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该中上世贸组织接管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贸组织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11月30日，当世界贸易组织(WTO)召开第三轮部长级会议的时候，与会有3000名政府代表、2000名记者和其他登记注册观察员，人数上远不及世界各地来谴责这一组织的数万名示威者。据西雅图时报报道，抗议者人数达到4万多人，大大超过了1970年的规模，当年约有2～3万人（西雅图时报报道为1万余人）封锁了5号州际公路，以抗议越南战争。这两次情况非常类似。抗议WTO一类组织试图掌管世界经济的运动声势越来越浩大，或许远远超出了以往20多年里任何一次群众性的抗议活动。
克林顿总统注意到，他的副总统继位的种种机会，都把握在民主党的核心选区，分布在西雅图的大街小巷。这些选民也在西雅图街上示威，扮演着两面角色。西雅图市长也注意到，很大一部分市民都支持示威者和他们所关注的一切。
西雅图市长曾骄傲地宣称自己历来支持言论自由，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却是闭塞言路；也正如总统一边宣称自己支持劳工权力和环境保护，一边又支持商家充满贪欲的议事计划，这正如他长期以来寡廉鲜耻的职业生涯所为一样。
这种试图处理或“平息”示威的方式的结果彻底失败。对这次新出现的激烈抵制贸易全球化运动之庞大、支持与理解之程度都是毋庸置疑的。当西雅图会议准备召开时，来自75个国家大约800个左右的民众组织，要求一致抗议日益增长的全球化野心。世贸组织因造成财富聚集、贫困加剧和难以为继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而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民间组织指控WTO的规章与程序都是不合民主的，加剧了世界上大部分人入不敷出，使其陷入不稳，进入了没有社会约束的全球化进程的衰退之中。西雅图事件爆发后，这一运动愈发强烈，有更多的人卷入，声势更壮大且更有成效。
鉴于大部分市民不知道WTO为何种组织，更谈不上了解其行为对民生有何影响，各类社会组织，从基督教联合环保与经济责任网络组织到泰国的罗马和平组织，从特拉维夫的绿色行动组织到拉脱维亚的绿色图书馆组织，从喀麦隆的人权组织到秘鲁的保护本地人种组织，从佛罗伦萨的帕克斯基督教组织到美国联合学生反对糖果商协会，共同协商行动，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一直力图表明WTO对普通劳动者、对环境、以及对居住这一星球上所有人的将来意味着什么。西雅图给全球上了一课。
世贸官员认为“我们错就错在没能与人们沟通”，街头的示威是对世贸无知造成的。他们还解释说有必要“告知且教育”公众，讲清世贸的现实作用。他们实际上在干些什么呢？有位董事会官员说，“如果你把这儿看成是一个大市场，全世界的商人都在这里聚会，讨价还价的话，你就说得八九不离十了。”事实上差得很远。世贸组织根本没有代表世界上大多数人，他们的劳动被来这儿讨价还价的跨国公司(TNC[,s])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大国贬得毫不值钱，他们给贸易谈判或者价格商定强加上自己的意志。发展中国家很少能够达到他们那种解释复杂条文的水准；有些国家甚至穷到无钱派代表出席这些会议。在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以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国所雇佣的精英分子为代表，富国、强国制定了数不清的规章，规章无疑倾向富国、强国。价格的商定是那些精英内部的事。只因为相互争斗的结果，新的挑战又展现了。
让我在此回顾一下WTO的起源，它的运作以及为何抗议者想要世界体系的跨国公司的原则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先从1948年的哈瓦那会议说起。当时主要世界贸易大国在该地会集，协商成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ITO)。这一想法以及提议建立这一组织的实际条文出自美国。ITO旨在对世界贸易体系施以秩序，以避免重蹈30年代经济螺旋式下滑之覆辙——当时是一场威胁到资本主义体制存在的大崩溃。因为美国大公司经历大战而未遇到过竞争对手，所以相信在与疲备不堪的欧洲竞争时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所谓“自由贸易”有利于主要经济大国，这并非是什么新的发现。集团化组织及其最为受益的金融资本职能部门占了上风，从而推动了ITO的发展。然而在美国国会里，一股强烈的民族情绪占了上风，他们担心美国的主权会让位给一个世界政府，就拒绝依附任何在未来可能会摆脱美国控制的国际管理机构，于是婉言拒绝批准ITO协定。
然而，在此之前达成了关贸总协定(GATT)，意欲在ITO成立之前作为一个暂时的运作框架。由于美国拒绝加入ITO，关贸总协定就成了一个长期架构。虽说它没有执法权，严格地讲，也算不上一个正式组织；然而，在近50年里，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使它成了一个降低各国关税壁垒（指设置阻碍进口的税额，如果过高就会影响贸易）的谈判法庭。回顾往昔，某些市场基要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士感到高兴的是ITO并没有发挥其功能，因为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战后时期，所有国家都认为，充分就业是“任何国际经济协议”的中心目标。劳工的权力应得到保护，应通过反托拉斯法削弱大集团公司过大的市场权力和主导地位，那些新兴国家作为弱者应该享受特惠待遇，以帮助他们摆脱殖民统治者留下的遗产和不发达的状况，所有这些，皆是关贸总协定框架的内容。
