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 “度 ”与 “路 ”〔*〕
钮菊生， 刘 敏
(苏州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所，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是不断变化的，这一历程受主观态度的影响，也随着中国实力提升参与程度逐步加深。通过分析中国与联合国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态度及程度的变化过程，从中总结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教训。当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取决于对自己身份的定位，“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复杂的三重身份决定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独特的道路。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为途径，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既参与又引领了当前的全球治理，这是一条共进之路、变革之路、民族复兴之路。
〔关键词 〕全球治理；国家身份；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出路
一 、问题的提出及概念界定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是不断变化的，这一历程受主观态度的影响，也随着中国实力提升参与程度逐步加深。进入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更深，路径选择更多，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少走弯路，如何在纷繁的路径中找出一条最适合中国要走的“道路”，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经贸发展的需要是它的主要推动力。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为，国际劳动分工和商品自由交换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各国)只是以生产成本最低的商品去同其他国家进行交换，以使所有国家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1〕马恩也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因而，“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全球化。”〔3〕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各行为体依赖程度彼此加深，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化会对另一个区域内的个人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跨区域的相互影响导致全球公共事务的激增，为处理这些公共事务，需要全球各行为体的协调。与此同时，超越民族国家管辖范围的全球问题也不断出现，这些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一挑战的核心问题有三个，“全球共同关心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危机和生态系统损失、水缺乏)、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消灭贫困、冲突防止、全球传染性疾病控制)以及全球竞赛规则(核不扩散、有毒废物处置、知识产权保护、遗传研究规则、贸易规则、金融和税收规则)”。〔4〕面对这些问题，人类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以维护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这就是全球治理产生的背景，也就是说“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5〕1995年，詹姆斯·罗西瑙在《全球治理》创刊号上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全球治理定义：全球治理可以被认为是包括通过控制、追求目标以产生影响的各层次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系统，甚至包括被卷入相互依赖的、急剧增加的世界网络的大量规则系统。〔6〕一般认为，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或基本单元、全球治理的对象或客体,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7〕全球治理的价值是指全球治理倡导者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应该坚持的标准或想要达到的治理目标，比如尊重自由、正义、公平等。理论上讲这些标准或目标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它超越国家、种族、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不同治理主体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对这些标准或目标进行不同的解读。“全球规制(global regimes)就是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的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具体地说,国际规制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8〕全球规制(或国际制度)是各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合作的基础，也是各行为体权责划分的依据。有效的全球规制得到各行为主体的认可和接受，对行为体起到约束、规范、塑造的作用，其效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相反，则被大多数行为体反对，不具有合法性。全球治理的主体或者说基本单元，指的是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还有的学者强调全球精英在全球治理中也起作用。〔9〕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造成了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相较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当前治理的多中心化趋势明显，不同主题不同范围的治理由不同的治理主体实施。有学者根据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不同，得出的治理范式也不尽相同。到目前为止，主要范式有三个，分别是“国家中心主义、全球主义及跨国主义”。〔10〕国家中心主义强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全球主义认为未来的全球治理是由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政府来执行，而跨国主义利用市场的力量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每种模式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从目前的治理现状来说，国家中心主义模式是最符合当下治理的实际需要。因此，本文主要以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来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一方面总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为未来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布鲁诺被绑在火中的柱子上。他仰望着天空，那里有他的理想，他的思想。他为此探寻了整个一生，为此付出了全部代价。他想大喊几声，让这教皇脚下的罗马人从昏睡中醒来，但他说不出话。他这个惯以笔和舌奋战的斗士，先是被人夺去了笔，现在又被人夺去了舌，很快还要被夺去生命。他的目光从天上扫到人间，红红的火光已映红了街道两边的窗户。他突然发现每扇窗户里都挤着几个人影。啊，不用我喊，这烈火发出的声、光、热已经唤醒了他们。他满意了，这时火焰飞上高空，映红了整个罗马城。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为真理而殉难了。这一天是公元1600年2月17日。
(5)课程考核的多元化：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由“课程作业”、“在线测试”等进行数据记录。课程结束后，教师可以参照这些数据进行汇总形成过程考核的成绩，再按一定的权重计入学生的总成绩，从而形成更客观、更公正的多元化课程考核。
