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中供词率的比较研究：误解、方法与技巧_法律论文

侦查讯问中供述率的比较研究：误区、方法与技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方法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4－0076－08

       近年来，有关侦查讯问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从以往单一关注讯问的原则和程序转为更多关注讯问的功能及其对侦查活动影响机理的分析；在研究范式上，学者们也从以往静止的文本对照式分析框架发展为动态的实地调查式的研究进路。这种转变令人欣喜，因为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其方法远比结果更为重要，对方法的关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提升我国法学和公安学研究的品质。但笔者也注意到，我国当前针对侦查讯问乃至整个侦查活动的研究，在方法运用上却还处在“已经觉醒但未觉悟”①的状态，即许多论者虽注意到了诸如逻辑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等诸多研究方法的层次和分类，但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对研究方法还缺乏选择或者说有品质的选择，以致其成果和观点最终是否全面客观还有待商榷。为具体说明这一问题，本文拟针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率这一侦查讯问中的典型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我国和英美国家相关成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对侦查讯问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完善起到些许促进作用。

       一、侦查讯问功能与我国犯罪嫌疑人供述率

       长期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对讯问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对侦查活动的影响程度看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讯问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仍居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讯问犯罪嫌疑人以获取供述，无论在应然层面还是在实然层面都是“实现正义的不可或缺的手段”。②与之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供述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最直接的证据，但供述却往往是各种证据中最不可靠的一种，讯问获取的言词证据极易导致冤假错案和侵犯人权，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刑讯逼供是我国现阶段错案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侦查阶段尤为凸显，几乎在每起错案的背后都暴露出刑讯逼供的潜伏生态”③。因此，欲克服侦查讯问所获取的供述证据失真进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弊端，在侦查过程中应依托指纹、DNA、现场勘验等现代信息科技获取证据，寻找可资利用的、能够证明嫌疑人有罪的其他可靠方法以替代讯问，实现司法证明方法从人证向物证的转化。

       相较而言，后一种观点代表了当前许多理论研究者对侦查讯问获取言词证据功能的反思和认知，其也更能得到普通公众的认同。但上述两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对犯罪嫌疑人供述证据功能的两种极端化倾向：对犯罪嫌疑人供述证据过度迷信，将其奉为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之王”，即侦查讯问功能不可替代；抑或对犯罪嫌疑人供述予以全面批判否定，将其视为侦查取证过程中制造冤假错案的“证据之殇”，主张侦查讯问功能应逐步被取代。那么，如何全面客观地看待侦查讯问的功能？侦查讯问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究竟对侦查破案、抓获同案犯、掌握其他犯罪以及后续的审查起诉和审判定罪而言有多重要？

       为揭示侦查讯问的功能，批判侦查取证过程中过度依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弊端，许多论者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当前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对侦查破案仍起着决定性作用，其重要例证是我国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我国目前的刑事案件中，有罪供述率较高。虽然目前官方统计中缺乏此项数字，但任何一个实践工作人员都会有直观的感受”。④该论者还以两个基层检察院受理的案件为样本，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状况作了统计，以证实我国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供述率高的现状。而有关我国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供述率高的论断也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实证数据支持。有学者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论证了我国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供述率高的问题，指出“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认罪率，无论是犯罪嫌疑人的整体认罪率，还是初次讯问认罪率都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不同区域、年代之间的差异都非常之小，这或许是为什么讯问成为诸项侦查措施之首的重要原因”⑤。

       在越来越多的统计数字面前，我国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率远高于其他国家的论断似乎成了铁律。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二、我国与英美国家有关供述率统计结果及方法的比较

       (一)我国与英美国家供述率统计结果的对比分析

       笔者试着对近些年我国学者所作的有关侦查讯问及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实证研究和统计数据进行了梳理：

       2002年，有学者以所在城市两个基层检察院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发现两个基层检察院共审查起诉刑事案件1280件，其中犯罪嫌疑人作有罪供述的案件为1120件，有罪供述率为87.5％。2002全年向法院提起公诉1154件，其中被告人在法庭上作有罪供述的共1035件，有罪供述率为89.7％。⑥

