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盟体系的层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层次论文,体系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后国际政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的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尤其是北约东扩与日美安保条约的重订。美国这种庞大的联盟体系从形式上看有四个特点：第一，其规模是历史上空前的，涉及了全球五大洲四大洋。第二，双边与多边结合的联盟形式。第三，盟国成分极其复杂，从世界强国到弹丸小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到封建王国不一。第四，以美国为中心，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国联盟体系的巩固和扩展，超出了所有国际政治主流学派中关于联盟理论的解释范围，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个热点。美国的联盟体系与传统联盟相比，在组织、功能、运作模式上都有鲜明的特征。
联盟体系的类型
有效的联盟一般有三个要素：共同的利益、表现共同利益的联盟机制以及为共同利益服务的政策。美国的联盟体系可以划分为三类：利益和政策一致型联盟；利益和政策互补型联盟；利益和政策暂时一致型联盟。
（一）利益和政策一致型联盟
这种联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双方有共同的利益，有一个或多个既规定了物质义务，又规定了意识形态义务的盟约，双方长期的战略目标与短期的对外政策追求相一致。美英联盟与美韩联盟就属于这一类型。美国政府认为，英国与韩国在以下几点上的共同点使得它们成为美国最可依赖的伙伴。
第一，两国重要的地理位置。它们分别处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侧，在大陆本身的外围，这与美国有类似之处。英国控遏多佛尔海峡，而韩国则在麦金德看来就是海权与陆权之间抗衡的“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它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注：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3页。）
第二，两国的忠诚历史。在本世纪内，它们都没有与美国发生过军事冲突，而且在结盟以后两国都在重大问题上保持了对美的忠诚。一是忠实的战争盟友，尤其是在冷战期间，两国与其它盟国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在各种危机关头始终保持了对美国的支持，直到当前对伊拉克的空袭。英国在本世纪与美并肩参加过三次大战，并成为北美与欧洲联盟的桥梁。韩国也协助美国参加了各种以联合国为名义的军事行动。二是两国在美国所最关心的核问题上保持了与美国的高度一致。从美国刚开始研制核武器起，罗斯福就与丘吉尔达成了两国分享核信息的协议。韩国在处理朝鲜核问题上也成为美国最得力的助手。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英国与韩国所特有的示范意义。英国是欧洲国家和世界中等强国的模范，韩国则是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在美国方面看来，英国与韩国都处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其文化特征与大陆地区既有紧密的联系，也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都对美国文化表现出接受和吸纳的态度，足可为欧亚大陆国家和世界其它国家的表率。就韩国而言，至少有三点示范效应：（1）韩国经济在过去的30 年中实现了起飞，其人均产值由不到100美元发展到现在的超过1万美元，跻身于经合组织，从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这打破了世界体系论者所称的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只能不断“边缘化”的神话。（2）韩国在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同时， 实现了由军人独裁向民主制国家的平稳过渡，建立了机制化的民主制度。这成了亚洲其它新兴市场经济的典范，也成了美国推行“接触”政策的有力佐证。（注：Kim Dalchoong, "Democracy under The Six Republics," indemocracy in Korea:The Roh Tae Woo Years (New York: CarnegieCouncil o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2),P.32.）（3）作为典型的亚洲国家，韩国却大力吸纳西方文化，对目前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有疑惧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这也打破了东西不可兼容，东方国家只能实现有东方特色现代化的看法。（注：金大中：《都来参与第二次建国——大韩民国50周年祝词》，《当代韩国》，1998年秋季号。）就英国而言，作为美国之前的世界霸主，在很多方面可以为美国提供有益的范例。英国所奉行的均势政策，英国海上霸权的作用，英国提倡的自由贸易， 英国 “温和”（Benigh Power）的霸权政策，均有很多美国可资借鉴之处。另外，英国作为“退休了的地缘战略棋手”，满足于现有的地位，将维护西方地位的重任给了美国，而美国则处处照顾老朋友的利益，这也足可作为其它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大国的楷模。（注：Arthur I.Cyr,After theCold War: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urope and Asia(New York:Macmillan Press Ltd,1997),PP.124—128.）
