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尺竿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十年（2004—2014）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百尺竿头论文,述评论文,中国新闻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至2014年，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继往开来的十年。2004年4月，中国新闻史学会换届大会在河南开封召开，赵玉明教授从方汉奇先生手中接过接力棒，带领史学会走过光辉的五年；在2009年的南京会议上，程曼丽教授接替赵玉明教授担任会长，又走过辉煌的五年；如今，新一届中国新闻史学会换届大会在广州举办。十年间，中国新闻史学会历经第三届与第四届理事会的薪火传递，迎来第五届理事会的诞生。 2004年至2014年，也是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十年。早在2002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上，吴文虎教授就提出“从本体论角度研究中国新闻史”问题。吴文虎教授认为，长期以来用革命史代替新闻史研究，“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上出现了本体论的缺失。也就是说，缺乏从本体论角度深入探索中国新闻业的根本性质和自身的特殊规律。在强调历史共性的同时，却产生了历史个性的迷失。”[1]由此，新闻史研究创新的呼声日起。2004年4月，在开封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换届大会上，方汉奇教授、丁淦林教授就此发表真知灼见。新闻史研究的创新问题成为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创新”成为这十年新闻史学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成为贯穿十年新闻史学研究的主题。 一、十年研究概况 （一）成果统计（不完全统计） 1.新闻通史类专著与教材34部，其中—— （1）中国新闻通史类专著与教材23部。 （2）外国新闻史专著与教材10部。 （3）中外新闻事业史专著与教材4部。 2.个案史研究专著28部，其中—— （1）新闻界人物个案研究专著9部。 （2）新闻媒体个案研究专著22部。 3.断代史研究专著19部，其中—— （1）清代新闻史的研究成果3部。 （2）清末民初新闻史的研究成果6部（含王天根系列4部）。 （3）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12部。 其中，民国新闻史研究与地方新闻史研究有机融合，已渐成趋势，这类成果有5部，其中有4部从抗战角度进行研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社科基金专门设立“中华民国新闻史”重大和重点项目。重大项目由南京师范大学倪延年教授主持，重点项目由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主持。这标志着中国新闻史学界对“中华民国新闻史”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南京师范大学还专门成立民国新闻史研究所。为了加快推进此领域的研究，为“中华民国新闻史”这一重大项目的实施创造更加有利的学术环境和氛围，2014年5月，中国新闻史学会举办、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首次民国新闻史专题学术研讨会——“回归历史·探寻规律：民国新闻史的多视角研究”高层论坛在南京举行。倪延年主编的《民国新闻史研究》（2014）一书收录全国各地新闻史学者的学术论文46篇。该书的出版是“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4）当代新闻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吴廷俊的《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为代表。 4.地方新闻史研究专著26部。 地方新闻史研究成绩令人瞩目，涉及上海、天津、重庆、西藏、四川、云南、福建、新疆、浙江、甘肃、台湾等省、市、自治区以及武汉、深圳、石家庄、杭州、桂林、厦门、宁波、闽南等城市与地区。 5.专门史研究专著41部。 专门史研究异彩纷呈，涉及新闻思想史、新闻学术史、新闻教育史、少数民族新闻史、外人在华新闻事业史、新闻事业图史、新闻文学史、新闻制度史、报刊发行史、媒体经营管理史、体育新闻史、经济新闻史、石油新闻史以及租界新闻事业史等诸多领域与方面。 （1）新闻思想史研究成果5部。 （2）新闻学术史研究成果9部。 （3）新闻教育史研究成果4部。 （4）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成果6部。 （5）外人在华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4部。 （6）其他专门史研究13部。 （二）立项统计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新闻史类项目共计110多项，其中—— 1.重大项目1项。 2.重点项目5项。 3.一般项目54项。 4.青年项目29项。 5.西部项目17项。 6.后期资助项目6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立项的新闻史类项目共计84项，其中—— 1.重大项目1项。 2.一般项目33项。 3.青年项目44项。 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6项。 （三）学术会议统计 十年间，中国新闻史学会及其下属的五个二级分会，即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网络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主办和联办的学术会议达70余次。其中—— 1.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与联办会议43次。 2.