       2006年，有学者按照案号顺序、每季度抽取15起案件的抽样方式，对我国C市S县法院2004年度审理的60起刑事案件、75名被告人进行了抽样，统计出被告人在侦查期间作出认罪供述的案件占所有案件的比例，得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认罪供述率非常之高(100％)的结论。⑦

       2007年，有学者在进行系统实地调研后表明：“我国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认罪率，尤其在初次讯问中的认罪率非常之高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近二十年来，我国侦查讯问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认罪率高的现象几乎没有发生变化。”⑧

       2013年，学者的统计调查结果再次表明在公安、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中，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的比率达到95％以上。其所调查的S市检察院和A区检察院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中。通过讯问(包括总结性侦讯和补充性侦讯)获取有罪供述的案件均达移送起诉案件的100％，所调查的B区公安机关和C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案件中的有罪供述案件比例也达到了95％以上。不仅如此，“公安、检察机关实施的初期侦查活动中，讯问犯罪嫌疑人均占样本案件的100％，而且通过讯问都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⑨。

       笔者将这些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所进行的有关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率的研究进行汇总，最终形成表1。需要说明的是，鉴于部分研究者在文献中未提及有罪供述的人数，而是直接给出了被试规模和有罪供述率，笔者在表1中予以直接列明；也有研究者在文献中只提供了被试规模和有罪供述人数，笔者据此对其供述率进行了计算和补充，以使所有研究者的供述率统计结果更为直观明晰。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统计值不仅很高，而且不同研究者的统计结果都较为接近，供述率最低为87.5％，最高为100％，均值约为96.05％。而表2有关英美国家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英美两国，犯罪嫌疑人供述或承认的几率最低为42％，最高也只有76％，且不同研究者其统计结果相差较大。美国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率平均不足60％，远低于我国犯罪嫌疑人供述率96.05％的平均值。因此，单从供述率的统计结果上看，难免得出我国犯罪嫌疑人供述率远高于英美国家的结论。

       但问题是，我们对供述率高低的评判并不能仅仅建立在统计数值的简单比较上，其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直接决定着眼睛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也就是说，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高低，其前提和有效性在于判断我国学者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否与其他国家相同，即方法和内容本身是否具有可比性。正如英国著名统计学家米尔森所说，整个科学的统一仅仅在于它的方法。(11)因此，有关我国犯罪嫌疑人供述率高低的命题或者结论得出是否科学，还有赖对其研究方法的考量与评定。

       (二)我国与英美国家有关供述率统计方法的比较

       如前所述，与我国学者有关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统计结果较为一致的研究现状不同，英美国家不同学者对本国犯罪嫌疑人供认率的统计结果却可能迥异。事实上，这种结果的不同恰恰源于其统计方法的差异性——记录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形式和统计供述率的数据来源不同。

       由于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载体有很多种形式，使得统计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方式存在多种可能，如直接观察和调查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的整个过程，或者听讯问录音，或者查看刑事案件中的讯问笔录，以及采取讯问录音与刑事案卷讯问笔录相结合的方式等。相比而言，对照讯问录音录像仔细核对讯问笔录是否准确，被认为是判断嫌疑人是否供述的最佳方法，而完全依赖案卷或档案中侦查机关讯问笔录是最差的统计方法。(12)理由在于，讯问笔录很多时候并不能准确记载犯罪嫌疑人的承认、供述和否认。这一方面是基于笔录文本仅能以“黑与白”的方式提供有关事件的有限解释，需要录音录像为这种记录注入维度和色彩。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笔录文本有时甚至会与讯问录音在记录内容上出现重大差异。如一起案件中笔录记载，当警察问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在你公司时，你是否侵犯她？”犯罪嫌疑人回答“不是”，但录音里嫌疑人对此问题的回答却是“是”；当警察问嫌疑人是否曾触摸过被害人隐私部位时，笔录记载嫌疑人回答“是”，但录音里嫌疑人回答的却是“不是”(13)。

