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6)03-0010-013
(一)
韩愈和柳宗元，都不以史学家著称，但他们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却引起历代学者议论纷纷，以致任何一种中国史学史著作，都非写上一笔不可。我们也不例外。①
这场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现存的主要文献仅两篇，一是元和八年(813)六月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②，一是次年正月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柳河东集》卷3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形式都是私人通信，却都在二人生前身后，便传抄流布。③ 唐末五代，雕板印刷术从印佛教宣传品推广到印经史书籍。由刘禹锡编成的《柳河东集》，李汉初编并由欧阳修重编的《昌黎先生集》，至迟在十一世纪中叶，即北宋仁宗庆历(1014—1048)以后，就有刊本在朝野广泛流传。④
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
正因如此，韩愈虽然只是平庸的史官，柳宗元虽然从未做过史官，但他们关于史官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两通简单书信，却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二)
唐宪宗元和八年授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太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仍迁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
君命称制。这道用皇帝名义任命韩愈为史官的制书，是翰林学士白居易起草的。⑤ 作为朋友，白居易给韩愈升官草制，当然多说好话。例如说韩愈的史才，可比司马迁、班固，已属当时对史官的最高称誉。例如特别表彰韩愈的品格，说他个性鲠直，“不交势利”，全靠自己操行博得名望，更是当时对文士的道德肯定。
有趣的是这道制书，一称韩愈原职是“太学博士”，二说对韩愈“仍迁郎位，用示褒升”。
谁若读过韩愈的年谱或传记，便知他仕途蹭蹬，官职忽升忽降。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四十四岁的韩愈，由河南县令升为兵部职方员外郎，品秩虽低，却获得了日常赴朝参的资格，成了他向往已久的登朝官。⑥ 不料初任郎官，韩愈就惹恼当局，被贬回国子监任博士。唐代国子监有七学，每学都有博士，除了律、书、算三学博士，其它诸学都可统称“国子博士”。由白居易草拟的制书，可知这次实授太学博士，官秩在国子监博士、五经博士之下，掌教四品五品官员及公爵的子孙，仅为二等国学的六名正教官之一。按当时官制，连国子监博士都是非常参官，因而韩愈被调任太学博士，即被取消了参加政府办公会议的资格，当然意味着遭贬。⑦
这已是韩愈第四次任教于国学，行年四十六了。他早就不甘心坐冷板凳。唐朝有在农历年初一祓除穷鬼的风俗。元和六年(811)正月晦日，韩愈虽已代理河南县令，本官仍是太学东都分校的博士，于是作《送穷文》，说是穷有五鬼，“为吾五患”：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⑧ 后人多半认为这是游戏文章。其实映现韩愈对于“太学四年，朝齏暮盐”的贫困生涯的焦虑心态。那心态可以理解。自从他的长兄韩会贬死岭南以后，阖家百口的生计就由他负担，而他由二十五岁(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快二十年了，宦海浮沉，没有达到过五品朝官。况且他心高气傲，总以为才学识博取富贵绰绰有余，只是命运不济，又无权力者援手，才落到穷鬼缠身的地步。⑨
好象如今农历正月初五官民用震天炮竹接财神，但财神爷仅光临巨贪之家一样，韩愈自称与穷鬼和平共处，却一度时来运转，在元和六年九月的奏章里，所署官衔已是“行尚书职方员外郎”。⑩
