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论论文,晚年论文,钱谦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钱谦益拈出的“弇州晚年定论”，是明清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话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这个话题依然受到关注，赞成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考察这一问题，看一看王世贞的文学思想是否有前后的变化，是否在其晚年有悔过之情；同时探究钱谦益倡导“弇州晚年定论”的目的何在，他这样做的道理何在？
一 牧斋“弇州晚年定论”的提出及其影响
关于“弇州晚年定论”，钱谦益比较全面的表述出现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王世贞条目中：
迨乎晚年，阅世日深，读书渐细，虚气销歇，浮华解驳，于是乎淟然汗下，蘧然梦觉，而自悔其不可以复改矣。论乐府，则亟称李西涯为天地间一种文字，而深讥模仿断烂之失矣。论诗，则深服陈公甫。论文，则极推宋金华。而赞归太仆之画像，且曰：余岂异趋，久而自伤矣。其论《艺苑卮言》则曰，作卮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秘，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元美病亟，刘子威往视之，见其手子瞻集不置，其序《弇州续集》云云，而犹有高出子瞻之语，儒者胸中有物，耑愚成病，坚不可疗，岂不悲哉！①
概括地说，所谓“弇州晚年定论”就是钱牧斋认为王世贞在晚年改变了其早年对李东阳、陈宪章、宋濂、归有光和苏轼等人的看法，以及对《卮言》的修正等，与其生平持论颇有不同。其中尤以对归有光看法的改变为重点，作为晚年定论的一条重要证据，为牧斋多次引用。其实，定论的部分说法早在牧斋《初学集》中就已经出现。如卷七九《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云：“闻其晚年手东坡集不置，又亟称归熙甫之文，有久而自伤之语。”②此处涉及了世贞晚年对苏轼和归有光看法的改变。卷八三《题归太仆文集》云：“弇州晚年，颇自悔其少作，亟称熙甫之文，尝赞其画像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风定波息，与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予岂异趋，久而自伤。’其推服之如此。”利用像赞来证明世贞对震川的倾慕，是牧斋的拿手好戏，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由于牧斋文坛祭酒的地位，他标举的定论之说，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在清代，几乎是一边倒的认同，甚至对《明史》、《四库提要》的编纂也产生了影响。如《明史》王世贞传云：“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病亟时，刘凤往视，见其手苏子瞻集，讽玩不置也。”③这一段说明世贞晚年渐造平淡、倾慕苏轼诗文，采用的就是牧斋定论说的一个例证。又，《明史》归有光传也说世贞晚年心折于震川，为之赞曰：“千载惟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其推重如此。这一段几乎就是前揭《题归太仆文集》的翻版。
牧斋在乾隆朝被列为贰臣，著作遭到禁毁，四库馆臣不得不对他表示鄙夷，然而终究摆脱不了其笼罩一时的影响力，晚年定论的影子在《四库全书总目》依然隐约可辨。如《震川文集》提要云：“(震川)诋世贞为庸妄巨子，世贞初亦牴牾，迨于晚年，乃始心折。故其题有光遗像赞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风定波息，与水相忘。千载惟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④这里引用的归有光像赞并非全璧，而是经过牧斋改造过的版本(详见下文)。《读书后》提要涉及世贞对苏轼、李东阳等人及《艺苑卮言》的看法：“今观是编，往往与苏轼辩难，而其文反覆条畅，亦皆类轼，无复摹秦仿汉之习。又其跋李东阳乐府与归有光集、陈献章集，均心平气和，与其生平持论不同。而东阳乐府跋中自称余作《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辈是非古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当，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云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凡此种种说法，无非隐括定论而成。其他如《怀麓堂诗话》、《弇州稿选》等书提要也受到牧斋说法的影响。《明史》、《四库提要》代表了有清一代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而这两部书在相关条目的撰写时或明或暗地采信定论的说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牧斋的影响。
朱彝尊编纂《明诗综》的主旨显然与牧斋不同，然而在世贞晚年定论上则与牧斋看法基本一致。其《静志居诗话》卷一三“归有光”条云：“弇州早年评震川文，谓‘如秋潦在地，有时汪洋。不则，一泻而已’。晚岁，乃作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盖悔之深矣。”⑤有意思的是，竹垞引用的像赞也正是牧斋改造过的版本。
