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性”若干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社会经过数百年“理性化”发展，世纪末的人类正面对着现代性的难题。尽管现代性作为问题源于欧洲，但它却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社会在其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进程中，现代性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凸现出来。近年来，中国许多学者从理解和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出发，对当代西方围绕现代性的种种争论，以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本文是对这些研究情况的一个综述，供学者们在继续研究有关问题时参考。
一、中国学者视野中的现代性
何为现代性？它到底是一种物质、体验，还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标志？是一种文化的总体性，还是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一种还是多种？讨论中，学者们观点各异，答案亦莫衷一是。
曹天予认为，“现代性”这一术语有其历史的和社会经济的指称范围，它指的是西方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现代社会的特性。对卡尔·马克思来说，它是有强制性扩张趋势的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对埃米尔·迪尔凯姆来说，它指自然界被机械改变了的工业化世界；对马克斯·韦伯来说，它的特征表现为在中央行政机关的监视和控制下合理性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现代社会体制的特性的这些表述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
如果我们忽略不同时期的细微差别，而把注意力集中于现代性的本质特性，那么作为现代生活中一整套经验和行为模式，其中最突出的是本质上的价值两重性：解放和异化的混合物。一方面，工业、资本主义和理性为从匮乏的限制、传统的束缚、宗教教义和其他外在的权威，以及愚昧和迷信中获得解放提供了大好机会。另一方面，如马克思和其他评论家所看到的，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民也忍受着失去方向、失去意义以及由于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工具理性而来的高风险造成的不安全。这种本质上的价值两重性的核心就是现代性反思的事业，这一事业中理性是建构组织和改变自我与世界的本质成分，这种理性体现在普遍规范和科学知识之中。（注：曹天予：《科学和哲学中的后现代性》，《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唐文明认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代意识，通过这种时代意识，该时代将自身规定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时代。第二，现代性造就的是一种注重现在的精神气质，但由于对“现在”的不同理解使之呈现出差异。第三，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祛魅的过程，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化；理性作为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一，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第四，除了理性和个人主义，进步的观念也是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注：唐文明：《何谓现代性？》，《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
万俊人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从根本上说，隐含在这三个基本要素背后的核心理念则是自由主义，更具体地说，就是个人权利或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念。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价值观念和取向，不仅导致了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内在分化与冲突，埋下了社会价值关系分化冲突的祸根（如社会正义安排和公平分配等问题），而且更为深远的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和膨胀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误导了现代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道德心态。
现代性的社会“情景”是分裂性的。为了激发社会的价值创造力（效率或实际效用是现代社会文明的第一目标），它确定并确信“个人主义”或个人自由权利优先，认为这一价值信念是激活社会物质生产的价值之源。而与之一核心价值相适宜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方式，则是以自由公平交换为根本特征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秩序。但这一社会模式严重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首先，在强调个人自由或权利绝对至上的同时，如何确保人际平等；其次，在建立和维护现代民主政治的同时，如何确保现代社会的公平合理秩序；再次，如何在确认西方现代化社会文明或文化模式的先行地位甚至是优越地位的同时，保证不同民族、国家、区域及其各特殊文化传统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理解；最后，在确认人类的自我目的性地位的同时，如何避免人类中心主义，节制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无限制的掠夺和破坏。现代性社会情景的分裂性导致了现代社会文明本身的危机，也同样是造成现代性道德危机的根本原因。（注：万俊人：《普世伦理及其方法问题》，《哲学研究》1998年第10期。）
石元康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组织社会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它的基础是奠基在个人意志之上的。除了个人意志之外，并没有一个超乎它而先在的自然或神作为社会的基础。市民社会是一个分化的社会，只有在承认权利的基础上，社会才能允许这种分化的特殊性的出现。市民社会化是自由化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在市民社会中，个人的意志得到了肯定，这是现代性的最大的成就。但是在这种分化的自由的基础上，我们能否再建立起一个统一，这就是现代性所面临的最大的课题。（注：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4-220页。）
