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悖论国外实证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最新进展论文,国外论文,实证研究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一部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历史，人与自然资源结合的具体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例如，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财产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人口增长与可供利用资源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North，1991)。但是，在经济学发展的几百年时间里，经济学家们却一直无法就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达成共识，学术界也不存在一条能够把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铁律”(Wright，1990)。
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从发展中国家如何获得经济增长的角度探讨了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剩余产品出路论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Nurkse(1953)强调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是一国潜在的收入来源。因为自然资源收入可以通过储蓄转化为资本，从而增加资本积累，支持未来的经济增长。Rostow(1960)进一步分析认为，自然资源通过提供国内市场和投资资金，推动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实现从欠发达向工业化的“起飞”。因此，对于自然资源丰裕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是一条实现经济增长的可行路径。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Auty，1993；Sachs and Warner，1995，1999，2001)的研究表明，许多国家尽管自然资源丰裕，初级产品出口产业蓬勃发展，但经济增长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例如，1960-1990年间，自然资源贫乏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为3.5％，自然资源丰裕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为1.3％，资源贫乏国家的发展比资源丰裕国家快2～3倍(奥蒂，2006)。1965-1998年OPEC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只有1.3％，而同一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是2.2％(Gylfason，2001)。Auty(1993)用“资源诅咒”来描述这一经济增长中的悖论。此后，其他一些学者(Gylfason，2001；Mehlum，et al.，2006；Collier and Goderis，2007)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资源诅咒”悖论的存在性。
尽管“资源诅咒”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是却得到了学术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普遍承认，同时也激起了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兴趣。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用任何标准来衡量，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总是正面的。但是，自然资源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决定性因素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由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很难被模型化，所以目前学术界已经发表的文献几乎全部为实证研究文献。因此，本文将对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最新实证成果进行梳理，并就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争论进行述评。
二、自然资源丰裕与“荷兰病”
“荷兰病”一直被经济学家认为是“资源诅咒”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产生了一大批丰富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有关“荷兰病”的最新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资源丰裕诱发“荷兰病”的具体途径。Paldam(1997)的研究表明，资源产业的繁荣使得该产业出现高工资和高福利，从而挤压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良性发展，甚至引发罢工运动和政治派别的争斗，带来国家的不稳定。同时，由于大量出口自然资源使得外汇供给增加，本币升值，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Herbertsson、Skuladottir和Zoega(2000)的研究表明，自然资源的大量出口引起了汇率的升值，减少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出口，造成制造业部门萎缩。Lartey(2008)认为，当一国的货币政策遵循泰勒规则时，名义利率会对名义汇率、物价水平和总产出的变动作出反应，制造业部门自然不会因此而萎缩，国内不可贸易部门不会因此而扩张，也就不会出现“荷兰病”；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以保持名义汇率不变为目标时，自然资源出口导致的大量资本流入才会诱发“荷兰病”。
第二，具体国家的“荷兰病”症状诊断。Beine、Bos和Coulombe(2009)认为，采用加元和美元之比CAD/USD作为自然资源的价格过滤了自然资源和商品价格之间的长期变化关系，从而很容易得出加拿大不存在“荷兰病”的错误假象。他们的实证分析表明，2002-2008年间，在政府干预有限的条件下，自然资源出口导致的加元升值也会使制造业部门萎缩，尽管这是市场机制优化调整的结果。这就表明加拿大也存在着“荷兰病”，加拿大未来的经济增长同样面临着“荷兰病”的挑战。
gert和Leonard(2008)认为，石油价格和收益的上升，通过汇率升值，打击了哈萨克斯坦非石油制造业的发展，从而使哈萨克斯坦经济患上了“荷兰病”。Pegg(2010)研究认为，博茨瓦纳尽管具有较高的人均GDP的增长率，但是博茨瓦纳经济的多元化却并不成功，同样出现了“荷兰病”的许多症状。