属于此类国家的还有加拿大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1 ）完全认同美国的意识形态，并对美所倡导的一些新潮流持支持态度，可为美国外交目标的“达标者”和其它国家的“楷模”，这深合美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传统；（2）地缘位置重要，有海权性质， 且与美国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符合美国外交中的现实主义传统；（3 ）在美国登上世界大国宝座后没有与之发生过军事冲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其盟友记录是良好的。
（二）利益与政策互补型联盟
这种类型的联盟试图把各缔约国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转化成共同的政策和措施。在这些利益中，某些利益与联盟的目标无关，有些有助于实现联盟的目标，有些与联盟的目标有所不同，还有些则与联盟的目标相左。因此，标准的互补型联盟总是建立在时常变动的，歧见纷呈的利益和目标的基础之上。联盟是否有效，能在多长时间内有效，要看支撑联盟的缔约国的利益与缔约国的其它利益相比孰大孰小。联盟体系和运作的有效性程度取决于缔约国对联盟的贡献与所得利益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就是互补利益与负担成本之间的比率。
在美国的联盟体系中，大部分属于这种类型，其中以美日、美德联盟最为典型。这两个国家作为二战的元凶，在战争结束后为了重返国际社会，不得不在国际上保持低姿态，埋头发展经济，奉行“吉田主义”和“阿登纳路线”，将国家的对外政治和军事职能部分地交给了美国。而美国则从冷战需要出发，积极扶植两国的发展。在这种内外环境的相互作用下，日德两国都实现了经济大国的目标，而且德国还实现了国家统一，以至于美国的一些政治学者禁不住吹嘘，“德国和日本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奇迹，没有别的一个地方，美国的领导和援助曾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功”。 （注：Jefferey T. Bergner, The
NewSuperpowers:Germany Japon and the U.S.and the World Order, P.221.）然而美国这种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本身联盟体系内部权利分配关系的变化和与之相伴的对利益分配的新要求。从7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随着德日经济力量的大幅膨胀和对美国形成的挑战，美国开始感到利益互补的不协调性。90年代初一本美国畅销书的名字道出了美国的心态：《新的超级大国：德国、日本和美国与新的世界秩序》。
在经过一段角色认同的危机之后，各方面都开始了反思。终于认识到，在欧洲一体化进程曲折不定，俄罗斯前程尚不明朗，中国正在崛起，冷战后“历史并未终结”的世界上，其联盟所带来的互补利益仍大于其所付成本。于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对其联盟角色和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位。突出的表现就是北约东扩和日美安保条约“新指针”的出笼。通过北约东扩，实现了北约成立伊始其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尔所言的北约之目的：将俄罗斯拒于欧洲，将德国捆于欧洲，将美国留在欧洲。日美安保条约则由“一国型变为地区型”，“由防御型变为进攻型”，日本本身也由“从属型”变成“配合型”。其新的目标定位就是“束缚日本，威慑中国”。美国的其它联盟也大致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如美澳、美新联盟等。
（三）利益与政策暂时一致型联盟