可惜好景不常。不到半年，元和七年二月，韩愈又由朝官贬为非朝官，已如前述。最使韩愈感到命运不公的，或许是宰相更迭。原来，次年正月，首相权德舆罢职，三相李绛升为亚相。这个李绛，正是唐德宗贞元八年韩愈的同榜进士。(11) 韩愈尽管信“命”，到这时也许感到亚相不念故“交”。于是假托太学生与老师的对话，写了一篇《进学解》，大发牢骚，说是自己在太学生心目中，业绩文章人品，都可上追孟轲、荀况，“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但遭遇比孟荀更不幸，“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12)
据说，贞元八年陆贽榜下取中的进士，韩愈和李绛，曾特受古文名家的考官梁肃赏识，列为门下“四君子”(《唐摭言》卷7)。而今李绛贵为宰相，怎能不对韩愈的卑微地位同情呢？史称韩愈在元和八年春写了《进学解》，“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官修撰”。(13) 下制时在元和八年三月乙亥(二十二日)，新任门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尚未上任，执政的宰相唯有李吉甫、李绛。(14)
尽管韩愈早有编纂唐史的愿望，但他到底有没有“史才”，仍待证明。人所共知，好读史不等于真知史，真知史也不等于会著史。中世纪的皇帝，包括最好宣称“以古为鉴”的唐太宗，及曾主编五代史(北齐、北周、梁、陈和隋)的魏征之流，真知史并会著史么？不见得。至少初唐的官修“正史”，尤其是标榜唐太宗“御撰”的《晋书》，整体的“史识”就远逊于“三史”，即韩愈及其门徒殷侑所推崇的《史记》、《汉书》和范晔《后汉书》。(15) 根本问题在于唐代设馆修史的体制，而不在于个别史官是否称职或尽职。韩、柳的史官辩，也只能从这个角度考察，才可得到比较合乎历史实相的理解。
(三)
唐廷任命韩愈为史官的那道制书，不是强调恢复它的“郎位”么？执政以此“用示褒升”。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也说这是宰相怜悯他，“苟加一职荣之耳”。
就韩愈本人来说，由非常参官再度晋升常参官，的确意味着恢复名誉，已如前述。不过唐廷给他的本“职”，是史馆修撰，为什么加官却是比部郎中呢？
比部是刑部下属四司之一，郎中即司长，主管各级政府的财务审计。(16) 此官与史职何干？这就需说到中唐史馆体制的一项调整。
我们已知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始设史馆，置于门下省，取代了原由秘书省著作局的修史职能。它由宰相任“监修”，却不设专官，凡撰写史事都由他官兼领，即使位卑而有才的小官也可入直史馆。这个体制，较诸前五百年列朝普遍沿袭的专任史官制度，起初优点是明显的(17)，保证了新编“五代史”和重修《晋书》等重要史籍得以完成。但随着史馆的重心转向“国史”，即帝国创业和君权更迭的所谓实录，体制内在结构蕴含的矛盾，即宰相监修体现的权力干预现代史编纂，众手修史造成的意见分歧、互相牵制和无人为定稿负责等必至之弊，还在武周时代就已十分突显。《史通》作者刘知幾对此曾予全面抨击。
刘知幾没有料到，他的《史通》在身后曾得到唐玄宗表彰(18)，他揭露的史馆体制导致的弊病，反而在“开元全盛时”，越发厉害。开元二十五年(737)，“监修国史”的权相李林甫，以为史馆地处外朝的门下省，不便监控，应该置于“地切枢密”的中书省旁。于是有个官居谏议大夫的史馆修撰，便立即谄附其意，上奏将史馆移至内廷的宰相所处的政事堂边上。(19) 安史乱后，仍为定制。
然而安史叛乱不仅造成帝国实际分裂，所谓藩镇割据终唐一代都在挑战中央集权，而君相共治的权力格局，也因皇帝越来越受制于禁军大权在握的宦官，变得脆弱不堪。唐宪宗就是依靠宦官发动政变上台的，在位十五年力求利用宦官与朝臣，以及朝臣间的党争，恢复君主独裁权利，一个效应便是宰相更换如走马灯。不消说，宰相“监修国史”，早成具文。唯有元和三年九月至五年十月任相的裴垍，可算例外。这位出自唐代头号宰相世族的裴垍，拜相时尚称“少年”，却无纨袴习气，很想刷新朝政。调整史馆编制，就是他的措施之一。(20)
裴垍的措施很简单。他将史馆内的兼职史官，分成两个等级。上一级称史官修撰，固定为四员，却必须是登朝官，并以官高一人“判馆事”。下一级统称直史馆，凡非登朝官兼史职，不问品秩，都如此称。(21) 这一来，修撰的员额得到限定，且都可与闻密勿，同时必有一人主持馆务，其实是将宰相监修国史的权利部分下放，避免馆臣上下推诿。非登朝官派充史官，也明确身份是修撰副手，减少权力倾轧或意气争执。用不着说，这措施不能根除史馆的体制性弊病，但至少可使它运作有序。