第三，“荷兰病”现象的扩展。Rajan和Subramanian(2010)的研究表明，像自然资源出口繁荣一样，国际援助数量的增加也会使受援国的国内消费需求增加，物价上涨，同时国际援助的流入使得本国货币的汇率升值，最终导致出口制造业部门失去竞争力，从而患上“荷兰病”。Acosta、Lartey和Mandelman(2009)认为，不仅仅自然资源出口繁荣和国际援助会导致“荷兰病”，就是国际汇款的增加也会使国内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增加，国内物价上升，本币升值，导致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转移到不可贸易部门，最终打击了制造业的发展，诱发“荷兰病”。但是，Barder(2006)并不赞同Rajan等人的观点，他认为长期可持续和可预测的外国援助的增加并不会像物品出口增加那样导致汇率的大幅度升值，也就不会导致“荷兰病”。
三、自然资源丰裕与制度
不仅自然资源丰裕会影响一国的制度质量，一国既有的制度体系与质量也会影响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所以，自然资源丰裕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自然资源丰裕如何影响制度质量。Tornell和Lane(1999)认为，各种社会集团都试图攫取自然资源开采所获得的经济租金，从而造成“贪食效应”，弱化了一国的制度质量。根据Gylfason(2001)的研究，如果自然资源部门的产出占国民财富的比例上升15％，透明国际的腐败评分指数将下降2个点。可见，石油和矿物等自然资源诱发贪婪的寻租行为，弱化了一国的制度质量，进而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施加了负的影响。
Caselli和Cunningham(2009)认为，自然资源租金改变了政治领导人的激励和约束，即改变了政治领导人在位时的收益和进行权力争斗的可能性，也就改变了政治领导人的选择。所以，政治领导人既可能把自然资源租金用于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面，也可能被用于损害经济增长的方面。Bulte、Damania和Deacon(2005)的实证分析发现，尖端资源(point resources，指宝石、黄金等具有较高租金的资源)与较低的制度质量具有相关性。因为，一方面，尖端资源很容易被一小部分人控制，从而恶化一国的收入分配，损害社会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控制尖端资源的政治精英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可能反对工业化和现代化，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Woolcock、Pritchett和Isham(2001)研究了自然资源丰裕与政治体制、分化的社会以及缓慢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在许多资源丰裕的国家，社会团体弱小而且分散，没有共同的决心以实现共同的目标；政府机关缺乏执政能力、可信度和政策的一致性；社会关系的特点是不信任和缺乏透明度。因此，整体国家的社会资本水平较低，制度质量较差，从而拖累了经济增长。
第二，既有的制度体系与质量如何影响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Mehlum、Moene和Torvik(2006)的研究指出，制度因素对“资源诅咒”现象有明显的影响，而且用实证方法得出当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高于0.93这一门槛值时，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否则两者负相关。Hjort(2006)研究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不完善，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能够很好发挥作用的“国民基金计划”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够很好的实施。此外，Hjort通过比较博茨瓦纳、印度尼西亚和挪威三个自然资源丰裕但却成功避开了汇率升值对制造业挤出效应的国家后发现，“国民基金计划”有可能会损害政府战胜“荷兰病”的能力。Andersen和Aslaksen(2008)的研究发现，“资源诅咒”往往出现在民主总统制国家，而没有出现在民主议会制国家；就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一个国家实行的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远比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或者是专制国家更重要；实行部分选举制的国家比实行全面选举制的国家更容易遭受自然资源的“诅咒”。Arezki和Ploeg(2007)采用跨国截面数据分析表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诅咒”在外贸开放度相对较低的国家更加严重，增加外贸开放度就可以减弱自然资源的“诅咒”。Bhattacharyya和Hodler(2009)通过1980-2004年12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在民主制度相对较差的国家，自然资源倾向于诱发腐败，从而拖累经济增长，而且这一结果具有很高的稳健性。Kolstad和Wiig(2009)认为，自然资源租金而不是自然资源本身“诅咒”了经济增长，因为在制度相对较弱的国家，自然资源租金可能诱导了政府的功能失调和高成本行为。
四、自然资源丰裕与暴力冲突
和平的政治环境是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但是，许多资源丰裕国家常年处在武装冲突或者战火之中，这并非偶然巧合。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国内冲突与战争，增加了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政治风险，从而拖垮了国内的经济增长。所以，暴力冲突也是“资源诅咒”的重要传导机制之一。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自然资源丰裕如何影响暴力冲突。Collier和Hoeffler是最早开始系统研究自然资源丰裕与国内战争之间关系的学者，他们成功地使学术界开始关注暴力冲突的经济根源。其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与国内战争爆发和持续时间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性，自然资源丰裕不仅倾向于增加战争爆发的风险，还倾向于延长国内战争的持续时间(Collier and Hoeffler，2005)。其后，Collier和Hoeffler(2008，2009)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只对某些类型的战争有影响；在面板数据样本条件下，自然资源财富增加了爆发国内战争的风险，但是，在超过一定的临界值之后，降低了这种风险；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并不会随着自然资源丰裕度量指标的改变而改变。Billon(2001)认为，许多武装集团的经济来源已经从冷战前的捐助逐渐转变为自然资源收益。他进一步指出，一方面，自然资源是武装冲突的重要经费来源，尽管很少有战争仅仅是为了争夺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但是自然资源作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却会改变交战双方的议程和策略。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以及自然资源的易冲突性和易掠夺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脆弱性，从而提高了武装冲突的风险。Olsson(2007)探讨了钻石租金、军事冲突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由于钻石具有高价格、不易毁坏、全球可贸易等特点，所以对钻石开采权的争夺往往诱发了国内的军事冲突，从而拖垮了国内的经济增长，其后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了钻石财富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