这种联盟是冷战后出现的新事物，也是美国未来联盟发展的新趋势。根据新的美国国家防务战略，美国认定，在2015年以前，美国在军事上不会受到任何其它大国的挑战。“在今后10至15年以内，没有一个地区大国或地区联合能积聚起足够的常规力量来击败我们的军队……美国将对现有的和潜在的对手保持军事优势。”（注：“预防、威慑和击败战略”，1997年美国《国防报告》。）今后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两方面：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一是地区性威胁。地区性威胁是指由地区性大国发动的对本地区小国的侵略，还指地区性国家内部发生的国家瓦解、部族冲突、国家恐怖主义活动及有组织的贩毒等。面对这种美国所称的“非对称性威胁”，美国认为，虽然在全球安全事务中仍需主要依靠盟国，但已很难以现有的同盟关系来区分敌友。在对付新的具体安全挑战时， 美国更强调的是在现有联盟之外形成的特定联合（ad hoc coalition），而不是依靠联盟本身。美国所发表的政府文件指出：对待某些地区事件，联合结构将得到发展，重要性将增加并成为地区稳定的基本要素，军事联盟的作用将下降；超越传统联盟结构、由志愿者参加的特定联合结构或联合行动必将发挥更大作用，美国的战略以组织各种联合行动为确保国家目标的关键因素。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著文认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可以分为四类：国际制度（美国所主导）的正式成员，寻求更充分地通过参加国际制度的过渡成员，太贫困陷入冲突因而无法有意义地参加国际制度的成员，拒绝建立国际制度规则和观念的成员。今后美国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第三类和第四类成员，美国的战略就在于依靠第一类成员的基础上，尽量争取第二类成员的支持，形成即时的特定联合，对付来自第三、四类成员的挑战。（注：MadeleineAlbright,"The Test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FoeignAffairs,Nov/Dec,1998.）美国著名的战略家亨廷顿也认为，与冷战年代相比，现在国与国的关系可能更加重叠多变。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能变成敌人。反之亦然。各国将面临较少的共同威胁，因此将更多地谋求本身的利益。像北约那种永久性的联盟将变得不重要，而像海湾危机中所建立起来的那种临时性的、针对某些特殊问题的联盟则会举足轻重。（注：Samuel Hungtington,"The Changing American Strategic Interests,"Survival,Jan/Feb,1991.）
目前，这一特殊的联盟形式已成为美国处理冷战后地区性危机的主要手段，在海湾战争，对海地的军事行动和波黑维和行动中都有所显示。尤其是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纠集起一个既包括北约盟国又包括苏联、既包括埃及也包括叙利亚的由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组成的联盟。与此同时，美国继续把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
联盟体系的特点
（一）联盟体系的组织：亲疏不同，地位各异。在整个联盟体系中，美国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联盟之间的影响只是单向流动，而非双向对流。美国根据亲疏关系对待盟国的不同态度和由此带来的不同的战略要求，决定了联盟体系的三个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即多伊奇所谓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 这是一种基于广泛的相互依赖和认同感的利益共同体。（注：Karl Deutsh, et,.Plo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 Priceton: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利益与政策一致型”联盟即属于这一个层次，其中美英联盟尤其典型。它们可望在各个利益层面和政策追求上保持一致。这也是美国力求促成的理想化联盟。第二个层次是基欧汉和奈所称的“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 ）。 （注：Joseph S.Nye and Robert O.Keohane, Power
and Interdep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Ill: ScottForesman 2rded,1989).）这个层次的特点是联盟内部的三个特征：联盟内部多渠道的联系，盟国间议题无明确的顺序，安全问题不再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相互间用军事手段解决议题的现象减少。“利益与政策互补型”联盟属于这一层次。这一层次的盟国在长远战略利益追求上是相一致的，在具体的政策方面，会不断地协调立场，相互配合。这是美国联盟体系的主干，也是美国对外行动的基本依靠力量。这一层次的盟国大多与美国有着极其广泛的经济、社会联系，多为美国重要的经济、政治伙伴，而且它们基本上属于当今世界“民主圈”内国家。也有少数例外，如沙特，虽非“民主”国家，但因其重要的地缘位置和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也成为重要的盟国。第三个层次就是亨廷顿所说的“即时性特定联盟”（ad hoc Coalition）。（注：Sammuel Hungtington,"The Changing American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Jan/Fed,1991.）这一层次的联盟本身并没有固定的联盟形式，它们只是为了应付某一特定的国际事态，由某些有着特定共同利益的国家，在美国的牵头下组成的，事态处理完毕即自行解散。“利益和政策暂时一致型”联盟就属于这个层次。整个联盟体系表现为一个以美国为圆心的三个同心圆结构，由里向外，从第一层到第三层。其中第一层是核心，第二层是基干，第三层是附加。对美国而言，它的联盟战略就是尽可能地让第二、三层向第一层靠拢。
