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国伊斯兰研究中的“犹太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犹太论文,美国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08）01－0010－08中图分类号：G371文献标识码：A
美国的伊斯兰研究领域涵盖甚广，某些领域深受19世纪以来欧洲东方学研究传统的影响。当代美国的伊斯兰研究中能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是对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现代历史和当代政治进行研究的学者及其观点。近年来，其中几位犹太裔学者活跃在各种媒体，并与布什政府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从而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又增添了几分复杂性。本文试选择其中三位著名犹太裔学者的观点加以综述，并分析其成因和影响。
一、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
伯纳德·刘易斯1916年生于伦敦。1939年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伊斯兰教史专业博士学位。攻读博士期间曾在巴黎大学学习，师从著名东方学家马西农。此后刘易斯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74年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高等研究院的联合邀请，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因对当代中东的政治问题、特别是阿以冲突和武装伊斯兰兴起的分析而引起公众的注意，他成为受人瞩目的公共知识分子，并加入美国国籍。
刘易斯精通阿拉伯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拉丁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秉承欧洲东方学研究的传统，在中世纪伊斯兰教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迄今少人匹敌。20世纪七十年代末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以来，刘易斯先后出版《伊斯兰的政治语言》、《伊斯兰与西方》、《现代中东的形成》等著作以表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这也使他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伊斯兰问题研究权威。“9·11”后，刘易斯频频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参加电视谈话节目，阐述自己对东西方关系和伊斯兰世界未来走向的看法。刘易斯的著作《什么出了错：西方的冲击和中东的反应》也在“9·11”后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声明此书并非针对“9·11”恐怖袭击事件及其影响所作，但还是立刻成了为当前处境所困却不知原由的人们的指南，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刘易斯被誉为美国中东研究最伟大的“圣人”，《历史学家与历史著作百科全书》称他为“战后关于伊斯兰和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1]719－720
刘易斯的上述多部著作都论及伊斯兰教及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他的主要观点有：
1.世界上存在多种文明，但只有两种文明是由宗教界定的：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关系本质上属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教自产生以来就与基督教处于冲突之中，西方一直是穆斯林实现其统治世界目标的主要对手。他在1990年的著作《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中提到西方和伊斯兰的斗争正在聚集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使用了“文明的冲突”一词。后来这一概念在亨廷顿的著作中得到了深入的阐释和使用，并广为人知。刘易斯认为，根据每种宗教对其他宗教的态度，所有宗教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人类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神诉说，神都可以理解，犹太教和大部分亚洲宗教属于此类；另一类宗教则认为只有自己是文明的，其他人都是野蛮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属此类。因此，这两种文明从来未能维持互相交流的状态，其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宗教原则与多元主义不相融合。“他们说的天堂不同，但是地狱却近似。”[2]36
