究》的后记中就曾提到：“我早就有一种预感：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将要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进行。当我写完《当代西方美学》后，这一看法更加牢固了。”④文化人类学是西方学科体系中以研究异文化、原始文化、土著文化、少数族群文化为宗旨的学科，少数民族文化是文化人类学理所当然的研究领域。朱狄的这一观点说明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了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在美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文化人类学学科在中国学术界的重新崛起、跨学科意识的不断增强，更多的美学研究者意识到了研究审美文化、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在中国美学学科中的重要性。同时中国美学中以精英旨趣为核心的美论美学传统受到了感觉论美学的挑战。感觉论美学的宗旨是审美和美学研究都要回归感性的日常生活、回归审美生成的具体历史语境，这就让美学突破了把研究对象仅定位在研究纯粹美和精英艺术的局限，从而把美学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以往美论美学不屑一顾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及俗文学、俗艺术的领域中，拓展到对审美语境、审美物化形态的研究中。这一学术观念集中体现在审美文化研究的兴盛和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美学新思潮、新方向的标举和开辟。
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是审美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该著一反以往美学史单单关注审美思想而忽视审美文化的历史，从文化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社会存在”、文化有处于“道”与“器”之间的中间性质出发，主张成熟的美学史应该是“审美文化史”。这种“审美文化史”既不同于逻辑思辨的“审美思想史”，又不同于现象描述的“审美物态史”，而是以其特有的形态来弥补二者之间存在的裂痕：一方面用实证性的物态史来校正和印证思辨性的观念史，一方面用思辨性的观念史来概括和升华实证性的物态史⑤。《中国审美文化史》的出现代表了美学史观的重大改变：美学史不能仅仅是美学思想的历史，还应该是美学思想和审美物化形态互相表征的历史，美学史就在于揭示这种“思想”与“物态”之间的互渗及其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审美文化史》终止了那种以思想遮蔽事实、以逻辑阉割历史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传统美学史书写方式，并为美学研究划定了研究审美文化的合法地盘，同时，它还表明了这一时期中国美学在美学史层面上加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学科建构，加强了对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这离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只有一箭之遥了。
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明确提出了要重视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研究的要求。王杰在阐明开展审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时，指出其意义之一就是要把少数民族传统中的美学资源引入到美学研究中来。要“揭开特定区域族群中被遮蔽的审美感知方式”，将美学从传统的单纯抽象思辨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让美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中获得突破与创新⑥。郑元者在其《艺术人类学与知识重构》中说：“艺术人类学研究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学术追求，那就是要发掘出一种全景式的人类艺术史景观图。它不但关注世界文明中心形成之后的艺术发展状况，同时对史前时代和现代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尤其表示关注和敬畏之心；它不满足于只是以某种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去衡量、倾听和审视史前时代和现代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及其深层原因，而是以最富有对话精神和最具宽容度的价值意向来尊重并考察包括‘艺术’在内的史前人类社会文化的存在现实，从而在艺术世界中领会出某种真正具有全人类性的精神尺度或思想意蕴，为现代人未来的艺术行为和审美创造提供宝贵的历史讯息。”⑦郑远者还进一步阐释了美学大家蒋孔阳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思想，主张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以上论述表明了新兴的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对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充分重视。在中国美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跨学科建构中，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将被引入主流美学研究的视野。而且，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把对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充分阐释和利用作为美学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
“美学尚在成形的途中，尚在发展的途中。”⑧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学科建构既是一个阶段性的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永无终点的工程。美学当然也不例外。高建平在《中国美学三十年》中表达了他对于中国美学发展的思考：“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美学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要继续翻译西方美学著作，我们也要继续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特别注重在一个当代的世界美学的背景中研究，从而将中国传统引入到当代世界美学的对话之中。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发展与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中国当代美学。”⑨在这里，他强调了中国美学建构的两个维度：一是继续引进西方美学理论资源的维度，二是发掘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维度。事实上，应该强调的还有第三个维度，就是发掘中国本土各少数民族的美学传统，使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成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另一支建构性力量。
