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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2）01－0005－10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20多年，是中国经济发生极为深刻变化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是20多年以前的中国人和全世界都无法想象的：一个曾经极度贫穷的国家在这短短的20多年里创造的经济业绩令世界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过去，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经济状况的评价总是大大高于外国人对中国的评价，而今天，外国人对中国经济的评价却大大高于中国人自己的评价。在许多外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甚至令人畏惧（所谓“中国威胁”），中国吸纳了大量的产业资本和生产能力并正在导致周边国家的“产业空洞化”，有的经济学家及世界银行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计算，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注：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00／2101），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78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3291美元。按现行汇率计算，GDP总额居世界第7位；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额（超过4.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美国为约8.4 万亿美元）。）但是，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许多困难的经济问题和矛盾，中国的经济改革还远没有完成，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将使中国的许多产业遭受巨大冲击，前途未卜……。那么，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了？究竟处在发展过程的什么阶段，具有什么突出的特点？中国产业发展的前途究竟如何？我们试对这些问题作一些讨论和分析。
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根本性质就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应该说，同其他转型国家相比，迄今为止，中国的这一体制转变过程进展得相当成功，几乎没有经历非常大的痛苦。这使得过去一直坚持认为经济改革不可能走“渐进”道路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是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用经济学的常识难以理解和解释的事实。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确实产生过许多摩擦和矛盾，有的方面至今还在为此付出代价。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确实已经放弃了绝大多数的指令性计划，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已放开，即使是国有企业也正在全面走入市场，其他类型的企业更是完全由市场调节，而且以比国有企业快得多的速度蓬勃发展，成为许多产业的主体……。这些都是向市场经济顺利转轨的确定无疑的事实和证据。但是，无论我们如何高度评价过去20多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的平稳性和目标性方面的成功，仍然不能否认，中国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变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
第一，国有企业的改革还处于相持和胶着状态，要实现国有企业的根本性改革，道路还非常遥远。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以及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上，仍然希望将国有企业作为一种普遍实行的一般企业制度来对待，在改革目标上试图把国有企业改造为除了产权归国家这一点之外，在其他方面都同其他企业相同、适用法律也相同的一般企业。其实，从长远看，这样的改革方向是没有出路的。从全世界各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看，国有企业都只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在一些特殊的产业中，或者在承担一些特殊的经济和社会职能中，国有企业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可能要比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承担更多一些的职能，因而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比重要比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相对高一些，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否定一个基本的规律：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有企业只是特殊企业，因此，一般性的经济活动必须让非国有企业来承担。而国有企业的地位和管理模式必须适应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而不是一般企业制度）的客观规律。显然，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这一基本要求，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很长的艰难的道路要走。
第二，过去中国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经济的运行是由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来调节的，而指令性计划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指令性计划指标。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取消了绝大多数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从这方面来看，中国计划经济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计划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不仅是指令性指标的下达，而且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政府的“红头文件”来规范和调节的，即使是颁布了某项法律，如果没有相应的红头文件，这项法律也照样不能实行。从这一意义上说，计划经济也可以称为“红头文件经济”。现在，计划经济的指标控制虽然取消了，但是，以红头文件规范和调节经济活动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而各种红头文件内容的实施大多是通过行政性审批来实现的。所以，有的人说，中国现在的经济还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审批经济”。“审批经济”实质上是计划经济的残余。在这方面，中国目前的情况还非常严重。特别是各政府部门下达的文件常常是不公开的，而且给执行者留下很大的解释空间。政府部门自己下达文件，自己执行，往往更多地体现了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同其有利益关系的部门和单位的利益。这样，大量存在的政府红头文件以及行政审批程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种严重障碍。所以，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必须清理和大幅度减少政府不适当干预经济的红头文件，减少行政性审批的环节。这项改革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因为，这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进一步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政府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减少直接进行行政干预的权利，可能会为此而失去一些自己的部门利益。