世贸组织于1995年成立时，由于来自国会的反对（仍是那些害怕丧失主权的人士反对），上述内容在WTO中荡然无存。1996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针对劳工权力与环保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议认定，这类问题与贸易无关，不应由世贸组织来决定。同时，无须给发展中国家设立特惠待遇，而是分阶段建立“一个适合所有国家的、公平竞争的杠杆”。这样，就没有任何条款可以控制跨国资本，而发展中国家期望实现的是70年代在联合国会议上呼吁过的、但遭到富国反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世贸唯一的日程就是取消秩序（给跨国资本更大的自由权，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作任何想做的事情）。
WTO刚成立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各种崇高的理想：贸易要为提高生活水平作出贡献，确保充分就业，尊重环境保护等等。可是后来对这些问题，它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在世贸政策的检查机制中，没有就本身的贸易规则对工人、普通消费者或者可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的机制。世贸的基本规定就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促使更大的竞争，获取更大的市场效益，进而达到必要的更高的生活水准。如果生产的各种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包括环境资产）——都可以合适地定价的话，那么如神话说的那样，在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帮助下，将发挥最好的效益。
令人关注的其他问题，如人权、劳动权以及环保状况等等，WTO一概不管，虽然该组织有权对其成员国政府发号施令。这些问题却划归某些专门的国际组织掌管，而这些组织对跨国贸易组织或者其政府没有任何支配权。权力机构（如管理资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无权组织（涉及世界大多数居民重点关心的事情）之间的划分，使得跨国大公司可以按自己的日程行事。
经过WTO的争议决策机制，实施平等竞争被认为可得到保证，而这种由国家来判断的实施，则是对其违反者的最好挑战。没有人会承认，在这种不利的法律程序下，穷国往往处于不利的位置。因为杠杆作用，使得富国压倒了穷国和弱国，穷国通常不敢挑战也不敢违背强国的意志。这一程序并不是国际社会使用集体力量的民主多数来强化规则的执行。相反，个别国家，纯粹的正统信念占据上风，其中法律上平等的国家（实际上并不平等）进行着一对一的较量。这种体系，就像美国司法制度一样，有效地消除了任何对富有者与权力者的挑战。
此外，只有那些有地位的国家，才有权参加世贸的议事日程。像俄冈(Ogone)这样的部落居民或许反对壳牌石油公司在自己土地上正在干的一切（尽管受压抑的尼日利亚政府愿意参加这类行动），却无法站出来反对。西部新几内亚居民也一样，因为权力属于政府部门——同印尼一样——政府拒绝尊重西部新几内亚居民的人权、残杀抗议者、盗窃他们的资源、破坏他们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是没有地位的，有些组织或许推动了本地工厂工人们的权力，这些人遭到政府以选择“良好劳工”为由将他们大加压制、监禁和残杀。WTO是代表资方贸易权利的发言场所，其条款由代表资方利益的政府代理机构所拟定。没有其他权力可言。
关贸总协定的最后一轮谈判，即1986年至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美国的服务业（如联邦快件传递公司，美国快件传递公司，以及其他金融与商贸服务公司都寻求加速其全球市场的直达业务）成功地使得美国代表坚持强行开放国外市场，以接受他们的产品。美国商业部建立了正式的咨询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下设不同的下级委员会，他们的代表将自己想从谈判中所要得到的好处，告诉政府的谈判代表。结果导致了服务业总协定(GATS)的提前产生。美国国际商业委员会有300多名本土的跨国集团公司、法律咨询公司、以及商业协会的成员，对涉及知识产权协定的贸易施加压力，因为跨国公司的利益出自这些地方。他们要求且获得了与投资措施有关的贸易，这就保证了其他国家不会倾向自己国内的产业而使美国公司难于打入他们的市场。
其他实力强大的游说组织，对欧洲谈判者施加压力（如由他们的执行代表坐镇的欧洲圆桌会议）。泛大西洋商业讨论会，便是其中一个欧美双方执行董事气氛和睦地解决分歧的场所，促成了谈判的进展。缺席这类幕后会议的则是一些小公司、消费者组织、劳工组织以及世界上大部分政府。等到世贸开会讨论某个议题时，其实该议题早在某些会议上私下解决了。
美国商务代表（代表着国内诸家大公司）正极力与欧洲国民健康系统竞争，企图提供自己的医疗服务。此举极有可能毁掉现行的（非常良好的）、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早已存在的卫生保健系统。其他的起诉案，包括美国包裹信件速递行业起诉欧洲政府的邮政服务的“市场垄断”，此举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欧洲各政府自己的邮件递送决定权，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案例，美国的环境保护法受到了成功的质疑，迫使美国降低其保护措施。依照美国的法律，设计用网捕获金枪鱼时，如因此造成大量海豚的死亡，这批金枪鱼就不得在国内销售。然而，这是一条“不公平的商业规则”。WTO不会考虑金枪鱼是如何被捕获的，也不会考虑捕虾的作业中是否杀死了大海龟，或者某项产品的生产是否使用了童工。因此，WTO的规定也不可能为其成员国所考虑。
