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文学论文,台湾论文,价值观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3-0141-06
乡土文学的魅力不仅在于所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色，还在于它可能展示了一个更接近于 自然本色的生活风貌。对乡土文学作家而言，独特的风俗、风情、风景等地域文化特征 ，是与生俱来的创作资源，不需刻意追求生生不息的人世沧桑，才是他们始终要关注和 表现的对象。所以，面对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乡土文学的创作，我们在审视这个相当 个性化的文学现象时，理所当然要注意这批作家对生活和文学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 的文学价值取向。同时，在今天研究和弄清这一问题，也有助于批判别有用心者试图从 文化上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险恶图谋。
一
1977年8月，台湾文化界爆发了为期半年之久的“乡土文学”论战。在此之前，“乡土 文学”也只是黄春明等少数作家的一种个人创作倾向，并不引人注目。正是这场论战， 把乡土文学一下推到台湾文坛的前台，使乡土文学开始成为台湾文学、台湾文化甚至台 湾政治所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次论战的背景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但正如它的影响涉及 到文化与政治领域一样，可以肯定这不完全是个文学的话题。表面看，冲突主要集中在 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认 知上。但也有敏感者根据乡土文学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的态度，将之类比为大陆30年代 的普罗文学。与之相似的，还有从乡土作家的本土特征以及乡土文学作品对台湾基层人 群的集中展现，而将之视为台独意识。在支持乡土文学的一边，则比较多的是站在传统 文化的立场上，从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出发。其实，这些何尝不都是偏差。相比之下， 作为乡土文学作家之一的王拓，所撰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一 文，最能代表乡土文学的立场。为了说清“乡土文学”的本质，王拓甚至以否定“乡土 文学”概念的面目出现，以强调和突出现时所谓的“乡土文学”，其实就是现实主义文 学。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主流尚不在王拓等人一边，所以他的观点没能受到应有的 重视。以至直到今天，台湾还有人利用这一认识上的分歧，来含混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 的本质。
从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源头看，王拓所言极是。这一文学潮流在起始阶段即显示出了 清晰的现实主义文化精神，实践者所看重的正是文学对社会可能产生的积极促进作用。 1973年8月，《文季》创刊。这是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重要刊物，也是台湾当代文学 中现实主义精神再次崛起的标志。其发刊词《我们的努力和方向》写道：“《文季》是 个文学刊物，但创办它决不是为了消闲”，“如果还有那么一种人高蹈于现实之外，以 一种贵族姿态自诩个人的吟风弄月可以给予人们以永恒的安慰，无疑那不仅是自欺欺人 ，而且也是对艺术的一种奸污了”；“现代文学的任务不是别的，而在如何透过艺术把 人们从以往那种伤害斗争中引向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文季》的态度，与1921年文 学研究会成立时的宣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 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 作。”稍带说一句，我们这里的比较，有追索渊源和寻找内在联系的用意。我们通常说 文学研究会树起了“文学为人生”的大旗，那么，也可以说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也是明 确地树起了“文学为社会”的大旗，文学倡导者和参与者所渴望的是文学为着社会理想 贡献它的力量，关心和干预社会现实的内核是昭然若揭的。因此，所有简单地把这一文 学潮流看作是抵御外来文化或归于普罗，或不顾事实地说是“台湾意识”的，都属于理 解上的偏差或误导。
黄春明不仅是标准的乡土文学小说家，也是其重要的理论家。他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很 有意思，是把文学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交织在一起，构建自己的文学价值观。他说： “所谓艺术不艺术，那要站在什么角度看，我说这东西很艺术，你不认为。你说那个很 艺术，我不认为。到底谁是谁非?这只有符合社会进步的一边，才产生了价值。艺术这 东西，也应该对社会的进步有帮助的才有价值。不然说他是怎么艺术得不得了，又有什 么用?”[1]黄春明的小说充分验证了他的文学价值观。他笔下大量的丰富多彩的“小人 物”世界，为他赢得了“悲天悯人”的赞誉。需要说明和辨析的是，以黄春明为代表的 乡土文学虽然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作品缺少文学的艺术性。 这与许多作品具有社会价值就容易忽视艺术质量的现象不太一样，黄春明等人创作出了 一批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艺术精品，其风格和成绩都颇接近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 土文学：充实与艺术、艺术与深刻并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比较能够说明这一时期 的乡土文学，在本质上就是现实主义文学。