第三，重构政府经济管理体系是中国当前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必须从过去那种广泛地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模式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模式，即尽可能减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而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结构极为复杂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客观上又不能不承担着比其他国家政府更繁重艰巨的经济管理职能。所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各级政府一方面要退出许多过去过度参与和干预的领域，另一方面又必须更有效地执行经济活动的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能，特别是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这样，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体系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对各级政府的政绩如何进行评价，也将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现在，各级政府把主要精力投入争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书记工程”，尽管可能出于某种良好的愿望，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从长远看，却并没有摆正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正确位置，许多形式主义、劳民伤财、关系扭曲、重大失误、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甚至腐败现象都往往是由此而生的，相反，许多应该由政府管的事反而得不到重视。因此，使各级政府有正确的定位，更有效地发挥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政府管理职能，是未来若干年内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四，形成公平竞争、合理分配的市场秩序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经济业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和具体表现，市场经济并不天然能够成为一种有序的经济环境和运行机制。如果不能保证公平竞争和合理分配，市场经济也会失去效率和公正性，成为混乱和丑恶行为的温床。所以，世界上的市场经济是有优良市场经济和恶劣市场经济的区别的。中国从放弃计划经济到向市场经济过渡，最大的风险就是如果不能形成公平竞争、合理分配的市场秩序，就有可能导致走向恶劣市场经济的邪路。因此，大力整顿市场秩序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二、从短缺经济向相对过剩经济的转变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直接导致了短缺经济的终结。20世纪80年代对计划经济研究的理论成果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必然特征是“短缺经济”，短缺经济是一个体制现象，同经济发展的水平无关。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短缺经济的终结和经济过剩现象成为常态。20多年来中国的实践也证明，市场经济具有消灭经济短缺现象的强大力量，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必然是短缺经济现象的消灭，物质财富的大量涌现，直至出现经济相对过剩现象。20年前甚至10年以前，人们决不会想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国家，不仅各种工业制品会出现市场过剩，而且，农产品、能源、电力、交通等居然也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历史性地从典型的资源（供给）约束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需求约束型增长模式，即对中国经济增长经常性的制约因素不再是资源供应短缺和生产能力不足，而是市场有效需求的不足。现在，当人们讨论和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时，不再像过去那样，总是关注“填补空白”、“增加短线”、“缓解紧张”等供给不足问题，而是关注于“刺激消费”、“扩大投资”、“增加出口”等需求不足问题。从各企业的情况看，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设置庞大的供应部门来“跑采购”、“跑原材料”、“跑计划指标”，而是要建立庞大的销售部门和销售网络来推销产品。总之，经常性的困难问题不在供给，而在需求。
国民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构成。近几年来，困扰中国经济的是：消费需求明显不足，出口增长又遇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困难，特别是1997年以来东亚金融危机以及“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衰退的制约，使得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于是，除了尽可能采取措施刺激居民消费之外（效果并不明显），总需求的创造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的增加。问题是，由于绝大多数产业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状态，如果没有技术上的创新，投资项目的盈利性很难得到保证，所以，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投资相当谨慎，在此情况下，政府投资就成为一种重要措施。因此，近几年来，中国实施的“扩大内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投资政策，即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增加政府举债，然后进行政府投资和消费支出。具有关专家估计，目前，中国政府累计承担的内债1.3万多亿元（其中，1998～2001累计增发国债5100亿元），外债4000亿元，两项共占GDP的20％。另外，还有大量的隐性债务，主要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2万亿元，社会保障对职工欠账2.5万亿元，两项共占GDP的50％。这样，实际上政府债务总共至少已占GDP的70％。
政府通过举债进行投资，需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政府投资本身的有效性；二是带动社会投资以增加全社会投资的总规模。有分析表明，国债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1998年占29.9％，1999年占76.5％，2000年占51.6％。2001年1～8月，国有及其他单位（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投资同比增长18.9％（高出上年同期6.2个百分点）。国有及其他单位房地产投资增长32.1％，增幅提高8个百分点。国有及其他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直接投资增长37.1％（上年为－20.4％）。1998年经济增长率7.8％，其中，国债投资贡献1.5个百分点；1999年经济增长率7.1％，其中，国债投资贡献2个百分点；2000年经济增长率8％，其中，国债投资贡献1.7个百分点。以上情况表明，至今为止的两三年内，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发挥了增加全社会投资的作用。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大建设项目，对于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表1 国债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财政政策面临职能转变的叉路口》（载《中国证券报》2001年10月31日第12版）中的数据计算。