第二，自然资源类型对暴力冲突的影响。Welsch(2008)利用1989-2002年间的数据，分析了自然资源丰裕对于暴力冲突的影响。分析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已经成为暴力冲突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是，自然资源丰裕与暴力冲突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连接关系。矿产资源禀赋增加了国内暴力冲突的风险，但是农业资源却降低了这种风险，而且农业资源对暴力冲突的影响是矿产资源的两倍。Ross(2004)使用13场最近发生的战争作为样本，分析了自然资源与战争之间的联系机制。他的分析表明，自然资源丰裕确实是暴力冲突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并非所有的自然资源都会诱发暴力冲突，只有石油、非燃料矿产资源和毒品与暴力冲突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合法的农产品与暴力冲突并不存在因果联系。同时，自然资源并不必然使得暴力冲突持续的时间更长或者更严重，有时也有可能缩短暴力冲突的时间，推动反对派之间的合作。
第三，质疑自然资源丰裕与暴力冲突爆发之间的关系。Wick和Bulte(2006)认为，自然资源与暴力冲突密集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自然资源既有可能加重暴力冲突，也有可能缓和暴力冲突。Brunnschweiler和Bulte(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自然资源确实和暴力冲突之间具有相关性，但是，与其他文献不同的是，自然资源借助收入效应，降低了暴力冲突的概率；自然资源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因果联系也应该是暴力冲突为“因”，自然资源依赖为“果”；资源稀缺——而不是资源丰裕——更容易诱发暴力冲突，而且计量结果是非常稳健的。所以，不应该把自然资源丰裕看成是对和平与发展的“诅咒”。Soysa和Neumayer(2007)采用七十多个国家1970-1999年间的面板数据重新检验了自然资源与战争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死亡1 000人以上的战争中，自然资源与战争爆发之间并无相关性。但是，在死亡25人以下的战争中，资源财富增加了战争爆发的危险。
五、目前学术界的争论
尽管“资源诅咒”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但是，限于资料的可得性以及资源之间的不可比性等因素，学术界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完全精确地度量一国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只能用一些尽可能接近实际的指标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代理变量。所以，在讨论自然资源丰裕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时，自然资源丰裕的度量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一些学者质疑自然资源丰裕度量指标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例如，Wright(2001)就认为，如果说资源依赖型国家经济增长是失败的，那主要是因为自然资源依赖的度量指标本身就是造成经济失败的原因，而且，这些造成经济增长失败的原因与资源本身毫无关系。Stijns(2006)认为，Sachs和Warner(2006)采用的自然资源丰裕度量指标——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比重——存在很多局限性。其一，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可能本身并不直接出口自然资源，而是出口自然资源密集度较高的工业产品。其二，自然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关重要地依赖经济增长的模式，而且其影响方式也是非常复杂的。Stijns(2006)采用1970-1989年间的自然资源储量和产量数据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的度量指标，实证分析并没有发现自然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Brunnschweiler(2008)也认为Sachs和Warner所采用的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比重衡量自然资源丰裕的方法有效性不足，所以他采用世界银行1997和2005开发的人均矿产和自然资源财富两种指标来衡量自然资源的丰裕，并对1970-2000年期间的数据做了回归。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并未对经济增长施加负面影响，而是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此外，制度质量也不是自然资源“诅咒”的传递机制之一。
另外一些学者如奥蒂(2006)却认为，尽管很多学者的研究纷纷引入了一些自然资源丰裕的代理变量，例如，初级产品的出口与GDP的比值、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人均耕地面积、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重等等。但是，自然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却是他们的共同结论。所以，他认为然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具有很高的稳健性，“资源诅咒”是普遍存在的。
其实，关于自然资源丰裕的度量，不同学科所采用的指标也有较大差异，资源环境学往往用潜在的探明储量表示自然资源丰裕，而经济学往往用已开采的自然资源数量和已经被证明在经济上可开采的自然资源储量表示自然资源丰裕。而度量指标的差异却有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例如，采用自然资源储量数据的文献大多数得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的结论，而采用已开采的自然资源数量的文献大多数得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的关系。本文认为，潜在的自然资源储量能否被成功开采出来并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依赖于许多政治、经济和技术因素。所以，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只有开采出来的自然资源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影响，潜在的储量在没有开采出来之前，并不对经济增长构成直接影响。所以，在研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应该采用已开采的自然资源数量，或者说已经对经济产生影响的自然资源数量来表示自然资源丰裕，而不应该使用潜在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