韩愈在元和八年三月被任命为史官，而官衔晋为比部郎中，正表明这时史馆编制，已按照裴垍的新法调整。因而，对史官来说，所授官衔属于何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跻身登朝官。而郎中便是正五品上的登朝官，于是韩愈领史职，成为史馆修撰，就名正言顺了。
问题是韩愈职居史馆修撰，在同列四员中间，是否官最高，得以“判馆事”？看来有可能。当时与韩愈同列史馆修撰的官员，有史可考的，仅一人，即左拾遗沈传师，同修者还有宇文籍。(22) 左拾遗是门下省所属谏官，虽列登朝官，却位卑，秩仅从八品上。由韩愈的《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23)，可知他领史职以后，接受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重修《顺宗实录》。“臣与修撰左拾遗沈传师、直馆京兆府咸阳县尉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并寻检诏敕，修成《顺宗皇帝实录》五卷”云云，那口气不容置疑，正表明他是同馆史官的首席史馆修撰。
既然有职有权，那就令人对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所述的恐惧心理，所谓“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感到格外好奇。
(四)
韩愈去世于唐敬宗即位初年(24)，官终吏部侍郎，卒谥“文”。不过这位韩吏部或韩文公，生前死后虽有一批“韩门弟子”，为之揄扬，也常被晚唐至五代的诗人文士提及，其实影响逐渐淡漠。五代时后晋史官编撰的《唐书》(今称《旧唐书》)，给他立传，综合前朝文献记述，对他的文章与“史笔”，所谓评价都很低。不料他死后二百年，北宋四世皇帝仁宗在位的四十年间，他的身价陡然暴涨。
韩愈的《原道》，不是说尧舜至周孔之“道”，由孔子传至孟轲，“轲死焉不得其传”吗？北宋的道学先驱孙复、石介，却说不然，孟轲以后还有大贤扬雄、王通、韩愈。韩愈尤为“贤人之卓”，“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石介《尊韩》，《徂徕集》卷7)
然而韩愈的文章早已散乱。这就要归功于欧阳修，他自称少年时在邻家破书筐里发现了唐写本《昌黎先生文集》残篇，中进士后多方搜辑补缀，“而后大施于今”。(25) 别的不说，这里考察的《答刘秀才论史书》，原先仅见于宋太宗敕编的《文苑英华》，便由欧阳修重编的韩愈集收入刊印，才得以流传人间。
《答刘秀才论史书》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六月，时在韩愈就任史官后不到三个月。前揭唐廷给他的任命制书，通篇美言，甚至说他的史才可同司马迁、班固相比。岂知他反而惊慌不安。恰好有个文士刘轲，写信向他致贺，内容大概以为朝廷史官得人，相信韩愈必可超越吴兢。(26) 于是韩愈借机发表了自己的内心忧思。回信显然斟酌再三，否则不会特意将抄件寄给远在永州的旧友柳宗元。
不妨再引一次原文：“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兄弟几尽。左丘明记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27)
在这里，韩愈历数孔子到北朝十四名“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其中直接由于著史致罪的，不过齐太史兄弟、崔浩等四人，也许可算上司马迁。就是说，正如柳宗元所驳(见后)，韩愈的这一判断，颇有生拉硬扯之嫌。况且韩愈列举的证据，还有重要遗漏，尤其不该漏举蔡邕。(28) 然而，正因为韩愈所言，基本不符史实，那就只能表明，引发他认定史官不可“轻为之”的缘由，并非“以古为鉴”，而是“以人为鉴”。(29) 他畏惧的人，首先是“监修国史”的宰相李吉甫，其次是在位的皇帝唐宪宗。
(五)
李吉甫于元和六年正月二度拜相，代替病废的裴垍，兼任“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此人是中唐山东士族领袖，由其父李栖筠，到其子李德裕，历经三代，形成中晚唐在朝廷内举足轻重的“李党”。对此陈寅恪有详考(30)，却没有关于李吉甫的专论。其实要了解历史影响深远的“牛李党争”前史，李吉甫可说是承上启下的转捩点人物。这且按下不表，以免离题太远。不过他由再相到元和九年十月暴病死于相位，监修国史三年九个月，有几件事不可不提。