2.伊斯兰文明已全面衰落。西方列强的殖民是伊斯兰世界衰落的结果，并不是引发其衰落的原因。伊斯兰作为一个辉煌的文明曾主宰世界近千年，但自17世纪以来它逐渐衰落。军事上即使不断仿效西方，也是节节败退；经济方面，只能依靠外援，或是畸形地依赖单一的不可再生的石油资源；政治方面情况最糟，传统的专制和新式的独裁同时并存，只是镇压和灌输的手段在不断现代化。在数世纪的富足强壮之后，穆斯林现在感到虚弱和贫穷，失去了本应属于自己的领导权，沦为西方的附庸。与其老对手基督教世界相比，伊斯兰世界变得“贫穷、虚弱和无知”。西方的主宰地位已侵入到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伊斯兰世界不仅不再是领先的文明，即使同样作为西方的附庸，他们也远远落在了其他附庸的后面。[3]151－160 但是穆斯林没有认识到、或者说拒绝承认的是，不论英法的角色，还是美国的影响，和多个世纪前蒙古人的入侵一样，都是伊斯兰国家与社会内在虚弱衰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3.“9·11”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成为伊斯兰世界仇恨的第一个标靶。伊斯兰世界在落后之后并没有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惯于不断从外部寻找原因。一些人一直追究到13世纪蒙古人的入侵，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又给予了他们新的借口：“阿拉伯人可以因为自己的麻烦怪罪统治自己几百年的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可以说土耳其民族的活力被旧日阿拉伯的包袱所阻滞。波斯人可以把自己古代辉煌的失去，怪罪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19、20世纪英法的统治又使西方帝国主义成为新替罪羊。[3]153 这种归咎于外界的做法及由此产生的怨恨、仇恨和屈辱，不仅毒害了自己，也使得美国成为了“伊斯兰未能成功现代化这一生存困境的受害者”[4]A15。因为在伊斯兰世界看来，美国不仅继承了欧洲帝国主义的衣钵，还输出了充满诱惑的文化。
4.伊斯兰世界的未来在于走土耳其式道路，最终走向现代化。刘易斯指出，西方对中东的期望不过有三：市场、能源，还有为确保得到前两者至少在表面上需维持的国际公法和国际秩序。为了得到市场和能源，西方愿助伊斯兰世界一臂之力以达到和平。“9·11”事件之后，维持和平状态的窗户显然已经关闭。但外界对市场和能源的期望并没有改变，因此中东人民面前还有另外一扇窗户打开着，那就是民主之窗。各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应借此良机，走土耳其式的道路，实现西方式民主，改革自我，最终走上现代化道路。刘易斯一直认为努力成为西方一部分的现代土耳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它帮助西方抵御前苏联势力的扩张，今天则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榜样。刘易斯认为伊拉克战争可以推动中东现代化进程，最终促使该地区走上土耳其式道路。在伊拉克政权变动后，可以建立西方式的政体，效仿当年凯末尔在土耳其从上到下推行改造计划，把伊拉克变成美国安全的防波堤，塑造为地区楷模。他甚至认为，和美国犹太人团体关系密切的伊拉克流亡者、一度成为伊拉克过渡政权核心人物的沙拉比就是伊拉克的凯末尔。因此他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也为入侵伊拉克提供了最有力的知识上的支持。
作为美国伊斯兰问题研究的元老，刘易斯的观点已对美国处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发挥了重要影响。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刘易斯就应时任国防部长切尼之邀，和多位中东研究学者对中东的历史和现行政策进行讨论。之后，他一直与切尼保持着密切联系。“9·11”后不久，刘易斯为部分白宫官员、军事助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就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作了报告，阐述阿拉伯地区的反美情绪源自其国内而并非由于美国的行为。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称，“伯纳德教我们如何理解中东复杂而又重要的历史，并为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方向。”[5] 此外，刘易斯还会晤过布什、赖斯，他是舆论眼中最受白宫青睐的历史学家，甚至就是“布什的历史学家”[6]。2006年5月2日，刘易斯90岁生日前夕，费城国际事务委员会专门为他举行了一次荣誉午餐会。切尼到场发表讲话盛赞道：“在新的世纪中，政策制定者、外交官、学界和新闻媒体每天都在追寻刘易斯的智慧”[7]。
二、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
马丁·克雷默1954年生于华盛顿。1971～1973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后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82年获博士学位，专业为近东研究，伯纳德·刘易斯是他博士论文的两位指导教师之一。自1981年起，克雷默开始在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东非洲研究中心”工作，后担任该中心主任。从2002年起，克雷默成为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目前他还兼任以色列沙利姆中心战略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并且担任《中东季刊》、《中东国际事务评论》等数家主要地区研究刊物的编委。
迄今为止，克雷默编著的著作共有九本，其中最著名的是“9·11”后出版的专著《沙滩上的象牙塔：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这本书对以北美中东学会为代表的美国中东和伊斯兰学术研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很多学者理论脱离实际，对中东地区的政治、社会现实缺乏真实了解和客观评价，这使美国人对伊斯兰运动的兴起缺乏必要的警惕，因而对“9·11”恐怖袭击缺少必要的准备。他还指出，在过去20年里研究学者们没能预见和解释中东政治和社会演变的重大事件，一次次被他们的研究对象弄得不知所措，其研究范式一次次被中东发生的事件所抛弃。[8]2 他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对美国伊斯兰研究的影响，以及所谓伊斯兰世界市民社会的研究为例，指出美国的中东研究依附于社会科学，沦为最新社会理论的试验场，已失去其本身的意义。这本书的面世在美国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论战所带有的浓厚政治意味和明确的政策涵义把美国中东研究领域多年来的争论推至顶峰。[9]363 其结果不仅使得美国伊斯兰和中东研究学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被边缘化，还对“9·11”之后伊斯兰问题研究风向的转变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近年来，克雷默对美国是否需要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改造计划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主要有：