当然，政府债务投资也有负作用。一是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具有一定的风险性。2000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2.9％，已经接近3％的警戒线。 二是政府债务投资项目的效率未必能得到保证，资金浪费现象难以杜绝，项目建成后的营运效率和财务状况也可能存在问题。三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政府债务投资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可能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摆脱短缺经济，进入以相对过剩为常态的市场经济后，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从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现出国际化、跨国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在21世纪，这一趋势将表现得越来越强劲，将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卷入它的潮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于这一世界潮流之外而不被人类文明的历史所抛弃。正是在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已经经历了20多个年头，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已经迈过了向全方位开放的经济体系转变的决定性阶段。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里，中国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2001年12月，中国终于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将与国际经济体系直接衔接，中国经济体制将同世界市场经济全面接轨，中国产业将以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为基础，成为世界产业分工的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将以世界市场为舞台与各国企业展开全方位竞争与合作。中国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积极争取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表明了中国新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向：以更为积极开放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非常积极的姿态和很大的胆魄迎接经济全球化。在短短20年里，中国就从一个国民经济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经济开放度很高的国家。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日趋深入，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大国；中国所制定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是发展中国家条件最为宽松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已经成为外资进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实际利用外资都在400亿美元以上。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年全年新批外商投资项目22347个，比上年增长32.1％； 合同投资额624亿美元，增长51.3％；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407亿美元，增长1.0％。2001年1～8月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20.4％。
从世界范围看，没有一个不发展市场经济和不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但在搞了市场经济和实行了对外开放的国家中，至今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在当代世界上，一个缺乏国际竞争意识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缺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即使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其未来的命运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的繁荣，而只能在不发达状态中徘徊，甚至面临被世界进步所淘汰的危险。所以，从对外开放中获得的是机会和现代化的希望，而能否抓住机会，使希望变成现实，则完全取决于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总之，当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后，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将取决于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能否形成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是非常典型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当时，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了85％～90％的国民储蓄，可直接用于投资。所以，基本上不存在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障碍。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现在，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基本特征是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特别是全社会的储蓄高度向居民倾斜。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在银行的13万亿存款中，居民存款近7万亿，企业存款6万亿。11万亿贷款绝大多数是贷给企业的。也就是说，居民成为一个巨大的黑字部门（提供资金），企业则是一个巨大的赤字部门（借入资金）。另外，居民还持有近1万亿元的现金和1.3万亿元国债。据有关单位估计，现在，在每年的国民总储蓄中，居民至少占有80％～90％。也就是说，居民已经成为全社会绝大部分国民储蓄的拥有者。这使得中国国民收入的循环过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国民储蓄主要集中于政府，政府可以直接将其投资于国有企业，很简单地直接实现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正因为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都是政府，所以，在当时的经济学中根本不需要“储蓄”概念，而直接将储蓄和投资统一称为“积累”。现在，由于国民储蓄大多分散于居民手中，必须依赖由各种金融机构以及证券市场和金融市场所提供的渠道，才能迂回曲折地将居民的储蓄转化为各种类型企业的投资。图1 简单描绘了计划经济时期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方式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方式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图1
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投资主要转化方式的区别
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整个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都是为了要实现这一转化过程。只有实现这一转化，经济才能增长。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体制上存在很大的障碍和低效率现象。例如，居民将资金存入银行，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不良贷款和不良资产。股票市场将大量的资金投入不良的企业。通过政府财政渠道进行的投资项目多有失误和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信用关系严重恶化，借贷双方互不信任，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关系中断。所以，在当前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的企业非常缺乏资金，告贷无门，而有的企业和银行却有大量的资金闲置。
按道理说，中国不是一个特别缺乏资金的国家。中国经济规模巨大，经济总量至少居世界第七位。20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收入和财富。特别是，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国民收入的35％甚至更大的比例用于储蓄，这一现象是罕见的。再加上中国又是仅次于美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所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可用于投资的资金的供应是相当充裕的。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特别是整个社会的信用关系恶化，资金融通缺乏诚信基础，（注：有的人形象地总结为三句话：“什么钱都想要。什么钱都敢用。什么钱都不愿还。”）使得资金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十分低下。