中国新闻史学会二级分会主办与联办学术会议29次，其中—— （1）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主办与联办会议5次。 （2）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主办与联办会议10次。 （3）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主办与联办会议6次。 （4）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主办与联办会议4次。 （5）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主办与联办会议4次。 二、十年创新撷英 创新是十年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在“创新”这一共同学术理念的影响下，中国新闻史学研究成果丰硕、佳作频现、新意迭出。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新史料的发掘 在新史料的发掘方面，地方新闻史研究领域表现突出。关于上海、天津、重庆、西藏、四川、云南、福建、新疆、浙江、甘肃、台湾等省、市、自治区以及武汉、深圳、石家庄、杭州、桂林、厦门、宁波、闽南等城市与地区的新闻史研究，无不以新史料为基础进行地区新闻史书写。 个案史研究在史料挖掘方面着力颇多。山东青年学者俞凡到中国台湾、日本发掘有关《大公报》的史料。黑龙江青年学者王翠荣为研究《国际协报》，历经数年，寻访老报人，查阅旧报纸，收集到了许多一手资料，撰写出了扎实的论文。湖北青年学者李理为写作《汉口〈大刚报〉史研究（1945.11—1951.12）》，除了搜集《大刚报》的第一手史料，还掌握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接收工作档案材料，同时采访多位与《大刚报》有关系、或曾在报社工作过的高层领导和普通记者以及现任《长江日报》的多名记者与报史研究员，为立论提供较为真实可信的佐证。浙江学者何扬鸣为写作《〈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在《东南日报》中沙里淘金般地寻找有关报道，在缩微胶卷中逐字逐句地摘录，并一次又一次地校对。 专门史研究充分重视史料发掘。徐新平的《维新派新闻思想研究》之所以写得很见功力，就在于他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白润生为进行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向民族地区的每一家报社“讨”资料，设法利用去民族地区开会的机会在当地“淘”资料，向从民族地区来北京的人“要”资料，还利用教学机会与少数民族学者和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交流从而获得有关资料。这种点滴积累的方式有效地挖掘着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这座富矿。史媛媛为写作《中国新闻事业图史》，跑遍国家图书馆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高校图书馆，查找到现存各个时期的各种报刊原件，并请专业人员拍摄2000幅左右的照片。这其中许多照片是以前出版的各类图书中从未见过的。张立勤为写作《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管理研究——以〈申报〉〈新闻报〉为考察中心》，多次前往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资料室、浙江图书馆等地，围绕当时报业经营问题积累一批有价值的档案资料、报人回忆录和民国相关著述等。薛文婷为写作《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史论（1840—1949）》，广泛阅读国家图书馆的缩微胶片资料，掌握大量鲜为人知的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史料，从而勾勒出中国近代约一百年间体育新闻传播的概貌。关晓红为写作《中国石油新闻史》，广泛向中国石油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单位收集整理石油企业报的史料，仅汇集成册的就有29家，文字总量达300余万字。此外，关于新闻文学史、经济新闻史、报业制度变迁史、报刊发行体制史等专门史研究，也都呈现出了通史研究很难使用的相关史料。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刘家林教授的《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篇（1949—2009）》，可以说是这10年新闻史料挖掘、收集、整理之大全。作者为此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用他自己的话说，下了许多“笨功夫”，取得了公认的成果。 （二）新范式的探索 在原有的革命范式基础上，新闻史学者积极探求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并将其运用到新闻史的书写实践中，从而推出富有新意的新闻史著述。 1.新闻本体范式 所谓新闻本体范式就是“把握新闻史的自身特性问题”[2]。把新闻史写成新闻史，而不是政治史、革命史，成为宁树藩[3]、丁淦林[4]、吴文虎[5]、黄旦[6]等诸多新闻史学者长期以来共同追求的学术价值理念。黄瑚主张，“以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相结合为研究视角”[7]，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近代报刊的诞生与初步发展阶段（1815年至1895年）；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的日趋兴旺与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阶段（1895年至1927年）；两极新闻事业的出现与发展阶段（1927年至1949年）；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阶段（1949年至今）。这样，就有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2.