在创作实践中，乡土文学作品的题材与主题，一般都明显地呈现出关怀社会、直面人 生的基本特点，描摹出一幅幅真实而生动的当代台湾生活图画。一般的文学选本中经常 会收入黄春明的《溺死一长猫》、《锣》，陈映真的《夜行货车》、《上班族一日》， 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小林来台北》，王拓的《金水婶》，宋泽莱的《打牛湳村》，杨青矗的《低等人》等作品。这些作品当然是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的重要收获。包 括其他大量未进入“名著”行列的乡土文学作品在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的一个基本 现象，就是乡土文学作品无不以农民、工人、小知识分子、小职员、小市民等当时台湾 下层社会普通小人物为对象，作家着力描写的是他们经济的困顿、生活的无奈和挣扎的 痛苦。作品对社会现实客观存在的不公、黑暗和落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嘲讽。
如果将这一时期的作品，与另一位稍早一些的台湾乡土小说代表作家钟理和的创作相 比，则更容易发现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直指社会现实的特征。钟理和1960年去世，他的 文学活动主要在50年代。钟理和在台湾文坛有“农民代言人”之称，他是一位擅长以故 乡美浓为背景，描写客家农民生活的小说家。钟理和艰难的生活处境以及他对农村生活 的深入了解，使得他对穷困潦倒的农民非常同情。钟理和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描写某种 艰难的生活，在于表现出一种艰难生活中的充沛的人性，但他并不暗示或去挖掘个中的 社会原因。直白地说，钟理和的作品仅止于对农民的深切关注与同情，批判现实的成分 并不明显，比如他的故事较多取材于日占时期，与他生活的现实环境有一定的距离。这 可能是50年代台湾政治、文化环境较为险恶的结果，也可能是钟理和个人的性格和审美 意识使然，这里不必作过多的探讨，但我们从中是不难看出70年代乡土文学与钟理和在 对文学——社会关系认识和态度上的差异，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钟理和作为台湾一位 重要的乡土文学大师的评价。事实上，钟理和以下层劳动人民为表现对象的创作思路， 给了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以许多的启示，两者之间是有着内在的承继关系的。
二
现实主义文学往往是一个时代历史较为直观的记录，而一个时代的现实则又是现实主 义文学产生的土壤。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潮流的出现，以及坚持走突出文学社会价值的 现实主义创作路线，与当时台湾社会矛盾与问题日益尖锐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60年代中后期，台湾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工商社会转型。在此之前 ，台湾的经济也是非常落后的，普通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十分困难。而这种以资本主义原 始积累特征开始的社会转型，首先是给下层劳动者带来巨大的损害。属于文学的社会反 映论范畴的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正是以关怀民众和反对社会不公，作为自己的文学使 命和立足点的。王拓在撰写《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一文时，毫不 掩饰地写道：“为了反对垄断社会财富的少数寡头资本家，自然会对现行经济体制下的 各种不合理的现象加以批评和攻击，自然要对社会上比较低收入的人赋予更多的同情和 支持。”[2]作为文学家，他们的“批评和攻击”、“同情和支持”，最有效的也是最 本能的做法，就是通过文学题材与主题的选择来实现。
一种认识的产生一般基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认识应该既包含客体也包含主体。7 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对文学价值的体认，与他们个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 着太多的非常强烈的个体社会体验成分。甚至，与其说他们是普通下层劳动者的代言人 ，不如说他们要表露的就是自己的心声。若考察乡土文学作家的生活轨迹便可发现，这 一时期的作家基本都来自下层劳动者家庭，他们的幼年、少年、青年时代都是在清贫艰 难中度过的，苦难的生活成了抹不去的记忆。而现实各种问题的刺激，则水到渠成地将 他们推上了谋求文学社会价值的创作道路。王拓说：“当我深入了解到在一片经济繁荣 声中，占台湾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下层民众并不能真正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就，而 仍然必须靠每天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才能维持温饱的生活时，我内心的悲痛是混着无限 辛酸与愤怒的。我不断问自己：身为一个渔民的儿子，我为什么读书?我有没有替那些 与我同命运的人和恶势力挑战的勇气呢?”[2]杨青矗也说着同样的话，我由一个‘草地 囝仔’变为都市人，二十多年来，时时看到草地人变成都市人的各种过程，看到农村的 衰微……看到那些荷锄的阿伯阿婶，五十岁出头的脸皮，皱的可以挟死苍蝇，有一种使 命感要我写下这些，为类似的人说话。”[3]一般的乡土作家都有些这样大致差不多的 话语，他们与下层劳动者有着共同的辛酸和悲愤。这也使我们想起，乡土文学作家并不 赞同用“乡土文学”来概括他们的文学努力是非常诚恳的，因为模糊的乡土文学概念难 以体现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真正目的。