虽然定论在清代获得了极大的认同，但反对者亦不乏其人。吴伟业《太仓十子诗序》不指名地批评了牧斋对待世贞的态度：“即以琅邪王公之集观之，其盛年用意之作，瑰词雄响，既芟抹之殆尽，而晚岁颓然自放之言，顾表而出之，以为有合于道，诎申颠倒，取快异闻，斯可以谓之笃论乎？”⑥梅村显然是对牧斋随意取舍材料以曲从己意的作法表示不满。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也不认同定论之说“论者谓弇州赞熙甫有‘余岂异趋，久而自伤’之语，遂以熙甫上弇州，此则目睫之论也。……弇州老而怀虚，龙门已矗，又何妨自贬以扬之。”⑦蒋氏认为归有光像赞只是说明王世贞晚年地位已经确立，故能虚怀笼万有，并非真的改变主张，推服震川了。
自民国以迄当代，牧斋揭橥的“弇州晚年定论”继续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其中不乏名流大家，如钱锺书颇不认同定论之说，“弇州晚岁虚骄气退，于震川能识异量之美，而非降心相从”。又批评牧斋所引像赞，皆窃易“久而始伤”为“久而自伤”，乃“刀笔伎俩”，不过借此自坚其“晚年定论”之说而已⑧。相对默存先生，新儒家徐复观比较认同定论之说：“王世贞本人晚年亦渐造平淡。病亟时，刘凤往视，见其手持《苏子瞻集》讽玩不置。这便与袁宗道以白苏名斋，同其趋归了。”⑨
定论问题在高校教材中也受到关注，如朱东润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认同牧斋晚年定论的看法，并引述世贞《归有光像赞》和《书西涯古乐府后》等材料来证明⑩。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认同牧斋对世贞的论断，“他在《归太仆赞》中说：‘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趣，久而自伤。’他一面给了归有光散文以很高的评价，同时又写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11)。与之相反，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定论提出了异议：“王世贞改悔是有限度的，他早年的文学倾向在晚年仍大致得到了保持。”(12)
对于当代研究王世贞、钱谦益的学者来说，晚年定论几乎成了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不少人写专论或在博士论文中列专节论述。如廖可斌认为，相对其早年，王世贞的文学思想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最终没有放弃和否定其复古的基本主张(13)。孙学堂也认为王世贞晚年并未放弃讲求格调的诗文复古主张，而是对与之不同的倾向采取了包容的态度(14)。郑利华不赞同定论之说，“综观王世贞的文学态度，前后不同时期固然发生过某些变化，反映出不断成熟的趋向，但其基本的立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15)。焦中栋认为定论乃牧斋晚年提出，其早年引像赞亦皆作“自伤”，说明牧斋并非为了论证晚年定论而故意篡改。虽然如此，作者并不认同晚年定论，认为它是建立在并不完全可靠的论据基础上的(16)。
裴世俊认为晚年定论的外壳虽为借用，而内容却是独创，“旨在揭示王世贞晚年对自己旧有的观点之否定，表明其文学思想的变化与进步”(17)。魏宏远梳理了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的转变的三种说法，即王锡爵的自然说、焦竑的自谶说和牧斋的自悔说。单就自悔说而言，作者以为牧斋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18)。李圣华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晚明诗歌的，邓新跃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他们的论文都列专节论述晚年定论，在一定程度上对牧斋的看法抱有同情认可的态度(19)。
周兴陆认为牧斋倡导晚年定论“是一种学术史策略，是通过阐明甚至虚构对立派的晚年自悔来确证自己的学说”，“晚年的王世贞鉴于格调诗学的粗豪嚣肆，而更倾心吴诗的婉约清丽，而钱谦益将之上升为‘晚年定论’，也是出于对吴中诗歌传统的偏爱”(20)。这种看法摆脱了对定论认同与否的局限，试图探询牧斋定论背后的用意，是值得赞赏的一种尝试。
二 “定论”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由于牧斋宣称所谓晚年定论者，“皆取其遗文绪言，证明诠表，未尝增润一字”(21)，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这些证据的可靠性，是否来自世贞著作，是否晚年之作，牧斋的援引是否符合作者的原意。由于涉及早晚不同的看法，搞清楚世贞几部著作的写作梓行时间是很有必要的。《艺苑卮言》八卷，据其序言云，前六卷成于戊午，脱稿于乙丑，后二卷成于八年后的壬申，世贞时年四十七(22)。《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世贞巡抚郧阳时所自刊，《四部稿》卷一一八《徐子与》云：“今已五十……此间寂寂公署，若深山中道院。了得全稿，诗赋文说凡四部，百五十卷，可百余万言。”(23)虽卷数与四库本稍有差异，但基本是五十之前所作。《弇州续稿》二百七卷，馆臣称世贞致仕后手裒晚作以授其少子士骏，至崇祯中其孙始刊之。《读书后》八卷，馆臣称此书本止四卷，为《四部稿》及《续稿》所未载，馆臣所谓“此书为晚年进境”，大概即指此四卷；后许恭采《四部稿》中书后之文为一卷，《续稿》中读佛经之文为一卷，读道经之文为二卷，并为八卷而刻之。可见，此书并非全部晚年之作，其中第五卷出自《四部稿》中的题跋，属于盛年之作。世贞享年六十五，五十之前的《卮言》及《四部稿》属于盛年之作，《续稿及《读书后》(第五卷除外)可视作晚年之作。时间先后弄清楚了，下面逐条核对，看一看所谓的晚年定论是否属实。
(一)关于陈宪章