       表2中，英美两国学者有关犯罪嫌疑人供述几率的统计方法和结果表明，研究者若仅以巡回法庭文件作为分析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基础，则统计出在英国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承认的几率为71％或76％(其中，Baldwin,McConville在1980年依据巡回法庭文件研究得出犯罪嫌疑人供述率为76％；Mitchell在1983年统计供述率为71％；Zaner在1979年统计供述率为76％)；而研究者若采取听录音或直接观测的方法进行研究供述率，则英美国家犯罪嫌疑人供述或承认的比例会降至40％－60％(其中，Irving在1980年通过观测方法统计供述率为62％；Leo在1996年通过观测的方法统计供述率为42％；Moston,Stephenson,Willianmson在1992年通过听会见录音的方式统计供述率为42％；Phillips,Brown在1998年通过查阅警方档案和调查问卷的方式统计供述率为55％)。显然，仅以巡回法庭文件作为统计基础所得出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率明显高于通过观测和听会见录音方式统计出的数据。

       再将表1和表2进行对比分析后不难发现，我国学者进行数据统计时的样本恰恰全部来源于刑事案卷，无一来源于研究者的直接观察；而英美国家学者进行统计时的数据来源既有巡回法庭文件、刑事案件，也有研究者的直接观察，还有发放调查问卷以及听会见录音等多种形式。事实上，我国部分研究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指出其自身的研究由于缺乏对讯问实践较长时间的亲自参与观察，使得“研究材料的精确性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持谨慎态度”(14)。

       三、我国供述率研究中存在的方向性与技术性误区

       将上述问题扩展开来，笔者以为，我国现有关于侦查讯问及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研究，除统计数据来源过于单一的问题之外，在研究内容的确定和具体操作技术的运用上也还存在不少需要斟酌之处。

       (一)方向性误区

       综观我国当前有关侦查讯问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尽管学者们对侦查讯问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但研究旨趣主要集中在侦查讯问原则和伦理问题以及讯问运行程序方面的法治建构，(15)诸如建立沉默权制度、规定讯问前的权利告知程序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采用审前侦查与羁押分离、举证责任倒置以遏制刑讯逼供等有关犯罪嫌疑人讯问过程中的权利救济方案，进而提出降低不当与非法讯问对犯罪嫌疑人权利损害的主要途径是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对讯问的规制和提高侦查人员的法治意识与法律素养。也就是说，当前许多论者对侦查讯问的关注，不在于讯问所具有的或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具有的查明案件事实的功能，而在于其副产品——不当与非法讯问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侵害。(16)在这一研究思路和理论预设的影响下，许多有关侦查讯问的观点是否全面和客观值得反思，有关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研究便是其中一例。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缺乏对警察审讯进行直接参与式的或全景观察式的研究，使得现有研究成果往往脱离于审讯人员或刑事司法人员的日常审讯实践，以致论者们提出的许多针对犯罪嫌疑人讯问过程中的权利救济方案，如审前侦查与羁押分离、采用举证责任倒置以遏制刑讯逼供等，愿望虽好，但落实到实践运行中却收效甚微。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如樊崇义教授所做的有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由被讯问人选择是否需要律师在场、录音或录像的三项制度的对比实验(17)，左卫民教授、刘方权教授所做的有关我国侦查讯问整体功能与阶段性功能如何在特有的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实证分析(18)等一些优秀实证研究成果，既为我们全面了解侦查讯问的现实运行状态提供了一手资料，也为侦查讯问的现有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但笔者以为，即便在这些研究中，其具体操作过程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二)技术性误区