要求文学反映社会现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也是文学的一种自然力量。196 4年，老一代乡土作家吴浊流创办的《台湾文艺》，应该说是一个信号，一个台湾作家 要求台湾文学能够反映台湾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个信号。在当时强调“台湾”的文学，可 能会有误解，但吴浊流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用心在于变通地倡导关注和表现台湾社会 现实的文学创作。《台湾文艺》原是30年代台湾新文学的著名杂志，张深切在该杂志创 刊之始所写的《对台湾新文学路线的一提案》一文，强调台湾的文学创作应该面向台湾 的社会现实生活，作家的任务就是“察其所生，审其所成，识其所形，知其所能”。这 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情况下，民族文学要求生存的呐喊。在题材上面向台湾社会生活，在 主题上关心台湾社会现状，是30年代《台湾文艺》努力的方向。如果延续这一思路，吴 浊流无非是希望台湾的文学能够继续去表现现在的台湾现实生活，他的努力可以看作是 对当时台湾文艺忽略普通民众生活的不满和反抗。但吴浊流的努力实际成效并不大，除 环境等重要原因外，关键是缺少一支真正熟悉台湾生活和具有写作能力的作家队伍。直 到70年代，一批具有文学创作能力又熟悉现实生活的的青年作家登陆文坛，才为实现这 一文学创作要求提供了可能。
文学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是很正常的文学现象，特别是在地域概念比较突出的 地区。但如果以此来作为分裂民族的依据，那是文学以外的别有用心，与文学本身无关 。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中即使有“本土意识”，也是应属合理的存在，但与“台独意识 ”是不能等同的。对于大多数乡土作家来说，他们最关心的首先是社会现实问题，是生 活和生存问题，大量的文学作品可以为证，这是不能随意篡改的。而大量地以一个很个 性的生活地区作为创作源，必然会形成鲜明的乡土特征。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也比较容 易被混淆性质和被人利用，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乡土文学作家在强调乡土文学是现实主义 文学的同时，非常强调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注意将“本土意识”与“台独 意识”加以区别。比如著名的乡土小说作家陈映真就反复说，“从日据时代到今天在台 湾产生的诗、戏剧、小说、散文等，皆为台湾文学。并且，她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支 流，一个部分”[4]。这里，我们不难看到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自觉的民族意识。
另外，在文学渊源上，“五四”新文学十分重视文学社会价值的态度，对70年代台湾 乡土文学的文学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台湾光复前文 学发挥作用的。70年代，是台湾光复前文学得到大规模发掘和整理的时期，先是扬逵， 然后是龙瑛宗、吕赫若、张文环……20、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突然间受到了 社会的普遍重视，出版了《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光复前台湾新文学之所以受到如此 重视，与这些作品面向台湾社会下层人民，描写苦难社会的众生相，令后辈乡土作家无 限感慨而有关。台湾新文学的源头是“五四文学”。张我军当年对台湾旧文学的批判， 从观点到遣词造句，都明显受到五四文学的影响。1934年创办的《先发部队》更是承袭 了五四文学的主张，如发刊词中写道：“艺术并不是闲人的消遣物或生活的余兴品”， “唯有文艺才能够先时代先社会启发未来的新世界与新生活”。台湾新文学与中国现代 文学的联系是不容质疑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也有少数作家直接 受到了五四文学的熏陶。在乡土作家中，陈映真的作品有着宏大的气势、开阔的视野和 对人生的深远思考，其力度和质感在同辈作家比较突出。陈映真认为鲁迅小说《呐喊》 对他的启悟极大。他在《鞭子与提灯》一文中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 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 ，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才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 一个中国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出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 前途。”陈映真小说的厚度，与从鲁迅小说中获得了人生和艺术的真谛应该有着内在的 联系。而他也正如之所说，长期为社会的希望和光明而努力着。