“新新闻史”范式 李彬提出“新新闻史”范式，即“立足当下，面向历史，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使新闻史研究的轴心从思古幽情的畴昔转向生机盎然的当下”[8]。这样，就有了《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009插图本）。 3.媒介生态范式 吴廷俊指出，基于媒介生态学理论，“媒介”是新闻史研究的对象本体。把媒介作为生命之物来进行思考，作为主体来看待。不要再把媒介仅仅看成只是具有物性的客体，而是把媒介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来看待。媒介基于生存的需要与外界交往，媒介这个主体的生存历程就是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历程，新闻史的研究本体就自然凸显出来。这样，就有了耳目一新的《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媒介社会学”范式 陈昌凤认为，美国新闻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描述历史、解释历史，到运用社会学视角来书写新闻史的过程，同时主张将这种“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新闻史的书写中，“主要是从传媒的社会功能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展与变迁[9]。这样，就有了《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视角，是以媒介与现代化的关系论述作为切入点，以媒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论述作为主线，揭示媒介的现代化本质。如王润泽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年—192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就是一例。 （三）新方法的运用 1.口述史研究 林溪声认为，口述史研究为“解决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思路”，具体表现为：“口述史可以扩展历史叙述权，打破新闻史叙述一元性和垄断性”；“口述史可以把新闻史研究推广到普通民众之中”；“口述历史完整地再现社会发展轨迹，丰富新闻史研究的维度”；“口述历史能够生动地表现出个人或群体的历史意识和心理”[10]。 陈娜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2010），王润泽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新闻界人物的口述史研究》（2012），表明口述史研究方法，已得到重视与应用。 2.媒介批评史研究 张昆指出，“媒介批评史的研究除了具有整体提升媒介批评学的学科建设水平、为媒介批评实践提供历史镜鉴资源外，还将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提供新的动力和视角。”[11]在其指导下，胡正强撰写了博士论文《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于2009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此基础上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1815—1949）》。 3.职业心态史研究 樊亚平引入职业社会学中的“职业认同”观念，“通过对新闻史人物职业动机、情感、态度、认知、身份等认同要素的考察，呈现其从业过程中的动机、追求、情感甚或苦衷，以还原历史情景，展示历史研究的丰富性。”[12]在此研究方法下，樊亚平出版了《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1815—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并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心态史研究（1912—1949）》（2014）。 4.以西方新闻思潮为参照 有学者以新闻专业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新闻思潮为参照，重新解读新闻史。如向翠林的《〈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及其对于今天的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0期），刘怀丕的《大公报“四不”方针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青年记者》2010年第14期）。 5.中西文化交流 有学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新闻史。如张威的《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对外宣传及美国记者群》（《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潘晓婷的《从传播立宪开始的上下求索——试论1904～1911年的〈东方杂志〉所作出的西学传播努力》（《新闻传播》2009年第10期）等。 6.定量研究 有的学者将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运用到新闻史研究中来。如宋素红的《新闻史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对新闻史研究的量化分析（1834—2004）》（《当代传播》2006年第1期），崔丽的《时代的反映与“失真的镜子”——四十年代大后方重庆报纸电影广告的抗战诉求分析》（《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李文瑾、都凌霄的《五四时期报纸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以〈申报〉为例》（《新闻界》2010年第3期）等。 （四）新角度的选取 新闻史研究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仁者见仁，主要有以下观点： 1.