二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度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度”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观“态度”，中国对待全球治理的态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达，这决定了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向。第二层含义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客观“程度”，也就是随着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多种多样，最简便的途径是看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联合国是二战后成立的最大的国际组织，也是全球治理最重要的机构，作为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有一百九十多个成员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性、广泛性和重要性的国际组织”。〔11〕通过分析中国与联合国关系可以看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态度及程度的变化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是反对和敌视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敌对的国际安全环境以及国内‘左倾’思想的影响”，〔12〕中国把联合国看成是美国推行霸权的工具。《人民日报》1967年4月20日载文称：“长期以来，联合国一直是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是美苏进行政治交易的场所……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伙同美帝国主义建立国际宪兵——‘联合国部队’问题上如此积极，又一次暴露了它与世界革命人民为敌的叛徒嘴脸。”〔13〕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上，由于美苏为各自利益频频操纵联合国，中国认为联合国成为强权政治的工具，甚至提出联合国“必须彻底改组”，主张“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14〕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社会主义革命年代的外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只能基本上由此加以判别，即它是一种斗争大于合作、猜忌压倒协调、对峙多于对话的关系，是‘造反者’对抗‘权势者’的态势。”〔15〕虽然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中国仍旧拒绝分摊联合国维和费用，这表明中国对联合国的反对立场仍没有改变。这一时期的中国在对待全球治理的态度上是主动反对的，程度也是不深的。正如1963年毛泽东说过：“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这个国家好像不存在一样，但又好像存在。”〔16〕中国拒绝加入西方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对亚非拉的援助和支持也是以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对抗为主。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中国领导人决定融入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外交政策随后发生改变，中国对待联合国的态度也从抵制转向了合作。1980年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81年中国当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委员，意味着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外交中影响力减弱，在人权治理领域中国开始认同国际标准。在国际维和问题上，“从那时候起，我们对联合国的看法比较实际起来。就拿维和行动来说吧！……维和不完全是为帝国主义大国服务的，要实事求是来看。所以我们对联合国的看法作了一些改变”。〔17〕1981年，中国代表提出“中国将从1982年1月1日起开始交纳现存两支中东联合国部队的摊款”；〔18〕1986年，中国首次派员实地考察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1988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成员。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中国为了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入了全球大多数的国际组织。“1977年，中国所参加的各种类型(全球和地区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是美国的25%、印度的30%、世界平均值的70%左右。到1996年，这些比例上升为美国的70%、印度的80%、世界平均值的180%。就全球性政府间组织来说，1996年，中国参加了总共37个组织中的30个，美国参加了其中的33个。也就是说，在这类组织中，中国的参与程度是美国的90%”；“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率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高出自身发展程度”。〔19〕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目的是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经济，迅速地增强中国的国家实力，从效果上看，这一目的基本达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提升到了2002年的4.3%；排名也从世界第9位，上升到世界第5位。但这种融入是为了经济发展，所以在不涉及自己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中国很少在联合国投否决票。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中国也绝不当头，这种被动参与态度使得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并不高。此时的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有限，提出的国际倡议也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也发生巨大的变化，2005年9月14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安理会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维护安理会权威 加强集体安全机制》的讲话，他说：“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安理会权威。只有加强多边合作，特别是加强联合国作用、维护安理会权威，才能有效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真正实现普遍安全。在涉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应该由安理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依照联合国宪章采取集体行动。”〔20〕在分担联合国会费上，中国从2003年的1.52%上升到2016年的7.9%，总计超过1.9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另外，中国应缴纳的维和预算比例为10.2%，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2018年12月24日，联合国通过决议，2019年到2021年中国将承担联合国12%的会费、15.2%维和摊款，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同时，中国在联合国维和及打击海盗等方面也积极出兵。这一时期，中国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坚持多边对话机制解决问题，努力开拓全球治理的新途径。中国国力的上升使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不再置之度外，中国主动地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主要参与者。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支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贡献。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参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并成为解决区域问题和世界问题的重要角色；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是以中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并逐步地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国家实力的上升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对国际事务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主张。