汪晖认为，现代性的词源学证明：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通过词义由贬到褒的历史转变，现代性话语重构了人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启蒙运动制造的现代性话语是建立在不可逆转的时间意识之上的历史目的论的承诺，其核心是“理性”与“主体的自由”；现代性话语利用理性、主体的自由等普适性概念及其反宗教姿态遮盖了它与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联系。（注：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
综合以上有关学者的观点，现代性所指称的是一种复合性对象，而非单一性对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被公认为是“现代性”的基本元素；这一概念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层面。上述论者关于“现代性”的几种不同的表述都不是确切的定义，现代性更复杂的含义必须到“现代性问题”中去寻求；只有把握住了“现代性”之为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懂得什么叫现代性。
二、“现代性”何以成为问题？
这里涉及“现代性”讨论的社会学术背景问题。
（一）现代性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的问题
陈波指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这就是现代性文明的价值目标。在现代科技、工业文明中，生产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问题在于，市场逻辑真的体现了人之自由生存的本质需要吗？实际上，追求利润最大化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这将使人类本质力量的展现受制于这一资本主义经济逻辑。随着私有制竞争规则的发展，从国家、地区到各种社会组织、家庭、个人，都以金钱为目的，金钱左右着人类，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理性、正义、自由、解放之类的内在价值，具体化为经济价值。（注：陈波：《现代性难题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世纪末的困境和新世纪的展望》，《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据宋林飞介绍，贝尔于1976年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出版《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强烈谴责后现代文艺造成的混乱局面，借此提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相互冲突”的矛盾理论。贝尔对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的划分既援引了马克思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概念，又受到韦伯重视文化思想研究的启示，进而将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政治（含法律）与文化（大致等同于马恩所说的意识形态）分离看待，得出三项各自不同的独立范畴。贝尔还受康德二元折衷理论和詹姆斯多元、开放观点的影响，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由高度一体化走向分裂、冲撞的态势。（注：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7-550页。）
王铭铭指出，以往人们很自然地把“现代化”与“工业化”、“理性化”、“资本主义化”相联系，似乎“现代化”就是一种方向性极强的经济或经济观念转型。但是，近年来的思想发展却证明，“现代化”并非简单地是一个经济过程，而是一个权力和文化相互交织的过程。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认为，“现代化”的后果就是所谓“现代性”的确立，而“现代性”绝非只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理性化为特征的。
论者认为，吉登斯无非是想说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实际上就是工业化、资本主义（工业精神）全球化、行政监视扩张、暴力手段国家垄断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民族—国家的大幅度发展和全球化。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发达，我们可以认为这位社会理论家的总结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界的现实。（注：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212页。）
金耀基指出，自60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现代化”、“去现代化”的运动，从根源上说，这是对“现代性”的不满。“现代性”确有解放的功能，个人自主性的扩大是现代性的主题，但现代性也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如“疏离感”，“意义的失落”，“心灵的飘泊”等，更深刻的是现代化虽源于“理性化”，但“工具性理性”的膨胀实在是对“理性”的逆反。哈贝马斯指出，今日的现代性已出现“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对现代性的不满激起了“去现代性的冲动”，此一冲动特别强烈地表现在环保运动、神秘性的宗教运动等。（注：金耀基：《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载《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47页。）
（二）现代性问题在学术领域的表现
周宪认为，现代性这个范畴标志着现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及其总体性，揭示了现时代特有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吉登斯语），展现了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过程”（波曼语），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哈贝马斯语），一言以蔽之，现时代的种种问题的症结，从科学技术到文学艺术，从国家形态到市民社会，从传媒到生态，从主流话语到少数话语，似乎都以某种方式与现代性问题纠缠在一起。抓住现代性问题，便带有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其次，现代性本身又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既不是哲学家的专利，也不是社会学家的专用语，作为一个包容性极大的文化范畴，现代性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这个范畴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可通约的“共识性”话题。（注：周宪：《现代化研究：主持人絮语》，《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29页。）