超越进化论 姜红认为，进化论“支撑着几代中国新闻人和新闻学者的信念与梦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进步信仰，社会进化论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作为一种思想观点和历史观”，进化论却应当被反思。“‘进化’观念的背后是进步主义的价值预设与价值取向”[13]。在新闻史研究中，“持进化论立场的研究者普遍相信：新闻业的价值取向首先要合乎进化之‘道’，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新闻事业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种研究取向没有意识到社会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姜红指出，“推进社会的进化”其实是新闻学研究的工具理性，而非终极关怀。新闻史学者却误将其“当作价值理性、终极关怀”，认为“只要目的正确，手段自然合法”[14]。在今天的新闻史书写中，应当超越进化论。 2.文明与现代的思路 李彬认为，新闻史书写有两种基本思路。“一种可以概括为‘传统与现代’，亦即进化论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中国在遭遇西方冲击前，长期处于封闭、保守、停滞的状态，……而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则体现着文明、进步、开放。所以，中国无论救亡图存，还是走向世界，都必须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里隐含的前提是：“古代野蛮而现代文明，中国落伍而西方先进。”[15] 相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另一种思路为“文明与现代”。也就是说，“古代中国属于一种文明体系，不同于以现代西方为典范的民族国家体系”。“古今中西乃属不同的文明体系及其话语，不存在一条自西徂东、一路上升的历史直线，总体上也不存在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别。”“尽管现代文明多以西方为先导，甚至为样板，但‘现代’并非单数的概念，而是复线的进程。换句话说，现代化不是只有西方一种固定模式，而是由多种多样的路径所构成的多元化图景。”[16]李彬主张，“文明与现代”才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内在逻辑”，中国新闻史研究，应当超越“传统与现代”思路，开拓“文明与现代”的思路。 3.政治文化视角 唐海江指出，“政治文化视角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分析功能，如强调政治主观因素对新闻传播历史的作用，对受众的突出、中观视野以及对传受互动的分析能力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阶级分析视角、本体视角以及现代化视角所具有的某些缺陷，并为近代新闻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内容。”[17] 4.社会文化史视角 吴果中认为，阶级分析视角、本体研究视角、现代化视角、政治文化视角都有一个共同缺点，“即对社会文化史的关注不够”。吴果中转述学者李长莉的观点指出：“社会史研究，往往忽视文化因素，导致内容贫乏，阐释浅薄；而文化史研究，一是只注意精英文化，即思想史的研究；二是只注意物化文化，如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的分类研究。这些角度忽视了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若二者结合起来，能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着眼，以展现社会整体的精神文化面貌。”吴果中进而提出：“新闻史研究引入社会文化史视角，可使研究尽可能地符合历史本体的真实和历史文明的全体，是一种可行的研究范式。”[18] 5.专业化视角 王润泽提出，新闻史研究若想在路径和方法上取得突破，必须“突出新闻业的专业核心价值、用自己行业的语言来解释行业的发展”[19]。 （五）新人的涌现 2004至2014这十年，是薪火传递的十年。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携手努力，奠基十年新闻史学研究。尤其可喜的是中青年学者的涌现。 由于老一代学者的积极扶掖，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黄旦、刘家林、徐新平、程曼丽、陈昌凤、张昆、李文、杨海军等中年学者已经接上老一辈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王润泽、李秀云、王天根、唐海江、邓绍根、程丽红、阳海洪等一大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为新闻史学研究注入活力。王润泽、王天根、唐海江、程丽红还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这些人都具有博士学位，都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拥有良好的学术底蕴，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都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们代表着新闻史学研究的未来。 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主办、由卓南生教授主持的“中国新闻史青年教师特训班”和“新闻史论青年论坛”。特训班从2009年招生开学，至今招了五届，训练青年新闻史教师愈百人。“新闻史论青年论坛”2012年开坛，每年一次。这两种形式培训效果显著，其中有人已经崭露头角，比如李洁琼、杨美艳、汪前军、刘泱育、李卫华、石玮等已经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在这方面，要大书一笔的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兼导师、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客座教授卓南生先生。