“对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来说,它们置身于这个过程之中,不断适应和调整,不断定义和再定义自我利益,但是它们之中也没有一个能够中断、阻止或是逆转这个过程”。〔21〕虽然不能中断、阻止或是逆转全球化过程，但面对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问题，各个国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选择的是主动地解决问题，有些国家是被动的参与，还有的国家选择逃避对抗。“把国家态度和国家行为相互结合考虑，就会发现从理论上说对于全球问题有八种国家战略(见表1)。”〔22〕
表 1国家战略选择模式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可以说经历了主动反对型—被动参与型—主动解决型。中国对待全球治理的“态度”和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是互动的，“态度”即是我们对国际秩序的认同度，它是自我身份的定位和利益划分的根据。“程度”取决于“态度”的转变，同时也依赖于实力的增长，“态度”的转变有利于“程度”的加深，“程度”的加深更促进了“态度”的转变。从历史上看，中国是近代以来在与西方的较量中，被动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并不幸沦为“治理”的对象。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带着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对全球治理持一种敌对、消极的态度。这种消极、敌对的态度阻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不利于国际交往，极易引起国际社会的误解和偏见，对维护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也形成障碍。打开国门，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能加深与各国人民的感情，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理解，更有利于中国在争夺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支持。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明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越深，与世界的联系越紧密，获得的权利越多，承担的责任越大，越应该坚持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理念，只有与世界一起发展进步才能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
三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取决于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国家身份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具体地说，国家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23〕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保持主权，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为了换取国际资源或应对全球问题，又要让渡部分主权，接受国际通行的规则，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这就使得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有复杂的三维身份，即“自有身份、集体身份、角色身份”，〔24〕自有身份也就是国家自我感知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物质基础，也就是“我们是谁？”集体身份也就是根据政权类型、发展阶段、地理位置等条件进行分类，我们与谁(哪些国家)有共同点，属于哪个阵营，也就是“我们属于谁？”角色身份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往往与权力和责任有关。一般来说，自有身份是国家最在意的，它也是国家内在属性。集体身份往往随着国家体制、国家发展阶段或国家关注点的变化而变化。而角色身份是一种自我定位与他者定位的相对协调状态，当自我定位与体系定位一致时，国家就会支持国际体系的存在；当国家认为体系定位对他不公时，往往会与体系主导国发生冲突。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为例，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激烈反对联合国实质上是由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联合国接纳台湾当局作为中国合法政府，挑战了中国的自有身份；当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实质上也就是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合法性。当自有身份不受威胁时，中国淡化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再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划线，而是以第三世界的集体身份大力发展经济。发展到今天，中国的全球政治影响力日益剧增，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位，军事实力也处于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空前提升，成为不折不扣的世界大国，但中国国内的发展极不均衡，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达国家差距仍旧很大。这时候中国的角色身份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焦点，如何处理国际社会的期待和我们自身定位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
当前，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25〕党的十九大报告准确地定位了我们国家的国家身份，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行的途径。
首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要坚守社会主义自有身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走一条与世界共进之路。〔26〕“所谓共进，就是共同进步。作为一种外交核心价值观，共进是指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共同向前发展，不赞成把世界的长期发展建立在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27〕参与全球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特色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决定的”。〔28〕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选择，是与中国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道路，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的情怀高度一致，共产主义为“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的实现指明了道路。因而，社会主义自有身份意味着我们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不仅在于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美好生活开辟了道路，而且在于为其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29〕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并不是我们要输出革命，与资本主义全面对抗，全面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在于我们所走道路和坚持理念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就是和平发展、和平竞争、合作共赢。