（二）联盟体系的运作：进攻的多边主义（AggressiveMultilateralism）。美国认为“在进行联盟行动时， ……美国是真正拥有全球利益和全面的全球性手段（军事、经济和政治手段）的唯一国家。所以，是自然而然的国际共同体的领袖”。同时，它也承认，“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其它国家的积极支援，美国也无法实现其目标。没有哪个国家能寄希望于通过单方面的行动全面对付所面临的威胁，特别是那些具有跨国性质的威胁”。（注：“预防、威慑和击败战略”，1997年美国《国防报告》。）在经过这种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长期争论后， 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种近似折衷的所谓“进攻的多边主义”。 （注：Howard J.Wiada,U.s.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London:Greenwood Press,1996).PP.4—6.）在新的“预防、威慑和击败战略”中规定，究竟采取何种联盟行动方式，主要的权衡标准是：受到损害的是哪种利益：生死攸关的利益、重要利益，还是人道主义利益？对于第一种利益，美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单边行动。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对伊拉克再次进行了军事打击就属于这种情况；对于第二种利益，美国将努力寻求得到盟国的支持，并尽可能地采取联盟行动的方式。如对海地采取的行动，美国不仅动员国际社会对之进行制裁，还纠集起24个国家采取了军事行动；对第三种利益，美国一般不会单独行动，而更多地支持有关的国际组织采取措施。如在索马里维和行动失败后，美国在非洲采取的人道主义行动就属此类。
（三）联盟的功能：由军事向政治军事并重过渡。联盟是一国寻求与其它国家合作以扩大其力量、保护和推进其利益的主要手段之一。从理论上讲，它有四个主要功能：（1）增强对外力量。 这是联盟最基本和最常见的功能。（2）内部安全。针对一国内部的反对力量， 促进一个盟国的政府或政权的安全与稳定。（3）约束盟国。 联盟最为突出的功能就是约束和控制盟国，尤其是为了保护一个盟国反对另一个盟国可能危害其安全的行动。（4）国际秩序。 一个联盟可以旨在保持成员间的和谐，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即一种稳定的、可预见和安全的国际政治模式。（注：Robert Osgood, Alliance and American ForeignPolicy,(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rokins UniversityPress,1968)）前两个属军事功能，后两个则属政治功能。
联盟就最基本的功能而言，是提高国家安全系数的一个手段，局限在军事范畴。美国由于深受本国理想主义和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的影响，其联盟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更多地强调联盟的政治功能。这一特点因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其色彩更加浓厚。美国联盟体系中最主要，也最典型的北约，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在其成立之初，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一份名为《北大西洋公约与传统同盟之不同》的文件，该文件声称在与19世纪末以来的七个同盟作了类比之后，得出结论：北约是历史上一个全新的同盟。它维护原则，而不维护领土；它不反对改变，而只是反对以武力改变。认为北约“不针对任何人，仅是反对侵略。它不追求‘势力均衡’，而只是追求强化‘原则的均衡’”。这份文件称北约与它同时期的里约，是“集体安全理念的大发展”，它并未构成军事同盟，“只是反战同盟”。 （注：基辛格：《大外交》， 海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1—412页。）这一说法在冷战结束后更得到了强化，在失去了对手华约之后，北约不仅没有消亡，还实现了东扩。正是因为它被当作是北大西洋两岸的政治纽带，它正由军事政治同盟向政治军事同盟过渡。目前，美国提出了北约的“战略新概念”，将其防务范围扩展到了欧洲所有地区，并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怖等任务纳入了其管辖范围，政治色彩进一步增强。同样，其美洲的军事同盟也日益为实现经济上的融合服务。美国同盟的三个柱子：安全、政治和经济，也变为：政治、安全和经济。
美国的联盟多产生于冷战的需要，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但它也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着战略目的的调整和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因而在较近的一个时期，它的存在是国际政治中一个不容漠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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