《读书后》卷四《(书陈白沙集后》云：“陈公甫先生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出于法与体与题之外者。予少年学为古文辞，殊不能相契，晚节始自会心，偶然读之，或倦而跃然以醒，不饮而陶然以醉，不自知其所以然也。”(24)牧斋引而断之曰：“弇州晚年进学，悔其少作，故能醉心于白沙若是。”(《小传》陈白沙条)这是世贞晚年对白沙的看法。那么，世贞早年是如何看待白沙的呢？《艺苑卮言》卷六论及讲学者如薛瑄、陈宪章、王阳明等人的诗作，赞赏说：“何尝不极其致。”又说公甫不甚攻诗，出之若无意者，而微近自然。这说明即便在早年，王世贞对陈献章诗歌的妙处就有一定的认识，但还是不及后来“晚节始自会心”的体会深刻。因此，牧斋对世贞晚年“论诗则深服陈公甫”的判断，应该是可信的。
(二)关于《艺苑卮言》和李东阳乐府
世贞《书西涯古乐府后》云：“余作《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辈是非古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当，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小传》李东阳条附)(25)这说明世贞到了晚年确实认识到《艺苑卮言》的一些说法不妥当，需要改正。如关于李东阳乐府的看法即是一例。《艺苑卮言》卷六云：“李文正为古乐府，一史断耳，十不能得一。”这代表了其早年的看法。在《书西涯古乐府后中，世贞的看法有所改变：“余向者于李宾之先生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议论，过尔剪抑，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奇旨创造，名语叠出；纵未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小传》李东阳条附)即便只有这一条证据，也足以说明世贞在其晚年对李东阳乐府的看法有所改变。
(三)关于宋濂
《艺苑卮言》卷五论明代之文云：“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又，《四部稿》卷一二七《答王贡士文禄》：“国初之业，潜溪为冠，乌伤称辅。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导流。”这表明，即便在其早期，世贞对宋濂的文坛地位也是能够认可的。《读书后》卷四《书宋景濂集后》云：“学士握文柄，特自耳顺而逾从心，纵游刃斫轮不碍方寸，亦宁无毫发累而悠然自如。”又说：“文宪于书无所不读，于文体裁无所不晓。”前后对照，看法基本是一致的。牧斋所说世贞晚年“论文则极推宋金华”只能是有限的正确，因为其早年对宋濂的地位也是承认的。
(四)关于苏轼
刘凤《王凤洲先生弇州续集序》云：“(世贞)以疾乞归，病遂大作。予往问焉，则见其犹恒手子瞻集。”(26)世贞临殁尚观子瞻集，这个事实是通过刘凤传递出来的，牧斋《小传》据此以为世贞改变了对东坡的看法。受此影响，《明史》世贞本传亦云：“病亟时，刘凤往视，见其手苏子瞻集，讽玩不置也。”自此以后，“临殁尚讽玩东坡集”就成了世贞晚年低首子瞻的铁证。然而，对这个事实，刘凤本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夫元美高出子瞻上远矣，而犹爱之者，非以其气节激昂有相类者邪！”牧斋对此大加挞伐：“其序《弇州续集》云云，而犹有高出子瞻之语，儒者胸中有物，耑愚成病，坚不可疗，岂不悲哉！”(《小传》王世贞条)这表明刘凤并不认为世贞已经改变了对东坡的看法，要不牧斋怎么会骂他耑愚呢？
那么，世贞一生对苏轼的看法是否有过明显的变化呢？《艺苑卮言》卷四云：“读子瞻文，见才矣，然似不读书者；读子瞻诗，见学矣，然似绝无才者。懒倦欲睡时，诵子瞻小文及小词，亦觉神王。”又云：“诗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称广大教化主者，于长庆得一人，曰白乐天；于元丰得一人，曰苏子瞻；于南渡后得一人，曰陆务观：为其情事景物之悉备也。”可以说，世贞早年也并没有完全否定苏轼，于批评之中亦能见其所长。
世贞在其晚年对苏轼极为推崇了吗？还是让事实说话。《读书后》卷二《书苏子瞻诸葛亮论后》云：“苏子者，一妄人呓语也。”同卷《书贾谊传及苏轼所著论后》云：“苏氏之工于揆事、急于持论而不尽悉故实者此也。”卷四《书苏诗后》认为苏轼之所以不如少陵者，“才有余而不能制其横，气有余而不能汰其浊”，又说：“庄子曰，神奇化而臭腐，苏公时自犯之；臭腐复为神奇，则在善观苏诗者。”这一切说明，世贞在其晚年对苏轼的评价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续稿》卷四二《苏长公外纪序》云：“毋论苏公文，即其诗最号雅变杂糅者，虽不能为我式，而亦足为我用。”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陈继儒《晚香堂小品》给出了解释：乙酉闰九月，“座客有以东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尝叙《东坡外纪》，谓公之文虽不能为我式，而时为我用。’意尝不肯下之”(27)。此时，正是万历十三年，世贞已年逾花甲，距离辞世也不过四五年，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晚年定论。由此看来，王世贞前后对苏轼的看法并没有大的改变，并不完全否定，更谈不上推崇。
(五)关于归有光