事实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挑战了以往的国家崛起类型，从历史上看，“国家的崛起类型有战争崛起模式、制度崛起模式和社会建构崛起模式”。〔30〕但从近代欧洲的发展来看，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再到俾斯麦大陆同盟体系，崛起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战争和兼并。而美国的崛起更是战争造就的，〔31〕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对战争时机的把握，使得美国通过小规模的战争积累了霸权的资本。虽然英美的霸权交接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对决，但英国对美国霸权的认同是来自于美国对一战、二战的贡献和它强大的战争实力。有人认为，战后的德国、日本的迅速崛起是可以代表制度崛起或社会建构崛起模式的，但德日的崛起是在美国的霸权扶持之下的一种被阉割的崛起。德国以让渡主权的方式赢得欧洲其他国家的认同，并在欧盟的掩饰下实现和平崛起；而日本完全是在美国扶持下成长为“跛脚的巨人”。真正有意义的崛起模式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崛起模式，也是当今世界国家合作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不再以战争和兼并相威胁，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共同面对全球治理中的各种问题，凸显了在当前各国利益相互交融的背景下各国的平等、合作与共赢。作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热烈欢迎，这既是中国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非凡之举，也彰显了中国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把自身发展和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走一条与世界共进之路；摒弃了“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32〕面对当前的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社会主义自有身份要求我们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政治上要坚持结伴而不结盟的方针，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推进国际政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联合国的权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经济领域，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构建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使经济全球化更加平衡、普惠，使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在文明领域，坚持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2〕冯继承：《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同演变：话语实践的视角》，《国际论坛》2012年第3期。
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要以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为基础，以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为途径，走一条变革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伟大蓝图，实现这一蓝图的途径就要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变革。虽然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和受益者，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现行国际秩序提供的安全环境和经济秩序。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现行国际旧秩序对中国的制约，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制约。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是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集体身份的内在需求，也是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必然趋势。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历史相近、利益诉求相同，双方只有携手共进才能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从历史上看，中国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有着共同的悲惨经历，都遭受过外来的奴役和侵略，与这些国家有天然的亲近感。新中国成立后，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发展中国家共同倡导、遵循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道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际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后，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加深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依靠力量，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最重要的事件，毛泽东曾形象地称“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中国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更注重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中国就发展规模来说是世界大国，但就国内发展水平来说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如共同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反对武力干涉内政；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多边自由贸易；共同维护生态环境；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等。因此，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变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上，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点更多，目前全球治理最大的问题是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国际话语权与自身规模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被忽视。“随着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行为体复杂性和行动主义的增强，在主导成员国民主政治文化的情境之下，俱乐部模式丧失了合法性。特别是，在组织内部，要求成员国负责任、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呼声越来越高。”〔33〕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不愿意让渡全球治理权利，但在治理意愿和能力方面又严重不足，这就造成了当前的全球治理陷入困境。比如在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发达国家所占比例超过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应占比例，但拥有否决权的发达国家成为改革最大的阻力。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为了美国的国内利益，不断推卸国际责任，摆脱国际条约对美国的约束，接连退出国际治理机构，使得国际治理很多方面处于瘫痪状态。美国的倒行逆施急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从理论上讲，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二战后由美国为首的西方确立的，但从二战至今，国际格局经历了多次较大的变化，从两极、单极发展到当前的多极，国际格局的变化需要治理体系和治理理论的相应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让全球治理体系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