克林顿政府代表他所服务的国际大商家的利益，很快就利用WTO来降低全球环境与健康保护的标准。美国政府对日本的农产品进口农药残留物的检验要求，提出了异议。WTO分别在1998年和1999年裁定，日本的农药残留物标准已高于世贸组织的标准，因此，现在日本必须承认其农药检验标准过高。危地马拉曾遵循WTO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指导方针，禁止在包装纸上列出健康婴儿喂养奶的比例配方，然而吉伯公司却叫美国国务院出面干预，声称此举侵犯了吉伯公司的知识产权，还扬言要在WTO的旗帜下对其进行法律诉讼。于是，危地马拉今日不再遵守WTO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规定，允许在该地区贴配方标签。WTO还代表克林顿政府的利益，告知欧洲人他们无法拒绝含人工激素的牛肉制品，因为他们无法提供让WTO满意的表明牛肉有损健康的证明。昔日，本应由生产者证明其产品的安全性，依照民主的解释，选出代表来决定。如今照WTO的条例，则必须由政府提供结论性的证明。因此，跨国公司可以在WTO就争议解决的专门委员会开会之前先行一步秘密约定，而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国家级或者州一级政府以外的党派组织就被排除在外了。
现在，众多相关的有识之士开始抵制这个非选举产生的、非民主的权势，不应由他们决定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不仅食品业如此，而且也包括私有与公有部门的基本问题方面。人们针对世贸权利，针对世贸组织将大公司的赢利置于一切之上的操作模式而进行反抗。战斗还在继续，这场战斗发生在世贸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世界上的强权政府之间，其对手则是普通的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帮助他们实现要求的环保组织及劳工权力组织。美国有组织的劳工已经注意到，且开始行动（如西雅图事件），旨在将其转变为全球性团结一致的行动。现在，那些巨商对出现在《经济学家》周刊上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表现出了担忧。
普通民众抵制耐克（一家庞大的体育服饰公司）所展开的战役已卓有成效，当新闻界要调查劳工权力人士提出的要求的时候，一些记者被拘禁甚至被投入了监狱。在印尼，记者马克·克利福德被判了监禁。他亲身体验到在跨国公司小承包商的工厂里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感受。克利福德的故事发表在《商业周刊》上，标题为《里面是地狱》。文章详实地讲述了他们中的活跃分子力图公布于众的工人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的状况。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其他地方报纸也刊登过这方面的报道。劳工权力组织对耐克、加普、迪斯尼以及其他大开发商进行了曝光。
通过公共关系的运动，法律上的挑战以及出现像西雅图那样明显可见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一场抵制世贸组织的运动正不断壮大。运动向着跨国资本的主导地位、向着他们唯命是从的代理机构发起了挑战。自由贸易正在不断发展，像公平贸易、基本人权、良好的工作条件、充足的贸易补偿、环境保护以及平等地享有人类共同的遗产一样。
世贸组织认为它现在面临着公共关系的挑战。事实的确如此。然而，这决不仅仅是挑战，而是面对着洞察世事的、人数上越来越多的群众运动。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认清世贸组织所追求的价值及其所捍卫的政策，就有越来越多的民众站出来反抗。世贸组织的一位发言人将民众的批评斥之为有害无益。他说，“讲世贸组织不好，就等于说世界贸易不要一整套的多边原则，世界反而更好一些。简直是胡说八道，没有人会为这种立场辩护。”不过，那些在西雅图的街道上和其他马路上反对世贸组织的人们，并不反对全球经济的支配规则。的确，人们需要规则，即需要能够控制掠夺性资本扩张的规则。这场运动就是要把另一套规则摆到桌面上来。
世贸组织当然很清楚民众运动所反对的是什么，即当今统治者制定准则，而我们大多数人要被迫遵守这些规则。这场挑战实质上是对整个贸易框架的挑战。世贸组织把它描绘为通过经济交易，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利益。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最大限度实现跨国公司利益的贸易集团。通过取消各国制定的关税壁垒来实现它的目的，仅在有限程度上，限制了跨国贸易公司。就世界上大部分公民所认同的价值利益而言，需要的是更强有力的法律条文。世贸组织声称，他们制定的准则是世间最好的准则（不用说是可行的），凡是认识到贸易自由化对人的尊严、社会公正、以及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损害的人们都不接受这一观点。世贸组织的原则不是好的原则。已经有千千万万大卫，不仅在西雅图的大街小巷，甚至在伦敦、巴黎和其他地方，以抗议的方式、说教的方式以及其他组织运动的形式来抵制这些原则。歌利亚们应该注意到：人民的真正力量正排山倒海，民众将自己决定运动的方向。
摘自美国 Monthly Review Ja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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