宋林飞指出，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心，是分析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的形态、构成与发展轨迹，即主要关注“现代性”及其后果。到了60年代，这种理论目标受到极大的挑战，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和反文化漫及整个西方。现代性建构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所造成的无数痛苦与不幸，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生了日益剧烈的变化，媒体、电脑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空间和时间经验，让人更强烈地感觉到社会文化的矛盾，甚至是根本性的断裂。于是，不少人惊呼：现代性已经终结，我们迈入了后现代社会！既然是一种迥异于以往的社会形态，那么，解释这种社会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视角，是否也需要来一场全盘的更新呢？（注：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第465-466页。）
贺来指出，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都最终取决于人的生存方式。现代化运动中所暴露出的理性化、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人造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矛盾，成了当代哲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说与反省的对象。许多哲学流派举起了“反现代性”的大旗，对现代主义的价值理想进行了全面的摧毁与拆解。在这些思想家看来，现代性所设计和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抽象的单向度的世界，“现代性神话”总是把自己的合理性建立在这样的两分性结构之上：在认识论上，直觉、本能／理性、科学；在心理学上，情绪／理智；在伦理学上，道德论／功利主义；在文化上，人／机器；在人类学上，道德关系／金钱关系；在艺术上，精神／物质……现代性追求把上述的后项作为其基本的价值理想而把前项悬搁一旁，并用前项为目标来建构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当代哲学的反现代性思潮是对这“贫乏世界”的抗议。他们不惜采用种种充满极端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色彩的破坏性手段和方法，去瓦解这个抽象的与人格格不入的“陌生世界”。然而在反现代性思潮对单向度世界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同时，西方文化的自信心和乌托邦精神也就走向了终结。（注：贺来：《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6-57页。）
江天骥认为，目前现代西方文化确实遭遇着深刻的危机。现代性的主要危机是同揭露文化人造品，包括那叫做“理论”的人造品的任意性相联系的，福柯关于知识同权力勾结的分析证明了言谈被当代社会中权力关系所决定的方式。（注：江天骥：《关于西方“现代性”问题的论战》，《江海学刊》1998年第5期。）
曹卫东认为，20世纪下半叶比较引人注意的倾向是：随着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走向复杂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现代性批判出现了激进化的趋势。
对于现代性批判，吉登斯认为，传统的手法过于简单，已经过时，必须代之以反思的方法。促使“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因素：1.全球化。所谓全球化，首先指的是全球交往体系的形成。在这样一个交往体系中，时空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了，个体和集体的生活领域也大大开放了，个体的一举一动都与全球发展处于紧密联系之中。2.非传统化。如果说全球化涉及到的是人与人、个体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等之间的张力关系的话，那么，非传统则是要重新反思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3.社会反思性。全球化和非传统化作为现代事件在改变人们生活关系和工作关系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社会反思性。（注：曹卫东：《反思“现代性问题”》，《读书》2000年第5期。）
综合以上学者们的观点，现代性问题浮出水面无疑也是当代全球化问题的延伸或展开。当下的现代性话语实际上就是一种西方的全球性话语方式。对于中国学界来说，现代性话题应是全面质疑现代世界体系的方式，也是全面反思当代中国现代化或现代性发展道路的时机，这种质疑和反思应具有批判、否定和建构、建设的双重身份。同时，我们在进行这种全球化的现代性思考时，只能处于一种第三世界的立场与世界对话，因为我们只有这样一个位置可供选择。（注：金元浦：《现代性研究的当下语境》，《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三、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
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问题进入学术视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纠结在一起，显得尤其复杂难解，被认为是探讨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难题。其中，对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化—后现代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三对概念及其相互间关系，学者们在认识上尚存在较大差异。
陈亚军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意涵最集中地体现在西方启蒙思想中。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塑造了现代西方人的整个精神世界。但不可否认的是，启蒙思想的内涵从一开始就有偏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平衡。及至19世纪，科学主义登峰造极，理性主义、乐观主义成为时髦，科学主义的理念成了理解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基础；人仿佛成了科学战车上一位身份特殊而又无足轻重的乘客；人文精神萎缩在科学主义的光环之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哲学家不约而同地对此予以批判，揭示科学主义的虚妄不实。他们不仅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斥责科学主义，而且更注重从学理上剖析科学主义世界观的失误。他们揭示了被科学主义所忽视、贬低、压制的人类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在诗歌、艺术、宗教等非科学话语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他们的论述是“后现代性”概念的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性是从现代性那里发展出来的，正是由于现代性概念自身的问题，导致了后现代性概念对于它的诘难。