牧斋倡导的定论说的重点在于王世贞晚年对归有光的倾倒，其证据就是世贞撰写的、牧斋多次引用的《归有光像赞》：“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好像也是铁证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弇州续稿卷一四六至一五一是世贞为上百位吴中先哲所写的《吴中往哲像赞》，其中于归有光云：“先生于古文辞，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中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赞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剪缀帖括，藻粉铺张，江左以还，极于陈梁。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28)这段赞辞可分为三部分，“风行水上”四句，是说好的文章当是如此；“剪缀帖括”四句，是指陈梁盛行的极度铺张的骈俪文，也隐指明代中后期盛行的四六文；最后“千载有公”四句，承接上面四句而来，韩欧反对骈俪时文，提倡古文，归有光也是如此，而世贞对待这种流行一时的骈俪文的态度恰好和他们是一致的(29)。于是，顺便对震川大加赞美一番。当然我们要明白世贞是在写像赞，所谓谀墓之惯例，势必只能说好话；况且对已逝的乡贤，表示一点尊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并非表示世贞真的改变初衷，彻底拜倒在震川的脚下了。完整的像赞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而牧斋经常引用的是第三部分，顶多再加上第一部分，中间四句被有意漏掉了。这漏掉的内容不但是王世贞反对的，也是归有光反对的，这是他们的共同点。牧斋把这四句删掉就抽掉了两人的共同基础，等于世贞无条件低首震川了。
《读书后》卷四《础书归熙甫文集卮》评论归有光说：“故是近代名手，若议论书疏之类，滔滔横流不绝，而发源则泓渟朗著。志传碑表，昌黎十四，永叔十六，又最得昌黎割爱脱赚法，唯铭辞小不及耳。……他序记，熙甫亦甚快，所不足者，起伏与结构也。起伏须婉而劲，结构须味而裁，要必有千钧之力而后可。至于照应点缀，绝不可少。又贵琢之无痕。此毋但熙甫，当时极推重于鳞，于鳞亦似有可憾者。”世贞在这里，对作为近代名手的归有光是有赞有弹；最后三句表明，虽然李攀龙也不够完美，但归李相比，震川依然在于鳞之下。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得出结论，王世贞晚年对陈献章、李东阳乐府和《艺苑卮言》的某些说法确有改变；对宋濂的看法，早晚并没有很大的差距；对苏轼和归有光的看法则基本没有改变。
如果说世贞晚年确有改变的话，更多的是为人处事的态度而非文学主张。世贞在《艺苑卮言》卷八曾做过一番自我批评：“吾生平无取进念，少年时神厉气凌之病亦或有之，今老矣，追思往事，可为扪舌。”作为旁观者，王锡爵也说：“殆其晚年，阅尽天地间盛衰祸福之倚伏，江河陵谷之迁流，与夫国是政体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脉络，而慨然悟水落石出之旨于纷浓繁盛之时，故其诗若文，尽去角牙绳缚，而以恬澹自然为宗。”(30)世贞早年在郎署，与于鳞辈不满馆阁词林主导的文统，故倡言复古，难免意气用事。晚年官至尚书，阅尽人世，加之心向佛道，渐造平淡，于文章之事已不甚措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心向道心的妥协，并非在文学主张上由宗秦汉、宗盛唐转向宗宋了。
三 牧斋标举定论的目的何在
前文已经论述，世贞的文学主张前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谓的晚年定论很大程度上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牧斋的论述与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经验告诉我们，大学者著述明显存在矛盾的地方，往往就是他别有用心的所在。那么，牧斋借助定论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一)宣扬自家诗学思想
综合定论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即世贞晚年倾心以宋濂、李东阳为代表的馆阁词林的文学传统，以及对以苏轼为代表的、归有光倾心追慕的宋代诗文的重视。而这两点正与牧斋诗学思想密切相关，馆阁词林在牧斋诗学体系里面代表着太和元气，是国运昌盛的象征；而宋代诗文的提倡不但代表牧斋兼宗唐宋的主张，更代表着一种家国之思、兴亡之感。
牧斋继承了传统诗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文学可觇时代的气运。其《施愚山诗集序》云：“昔者隆平之世，东风入律，青云干吕，士大夫得斯世太和元气，吹息而为诗。……欧阳子曰：乐者，天地人之和气相接者也。地气不上应曰雺，天气不下应曰雾，天地之气不接，而人之声音从之。”(31)在《列朝诗集》中，牧斋以李东阳为代表的馆阁词林为太和元气，而李梦阳等复古派则被斥为北郡云雾。两种力量的彼此消长，构成了有明三百年的文学发展，而国运盛衰亦随之矣。
从《列朝诗集》的编次即可看出牧斋的隐秘主张，即力图以馆阁词林来主导明代诗坛的走向。甲集以刘基为首，乙集以解缙为首，丙集以李东阳为首，此皆馆阁词林之臣，属于太和元气。在牧斋的诗学谱系中，李东阳与李梦阳是两个关键人物，“念西涯、北地升降之间，文章气运，胥有系焉”。在茶陵主持坛坫的岁月，正是国势昌盛的时代，“国家休明之运，萃于成弘，公以金钟玉衡之质，振朱弦清庙之音，含咀宫商，吐纳和雅，沨讽乎，洋洋乎，长离之和鸣，共命之交响也。”然而，盛极而衰，丙集中间出现了李梦阳，打散了太和元气，气运开始转移，“北地李梦阳，一旦崛起，侈谈复古，攻窜窃剽贼之学，诋諆先正，以劫持一世”(《小传》李东阳条)。又说：“国家当日中月满，盛极孽衰，粗才笨伯，乘运而起，雄霸词盟，流传讹种，二百年以来，正始沦亡，榛芜塞路，先辈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岂细故哉！”(《小传》李梦阳条)李梦阳的崛起，标志着诗道旁落，国势走向衰微。