       为进一步阐明我国现有供述率实证研究中存在的具体技术性问题，笔者以在我国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的一项有关S省三区县的侦查讯问调研报告为例进行论述。该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整体认罪率极高，可达98.91％(三区县中J区、N县、Y区分别为100％、98.39％、98.35％)；且初次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认罪率也非常高，可达87.93％(三区县中J区、N县、Y区分别为95.53％、79.84％、88.43％)。所采用的调查方法是从三区县法院2003至2004年度审结的刑事案件中抽取每个季度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各20起，即从三区县法院各抽取80份案卷，另从J区法院1984、1994、2004年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各随机抽取50份案卷。(19)通过对案卷中《讯问笔录》记载的讯问时间、地点、内容等项进行定量分析，确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认罪率。应当说，相比定性的和表意式的研究方法，定量的、通则式的和结构化的调查方法具有更强的可信度，但往往存在有效度较低的缺陷。(20)而“有效度较低的实质是许多社会调查中的测量并不总是能够测量到它所真正想要测量的东西，这也是调查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挑战之一”(21)。有关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率的调查也面临着这种挑战，战胜这种挑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供述率的操作化定义，如何实现供述的概念化(22)。对此，笔者认为该学者的实证调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

       1.“供述率”或“认罪率”概念的操作化定义不明

       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证据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一般被理解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即通常所说的口供。《刑事诉讼法》将供述和辩解分开，也意味着供述主要指有罪供述，辩解主要指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但问题是，实践中很多有罪供述并未达到完整供述的要求，即犯罪嫌疑人选择性地做出部分有罪供述，如可能只供认犯罪事实，但不肯供述赃款赃物、重要物证的真实下落，或只供认犯罪事实，而不供认犯罪的真正动机和目的，以及嫌疑人只供认自己的犯罪行为，不供认同案犯等。在研究供述率时，这些部分有罪供述可能被有的研究者统一归为完整供述而纳入统计范畴，但在其他研究中却被单独定义(如被称为“有罪的供认”或“少供”等)而被排除在供述率统计范围之外。可见，如果我们不能就“供述”这个特定术语达成共识，也就不可能有意义地研究供述率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厘清供述与以下相关概念可能存在的差异：

       其一，供述与少供。少供是犯罪嫌疑人避重就轻地供认一部分罪行的同时，隐瞒、掩盖另一部分罪行的行为，其具体表现可归纳为“七供七不供”。例如，犯罪嫌疑人在具体供述时只供述被当场抓获或已查获的现有罪行，不供以往的罪行；只供认犯罪事实，但不肯供述赃款赃物、重要物证的真实下落；只供认犯罪事实，不供认犯罪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只供认自己的犯罪行为，不供认同案犯、集团首犯、幕后教唆犯等。对少供而言，由于犯罪嫌疑人作了部分供认，其既与全面完整的有罪供述存在区别，也不同于完全的拒供。如果将其视为犯罪嫌疑人“趋利避害”本能产生的防御行为，少供则可能被归为反讯问的表现方式之一。(23)但如果考虑到少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犯罪嫌疑人的拒供心理开始退却，则可能将其纳入供述的统计范畴。

       其二，供述与辩解。如前所述，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供述一般指有罪陈述，而辩解一般指犯罪嫌疑人所作的无罪或罪轻的陈述。这种区分看似界限分明，但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具体陈述的不同理解却可能使这一界限变得模糊。如，被指控为故意杀人的犯罪嫌疑人不承认自身的杀人行为，辩解只是想给被害人点颜色看看(故意伤害)，法院最终综合认定该嫌疑人实施了故意伤害犯罪行为，那么，就故意杀人的指控而言，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可被看作罪轻的辩解；对故意伤害的定罪量刑而言，在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则属于完整有罪供述。统计供述率时，罪轻的辩解是属于有罪供述还是被排除在统计之外，便需要予以说明。

       其三，供述与翻供。翻供指犯罪嫌疑人推翻原有的供述，做出新的供述的行为。如，犯罪嫌疑人推翻原来真实的有罪或罪重的供述，代之以虚假的无罪或罪轻的供述。翻供也是犯罪嫌疑人最经常采用的反讯问手段之一，且主要集中在侦查的审查批捕阶段、起诉阶段及庭审阶段。在侦查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常常先做出有罪或罪重的供述，随后又推翻原有供述，为自己做无罪或罪轻的辩解。此种情形下，若统计犯罪嫌疑人供述率或认罪率，犯罪嫌疑人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是否属于有罪供述的范围也需要研究者予以明确。

