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批评的批判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批评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顺应学术和现实的需要选择了以当下性和批判性为突出品格的文化批评。（注：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经常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两个概念，实际上，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指对文学的文化学视角的研究，后者的范围则大大超越了文学的领地，进入到人类的一切精神文化现象。）如果说文化批评面对当下的泛文学时代（注：徐亮：《泛文学时代的文艺学》，《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的景观显示了极强的现实回应能力，构筑了文化批评的根基的话，那么可以把批判性称作构筑文化批评大厦的骨架，中国文化批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批判地、历史地介入“当下”，并不最终取决于与“当下”贴近与否，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批评如何在更为宽广和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空间里批判地、历史地处理自身所面临的新问题，取决于对自身问题反省和把握历史走向的能力。
一
人类的20世纪，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和统治却带来了被征服的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这种矛盾的文化景观引发了现代社会的文化焦虑感和危机感，这是一种在无边无际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失去依托、丧失确定的标准和依据的茫然无措的焦虑和困惑。20世纪众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对技术的异化引发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困境不断地进行反思和检讨。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少数敏感思想家的独白和绝望的呐喊，韦伯关于工具理性的批判，胡塞尔关于科学危机的分析，弗洛伊德对传统理性文明观的挑战，存在主义直接以人为对象揭示人的特殊性关注人的生存体验和人的生存状态都是20世纪人类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文化批判资源。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现代国家、现代性进行了具体的批判，促使现代人自觉地反抗全面的文化危机和物化，为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健全发展提供合理的条件，直接涉及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深层问题，延续了马克思学说对人的生存境遇深切关怀的理论传统，这是20世纪最丰富、最系统也最为深刻的文化批判理论。
当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西方文论话语大量进入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中国文学批评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批判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可以说，西方文化批评理论能为中国接受并广泛运用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缺少这种理论，理论在不同文化间的旅行原因复杂多端，涉及许多偶然的机遇，但内在原因是能否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找到生长点，否则理论再完美也只能遭遇失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20世纪80年代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高度融合的状态出现了空前的分裂，而且经济、政治、文化内部也呈现分裂多元状态以及异质化的倾向，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政治因素、多种文化价值取向并存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市场规律控制并渗透着文化商品流通领域，消费主义粉墨登场。在文学领域，日常生活的审美原则在建构文学的叙事法则，强烈的速度变化的感觉，时尚化的趣味，唯美主义的风格，狂欢的格调，中止判断的新写实，私语化小说，躯体写作让一些曾经十分红火的文学样式逐渐失去大众，一些曾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失去原有的主导地位而边缘化。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大众文化走向前台，时尚文化大批量复制，视觉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电视文化、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进入到了文学批评的视野，转型时期的文学批评快速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进入到了文化批评的新阶段。
二
从根本上讲，文化批评顺应了学术和现实发展的需要，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背景和中国现实有一种天然的接受感。文化批评坚持考察文化如何影响并覆盖泛文学作品，其批判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实以哪些不同的方式抵制着时代的思想，立足于思考历史与现实解决文学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在文化批评的声音中，大众文化批评是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最初是在指共同文化即一定时期多数人所拥有的共同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层面上理解，体现了比较鲜明的二元划分，如精英与大众之分，进步与落后之分，高级与低级之分等，突出了文化之间的等级性、差异性和界限性；而在现代文化批评理论中，大众文化是在发达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现象，是由现代大众传媒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塑造并加以支撑的文化生产形式和文化传播形式，是基于文化成为大众普遍的消费品而赖以确立起来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在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崛起和发展，是文化发展中有重大转折性意义的事件，它一方面表现为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意味着由文化工业塑造和支撑起来的一种消费型文化和消费主义取向。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明确地指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征和消费化取向以及艺术向商品性的屈从。詹姆逊一方面坚持贯彻现代古典主义、精英主义的美学观念，批判后现代文化艺术平面化、庸俗化倾向，另一方面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解读后现代的文化现象，认为只有深入到生产方式的深层结构及其发展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后现代的文化现象，认识到大众文化作为一种虚假的艺术与市场体系之间“深深的同谋关系”。