几年前，受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之邀，卓教授毅然辞去日本龙谷大学的教职，举家迁往北京，扎根北大。由他主持的“新闻学史论研究方法”课开设多轮，培养了一批对新闻学史论研究，尤其是新闻史研究感兴趣的青年教师、学生，形成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卓教授同时也是“北大新闻学茶座”的主持人，“全国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的学术总指导，“北大新闻学通讯”的把关人。可以说，卓南生教授对于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在新时期的发展，对中国新闻史青年学者的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任重道远 （一）存在问题 检讨十年来我们的研究成果，数量可观，但高质量的传世之作不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新闻史研究者存在以下问题： 1.赶场子，凑热闹 有些研究者没有自己固定的研究方向，哪里热闹就往那里赶；有些研究者因为事务缠身，忙于应酬，根本静不下心来；有些研究者把学术作为晋升的手段，乏有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这些研究者在学问上很少下工夫，自然很难贡献出有份量的研究成果。 2.追时髦，盲目西化 有些研究者主题先行，盲目套用西方的某种理论，先验建构起一个框架，然后将中国新闻史史料填充进去。史料的寻找与佐证过程难免断章取义。这种追赶时髦，盲目西化式的研究，有违“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也忽视了中国新闻史研究主体性与民族性。 3.重复劳动，走不出“学术内卷化”怪圈 十年间新闻史著述成果丰富，但也存在重复出版、缺乏新意的状况，诸多著述写作过程中，无论是史料的陈述还是观点的表达，都是东抄西凑。吴廷俊、阳海洪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学术内卷化”，即“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学术研究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20]。涂鸣华用“熟悉化”来揭示新闻史研究出现的问题：“不少研究者已经形成了得心应手的认知体系，逻辑严谨，条理分明，犹如一个大的文件夹，每个隔层上都贴着表示某种性质的标签，如革命、反革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进步、落后等。研究者依靠这个体系，能迅速将纷繁芜杂的历史事实条理化、理性化，给出有解释力的结论。但同时也可能将复杂、丰富、多元而又充满张力的历史给简单化、脸谱化。”[21] 4.设禁区，不敢越雷池半步 有的研究者盲目设置禁区，设法绕开“敏感话题”，自己吓唬自己；有的研究者热衷于“权威话题”，为各种政策作注脚，只做“注释史学”；有的研究者忙于“热点话题”，为各种决策做理论论证，只做“服务史学”。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反映出研究者缺乏为史学而史学的胆识。 （二）改进建议 新闻史研究，要做的课题还有很多，空间还很大，任重道远，需要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各位同仁加倍努力，再来一次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甘坐冷板凳，多做基础性研究工作 十年坐得板凳冷。新闻史研究者尤须静下心来，抛开杂念，一心为学，多做基础性研究工作，养成良好的学术习惯。正如方汉奇先生所提倡：“希望大家多花一点力气改做基础性的工作，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打深井，意味着开掘要深，要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要有重要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多做个案研究，指的是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加强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报刊的报人的个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开拓出新闻史研究的新局面。[22]王润泽也提出，“个案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之一”，“个案的研究将拓展新闻史研究的深度，丰富新闻史研究的内容，能夯实新闻史学科的基础，为增强学科实力提供一点一滴的积累。”[23] 2.新闻史研究要注意中国本位 中国新闻史的书写，如何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是新闻史学者无法回避的一个理论问题。阳海洪指出，无论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所代表的范式，还是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所代表的范式，都有缺陷：“中国缺位”。戈公振“把西方自由新闻理论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框架”[24]，李龙牧把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作为普遍性的解释框架，“认为世界上各民族的新闻事业像人类社会一样，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25]。这两种研究范式都是“普世叙事”的话语框架，“‘中国’作为一个独特‘区域’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被这种普同性的话语建构所抹杀了，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中国问题”[26]。