       遗憾的是，学者在研究和统计中并未对上述供述与少供、辩解和翻供等相关概念加以明确的界定和区分，其在统计认罪率时是否将只作了部分供述的少供、供述后又翻供等情形全部归为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认罪，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可以对其做两种假设：倘若将少供、辩解和翻供等情形均归为供述，那么供述率或认罪率的比值就会偏高；相反，如果将完整供述与少供、辩解和翻供加以严格区分。则供述率或认罪率的比值无疑会大大降低。

       2.分析单位选择不当

       在诠释和分析定量数据之时，最易出现的一类逻辑错误是简化论(reductionism)，也称为不对等谬误(fallacy of nonequivalence)，即研究者观察的是较低或非集合形式的分析单位，却对较高或集合形式的单位的运行状况做出论述。笔者以为，有关供述率的研究即存在此方面的因果关系的逻辑错误。为统计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认罪供述比例，学者将调查地点选择在法院，抽取法院已审结的案件作为研究样本。不可否认，查阅案卷和档案一直是调查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司法运作状况的核心方法，因为案卷和档案是凝固的历史，是相关主体在特定时空下实施特定行为的正式和完整的记载。但问题是，法院审结的案件都是历经侦查、起诉、审判整个诉讼流程的案件，发现案卷中讯问笔录认罪率高，只能说明我国的检察官和法官在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时往往以被告人认罪为基本条件，对讯问笔录的依赖性很大，即几乎所有案件的最终审结与认定都离不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而犯罪嫌疑人拒绝供述的案件可能早已因证据不足而被侦查机关以悬案或撤案的方式予以自行消化，但并不能就此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率高。

       不仅如此，若调查在侦查阶段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多少人做认罪供述，其调查对象或者说统计时百分比的基数应是到案后(24)的所有犯罪嫌疑人总数，而不仅仅是最终审结成卷的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人数。因为实践中从犯罪嫌疑人到案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是否供述及最终的处理结果大致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犯罪嫌疑人经过讯问可能做出有罪供述而被起诉审判，形成完整的刑事卷宗；第二种情形是犯罪嫌疑人没有做出有罪供述，但因案件其他证据确实、充分而被移送起诉审判，有刑事卷宗可查；第三种情形是犯罪嫌疑人始终拒绝供述，其他证据材料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侦查机关虽立案，但因证据不足对案件未予以移送起诉，而对其做出如撤销案件或对嫌疑人予以行政处理等其他处理。此种情形下，该案件要么根本没有形成完整的刑事案卷，要么即使有完整的刑事卷宗可查，也不可能存放或出现在法院或检察院。也就是说，在第三种情形下，犯罪嫌疑人的拒供情况无法在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被体现和统计出来的。较之前两种情形，第三种情况即犯罪嫌疑人拒供且无完整刑事卷宗可查的案件在实践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那些仅靠其他证据材料难以形成完整证据链、需要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加以补强的案件(如盗窃案、无证人证言的故意伤害案等)是大量存在的，侦查机关往往将相关文书和证据材料整理后形成备查的工作卷，而非在检察院和法院看到的诉讼卷。因此，学者以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卷宗为研究样本，进而统计得出犯罪嫌疑人在初次讯问时认罪率高的结论，是以忽略第三种情形为前提的，其结论的准确性就不得而知了。