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作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建构性力量主要体现在美学学科构架的三个层面上。首先，在美学原理层面上，引入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可以推进某些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朱狄在20世纪80年代末说“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将要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进行”，事实证明，这位美学家的预见是准确的。很多美学的基本问题，例如艺术的起源问题、艺术的功能问题、艺术的本质问题等，如果没有文化人类学对原始民族艺术、少数民族艺术的深入研究，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是难以想象的。艺术的起源问题应该放在一切世代、一切民族、一切艺术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因为只有在全人类的艺术景观中，艺术起源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才会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认识。人类学家格罗塞早就说过，要探讨艺术的起源，不仅要研究欧洲现代和古代民族的艺术家和艺术，还要研究世界上、历史上的一切民族，特别是那些原来被排斥在艺术研究领域之外的原始民族、土著民族，把美学原理放到这些民族的艺术中进行检视，才能证明某些美学原理的普遍有效性。当代西方美学正是通过对非西方世界的少数民族艺术、土著艺术、小型社会的艺术的研究获得了对诸多美学基本问题的新见解。当代中国美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想基于本土知识对这些美学基本问题有更多的理解，必须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因为相对而言，少数民族社会还保存着更多与现代艺术、都市艺术不同的艺术样式，体现了较为自然的生存状态，这有助于我们对艺术起源、本质、功能这些基本问题形成新的思考和认识。
笔者多年来从事壮族民歌的研究工作，通过对壮族民歌的田野调查发现：在壮族，多声部山歌比单声部山歌更为古老。按通常的艺术观念，多声部山歌是由单声部山歌慢慢发展丰富而来的，单声部山歌生成在前、盛行在前，多声部山歌生成于后、盛行于后，单声部山歌比多声部古老，因为事物总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但实际情况是，壮族多声部民歌生成于更古老的群体生活中，他们用多声部民歌（普遍是用二声部民歌）来构成人生中的各种仪式、庆典，即使是表达爱情也用的是两男两女对唱的集体性很强的二声部山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风俗的解放，人们倾向于追求更有自由度的生活，于是以一男一女对唱为基本形式的更为自由灵活的单声部山歌才得以形成和盛行。因此，壮族山歌的演化路径是从集体性强、复杂严谨的多声部到更为自由灵活的单声部。由此可见，艺术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总是从单纯到复杂、从简单到精致的，艺术的形成和演化有着它深刻的文化根基、社会根基和时代氛围。除此之外，对壮族民歌的研究也使我常常思考关于艺术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艺术起源诸说都有一个独断论的前提：就是肯定艺术必定起源于什么比它更基本的活动，如劳动、祭祀、巫术、求偶等。但是，对少数民族民众生活的观察使我倾向于认为：艺术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之一，艺术不是起源于劳动、祭祀、巫术、求偶等，而是内在于劳动、祭祀、巫术、求偶等活动中；艺术不是伴生品，而是那些与艺术相交融的其他活动的存在方式。
其次，在美学史层面上，对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总结、归纳、梳理出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历史，形成包含少数民族美学史在内的真正的中国美学史。由于许多少数民族都没有文字，缺乏用文字记载的美学思想资料，少数民族美学史必须从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和审美的物化形态中抽绎出来。目前，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里有不少成果，一些民族的文学史已经产生出来了。同理，只要美学研究者真正愿意致力于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研究，少数民族美学史也绝对不会是一座只在想象中存在的空中楼阁。
其三，在比较美学和部门美学层面上，加强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研究可以发掘中国少数民族的审美传统和美学智慧，创建能与西方美学、中国汉民族美学相对话和交流的少数民族美学，使中国美学在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少数民族美学的比较中精彩互呈，共同展示出人类审美创造和艺术的丰富性和一致性。在部门美学上，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活动和艺术，根据其形式、种类可以生成不同的部门美学，例如苗族服饰绚丽多姿、文化内涵丰富，可以有苗族服饰美学；又如壮族以民歌、铜鼓、绣球、壮锦为代表性艺术，随着对壮族审美文化研究的深入，可以形成相应的部门美学如壮族山歌美学、壮族铜鼓美学等。正如高建平所说的那样：不存在单一而普遍的美学，而只存在从不同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不同美学，这些美学之间有着对话的关系⑩。在中国美学的学科格局中，少数民族美学是最为薄弱的一环，只有充分重视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研究，对少数民族美学传统有真正的了解和深入的认识，才能创建出中国汉民族美学与西方美学、少数民族美学之间三极对话、互补联动、富于生机的整体格局。
结论
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在中国美学学科体系中的缺席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的美学学科发展问题，关系到中国美学的整体发展和健康发展。在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萎缩、变异甚至消失的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存在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和审美多样性的存在，意味着对许多美学问题的思考可以有中国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艺术所给予的思想营养和启示，意味着中国美学既有面向世界的一体性，也有面向自身的多重性和内在丰富性。中国美学不能总是无视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建构一套仅有汉民族美学的跛足、残缺的中国美学体系。那种认为少数民族审美文化是落后的、粗俗的、不值得研究的观念早已经过时了，在这个文化多元、思想开明、平等对话的时代，我们应该确立的美学观念是：平等地看待并珍视少数民族艺术；少数民族审美传统是与汉民族审美传统、西方审美传统有着同等价值的传统，少数民族美学是中国美学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注释：
①②王一川主编：《美学教程》，153、1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郑元者：《美学与艺术人类学论集》，63页，沈阳出版社，2003年版。
④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后记》，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⑤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绪论》，第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⑥王杰等：《审美人类学视野中的南宁国际民歌节》，载《民族艺术》2002年第3期。
⑦⑧郑元者：《美学与艺术人类学论集》，43、9页，沈阳出版社，2003年版。
⑨⑩高建平：《中国美学三十年》，载《新华文摘》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