阳海洪主张，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应“放弃普世话语的冲动，解构中心主义的历史话语，视新闻史为一分支进程，回到中国新闻史的感性经验，在中国发现新闻史，建构中国新闻史的主体性话语，在全球化背景下，参与文化对话”[27]。 其实，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范式，还是新新闻史范式、媒介社会学范式，都是以西方理论为参照系的。理论的引介与嫁接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有学者不客气地指出：“拿不成熟的国外理论研究中国新闻史，对于根基略显单薄的中国新闻史学来说显得不够审慎。”[2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新范式还有待新闻史书写实践的考验，新范式的完善也有待于新闻史研究与书写实践的不断开展与进行。若想完善新闻史书写的新范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注意中国新闻史书写的“中国本位”问题。 3.勇于创新，走出“学术内卷化”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意。没有创新，就不是学术研究。没有创新，就没有真正的学术成果，只是一堆学术垃圾。新闻史学者，尤其是中青年新闻史学者，要树立这样的观念：不求著作等身，只求传世之作。 新史料的发掘是新闻史研究理论创新的前提。在中国新闻史学界，老一辈新闻史学者都十分重视史料的积累与挖掘。早在1985年，方汉奇先生就强调，研究历史必须要“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他说：“‘史料挂帅’当然不好，但也不必讳言‘史料’。……没有‘史料’，还搞什么历史？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过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的‘史料’的考订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做出正确地分析和论断的。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作法，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29]1992年在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方汉奇先生向全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再次呼吁要“重视新闻史料的积累”。他指出：“搞新闻史离不开有关的资料。没有必要的资料，新闻史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和无米之炊，是难以为继的。”[30] 目前，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整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如肖东发、邓绍根主编的《徐宝璜新闻学论集》、《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新闻学译丛”，包括赵敏恒的《外国人在华新闻事业》（2011）、白瑞华的《中国报纸（1800—1912）》（2011）、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2011）、汪英宾的《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2013）、柏德逊的《中国新闻简史：古代至民国初年》（2013）、罗文达的《在华天主教报刊》（2013）等等。相比之下，当代新闻史的史料整理与抢救工作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虽说已有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行口述史研究，但口述史只是抢救当代新闻史料一种方面，如何探索更多的方式方法整理并抢救当代史的史料，是新闻史研究的当务之急。因此，我们尤其要做好当代史的史料积累与抢救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档案的解密，为研究者发掘新史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要充分地利用这样的条件。新闻史研究在挖掘新史料的同时，还应当勇于探索新方法、新角度，还应积极吸取、借鉴其他学科的新理论，在坚持新闻史学科本体的基础上，为我所用，从而实现新闻史研究的综合创新。 4.秉笔直书，敢于脱敏 新闻史学者只有加强史家修养，才能自我“脱敏”。 关于“史家修养”，唐代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为“史才三长”；清代章学诚增加了“德”，称为“史才四长”；梁启超提出“四长”的排列顺序应为“德”、“学”、“识”、“才”，以德为首。他们的观点虽然略有差异，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德”是史家“独立不阿”的人格；“识”是史家坚持“秉笔直书”的胆略；“学”是治史的理论与方法；“才”是史家史料搜集、史实考证和文字驾驭的能力。“四长”相依相存，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似乎没有重要次要之别。先辈学者各自强调重点不同，是因为他们所取的角度不同而已。史家要写出对历史负责，经受历史检验的史书，必须心存“良知”，具备“独立不阿”的人格，不屈从，不逢迎，秉笔直书。 对于当今的新闻史学研究者而言，尤其是中青年研究者，必须领悟“史才四长”的精神真谛，回到历史，为历史而治史；论从史出，而不是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那样才能恢复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限于篇幅，本文的详细附录部分将在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官方微信订阅号中发布）标签：新闻传播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新闻学论文; 百尺竿头论文; 范式论文; 创新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