       3.“初次讯问”界定不准有损测量的效度

       为使有关供述率的研究更为系统全面，学者在调查中除进行了犯罪嫌疑人认罪率的统计外，还专门研究了犯罪嫌疑人在初次讯问中的认罪情况，此种做法虽有助于拓展研究的深度，但如何界定清楚“初次讯问”，并客观地辨识此概念在法律规定与实践操作中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性，仍是保证此项调查结果客观有效所必须解决的问题。(25)如有的学者所说，根据公安部《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规定》第21条的规定，第一次讯问是指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第一次讯问，但在实践中由于立案制度本身的缺陷，通常在立案之前公安机关即已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数次讯问，特别是在现行案件中更是如此。为了与该规定所指的第一次讯问相区别，该学者使用“初次讯问”来指称侦查机关在事实上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首次讯问。但即便如此，笔者认为，该研究界定的初次讯问与实践仍然存在很大出入，因为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在刚到案时虽多次拒绝供述，但侦查人员往往并不将其记录在案，此种情形下即使形成笔录，也往往由于其拒供无法作为认定其有罪的证据而被侦查人员选择性地从报送检察院的案卷材料中挑出，放入侦查备查卷(或工作卷)而非诉讼卷中，当然也就不可能在法院审结的刑事案卷中体现出来。因此，学者以法院审结的刑事案卷为调查对象得出犯罪嫌疑人在初次讯问时认罪率高的结论，其统计中无疑漏掉了那些多次拒供但未记录在案或公安机关将拒供的笔录放入备查卷的情形。

       综上，我国现有关于侦查讯问供述率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过度关注侦查讯问的原则与合法性问题，而对侦查讯问本体认识不足；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思辨式的理论研究，而调查式的实证研究运用较少，且存在相关概念操作化定义不明和因果关系出现层次谬误等问题。

       四、我国侦查讯问供述率的实证研究与方法改进

       (一)注重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的一致性

       如前所述，当前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加强侦查讯问本体部分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调查分析讯问的查证功能并客观评判其在侦查破案过程中的重要程度，才能避免对侦查讯问功能极端肯定或否定式的论断。但在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的一致性。在前述有关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以评判讯问在侦查破案过程中的重要程度为研究目的，但这一目的显然与统计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高低这一研究内容之间不具有对应关系，即两者间存在虚假相关的逻辑关系。(26)也就是说，即便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供述率高，也并不代表侦查机关对讯问的依赖性就强。从侦查结果的角度看，供述对侦查是否重要，取决于其他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的力度。其他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越充分，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依赖性就越小。从侦查过程的角度看，讯问对侦查活动是否会起到决定作用，也取决于讯问的时间、供述的内容和供述的质量等多方面的因素。

       因此，如果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分析讯问在侦查中的证据功能或评估犯罪嫌疑人供述对案件定罪的重要程度，则研究内容应集中于比较犯罪嫌疑人供述与其他类型证据在案件侦查及其后的定罪量刑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英美国家在此方面值得我们借鉴的研究成果较多，如津巴多的研究曾表明超过80％的案件依靠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破案，而且一旦做出有罪供述，犯罪嫌疑人将很难再判无罪，(27)特别是当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非常薄弱时，供述甚至成为定罪的主要证据。在英国，鲍温和麦格维尔对1474件刑事法庭案例起诉书进行了分析，发现供述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唯一重要的证据。他们在研究中还进一步表明：在将近30％的案件中，有罪的承认或供述对案件的起诉至关重要；仅有约5％的案件中法医证据比较重要。(28)美国学者卡塞尔也在调查后指出大约24％的案件中供述对定罪十分必要。他指出：“审讯和供述对于一些案件(特别是重罪案件)的侦查与破案通常十分必要。有的犯罪，如共谋罪与敲诈、甚或强奸与虐待儿童罪等类案件，因为几乎没有供述之外的其他证据，经常只有依靠供述才能结案。通过口供破案的数量远高于通过其他证据破案的数量。”(29)可见，即便在供述率不高的英美国家，讯问并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对侦查破案和定罪量刑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国家间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高低并未直接影响讯问在侦查破案过程中的重要程度。