按照牧斋的设计，丁集分为三部分。李慈铭对此评论说：“自嘉靖至明末皆列为丁集，分上中下，以见明运中否，方有兴者。”(32)丁集上以高叔嗣为首，《小传》谓高氏“生与伪汉友谅同支干，其卒亦友谅禁江之年也”。此语何其突兀，其与陈友谅何涉？其实，牧斋无非想说，高氏虽列为丁集之首，但并非文坛的真命天子，不过闰位余分罢了。排在首位的尚且如此，何况排在后面的王世贞呢？“嘉隆之际，握持文柄，跻北地而挤长沙者，元美为之职志。至谓长沙之启何李，犹陈涉之启汉高。”(《小传》李东阳条附)世贞追随空同，排挤茶陵，是空同之后又一复古巨子，也是嘉隆之际名副其实的文坛祭酒，但牧斋并不认可他的地位，故借高氏的闰位来比附影射。在牧斋看来，王世贞标志着衰败之气达于顶峰，云雾笼罩，不见青天。丁集中以陆师道为首，陆氏曾于文待诏门下称弟子，亦待诏之流亚，固是吴中一派，表明在气运衰败之中，亦有爝火微光也。高陆二人皆处郎署之列，正是文统在下的表征。丁集中虽亦列入自严嵩以至冯琦等馆阁之人，但颓势难挽，“东里西涯，前辈台阁之体，于是乎澌灭殆尽，而气运亦滔滔不可复返矣”(《小传》冯琦条)。至公安三袁出，复古气焰始受到打击，然公安竟陵亦非乾坤正气，于诗道损害不小。“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风气复大变。譬之有病于此，邪气结
，不得不用大承汤下之，然输泻太利，元气受伤，则别症生焉。北地济南，结之邪气也，公安泻下之，劫药也；竟陵传染之，别症也。余分闰气，其与几何？”(《小传》中郎条)牧斋于竟陵更是毫不留情地称之为诗妖，看作亡国之音，“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国运从之”(《小传》钟惺条)。
然而，否极泰来，衰败到极点，转机也就到了。丁集下以程孟阳为首，“孟阳诗居丁集中，实为眉目”(《有学集》卷一八《耦耕堂诗序》)。说明程氏才是丁集的灵魂，是大明诗道衰极而变的关键。“吾友程孟阳读怀麓之诗，为之擿发其指意，洗刷其眉宇，百五十年之后，西涯一派焕然复开生面，而空同之云雾，渐次解驳，孟阳之力也。”(《小传》李东阳条)孟阳批驳空同，力捧西涯，亲近属于太和元气的馆阁词林，又是牧斋的好友，俨然牧斋的代理人，而牧斋本人自然属于馆阁词林之列。此时冲破云雾而出的太和元气当然不再是茶陵，而是牧斋了。钱穆先生早就看出了其中的玄妙：“牧斋此编已在清时，而书名《列朝诗集》，不加冠一明字，其所为小传，皆直称本朝，是盖牧斋之自表其微意，虽失身于清廷，而心终在明，故其文亦分《初学》、《有学》两集，《初学集》皆明时作，《有学集》乃入清以后作，是犹如伯温之《覆瓿》、《犁眉》分集也。牧斋欲后人分别而观，得其用心，殆借伯温以自喻耳。”(33)在牧斋的诗学体系中，馆阁词林诸人如刘基、解缙、李东阳以至牧斋自身，代表着诗道正统，中间虽遭前后七子的挑战，但由于其中坚力量王世贞的晚年“悔过”，证明了馆阁词林主导文坛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云雾终将消散，元气正在恢复，而国运亦必从之。这表明牧斋期望以自身及自身所处之时代，能够实现明室的中兴。
定论的第二个要点是世贞对宋代诗文的赞赏，这也正是牧斋诗学的又一基点。牧斋于诗学主张兼宗唐宋，而宋代诗文在明末清初除了诗学自身的含义外别有政治的寓意。严迪昌尝谓：“黄宗羲之好尚宋诗，与他所治经世之学以至后来演化为兴亡之思密切相关。”(34)其实，此意正自牧斋发之。其《复李叔则书》云：“竹屋纸窗，中寒僵卧。翻李小有《宋遗民传》目录，得河滨序文，至‘宋存而中国存，宋亡而中国亡’，抚卷失席曰，此《元经》陈亡而书五国之旨也。”(《有学集》卷三九)西晋亡于胡，南宋亡于蒙古，而明又将亡于满洲。时局的相似，使身处此时的诗人隔代相感起来。而其《胡致果诗序》亦对宋诗大加颂扬：“宋之亡也，其诗称盛。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苕歌，谷音之越吟……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有学集》卷一八)从纯粹的诗学角度看，晚宋诗歌的水准恐怕不算很高，然而对牧斋而言，宋代诗文在这里已经超越文学的疆域，而具有了政治信仰的意义了。牧斋无疑想借助世贞晚年定论的说法，来扩大宋代诗文的影响，并借此传达其故国之思。
在牧斋的诗学体系里，王世贞是属于与馆阁词林相对立的一种力量，且世贞当时声望远超台阁诸人，是公认的文坛领袖。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其晚年幡然悔过，向牧斋的诗学思想靠拢了。果真如此的话，不就充分说明了牧斋诗学思想的正确和魅力吗？
(二)批评隐秘的论敌
大凡一种批评主张的提出，皆有其现实的针对性，牧斋标举的定论自不例外。从表面上看，定论是针对王世贞的，这当然是不错的，但细思之则另有所指。如果世贞的影响在当代已归于消歇，刍狗已陈，牧斋还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吗？且看牧斋的夫子自道：“(世贞)操文章之柄，登坛设
，近古未有，迄今五十年，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内，毁誉翕集，弹射四起，轻薄为文者，无不以王李为口实，而元美晚年之定论，则未有能推明之者也。”(《小传》王世贞条)由此看来，定论无疑是为当今那些“无不以王李为口实”的“轻薄为文者”准备的。事实上，世贞的文学思想，在明末影响依然巨大，其体现不仅在于追随者众多，更主要的是在追随者当中出现了重量级的人物，以致牧斋不得不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在明末对七子表同情且与牧斋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应该就是陈子龙和吴伟业了，而牧斋所指显然不是吴梅村。牧斋《梅村先生诗集序》云：“窃尝谓诗人才子，皆生自间气，天之所使以润色斯世，而本朝则多出词林。然自高青丘以降，若李宾之、杨用修者，未易一二数也。丰水有芑，生材不尽，而产梅村于隆平之后……”(《有学集》卷一七)梅村崇祯时曾为编修，弘光时补少詹事，固是词林一系，在牧斋的诗学谱系里属于太和元气。况且在牧斋看来，梅村的创作“精求于韩杜二家”而“佽助之以眉山、剑南”(《有学集》卷三九《与吴梅村书》)，与自己兼宗唐宋的取径相同。排除了吴梅村，牧斋所指应该就是陈子龙了。对此，牧斋曾有过如下暗示：“今所谓晚年定论者，皆举扬其集中追悔少作与其欲改正《卮言》勿误后人之语，以戒当世之耳论目食、刻舟胶柱者。初非敢凿空杜撰，欺诬先哲也。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瑱。”(《有学集》卷四七《题徐季白诗卷后》)由此看来，定论与其说是针对古人王世贞的，不如说是针对今人陈子龙等人的。