从表2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民储蓄率一直高于35％，有的年份甚至超过40％。而大多数年份，尤其是90年代以来（消费率＋投资率）都低于100％。这表明，或者有剩余储蓄输出国外， 或者存在大量闲置或者浪费的资金。
表2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消费、储蓄与投资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61页的数字计算。
五、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发展形成了两个明显的差距：一是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的整个国家产业竞争力与先进国家产业的差距；二是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与东部地区产业的差距。这两个差距的并存，对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如果以效率为原则，鼓励企业更自由地参与国际竞争，以此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产业发展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则必须进一步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这就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如果以公平和区域平衡为原则，实施向西部地区倾斜的发展战略，引导经济资源向西部转移，直至采取政府转移支付手段将资源直接调入西部地区，以此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相对平衡，则有可能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因为，从总体来说，毕竟东部地区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换句话说，同样的资金额，投资于东部往往比投入西部有更高的回报，所以，市场经济的自发力量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配置于东部地区。
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在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中，是更倾向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是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机制的本性总是倾向于效率，而可能不利于公平的。如果更倾向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那么，就会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产业竞争力，但同时意味着更有利于东部地区的更快发展，使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反之，如果更注重于发挥政府干预和调节的作用，力图克服市场调节所产生的缺陷，例如过大的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则有利于提高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力度，但同时意味着要在一定程度上损失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部分效率。
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孰重孰轻？这个经济学的老问题，正以新的形式突出地出现在中国的面前。从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竞争态势看，以及从中国国内生产力空间分布的动态趋势看，东部地区是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最具优势的地区，同时，随着东部地区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些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土地等的成本正在上升，有些产业开始形成要素转移的要求。因此，要素空间转移对生产力的作用将更为显著。所以，从理论上和现实中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一些产业具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问题是，这种转移的速度会有多快？这取决于要素成本的差距以及要素的可流动性。在各种要素中，有的要素，例如土地是不可流动的；有的要素，例如资本是可流动性很强的；还有的要素，例如劳动在国际间的流动性很弱，但在国内地区间的可流动性较强。而要素的空间流动（或者不能流动）会对各地区间的要素价格产生直接的影响。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来分析中国东西地区产业转移的趋势。（注：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全国分为东部和西部两大地区，东部地区包括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包括所有内陆地区。）从图2 可以看到，东部的率先发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本，其中大部分当然再投入在本地区；也有一些向西部地区转移，但数量不大。东部地区的部分资金还通过政府的政策渠道，例如财政转移支付、国债投资、国有银行政策性贷款等，被转移投资到西部地区，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又会通过市场渠道，例如东部地区的企业承担西部开发工程项目、向西部地区出售产品、银行在西部地区的存贷差等，流回到东部地区。海外资本仍然更多地投向东部地区，也有一部分会投向西部地区，但数量远少于东部地区。
更重要的是，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未必通过资本的空间转移来实现，也完全可以通过劳动的空间转移来实现，只要不存在阻碍劳动转移的障碍。劳动在国际间的转移是困难的，所以，东部地区廉价的劳动不可能大量输出国外去同海外的资本结合，而通常只能是海外资本进入东部地区同那里的廉价劳动结合。而在东西部之间的情况就很不相同了。西部地区的劳动流向东部地区的障碍越来越小，大量的西部劳动流向东部，同那里的东部资本及海外资本相结合，形成较高效率的生产能力。特别是，一般来说，流动性强的劳动是相对素质较高的，这不仅表现为较高文化和专业素质的劳动更容易转移，而且表现为同等文化和专业素质的劳动中，综合素质较高、市场适应能力较强的劳动更倾向于地区间转移，并且更容易在新的地区站住脚跟。因此，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随着劳动市场的发展和劳动在区域间流动障碍的消除（例如户口管制的放松），西部地区的劳动特别是较高素质的劳动，将具有向东部地区流动的更强倾向。东部地区的资本如果能够获得流入劳动的不断供应（这意味着，劳动价格的上升趋势被遏制），其流向西部地区的劳动就会减退。这表明，资本和劳动的空间转移可能更有利于东部地区。所以，合理的推断是：未来10～20年内，以东部地区产业为代表的中国产业同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之间差距的缩小，要远快于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缩小的速度，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东、西部地区之间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还可能会进一步地扩大。估计15～20年以后，东、西部地区差距缩小的速度才会明显地加快。这是一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图2 资本与劳动在东、西部地区及海外之间的移动
六、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关系的变化