1.21世纪能够繁荣的是那些基于民主的国家，民主是现代文明的先决条件。伊斯兰世界专制主义盛行，是当代最少自由的地区，而专制正是恐怖的滋生源。现代历史上所有形式的专制主义都鼓励甚至是助长反犹主义。伊斯兰世界具有天然的缺陷，不具备推行民主的基础。民主的基本要素不是选举、政党或自由言论，而是对政治异见的宽容。伊斯兰世界一直缺乏宽容，不仅政治权力方面缺乏宽容，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和历史记忆所累，阿拉伯人具有一种思维定势，可简单地表述为：要么统治，要么去死。[10] 这是决定今天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关系的根本原因，也是伊斯兰世界无法真正推行西方式民主的原因。
2.推行民主，无法消除伊斯兰运动和恐怖主义的影响。伊斯兰运动是阿拉伯世界各种社会运动失败之后产生的。它是市民社会可怜的替代品，其参与者本质上最缺乏宽容。同时，政治多元的环境恰恰更容易催生伊斯兰运动。极端伊斯兰运动繁盛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其政治多元和民主色彩均比其他伊斯兰国家浓厚。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运动就出现在这些国家，不断把中东地区推向战争的边缘。因此，政治多元并不是政治伊斯兰的解毒剂，相反，“政治体制越多元，越容易出现一些极端危险的伊斯兰运动，并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10]
3.推行民主，将会使美国面临更多的威胁，也不是伊拉克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克雷默认为，美国的目标是在保持最远距离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代价维护和推进自己的利益。当存在一个稳定的国家结构、美国可与之互动的情况下，这一目标最易于实现，所以维护伊斯兰世界的稳定乃是最重要的。推行民主这一善意的政策会削弱伊斯兰世界各国本来就脆弱的政治合法性，不仅会对美国敌人的政治结构发生冲击，还可能会伤害到美国的盟友，甚至促成那些作为美国盟友的专制国家（比如埃及、沙特）的政权更迭，使美国面临更多的敌人、而不是盟友。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伊拉克战争后，威胁地区稳定的最主要的三个因素是什叶派、库尔德和难民问题，而这三个问题都不是推行民主所能够解决的。[11]
那么，真正的解决方案在哪里呢？克雷默指出伊斯兰世界普遍存在什叶派认同、库尔德人认同等种种看似应该次于国家、实际上却高于国家的认同，而且这些认同比现有的国家认同更有凝聚力①。因此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与以前截然不同：过去的挑战来自那些试图侵吞其他小国的侵略性国家，比如纳赛尔时期试图吞并叙利亚的埃及，萨达姆时期试图侵占科威特的伊拉克，这些侵略者可被引诱、阻止或受到惩罚。但目前，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来自这些国家内部的变动，其主要行动者是那些运动、起义、难民和分离论者。[5] 因此，美国如果仍然致力于在一战后由英法划定的伊斯兰世界地图中活动，仍然按照西方所谓“多元文化”的观念来理解伊斯兰世界，就忽视了这些认同和它们的要求，忽视了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他所暗示的解决方案也许是，为了在该地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美国应该“尊重”或积极扶持各种以次国家认同为意识形态的实体，比如库尔德人组织、什叶派组织等，促使伊斯兰世界日趋分裂，以更加细小和分裂的单位出现在21世纪的政治地图上。2007年10月，美参院通过一项非约束性决议，提出把伊拉克按照民族和宗教派别划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三个实体，在首都巴格达的联邦政府仅负责掌管石油收入和边界安全。我们不妨将这种分而治之的作法视为将上述观点付诸实行的一次尝试。
三、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
丹尼尔·派普斯，其家族为波兰犹太人。其父理查德·派普斯是哈佛大学著名的俄国史专家，曾任前总统里根的政策顾问。派普斯生于1949年，1971年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赴开罗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三年后返回美国，在哈佛大学攻读伊斯兰教史的博士学位。1978～1986年，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海军军事学院任教。