（注：陈亚军：《我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杨耕、张立波认为，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看，后现代话语正是通过对现代主义、现代性以及系统哲学的“解构”，展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以及启迪哲学的基本脉络。这种解构也就是一种重新释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在建构“现代”概念谱系的过程中，探讨了现代／后现代、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的概念分野的实质。通过对他们探讨的考察，可以看出，重释现代性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思想历险过程。（注：杨耕、张立波：《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再思考》，《开放时代》1998年第1期。）
陈嘉明指出，虽然用“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来表示与“现代性”的对立，只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才流行的事情，但是对现代主义哲学的批评，从20世纪之初开始，就已构成哲学的主流。大多数有影响的哲学家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理性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已经终结。实证主义将传统哲学的概念看做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要“清除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明确宣称哲学“终结”了，因为科学的发展同时就是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独立性的建立。维特根斯坦认为以往哲学陷入混乱，就像是得了一种精神上的疾病，需要加以治疗；这类毛病主要来自两个根源，一是语言混乱，二是对本质主义的追求。（注：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曹天予指出，就后现代性的实质方面，即它在拒斥理性、知识、意义、真理、客观性、同一性、稳定性和因果性方面而论，它是不可接受的，主要是它没有合乎理性地论证。后现代性是一种使用不当的名称。当它指对现代性的拒斥时它是无意义的。当它作为现代性精致的扩展时它才有意义。这种扩展反映了20世纪末的现代化与以前的现代化相比时在时间上的差别。（注：曹天予：《科学和哲学中的后现代性》。）
韩克庆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囊括一切面面俱到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它的目标在于消除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非决定论而不是决定论，是多样性而不是统一性，是差异性而不是综合性，是复杂而不是简单。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源自对工具理性及其恶果（极权统治、核恐怖和生态恶化）的批判。尽管现代性在后现代主义者眼里有种种劣行。然而，后现代主义却难以摆脱对现代性既爱又恨的关系。它要否定的不是现代性的存在，而是现代性的霸权，不是现代性的优点，而是现代性的局限。它欣赏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同时对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后现代主义提出的问题是：能否有效地汲取现代性的优点又有效地避免现代性的弊端？（注：韩克庆：《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综合上述学者们的观点，如果对西方哲学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这一发展变化的特征做个极粗略的概括，那么可以说，从社会方面看，它是社会进一步世俗化的结果；从认识层面看，它体现了学术思潮从抽象到具体、从普遍性到个别性的转向与变化；从方法论方面看，它表现为从先验性到经验性、一元性到多元性的转向，这表明思维逻辑的天平正在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有助于我们看清现代主义哲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后果，并且后现代主义哲学本身对上述另一极概念的阐发，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思想资源。
同时，与指称一个历史时期和一种类型的社会的现代性不同，后现代性并不指称什么，它只是一类文化现象。后现代性能够近似地被概括为如下的主张：没有可用宏大叙事法描述的历史；没有一种话语有前后一贯的意义；没有作为表象的知识；不存在具有普遍逻辑和客观真理的科学；剩下的只是语言游戏自由地在权力关系网中游荡。所有这些主张可以被视为仅仅是现代性主张的反题，这暴露出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依赖。但是显示这种依赖性最戏剧性的方式是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企图用科学来为他们的后现代主张作辩护。
四、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从现实的社会环境考察，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主义，相对于中国来讲，都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意义。
周宪指出，在当代西方知识界，和现代性关联最为密切的一个定语乃是“反思”，“反思的现代性”这种表述就昭示了作为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现代性本身就带有反思的可能和必要。如果我们不加分析、限定和修正地把西方现代性理论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恰恰有悖于现代性的本性。于是，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反思便指向两个疑问：第一，这种理论是否适合于中国的问题情境？第二，这种理论能否有效地解释中国问题？显然，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是针对西方的社会文化实践的，用它来解释中国现象，弄得不好，不是以西方的箭来寻找中国的靶子，便是以西方的视角来有意无意地遮蔽中国问题。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外来理论和本土文化的相关性问题。（注：周宪：《现代性与本土问题》，《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陈晓明指出，第三世界既怀着急迫的心情进入现代化（现代性进程），渴望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又企图搞一套民族本位的价值体系与西方抗衡，使本土的政治诉求和文化诉求可以占据领导地位。如果我们认定现代性是一种全球的历史进程，并且中国不可避免要进入现代化，那么现代性的一系列理念，一整套的价值观念和历史发展方向的设定，就不得不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必要的参照体系。