在明末的诗坛，陈子龙是与牧斋旗鼓相当的巨擘，其诗学思想与前后七子有着亲近的联系。其《壬申文选凡例》云：“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开元。吾辈所怀，以兹为正。至于齐梁之瞻篇，中晚之新构，偶有间出，无妨斐然。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秽，大雅不道，吾知免矣。”这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晚宋不与也。其《仿佛楼诗稿序》又云：“夫诗衰于宋，而明兴尚沿余习，北地、信阳，力返风雅；历下、琅邪，复长坛坫，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35)卧子虽对北地等人也有所批评，但以肯定居多。总的说来，陈子龙是瓣香七子，心仪复古的。
卧子的鄙薄宋代诗文，引起宗宋者艾南英的不满，其《答陈人中论文书》指责陈子龙师法七子，“张目骂欧曾，骂宋景濂，骂震川、荆川”，“以为宋文最近不足法，当求之古，而其究竟，归重于李于鳞、王元美二人耳”(36)。卧子确实鄙视宋诗，睥睨宋濂、震川，这与牧斋标举的世贞晚年定论大异其趣。因此，艾千子对卧子的批评，牧斋虽然有所保留，但大体上是持赞赏态度的，其《赖古堂文选序》云：“日者云间之才士，起而嘘李王之焰。西江为古学者，昌言辟之，辟之诚是也……”(《有学集》卷一七)
然而在卧子生前及身后，牧斋在其著述中几乎是三缄其口，对卧子始终保持着沉默。对于《列朝诗集》没有收录卧子的作品，牧斋自己给出的说法是，“采诗之役，未及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题徐季白诗卷后》)而实际上，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牧斋并没有严格遵守史家限断之例，曹学佺、王微和郑如英等皆卒于甲申之后，他们的作品却被诗选收录了。对此，陈寅恪的解释是：“盖牧斋心意中实不愿论列陈李之诗，以免招致不快，姑作诸种托辞以相搪塞而已。”(37)这明显是从个人情感的角度考量，因为卧子与柳如是也曾有过一段亲密的关系。而金堡则有另一番解释：“《列朝诗集传》虞山未竟之书，然而不欲竟。其不欲竟，盖有所待也。传有胡山人白叔死于庚寅冬，则此书之成，两都闽粤尽矣。北之死义，仅载范吴桥，余岂无诗？乃至东林北寺之祸，所与同名党人一一不载。虞山未忍视一线滇云为崖门残局，以此书留未竟之案，待诸后起者，其志固足悲也。”(38)金堡显然看出了牧斋编纂诗集的政治寓义，把卧子等人的缺席也看作一种政治考量。
牧斋为什么不愿明言卧子呢？除了上述二人的看法之外，我以为别有原因。卧子追踪七子，在牧斋诗学体系中属于云雾一派，是国家衰败的体现。如果诗集要选录卧子诗篇的话，按时间顺序，应在丁集下。而丁集下在牧斋诗学体系中肩负着贞下起元的重任，此时牧斋把程孟阳推到前台，自己则隐身幕后，俨然以刘伯温自喻，自认将振敝起衰，不但诗道恢复，且明室中兴在望。卧子如出现在诗选中，势必遮蔽牧斋的朗朗晴空，当然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卧子却能在国家存亡关头壮烈殉国，是大明的荩臣。因此，卧子的文学存在与殉国结局，对牧斋的诗学体系构成了严重挑战。如果对卧子给予正面评价，势必要改变对整个复古派的看法，牧斋的诗学大厦无疑要重新奠基了，这对牧斋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给予否定评价，势必又不容物议。对此两难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于是，《列朝诗集》于卧子只能付之阙如，内心的想法也只能借助弇州定论这种隐微的方式表达，显白的意见只能留待牧斋的后学了。
陈子龙虽然作了烈士，然在牧斋及其后学看来依然处于气运衰败之中，为了拯救他，他也需要步弇州后尘，向宋代投降。吕留良《刻陈卧子稿记言》云：“天欲亡人国，不欲斯文之兴于此时，则必生其人其事以败之，即志义有才略之士，亦靡然而崇其说。人品以晋为高，诗以王李为极，文字则以东汉魏晋齐梁为宗。而诋黜唐宋，于宋之理学为尤恶，如猛兽毒药焉。至于波荡陆沉而不可复理，则岂非为气运所使而不觉者欤？……崇祯己巳间，大樽与艾东乡争辩文体。陈主《文选》，艾主唐宋大家，反覆不相下。……然不二十年而国旋破，两公皆殉难。而大樽晚年文字，亦刊落铅华，独存淡质，卒同东乡之旨焉。此亦弇州之于震川，有‘予岂异趋，久而自伤’之悔欤。夫文章指归，千古一途，浮气消则至理自显。安有绝世之聪明，而终不悔悟者哉？”(39)在吕晚村看来，享年三十九的陈子龙亦有晚年定论，他最终追随王世贞，也向“刊落铅华，独存淡质”的宋代诗文投降了。牧斋欲言又止的心里话，终于由晚村说出来了。
“弇州晚年定论”的提出，不仅是一种历史叙述，更是针对现实的考量。它不仅是王世贞晚年的“自我救赎”，更隐含着对陈子龙及其追随者的批评和劝诫。如果“弇州晚年定论”能使时人及后人认识到，一代文坛领袖王世贞、陈子龙的观点最终倒向牧斋一边，那无疑对牧斋是极为有利的。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对牧斋擅改他人文字以曲就己意的作法做过严厉的批评。其实，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到，为了论证“弇州晚年定论”的成立，牧斋对材料的取舍做过不少手脚，不仅仅是钱锺书所指出的把“久而始伤”改为“久而自伤”那样简单。我们知道，自古迄今就存在着两种不同路子的学问：
其一，求真，追求历史之实然，力求客观真实地还原历史，属于实证的路子。
其二，求是，探求历史之应然，力图扭转历史以符合我之意图，属于信仰的路子。