1986年，派普斯来到费城，加盟保守主义的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8年之后，他创建了亲以色列的智库“中东论坛”。论坛的宗旨在于通过与以色列、土耳其和其他任何民主国家加强联系，致力于改善中东地区的人权状况，寻求稳定而低价的石油供应，促进地区和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以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至关重要的利益。派普斯除主持“中东论坛”的工作之外，还不断受邀任一些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主持“伊斯兰与政治”等研究生课程。2003年4月1日，布什总统提名他担任美国和平研究所理事，遭到了一些民主党参议员的反对，穆斯林民权机构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 Islamic Relations）在全美发起大规模的签名抵制活动，布什不得不推迟任命。但在2003年8月，派普斯最终成为该研究所理事，任职至2005年1月。派普斯以“中东论坛”为平台，还开展了“校园观察”（campus watch）② 和“伊斯兰观察”（Islamist watch）③ 两项引发很大争议的活动，这对近年来的社会舆论、美国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以及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派普斯迄今为止出版有关伊斯兰教和中东问题的著作12部，其代表作为出版于2002年的《好战的伊斯兰抵达美国》。他为报纸杂志撰写的文章无数，不断接受一些主要杂志和知名电视节目的专访，被《华尔街日报》誉为“中东问题权威评论员”。他近年来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所谓伊斯兰主义及其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关系，相关观点包括：
1.伊斯兰主义（Islamism）及其特征。伊斯兰主义是西方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个词语，也是派普斯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他没有对此给出专门的定义，但据他表述，“伊斯兰主义者”是那些要在“自由的土地上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人，也就是所谓“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因此他又称之为激进伊斯兰（radical Islam）。他认为，伊斯兰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类似于20世纪曾经盛行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而不再是强调内心信仰的宗教；它是近现代伊斯兰世界衰落所引发的反应之一；它排斥外部世界，抵制西方的一切影响，包括西方的习俗、哲学、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但在现实中又不得不吸收西方的种种因素，比如科技成就、政治话语；它是激进的乌托邦式的行动计划，带有极权主义的特点，同时、它又是反现代、反西方、反基督教、反犹的，带有恐怖主义的特征。[12]
2.激进伊斯兰分子或说伊斯兰主义者由三部分人构成，占全世界穆斯林的大多数。第一类是伊斯兰好战分子的核心，即本·拉登、基地组织成员、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领导人等；第二类是同情基地组织激进的乌托邦理想，但未直接参与的好战分子，比如那些在阿富汗战争开始后到处宣扬自己的观点，游行示威对美国表示憎恨，支持对美国进一步采取暴力袭击行为的人。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大致人数在1～1.5亿人，占穆斯林总人口的10～15％；第三类是那些不认可武装伊斯兰组织具体活动的穆斯林，但在反美、仇美方面，他们与前两类人没有差别。第三类人的比例应该占全部穆斯林人口的50％。这三种人都属于伊斯兰好战分子。除此之外，穆斯林中仅存一些持亲美态度的堡垒，比如土耳其的军队，前苏联的几个共和国，伊朗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亲身体会了激进分子统治的普通穆斯林。[13]246－248
3.所有伊斯兰主义者的目的都完全一致，就是努力在所有地方实施伊斯兰教法的统治。其内部的区别仅在于有些人主张采用武装、暴力的手段，而另外一些则主张采用合法的手段（如劝人皈依、政治活动等）。前者构成所谓“好战的伊斯兰（militant Islam）”，后者就是那些“非暴力”的伊斯兰主义者，其威胁更加隐蔽。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派普斯就发表文章，提醒警惕激进伊斯兰逐步增大的危险。“9·11”事件之后，他的“好战的伊斯兰”观点得到政界和民间的广泛认同。近年来他更加强调“非暴力”伊斯兰主义者的危险，因为后者的行为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其威胁更容易被忽视。因此，美国现在不应再区分所谓“好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坏的伊斯兰主义者”，而要对付所有的伊斯兰主义者，不论他们是主张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
4.温和伊斯兰（moderate Islam）才是解决方案。与所谓伊斯兰主义相对的，是“温和伊斯兰”，其特征表现为热切地接受西方式道路，有信心向外界学习，热衷于民主，随时准备融入世界。能使伊斯兰变得温和、改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关系的关键因素是穆斯林能否实现现代化。如果穆斯林确实实现了现代化，他们将有良好的机会变得有文化、富足，并在政治上保持稳定。他们就不再需要训练恐怖分子或用导弹瞄准西方，不再需要移民欧洲和美国，即使在西方社会内部也不会再抵制一体化。”[14] 不过，根据他的标准，当今遵循温和伊斯兰之道的人少之又少。因此批评者认为，在派普斯看来，所有遵循伊斯兰主流传统的穆斯林都是激进穆斯林，美国美—伊关系委员会全国联络主任易卜拉欣·胡珀讽刺地说，“如果一个穆斯林妇女想带上头巾，派普斯就认为这是西方文明的终结。”[15]
由于派普斯的观点及其社会活动，一些左派组织和媒体称呼他为“反穆斯林宣传员”，美—伊关系委员会称他患了“恐伊斯兰症”。英国一个名为伊斯兰人权委员会（Islamic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组织连续多年在世界范围内评选“最厌恶穆斯林的人”年度人物，派普斯在2004年和2005年两次被提名。④