中国学者从1993年开始对大众文化进行自觉而有力的批判，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陶东风的《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尹鸿的《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等文章对大众文化迎合大众的需要走向平庸和媚俗，文化艺术沦为物质性的东西，丧失其特殊的精神价值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大众文化娱乐化、平庸化、媚俗化的倾向影响着人们日益淡忘远离精神的家园，信仰迷失，精神贫乏成为物欲社会无法挥去的一种迷茫。批判的背后隐藏着文化艺术应该不懈追求理想与崇高的真正精神。但中国文化批判对大众文化的批评似乎淡忘了对大众文化接受者大众本身的批判，更无法对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本质和政治统治功能进行深入的揭示。
二是对终极价值的批判。转型时期是社会心理急剧动荡变化的时期，急剧的社会变迁使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社会的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其实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生活题材。对于文化批评来说，需要通过批评来与同样处于转型时期的其他人共享苦难、迷惘、欣悦和渴望，通过批评来理解、面对和解释人们所遭遇的急剧变化的日常生活现实。哈贝马斯判定当代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必须维护生活世界的独立性，“交往行动理论应当挖掘出日常交往实践本身蕴藏着的理性潜能”（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20页。），保护生活世界免受金钱和权力的暴力，生活世界和体系两个领域必须明确分开，生活世界是具有独立价值和基础地位的社会整合资源，用经验的方法来解决事实与经验的对立。
中国的文化批评，对终极价值的批判采取的是关怀世俗的形式。在西方，世俗化的主要意思是“消解神圣化”，即宗教与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脱钩；在中国，世俗化所消解的不是典型的宗教神权，而是准宗教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极左意识形态。文化批评关注日常生活幸福本身为目的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执著于当下、平凡与普通。如陶东风对誉之为大众心理窗口的流行歌曲，对城市边缘人的思乡主题，对圣人与常人之间的“好人”主题，对校园民谣的批评，与生活的接近显得更为直接，更为本真，更为具体生动。
三是对宏大叙事的批判。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就是从传统中国的文学转化为现代白话文的文学。这种转换在语言变化的同时，还包括一整套现代文学规范、文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审美价值评判。由于中国现代文化所面临的特殊任务，中国文学的主流迅速走向革命，造成了中国文学的宏大雄伟博大精深的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才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就作家主体而言，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与庞大的中国现代思想意识息息相关，在那样的符号体系内，它们完成着符号的共享、交换与重构，作家的主体地位或实际地或想象地与主导的文化权力轴心发生关联。但随着转型时期的来临，作家与既定的文学史前提关系松懈了，不再背靠历史总体性建制进行文学创作，而是根据个人社会地位，生活状态来写作。当个人的生活卷入时兴的消费社会时，创作的资源、价值取向、美学趣味、文学的功能定位就与消费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宏大的叙事自然消解。
四是对单一视角的批判。多元化的时代需要的是多元的、各种不同的阐释模式的相互宽容并存，人们已意识到对待一个对象尤其是复杂对象，任何阐释角度都是有局限性的同时又有独特的有效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政治批评、社会—历史—审美批评、心理—精神分析批评、人类学—原型—神话批评、审美——形式主义批评、结构——叙事学批评、解释——接受反应批评、后现代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文化批评等批评话语经过改造、融合和重建在文化批评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对转型期的文学多方位的关注，有利于看清文学的方方面面。
五是对独尊话语思维的批判。在文学批评领域使用的思维是辩证思维方式，但长期以来并未摆脱二元对立论的阴影，远未达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高度，我国文艺界、美学界也一直存在着努力突破二维对立思维的潜流，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学批评界随着文化批评的兴起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这种思维不断进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思维启示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现代西方科学主义由于片面强调科学实证，往往沉入现实，忽视和抹杀人的超越性；人本主义则由于过分重视人的内在性、超越性；往往又脱离现实。二者都无法达到深入批判现实的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总体上克服了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把哲学定位于对人的异化的生存方式的批判与对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的建构，立足于在现实中超越现实，寻找扬弃异化的现实途径，这就为人们审视和批判现代文化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主流文化调整了自己的文化策略，精英文化在边缘发出自己的声音，大众文化不断崛起，“三分天下”成为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文化特征，他们在不争论的背景，更易体现出对差异的宽容，三元即多元思维得到了充分发展。老子曾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多元思维成了文化批评面对全球化时代丰富而复杂的世界的沟通和对话的基础，人们更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理解“差异性中的普遍性”和普遍性中的差异性，能够更好地理解根植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作品。