牧斋对这两种学问路子也有着自觉的认识。他曾说：“仆家世授《春秋》，儿时习胡传，粗通句读则已，多所拟议，而未敢明言。长而深究源委，知其为经筵进讲，箴砭国论之书。国初与张洽传并行，已而独行胡氏者，则以其尊周攘夷，发抒华夏之气，用以斡持世运，铺张金元以来驱除扫犁之局，而非以为经义当如是也。”(《有学集》卷三八《与严开正书》)探询《春秋》本身的经义属于求真的学问，而胡传则含有胡氏自己的信仰的因素，属于求是的学问。既然胡安国可以借注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牧斋当然也可以借助类似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隐微思想。
对牧斋而言，“晚年定论”就是这样一种手段。牧斋坦承这种作法也是渊源有自，“昔者王伯安作《朱子晚年定论》，余窃取其义以论元美”(《小传》王世贞条)。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是王阳明在学问成就之后，“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于是遍检朱子之书，取晦翁所与人书三十余通，序而行之，“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40)。利用朱子来反对朱子，可以说是王阳明等人的一大发明，其目的当然是为推行自己的主张服务的。而据陈建《学蔀通辨》所考，被阳明指为晚年定论者，正晦翁早年初入禅学，与象山未会而同之作。对此，阳明是如何解释的呢？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王阳明道出了定论不得不出现的苦衷，“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41)。阳明于此明确承认，所有证明朱子晚年悔过的材料，时间有所未考，难免有出于早年者，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委曲调停以达己之主张。
牧斋自认效法阳明，阳明所用之手段，诸如时间有所未考，牧斋在标举定论时固所不免也，如王世贞对宋濂和苏轼的看法就不是晚年才有的意见；在引用归有光像赞时也颇有主观臆断等等。牧斋的所作所为，无非也是为了委曲调停以达己之主张而已。
牧斋在思想上固然不能与王阳明相提并论，但他们之间确实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为学要“先立乎其大者”，根本既立，枝节皆可随我调遣。牧斋这种作法虽然没有实现明室中兴的愿望，但在学术上却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明史》、《四库提要的有关论述沿袭牧斋的说法，在清代成为主流的看法即为明证。
这种带有信仰色彩的叙述策略，在史学家那里，也不乏其人，史学二陈就是显著代表。陈垣先生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依然从考据转向信仰。其致方豪书云：“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琦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42)援庵先生在抗战时期隐居于沦陷之故都，抑考据而趋信仰，提倡这种“颇有意义”之史学，不拘泥于考证，实超越于考证，真正起到了“正人心，端士习”，激发民族意志的作用。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援庵先生更是明白地说：“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43)援庵先生的经历表明，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真正的一流学者绝不会置身于历史之外，作一个超然的旁观者，信仰的路子就是他们把自己融入历史的最佳途径。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也与信仰的路子密不可分，他曾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44)那么，究竟什么是“了解之同情”呢？余英时在评论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时说：“实证之外，尚别有‘了解之同情’之境，近于艺术文学，而远于科学。”(45)这表明寅恪先生的“了解之同情”，是一种近似艺术文学的境界，其中必有信仰与情感的因素。
由此看来，不论是思想家、诗人还是史学家，都有可能采取信仰的学问路子，即便是考证大师胡适，他的研究工作也有信仰的力量支撑着。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单纯地从实证的角度去指责那些包含信仰因素的学术工作了。我们从事文史考证的目的，不仅在于重建历史(事实上也不可能恰如其是地重建，更在于一种现世的人文关怀。因此，考据与信仰两种路子不应该对立，而应该相互结合。我们今天评价牧斋的诗文和思想，包括他所标举的“弇州晚年定论”，如能采用寅恪先生的立场和方法，庶几可臻“了解之同情”之境。
注释：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6—437页。
②钱谦益《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2页。
③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1页。
④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⑤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2页。
⑥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94页。