四、结语
上述三位学者在具体观点上虽不尽相同，但却具有很大的共通性。
首先，在学术见解上，他们对伊斯兰世界、或说作为一种文明的伊斯兰认识高度一致，都认为它具有一些天然的、难以改变的缺陷。比如伊斯兰世界缺乏实现民主的基本条件；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天然处于对抗状态；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现状没有责任，这完全是伊斯兰世界自己衰落的结果等等。也就是说，他们不同程度地带有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所激烈抨击的那种东方主义的成见或偏见。“9·11”事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许多美国人认为伊斯兰主义已取代共产主义成为美国面临的首要意识形态威胁。这为这些观点的推广和流行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反过来又证明和强化了这些观点。
其次，在政治主张上，三位学者都属于近年来影响美国政坛甚大的新保守主义阵营。所谓新保守主义出现在20世纪六十年代，是对当时所谓自由主义“过度”的一个反应。其最初的核心成员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才移居美国的东欧犹太人子弟。[9]1 “9·11”事件使得新保守主义获得了影响美国外交的绝佳机会。[9]337 马丁·克雷默所供职的哈佛大学奥林研究所、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都是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智库。派普斯更与其父一脉相承，被埃及《金字塔报》称为“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军思想家”。
再次，更重要的相同之处，就是相同的利益。刘易斯、克雷默和派普斯都是犹太人。他们在伊斯兰研究中带有很强的主张犹太人利益和以色列利益的色彩，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及其军事霸权，认为以色列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也是美国反恐战争的坚定盟友。当然，他们的观点之所以受到重视，还因为其政策主张不仅符合犹太人的利益，更符合美国目前追求全球霸权这一最大利益，否则绝不可能影响到美国整体的外交政策思路。
最后，在实际行动上，他们都具有极强的政策偏好，近年来一直利用和布什政府内新保守主义者的关系，积极推动自己所倡议的政策。刘易斯虽年逾9旬，但他是切尼的座上宾，“9·11”事件之后频频在媒体上露面。派普斯主持的“中东论坛”成员每年要在电视和广播中亮相多次，定期接受媒体采访，撰写文章、出版著作。2001年至今，论坛主要成员在欧美知名大学所做演讲已有120多场，2007年以来仅派普斯一人所做的演讲已经超过10场。派普斯和克雷默都用互联网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的言论以多种语言呈现在自己的网页上，其中派普斯的言论被翻译成多达25种语言。同时，他们还在国会作证，承担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机构的研究工作，并不断对重大事务发表意见。这不仅影响到美国社会舆论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态度和看法，也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环境。
2003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犹太人通过代理人统治世界。他们让别人为自己打仗、为自己去死”，这激起了丹尼尔·派普斯的强烈反应。[16]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反映出犹太人对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已经产生并将持续产生的影响。
注释：
① 克雷默在2006年底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特殊政策论坛上，与国务院推进民主咨询委员会的两位成员讨论时认为，“伊拉克在萨达姆时期没有我们认为的所谓民主和自由，而且人们至今也不准备为之斗争。但是他们要的是另外一些自由，比如身份认同的自由：库尔德人、什叶派各自的身份认同”。
② 该项目于“9·11”后启动，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中有关研究者五个方面的问题，即分析失败、混淆政治与学术、排斥异见、护教的观点、对学生滥用权力。该活动的参与者遍布全美各大学的校园，对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进行监查，并在“中东论坛”的网站上列出了认为存在问题的学者和著作的名单，因而这一项目被批评为“干涉学术自由”，是“麦卡锡主义”的复活。
③ 该项目始于2006年4月21日。其宗旨是把反恐战争从反对武装敌人扩大到政治敌人上来，对抗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那些不采取暴力手段、但属激进的伊斯兰观念和伊斯兰组织，揭露伊斯兰主义的终极目的，努力削弱它们的力量，加强温和穆斯林的影响。具体措施包括：追踪互联网和其他媒体，通过深入调查、甚至是秘密活动来监测合法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活动；以国会作证、互联网、书籍、纪录片等不同形式，就伊斯兰主义观察的结论向公众提出警示；与政府官员、记者、制片人、学界和其他人私下会面，向他们解释美—伊关系委员会、北美伊斯兰协会等伊斯兰主义组织的真实面目，防范可能提高伊斯兰主义者地位的一切活动。
④ 2005年美国共有三个人被提名，其余两个候选人是美国总统布什，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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