       (二)保证统计数据来源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在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率进行定量分析时，不仅要依据现有的刑事案卷，还应尽可能通过直接观察和调查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的整个过程，以及听讯问录音并采取讯问录音与刑事案卷讯问笔录相结合等方式，弥补讯问笔录在解释犯罪嫌疑人意愿方面的单一维度的缺陷，并避免讯问笔录可能存在的对犯罪嫌疑人陈述意愿的误录，以保证统计数据来源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此外，研究者无论是参阅刑事案卷还是直接观察，都应保证所调查案件在案件类型及犯罪严重程度上的差别性和全面性。因为基于种种原因，在案件类型上某些犯罪比其他类型犯罪更容易招致犯罪嫌疑人供述。如英国学者诺保调查发现，被讯问的财产犯罪中嫌疑人供述率为56％，而非财产犯罪如暴力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率仅为32％。显然，被讯问的财产犯罪嫌疑人供述率远高于暴力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率。另一学者麦格维尔调查发现，其统计的不同案件类型犯罪嫌疑人中，性犯罪嫌疑人供述率最高，为89.3％，非性犯罪嫌疑人供述率仅为52.5％，犯罪嫌疑人平均供述率为70％。(30)而犯罪严重程度也会抑制或影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动机。很多研究显示，非重罪的犯罪嫌疑人比重罪的犯罪嫌疑人更容易供述。例如菲利普一布朗的研究中，罪行不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率为72％，远比犯罪程度“中等”(供述率为49％)和“特别严重”(供述率为46％)的要高。(31)可见，调查时充分考虑案件类型和犯罪严重程度的差异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三)对供述概念予以准确的操作化定义

       定量研究需要经过概念化，然后是操作化，再应用操作定义去收集资料这三个层次，以演绎的方式从抽象进展到具体来完成测量。研究者先概念化一个变量，赋予它一个清楚的概念定义，然后进行操作化，发展出一个操作性定义或一组指标，最后使用这些指标，用到经验世界之上。抽象概念与经验现实的结合，使研究者可以检验经验假设。顺着逻辑，这些经验检验反过来又关联到理论世界中的概念假设与因果关系。(32)而这一序列的研究层次中最为困难、最为关键的步骤之一便是操作化，即细化所要研究的概念和变量的含义以便于测量。之所以最为困难就在于，研究中许多概念真正的趣味恰在于它们的神韵，而要具体、精确地指明这些概念的意义却又十分不易。有时候，研究者不得不说某类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而可信的操作化定义和测量具体化则会削弱概念的丰富内涵。具体到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定量研究上，实现供述的概念化、操作化就需要明确和妥当处理供述与少供、辩解和翻供等诸多相关概念的关系。由于翻供易导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前后矛盾而失去证据的证明力，在统计供述率时建议将其排除。即犯罪嫌疑人之前做了有罪、罪重的供述，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又推翻了原有供述，重新做出无罪或罪轻的陈述的，不应作为供述案件加以统计。相应的，研究中针对犯罪嫌疑人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少供和辩解是否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也应予以明确说明。

       入选理由与述评：

       实证研究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正当红。但不得不说的是，“红”的背后是较为薄弱的根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且对具体操作技术、应用分析有高而精的要求。注重实证研究是一个良好研究动向，但当前刑事诉讼法学中的实证研究方法距离深入掌握和娴熟运用还很远。本文作者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包括方向性和技术性误区，为学界的实证研究热泼了一些冷水。这种冷思考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关注和运用实证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沟通学术和实践，提炼两者精华合而为一，因此，除本文作者提到的问题外，当前的实证研究中还需要注意定性和定量的结合，逻辑和实证的结合。

       近5年相关研究文献精选：

       1.毕惜茜，李铁军，姜军：新刑诉法背景下侦查讯问立法完善实证调查与研究，《政法学刊》，2012（5）

       2.张学文：新刑诉法视域下侦查讯问之展望——基于未成年人犯罪命案的实证分析，《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2（4）

       3.郭松：论基层检察院审查逮捕制度运作理论模型之建构——兼及刑事诉讼实证研究方法的拓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4.胡铭：略论刑事诉讼实证研究方法——以经济学实证方法为借鉴，《清华法学》，2011（1）

       5.郭志媛：实证方法在检验司法改革效果中的运用——米兰达判决效果之实证研究的启示，《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3）

       6.刘方权：刑事诉讼实证研究中的数据解读——与徐美君女士商榷，《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12）

       7.王秋杰：职务犯罪嫌疑人供述动机实证研究，《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2（1）

       8.陈晨：多角度透视改变定性问题——实证研究、规范分析与程序构建，《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