三
对某一时代的文学而言，缺少现实主义精神肯定是一种缺憾，没有现实主义文学在内 的所谓文学的多元化是难以成立的。所以，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崛起，尤其是它们所 表现出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甚至是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对台湾文学后来真正走向多 元化的格局，是至关重要的，具有非常特殊的文化意义。
20至30年代的台湾文学与大陆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明显保持着一致，当时台湾的 许多中文文学作品，均取材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现实生活，小说人物不是深受重压 的农民、市民，就是肆虐横行的日本殖民统治者及其走狗，从而在文学板块上较为深刻 地刻画出殖民状态下的台湾社会生活。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程度的加剧，关怀 社会现实的文学的存在日益艰难。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大力推行“皇民化 ”运动，禁止使用中文办报、办杂志，更是将原本微弱的台湾文学置于死地。极为难得 的是吴浊流等极少数作家，还坚持着文学活动，他的《亚细亚孤儿》算是填补了日据时 期台湾汉语言文学创作的空白，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这个作品应该是最典型的 “乡土文学”作品了，洋溢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不仅反映了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生活 的艰难，揭露了日军侵华种种暴行，而且写出了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的亲情，具有浓郁 的民族文化气息。然而，吴浊流是冒着生命危险才勉强完成他的创作的。
1949年国民党去台后，台湾文学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开始主要是国民党加强了对意识 形态和文化领域的控制。在50至60年代，国民党向文化界提出了“党化”的要求，一时 所谓“爱国”、“反攻”，以及“控诉”共产党的作品充斥文坛，非国民党政治导向的 作品是难以生存的。那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无立锥之地，更何况对社会的批评之作。 在这种情况下，稍能与政治化文学相抵抗的是现代派文学。现代派文学在台湾的生存和 发展，是以台湾社会日益西化为背景的，现代派在当时也算是难以抗拒的文学潮流。另 外，现代派文学偏重于艺术和不太涉及社会现实问题的创作倾向，也为自己找到一小块 立足之地。对于台湾文坛当时的现象，少数具有社会现实意识的作家十分不满，钟理和 在致钟肇政的信中，对以上说到的种种状况就表示出愤慨和批评。
如前所提，制约台湾现实主义文学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文坛作家队伍的特殊 构成。50至60年代，台湾的作家大致可归为三种类型：日据时期的作家、新生代青年作 家和去台作家。从日据时期过来的作家人数甚少，加之语言的障碍，大多缺少用中文进 行创作的能力。新生代作家大多是一些青年大学生，他们比较热衷于新的事物，他们在 大学期间和刚进文坛时，普遍对现代派文学具有兴趣，是台湾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力量。 去台作家是当时台湾作家队伍的主体，他们有的在去台之前已经成为作家，有的是去台 之后才开始创作。这批作家由于人数众多，创作较为成熟，实际主导着台湾当时的文坛 。在去台作家中，他们的创作大致呈现出两种风貌，一是一些作家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 ，成为政治化文学的主要创作力量；二是一大批作家虽然对政治不太热衷但对现实也不 热心，更不熟悉台湾民众的社会生活，自身也因漂泊不定、生计问题等而焦虑，追忆往 昔的情事和写些个人的琐事便成了创作的基调。
这样说来，台湾文学至少从30年代至70年代乡土文学崛起这段时间，丢失了现实主义 文学精神，尽管这种丢失是在历史的逼迫下出现的。然而，就文化层面而言，现实主义 精神始终是伴随人类发展历史的，缺少表现不代表缺少存在，丢失的迟早要找回来。70 年代台湾乡土文学在逆境中表现出顽强的文化品质，正是人类精神文化和生活中现实主 义成分执拗的结果。
让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所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努力不仅实现了初衷，再现了社会现 实，推动了社会进步，还客观地促成了台湾文学的多元化局面。台湾当代文坛的真正变 化，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此后，虽然下层劳动者的贫苦和艰难等社会问题，随着台 湾经济的发展而不再成为乡土文学创作的主要话题，但诸如环保等其他新的社会问题， 依然源源不断受到文学的关注，成为文学的话题，这又何尝不是70年代乡土文学所折射 出的光彩。
收稿日期：2002-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