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国的后殖民理论或文化研究在把批判帝国主义霸权作为首要的理论目标时，不能忘记现代性的主导价值观念对于中国现在的思想文化建设来说，还属于“未竟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中国谈论后现代主义，实际是针对僵化的文化秩序，针对长期存在的独断论，针对绝对真理的神圣性而言。现代性的基本意义对于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来说，不是过时了，而是需要补上这一课。（注：陈晓明：《文化研究与政治合法性陷阱》，《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张旭东认为，从人的自由和“从（物质）匮乏中解脱出来”的现代性理想的角度看，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性始终面对物质生产、技术革命、消费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巨大压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于是不仅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迟到的“理性化”阶段，更在物质积累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层面上为中国现代性的新阶段做好了铺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性从来都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后现性”。更严格地说，中国古代文明的巨大的连贯性和相对的自足性使中国人本能地把“现代”理解为一种阶段性的、暂时的规范。也就是说，在接受现代性的洗礼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带着一种对“现代之后”的想象和期待——在这个“现代之后”的世界，现代不再是外在的、异己的、强加的“时代要求”，而是多元化的生活世界的自得其所。（注：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读书》1999年第12期。）
刘小枫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引入社会理论加以审理，主张用中国的现代经验参与西方社会理论的修缮，以推动对困扰现代思想的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能够担当协调中西现代性的命运和历史差异之间的张力的中国社会理论。
论者认为，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重排，它体现为一个极富偶在性的历史过程，迄今为止，还不能说这一过程已经终结。因此，从现代现象的结构层面来看，现代事件发生于下面三个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并形成了三个不同的论域：1.现代化论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2.现代主义论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与重构；3.现代性论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金耀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它基本上是中国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一个历史过程。今天的大课题，不只是对“现代性”的反省，而且更需要探索现代的多元性。中国或东亚的人（也包括一切非西方的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自觉地调整并扩大现代化的“目标的视域”，在模仿或借鉴西方的现代模式的同时，不应不加批判地以西方现代模式作为新文明的标准。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只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只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注：金耀基：《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第51-54页。）。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具有与现代性的起源地欧洲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现代性对它来说属于外来文化。因此，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土传统与外来的新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引进现代性是较晚近而突然的，因而与本土传统形成的矛盾比较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出来的。这一被迫现代化的事实，可以说是中国的最大的国情，也是造成20世纪中国文化顾此失彼、充满悖论的根本原因，更是中国知识界在近代以来一次次地陷入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注：陶东风：《现代性冲击与文化认同危机》（之一），《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页。）
笔者认为，现代性是一个综合性的所指，涉及前面概念部分所说的方方面面；而有关问题的深度只有超出该问题本身，到整个社会史、思想史的当代情景中才有望触及。从西方的思潮看，当代西方文化界对于现代性的后果（包括科学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化、大众文化等）的反思使陷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夹缝中的中国社会，在文化价值的选择与文化认同的建构上更添一层尴尬与犹豫。应当看到，现代性、启蒙价值本身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与地域、民族的文化有密切的关联。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当把现代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地统一起来。调动民族的精神资源，积极参与自身的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
五、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课题
在对“现代性”课题的探讨上，马克思哲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贺来认为，马克思生活于资产阶级占主导的现代社会，因此，从“资本的角度”来透视“现代社会”，从“资本的命运”出发来探讨“现代性的命运”，就被马克思自觉地选择为解剖现实生活世界最恰当、最有效的途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实质上也就是他关于“现代性”的理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解剖，确立了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从而完成了他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的、全方位的考察。（注：贺来：《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课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