       9.左卫民，马静华：效果与悖论:中国刑事辩护作用机制实证研究——以S省D县为例，《政法论坛》，2012（2）

       10.陈涛，李森，闫永黎：侦查权内部控制实证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6）

       11.罗一龙：公安执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政法学刊》，2011（2）

       12.唐雪莲：过程与效果:刑事案件审核机制之实证研究——以侦查程序为中心，《社会科学》，2011（7）

       收稿日期：2014-01-29

       注释：

       ①宋英辉、王武良主编：《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②张会杰：《我国被告供述任意性再审视之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4期。

       ③李蕤：《刑事错案的形成与救济——以侦查工作为视角》，《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④魏民等：《辩诉交易制度实证研究》，张智辉、谢鹏程主编：《中国检察第二卷：刑法的程序理性》，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⑤刘方权：《认真对待侦查讯问——基于实证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5期。

       ⑥魏民等：《辩诉交易制度实证研究》，张智辉、谢鹏程主编：《中国检察第二卷：刑法的程序理性》，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⑦马静华：《非法审讯：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以S省为主要对象的分析》，陈光中、汪建成、张卫平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司法理念与三大诉讼法修改(2006年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⑧左卫民等：《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8－64页。

       ⑨牟军：《揭开侦查讯问功能的面纱——基于实证角度的分析》，《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年春季卷。

       ⑩此表来源于英国学者Gisli H.Gudjonsson的研究成果，具体内容参见［英］Gisli H.Gudjonsson著，乐国安、李安等译：《审讯和供述心理学手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

       (11)宋英辉、王武良主编：《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12)［英］Gisli H.Gudjonsson著，乐国安、李安等译：《审讯和供述心理学手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13)［英］Gisli H.Gudjonsson著，乐国安、李安等译：《审讯和供述心理学手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14)刘方权：《认真对待侦查讯问——基于实证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5期。

       (15)苏喜民、阎玮：《侦查环节的权利保障机制初探——以侦查环节实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期。

       (16)刘方权：《认真对待侦查讯问——基于实证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5期。

       (17)樊崇义、顾永忠：《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录音或录像制度试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

       (18)左卫民等：《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8－64页；左卫民等：《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二)——以审前程序为重心》，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0-35页。

       (19)刘方权：《认真对待侦查讯问——基于实证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5期。

       (20)［美］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第11版)，华夏出版社，第149页。

       (21)风笑天：《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

       (22)概念化即指将模糊的、不精确的概念明确化、精确化的思维过程。参见［美］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第11版)，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

       (23)在讯问学的专业教科书中，拒供、少供、谎供、翻供、伪装等均被看作犯罪嫌疑人常用的反讯问手法。参见胡关禄主编：《侦查讯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9－75页。

       (24)“侦查到案”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个习惯用语，指犯罪嫌疑人从普通公民转变为犯罪嫌疑人身份而初次到达侦查机关接受调查的情形。相关内容参见马静华：《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三)——以侦查到案制度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10年。

       (25)“只有着眼于实践过程，我们才能避免理念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尤其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同时，着眼于实践中未经表达的逻辑，正是我们用以把握不同于现有理论框架的新的概念的一条可能的道路。”参见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7页。

       (26)虚假相关即两个因素有所关联，但不是因果关联，因为实际上有尚未被察觉的第三个因素，可能才是造成这个关系的真正原因。以因果关系的条件来说，未被察觉的第三个因素代表一个更强有力的解释。

       (27)［英］Gisli H.Gudjonsson著，乐国安、李安等译：《审讯和供述心理学手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

       (28)［英］Gisli H.Gudjonsson著，乐国安、李安等译：《审讯和供述心理学手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122页。

       (29)［美］理查德·A利奥著，刘方权等译：《警察审讯与美国刑事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绪论第2页。

       (30)［英］Gisli H.Gudjonsson著，乐国安、李安等译：《审讯和供述心理学手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133－135页。

       (31)［英］Gisli H.Gudjonsson著，乐国安、李安等译：《审讯和供述心理学手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133－135页。

       (32)［美］劳伦斯·纽曼著，郝大海译：《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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