（2）在农村向城镇转型的过程中，虽然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一定的普及，但是发展相对并不完善。在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加快基础信息设施的建设，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网络基础设施差距，均匀地分配网络基础设施。此外，积极地引进人才，吸引更多的精通信息技术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到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建设的行列中来，制定各种激励政策，鼓励他们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型信息技术。同时，对农民进行网络知识培训，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融入“互联网+”的新型发展模式中来。
〔27〕王存刚：《论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最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身份，走一条民族复兴之路。角色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切入点，也是当前处理全球问题的关键点。角色定位是自我和他者之间认同点的平衡，这需要我们观念的转变，“观念转变就是要站到历史发展前沿来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一个是中国本体意识，就是从中国来观察世界；另外一个是世界本体意识，即要从世界来反观中国，站在全球层面看待中国的发展、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关系。”〔34〕从中国看世界就是中国要从世界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促进中国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世界看中国就是发展起来的中国要勇于承担责任，增强自信心去为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35〕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内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愈来愈表现出高度的依存性、渗透性和互动性”，〔36〕统筹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是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应有之义。在国内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应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坚守社会主义道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切实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提升社会的治理水平，“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国内治理好了，中国才能有精力参与全球治理，才能把国内的治理经验应用到国际治理当中。在国际治理中，中国应抓住当前西方国内治理问题频现，制度优势不再突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降低，发展中国家不再盲从的有利时机，积极推动国际机制的改革创新，提供国际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这对于增强中国道义影响力，消除世界不信任感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国际公益是中国重要的外交传统，从现实的角度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开展大国外交、实现国家崛起的必然选择。〔37〕当然，中国依据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制定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方略，还需要权责的平衡。对于全球治理，一方面随着实力的增长，“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的身份使引领全球治理成为中国担当大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中国有义务、有能力、有信心为全球治理作出自己的贡献。实际上，中国也尽其所能地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贡献“中国方案”。尤其是在经贸治理领域，中国做了很多工作，中国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此外中国着力打造“一带一路”，加强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推动构建广泛利益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中国只是多极化中的一极，全球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战略冒进有时候不仅不能解决全球问题，反而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误解。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敌视和围堵，加大了中国崛起的困难。况且中国从体系外过渡到体系内的时间并不长，对全球治理的机制、体制等方面也在摸索学习中，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人才储备等方面也有不足。因此当下的中国没有能力完全改变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要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应该采取增量改进的总体战略”，〔38〕最好的选择就是作为一个体系的修正者，即认同、维护当前治理体系的合理之处，又与其他新兴国家一起改变治理体系不公正的地方，既参与又引领当前的全球治理。
注释 ：
进入新时代，中国感受到了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从而在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上更加深入。中国在坚持自主身份的同时不断加快开放的力度，依托有利的时机，主动与国际规则接轨。与此同时，在解决全球问题上，中国在原有的治理框架内不断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补充、修正原有的治理规则，这种既参与又引领的方式是全球治理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
〔11〕于军：《全球治理》，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52页。
〔3〕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Profile Books,1999,p.10.
〔4〕〔英〕戴维·赫尔德、杨娜：《重构全球治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5〕〔7〕〔8〕〔9〕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
〔6〕James N．Rosenau，“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 ，Vol．1，No．1，1995，p.13.
可见，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与教学改革受到政策和教育技术发展的双重影响。而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与教学改革又需依赖现代教育技术教材，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现代教育技术教材建设现状，预测新教材的发展趋势，并对未来新教材的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10〕石晨霞：《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参与》，《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
〔1〕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