杨耕认为，从马克思所处时代到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时代，再到后现代主义时代，对现代性的批判工作经历了从社会政治、经济批判到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再到语言批判的过程。从学理的角度说，这种转换是批判工作不断细化、深化和精致化的过程，它揭示出社会批判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同时又显示出这种批判有其传承逻辑和现实意义。
后现代主义看出了西方社会的“病症”，却开错了“药方”，马克思哲学则不但揭示出西方社会的困境，而且也指出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在论者看来，马克思哲学框架中的后现代话语，可以容纳以下内容：1.以贯穿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观念为研究对象，以实践原则为研究方法，从异化的表象走向经济的深层批判；2.以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中心和边缘、东方和西方、历史和话语等二元对置为研究背景，以重建“个人所有制”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为目标；3.致力于防止客观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极端性摇摆，创造性地思考和回答“后资本主义”时代、“后形而上学”时代人类何以生存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哲学框架中的“后现代”，即表征着一种历史境域，一种我们这个时代据以生存并确立“有个性的个人”的历史境域。（注：杨耕：《论马克思哲学的后现代意蕴》，《杨耕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6页。）
陈波认为，无论人们对马克思的解放之途有怎样的批评性意见，马克思以共产主义概念展示的人类解放的理想却是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指针，《巴黎手稿》对共产主义及人类生存的规范基础有重要的经典论述。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性和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得以落实，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责任也因其不断追求人类解放而任重道远。因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萨特语）。人类在未获解放之前，马克思的理论作为真正的社会（人类）批判理论，永远在场并充满现实力量。在对人类生存规范基础的先行澄明基础上，依照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问题意识和针对原本批判的理论逻辑，着眼于现代性两难的现实，努力发展一种既内含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又带有指向人类自由、解放实践倾向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便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责任。（注：陈波：《现代性难题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世纪末的困境和新世纪的展望》。）
何中华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在一个技术主宰的时代，人们如何“诗意地栖居于世”？在一个日益陷入“单向度”的时代，人们又何以恢复并保持自己的本质的丰富性和全面性？这些问题无疑已经进入形而上学层面，成为真正的哲学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经过重新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真正有效地进行指导。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性的历史展现，现代化乃是人类及其历史的内在矛盾表达得最典型、最充分的形态，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理层面上的拓展，提供了恰当的契机。马克思所谓“从后思索”的方法和“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隐喻表明，研究当代社会发展和现代化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建构也具有建设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和超越者毋宁说是一种现代性的“诊疗学方案”。它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发现并建设一个新世界，因而既“解构”又“建构”。就其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省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的；就其对未来的积极“筹划”来说，它又具有真正的建设性。这大概也正是20世纪末人们纷纷回眸马克思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今天反省和清算现代性，仍有待于“回到马克思”（注：何中华：《“重读马克思”：时代与逻辑的双重诉求——访何中华教授》，《哲学动态》2000年第11期；《现代性·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哲学研究》2000年第11期。）。
“现代性”问题是当代思想理论界关注的重大课题，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反映出学者们对它的不同理解、不同态度，同时也反映了国内学者在关注国际学术界的最新进展的同时，把立足点放在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深入理解和系统研究上，由此形成了以中国社会现象为根基同时又与各自学科知识进展的脉络相联系的问题意识，并以此为基础，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实质性对话，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讨论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深入地研究国际学术界有关“现代性”问题的理论，特别是忽略了这些理论自身的复杂性和差异。关于现代性后果的总结，基本上是西方学者在对其所处的社会进行观察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这些总结大部分只对现代欧洲和美国有效。不过，我们不应该忽略它们对非西方社会的影响；但当我们想把它运用到中国研究时，还应注意避免可能的误读或误译。
标签：哲学研究论文; 现代性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