⑦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⑧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5—386页。
⑨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⑩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1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12)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史》清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13)廖可斌《关于王世贞的“晚年定论”问题》，《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七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4)孙学堂《〈读书后〉与弇州晚年定论》，《南开学报》2000年第2期。
(15)郑利华《王世贞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16)焦中栋《“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考辨》，《晋阳学刊》2005年第1期。
(17)裴世俊《试析钱谦益的“弇州晚年定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8)魏宏远《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转变“三说”平议》，《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19)李圣华《王世贞晚年“定论”问题》，《晚明诗歌研究》第二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邓新跃《王世贞“晚年定论”考论》，《明代前中期诗学辨体理论研究》第五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0)周兴陆《钱谦益与吴中诗学传统》，《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21)钱谦益《题丁菡生藏余尺牍小册》，《有学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8页。
(22)王世贞《艺苑卮言》，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9—950页。
(23)王世贞《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王世贞《读书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牧斋《小传》所引此段文字稍有出入。
(25)《列朝诗集小传》所引这段文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读书后·书西涯古乐府后》一文未收录，历来颇受质疑。据魏宏远《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转变“三说”平议》考证，这段文字见于明抄本《弇州续稿》等书，是可信的材料。
(26)转引自郑利华《王世贞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
(27)转引自郑利华《王世贞年谱》，第306页。
(28)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关于王世贞对待骈俪文的态度，《觚不觚录》中的一段话可以参看：“宋时诸公卿往返俱作四六启，余甚厌之。嘉靖之未，贵溪作相，四六盛行。华亭当国，此风小省。而近年以来，则三公九卿至台谏，无不投刺者矣。渐次投部僚亦启矣。抚按监司日以此役人，司训诸生日以此见役。旨不能外谄谀，辞不能脱卑冗，不知何所底止。”
(30)王锡爵《弇州续稿序》，《王文肃公文集》卷一，四库存目丛书本。
(31)钱谦益《有学集》卷一七，第760页。
(32)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4页。
(33)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34)严迪昌《严迪昌自选论文集》，中国书店2005年版，第76页。
(35)转引自袁震宇、刘明今《中国文学批评史》(明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87页。
(36)黄宗羲编《明文授读》卷二二，四库存目丛书本。
(37)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48页。
(38)金堡《列朝诗传序》，《遍行堂集》卷八，四库禁毁丛书本。
(39)转引自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3—84页。
(40)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阳明传习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1)王守仁《阳明传习录》，第247页。
(42)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页。
(43)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4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页。
(45)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