一个勿庸质疑的事实是，20多年来，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的提高。中国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例：1990年不足2％，2000年为4％，上升了差不多1倍。而日本却从1990年超过8％，下降到2000年的远不足于8％。在美国进口产品中的比重：中国1995年约占6％，2000年上升到8％；而日本却从1995年的接近17％，下降到2000年的不足13％。在经合组织（OECD）各国进口中的比重，中国1995年不足4％，2000年上升到接近5％。特别是，在日本进口产品中的比重，中国1986年不足5％，2000年上升到接近15％，提高了近2倍；美国却从1986年的23％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19％。而在日本的进口工业制成品中，中国1986年仅占4％，2000年上升到接近19％，增加3倍多；美国1986年占34％，2000年下降到23％。欧盟1986年超过22％，2000年下降到不足18％（已低于中国）。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出口竞争力的上升，而且表现为国内各产业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因此，整个工业的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据日本有关研究机构的调查，投资中国的日资企业在中国当地采购的比率：1991年为21.8％，1999年上升到47.7％，超过投资亚洲“四小龙”的日资企业在当地的采购比率（47.3％）。一些日商反映，中国企业的加工质量甚至高于日本本国的企业。原因之一是，日本的人工成本很高，对产品只能进行抽样质量检验，而在中国的企业进行加工却可以进行全数检验，质量保证更可靠。
特别需要研究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究竟是什么含义呢？根据日本产业投入——产出表的资料分析，制衣业（这是中国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之一）的附加价值构成为：零售：36％；批发：15％；加工：19％，其中工资和保险11％，经营5％，其他3％；物质中间品：20％，其中纺织物13％，染色整理2％，其他投入5％；其他中间投入：4％；与投入相关的业务：5％；运输：1％。 较典型的情况是，中国承担了产品加工部分，其他部分大多由外商所控制。这样，在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中，中国企业仅获得了不足20％的部分。但在统计资料中，中国似乎占有了制衣业的很高的市场份额，大量的产品标签上印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其实，“Made in China”只表明“在中国制造”，而未必是“Made by China”（“由中国制造”）。
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一下，当发达国家的产业向中国转移，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后，有关各方各自获得的主要利益是什么？如图3 所示，在开放的中国市场上，中国投入的主要要素是：公共品，例如法律、政策、政府管理、社会安全等；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设施，例如交通、通讯、供水、供电等；直接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外商投入的主要是：资本、技术、经营、营销等要素。而各方所获得的利益主要是：中国增加了收入、消费和出口，这从统计数字上显示出产业竞争力的明显提高；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就业；这同时意味着GDP和国家税收的增长，但GNP有可能同GDP的增长有较大的差距，即GNP＜GDP。作为跨国公司的外资企业得到了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和更多的利润，实实在在地增强了企业竞争力。那么，资本输出国得到了什么呢？这取决于外商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同其母国的关系，如果外商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本国，则可以增加资本输出国的财富；资本的输出当然会导致输出国GDP的减少，但GNP不会减少，相反有可能增加，即很可能产生明显的GNP＞GDP的现象。
图3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的各方的主要贡献和获益
跨国公司的进入无疑会对中国企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因此，作为消费者的中国居民会得到更大的福利，而作为生产者的中国居民则将承受更大的就业竞争压力：高素质的劳动可以获得更大的选择空间（不仅可以在中国企业就业，还可以在跨国公司就业）；而低素质的劳动将有更大的失业风险。
以上的分析产生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统计上所显示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的提高）究竟是效率提高的结果，还是参与国际分工使得比较优势得以实现的反映？更准确地说是，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多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中国企业实际竞争优势的提高，多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而从比较优势中获益？
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统计上所显示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否可以表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了同样的提高？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以出口产品数量所显示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确实提高了，但是，大量的出口产品是作为跨国公司的产品而生产和销售的，整个生产过程中，获益最大的是跨国公司。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是跨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换句话说，以出口产品所显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而不是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这一角度看，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就是该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总和，恐怕并不总是很确切的。这一问题的产生同中国开放政策的极大宽容性有直接的关系，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在民族产业还不很发达的时候就允许和鼓励跨国公司大量直接投资的进入，以至于在一些产业中，哪些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哪些产品属于外国产品都很难区分了。本地产业（指在中国进行生产）和本国产业（指由本国企业进行生产）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差别的大小取决于有关概念的定义）。这样，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似乎变得失去了一致性。企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强弱也不能作轻易的相互推导了，即某个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不能自然推导出该产业的（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也较强的结论。这种现象在统计上的突出表现是，中国GNP和GDP的差异可能会明显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
七、结论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国民经济的基本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计划经济不可逆转地向市场经济转化；短缺经济历史性地转变为相对过剩经济；封闭经济成为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导致宏观经济循环过程的彻底改变；产业的区域间及国际间转移趋势使得缩小以东部地区产业为代表的中国产业同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之间差距，和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任务同时尖锐地出现；企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今天的中国，正站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而在此时，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所以，尽管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取得了令全世界称道的经济业绩，但是，新世纪所面临的新问题更为突出。中国必须以创造性的思维和更具创新性的作为，才能在下一个20年中再度获得新的成就，真正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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