三
从文化批评的批判来看，体现了现代性思想超越性的和激进性的特征，它蕴含了知识分子介入现实和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非常可贵的是，文化批评的知识分子始终对现实不满，又始终充满理想，把焦点对准中国和世界的现状，文化批评批判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具备了历史的内涵。
面对现实更富有针对性的批判，是批判深入的基本前提。只有准确地把确现实特征，增强分析中国现实、认识社会的能力，也才能改变自己的批判策略。从总体而言，中西文化背景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西方在20世纪90年代已是一个后现代的工业化社会，而中国则是一个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且具有部分后现代特征的社会。这种错位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不能拒绝但也不能照搬西方的批评理论与具体策略。王虹批判电影《英雄》想通过一个神话般的古代故事，阐述一种经过现代包装的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观念，然后期望在后现代思想滥觞中的观众接受这样的观点，纯属是一厢情愿的手法（注：王虹：《后现代的英雄神话》，《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74页。）。尹鸿在对文化的分析中曾指出中西方竟有巨大的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技术主义的道路与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习惯之间仍然具有文化的疏远性，尽管这种疏远性在中国的都市年轻一代人中正逐步减少。这些文化批评都能准确把握社会内在的特征，分析也就更理性更深入，显示更强的阐释能力。
随着对社会现实认识的不断深入，文化批评的反思性也不断增强。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34页。）反思性是现代社会科学和哲学的重要观念。在哲学上，反思性指的是我思主体对思本身的思考；在社会理论中，反思性指涉到理论自身，即所有知识都可以从社会方面加以解释，就文化批评而言，反思性则是审视文学批评已经走过的路，发现自己的成败得失。如果说我们的文化批评家都是一个匆匆赶路的人，那么反思性就好比是不断地提醒方向和路途。陈晓明就曾分析在那些激进的寻求变革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立场中，可以看到一种非常隐蔽微妙但又有深刻有力的韧性的形式的反抗现代性的情感意向，如鲁迅的乡土小说关注的是那些始终在历史进步和历史变革之外人群的命运，远远不同于居高临下式的为革命寻求合理性的历史化叙事；说梁斌的《红旗谱》，津津乐道的也不是阶段斗争而是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个人始终怀有对乡土中国的情感记忆。由此认为历史上的革命叙事并没有完全压抑住被称之为文学性的东西。这是对历史上文学观念的重新认识。再如对于中国最关注的大众文化批评而言，往往忽视了在当代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学理范型、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中国现实的错位与脱节，当代西方大众文化丧失了其解神圣性的革命性，而成为高度商业化的，并与统治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成“文化工业”，而中国大众文化的世俗化的解神圣化任务远未完成，我们不能从道德理想主义、审美主义出发来否定它的存在。同时人们对文学走向泛文学时代的思考，对文学概念的重新界定，对转型期间大众文化对人的生存状态关注的肯定显示了一种学术意义的反思。这种思考代表了文化批评走过了一段激情之后，而进入到了一个更理性的反思阶段的趋向。
在反思不断深入的同时，文化批判的独立性要求也日趋明显。文化批评的独立性就是确立批评的自主的主体意识，以我为主导意识识别并吸取他人的长处，不断地剖析文学现状。独立批评是保持反思深刻更有现实针对性的基本保证，也是批评的一种理想状态。在转型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种客观存在，只有在独立的主体意识中才能实事求是地客观与公正地剖析社会，增强文化批评对社会的介入能力、阐释能力。文化批评的独立性体现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和客观求实的学术精神、科学精神。陶东风谈到他不怀疑在全球化的时代保持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但对西方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学术与知识分子的第一位的真正的压迫深表怀疑，因为这个断言与自身的切身体验相去甚远。如此独立的声音在当前的文化批评中似乎太微弱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重要事实是，在文化发展中起作用的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与外国固有文化，但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是人在创造和改变着文化的发展，对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作一种类型化的理解不利于文化批评独立批判立场的自觉实践。如果说过去也许会为自己缺乏独立性的批判立场寻找一些环境不自由、经济不宽裕的借口，而在20世纪90年代，传统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分天下的文化局面，在不争论的背景下，有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可以说，当前中国的文化批评，并不缺少各种时髦的理论，缺少的是一种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表达的勇气。
文化批评关注当前文化现实，反思文化批评的历史，关照人类文化走过来的心灵历程，在沟通方面有着独到的优势，这也赋予了文化批评处于对人的生存境遇深切关注的最前锋，也许这是文化批评批判性的灵魂所在，毕竟在批判性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最高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