(1)地质资料的准确性是煤矿地质测量的基础和保障，也是煤矿安全生产有效的预防工具。煤矿资源处于地下比较深的地方，因此地质条件和环境条件比较复杂，情况多变。在开采和挖掘的过程中会碰到诸多变化因素，影响对煤矿地质的测量工作以及下一步的安全生产。因此，地质勘测人员在进行工作之前要搜集和准备好充分的地质资料，比如相关的解析数学知识以及煤层底板等高线知识内容，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这些地质资料，推测出钻孔在煤层底板上的偏离曲线，并且在曲线两侧设置保护煤柱，这样一来工作人员在对煤矿进行掘进和回采的过程中就可以进入保护煤柱范围内。下一步可根据地质资料使用先挖后掘的理念，使地质测量为煤矿的掘进和回采工作提供参考。
〔13〕“美苏勾结急于建立国际宪兵，库兹涅佐夫赶到纽约与美国谈判‘联合国部队’问题，费德林表示苏愿为镇压世界革命的国际宪兵提供军费”，参见《人民日报》1967年4月20日。
〔14〕“周总理在欢迎苏班德里约第一副总理宴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联合国必须改正错误彻底改组，也可以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1月25日。
另一方面，HM公司也可以推出VIP制度。例如，针对公司的老客户提供额外的折扣福利，而对于新客户，则按照合作的次数与频率制定阶梯式收费制度，从而降低客户物流成本，增加客户黏性。
〔15〕王逸舟：《中国外交六十年：走过从前，走向未来》，《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16〕毛泽东：《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98页。
〔17〕凌青口述，宗道一、朱礼盈、傅铮铮等编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与联合国》，《党史博览》2005年第4期。
流行性乙型脑炎(epidemic encephalitis type B)是由日本乙型脑炎病毒(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 JEV)引起的一种虫媒性人兽共患传染病[1]。人和多种动物均可感染本病，以猪群感染最为普遍[1]。病猪多引起非化脓性脑炎，病人最主要特征是中枢神经系统受害而出现意识障碍、惊厥等神经症状[2]。本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需要重点控制的传染病。
〔18〕《凌青关于我对联合国部队费用立场的发言》，载《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1981．7-1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130页。
〔19〕〔加〕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
〔20〕《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安理会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123/wjb/zzjg/gjs/gjzzyhy/1115/1122/t212087.htm。
〔21〕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目前平台已承接全国用户规模达10 000个，300家企业及代理商接入系统平台，8个区域数据中心；全国合作运营光纤传输网络范围达到14 000多公里，覆盖全国200多个城市，目前是装备制造业中最大的分布云网络平台综合服务提供商和运营商。
〔22〕许涛：《全球治理与中国战略的路径选择》，《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传统的操作系统，软件主要存储在硬盘上，嵌入式系统对速度和可靠性有较高的要求，因而嵌入式系统的软件一般固化在ROM(只读存储器)芯片中，然后固化在主板上，并且由于ROM芯片存储容量有限，因此嵌入式系统要求在保持执行功能和速度的前提下，要尽量减少二进制程序代码的长度，以节省只读存储器宝贵的存储空间。
中国水利：《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考虑到我国南北方水资源条件有较大差异，下一步如何进行责任分解和考核？
〔23〕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24〕方芳：《国家身份对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治理的影响模式》，《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6期。
〔25〕《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2.html。
〔26〕基辛格在《论中国》(《On China》)认为，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是“共同演进”(co-evolution)，而不是“伙伴关系”。也就是中美双方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并在可能的领域合作。本文的“共进”，不仅指中美关系共同演进，而且是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随着教育信息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出现了大量的在线自主学习平台，包括MOOC和SPOC等，通过研读现有的关于中美慕课的研究论文发现，大部分慕课平台在注册一门课后的一两个星期之内，平均有50%的学习者会退课，大部分学习者都是图个尝鲜，很难长时间坚持学习[1]，其中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慕课”辍学率高达85%～90%。而且有关数据显示，北京大学2013年9月到2014年1月第一批在Coursera上线、向全球开放的6门MOOC课程的完成率最高仅为12.86%，最低9.64%，平均值11.16%，而其辍学率最高达到90.36%，最低87.14%，平均值88.84%。
〔28〕张清敏：《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
〔29〕蒲俜：《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研究》，《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9期。
〔30〕刘胜湘、刘俊：《国家崛起模式的理论探析》，《当代亚太》2005年第11期。
〔31〕〔德〕妮科勒·施莱、莎贝娜·布塞著：《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32〕《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
〔33〕〔美〕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34〕崔立如：《国际格局转变与中国外交转型》，《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4期。
其专职安全人员要做好基坑巡视检查工作，巡视他不仅可以及时发现险情，而且能系统地记录、描述基坑施工和周边环境的变化过程，及时发现被披露的不利地质状况，其专职安全人员要做好以下几点内容：
现如今，我们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每年都会举行。并且雕塑瓷厂的明清园以及乐天创意集市，每周都会举办。这里展示的陶艺作品都是由陶瓷大学的学术和老师所创作，无论从创意或者实用性都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现在的生活陶艺创作，不仅有老一辈陶瓷工匠的制造，更有新的青少年玩陶，其中不乏专业的陶瓷艺术工作者。
〔35〕陈向阳：《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治理思想》，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817/c83859-29476848.html。
〔36〕蔡拓、陈志敏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37〕赵可金、尚文琦：《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外交转型》，《理论学刊》2017年第3期。
〔38〕陈志敏：《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式增量改进战略》，《当代世界》2014年第8期。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1.018
作者简介 ：钮菊生(1956—)，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公共政策分析；刘敏(1979—)，苏州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全球治理、中国外交。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7BZZ004)、苏州大学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kycx18-244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马立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