一是他主持编纂了几部史地著作。如《六代略》，“缀录东汉魏晋周隋故事，讫其成败损益大端”；《元和郡国图》，“分天下诸镇，纪其山川险易故事，各写其图于篇首”；《国计簿》，“录当时户赋兵籍”；《百司举要》，“纂《六典》诸职”。(31) 尤其是元和八年成书而后称《元和郡县志》的那部图志，原编五十四卷，现存三十四卷，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理总志，历史沿革地理的首出范式。这表明，作为主管国史的宰相，李吉甫的学问才具，都甚称懂行。史馆诸臣，要在他治下讨生活，很不容易。
二是他极力主张君相必须干预“实录”编撰。他获悉唐宪宗喜读《代宗实录》，显然引起警觉。元和八年十月，即韩愈任史馆修撰并可能“判馆事”以后半年，皇帝有次上朝，当众询问《时政记》记何事，为何经常不修？作为监修国史的宰相，李吉甫讲了唐高宗以来撰修《时政记》的历史，说它“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然后便大讲它所以从永徽到贞元百余年间，仅修过两次，原因在于保密，也在于避免臣下侵犯君权。(32) 这话在皇帝听来悦耳，但对当殿聆听的大臣和史官，不啻是公开警告，不许乱说乱写。
三是他监修国史伊始，便打击前任以树立个人权威。他曾与裴垍互相推戴。但他出将入相，都得宦官首领吐突承璀撑腰，而裴垍却以削弱宦官权力为能事。他代裴垍为宰相并监修国史，“会垍与史官蒋武等上《德宗实录》，吉甫以垍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垍太子宾客，罢武等史官。”(33) 他才复出，就不顾皇帝刚给《德宗实录》的主编和修撰颁奖，而借口正名，将后者降官罢职，无疑有宦官集团声援。他改组史馆，递送的信息很清楚，就是前朝“实录”的编撰，必须唯他马首是瞻。
唐宪宗算不算“中兴之英主”(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p83)？是另一问题。但这位皇帝好读“列圣实录”，又曾目睹乃祖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反而造成奸佞包围，“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于是放权给宰相。(34) 然而他又从列祖列宗的“实录”，读出所谓朋党是君主专断的大害，总怕大臣结党，却无法摆脱手握禁军的宦官对大臣任用的操控。他的办法便是让宰相相互牵制。当他发现李吉甫再相后“多修旧怨”，便提拔憎恶宦官干政的李绛入相，放纵他们在御前会议上争吵。(35) 这套权术，既有效也无效。元和年间，正是得到有心“致君尧舜上”的李绛、裴度、崔群等一派的支持，唐廷才勉强取得对藩镇几场战争的胜利。可是宪宗的迷信和贪婪，不亚于乃祖德宗。斗败了两个跋扈的藩镇，便忘乎所以，重蹈玄宗至德宗的覆辙，重用贪官导致朝政瘫痪，服长生药、迎佛骨等招来清议抨击，终于在酒宴中被宦官杀掉(陈寅恪《金明丛稿二编》p83)。欧阳修说他“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而身罹不测之祸，则尤甚于德宗”(《新唐书》卷7德宗顺宗宪宗纪赞)，看来并非苛责。
这就是韩愈出任史官的生存环境。我们已经多次指出，中世纪的史官，不论职称是著作郎或著作佐郎，起居舍人或起居郎，还是史馆修撰或直使馆，都首先是“官”，不过在官僚体制内的分工是“史”而已。初唐的史馆制度，由唐太宗因事设置，历经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建构成政治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名目不同的史职，就处在政府首脑的严密控制之下。玄宗朝权相李林甫，将史馆移至中书省内，而史官仍由监修国史的宰相从其它朝官中选派，看来史官成为枢密官成员，其实更丧失“史权”。(36) 如果说裴垍对史馆体制的调整，旨在明确兼职史官的职责，那末李吉甫改组史馆，似乎换汤不换药，却将史馆旧人逐除，代之以他中意的官僚，很合乎“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
也如前所述，唐代的史馆，导向就是史官必须依照权力者的指授著史，因而史官不可悖离官史传统。这传统在唐代已成体制常态，名曰隔代修史，即前君或死或退，继主必命史官给他写一部编年史，所谓实录。正如人们习见的，隔代修史的最大困惑，在于史与论的矛盾：以论代史呢，还是论从史出？古今中外的史学史无不表明，据史直书是一切史家认同的普世价值。中世纪中国史家更将“直书”看作道德准则，用价值信念代替历史实相。韩愈便深中其毒，述史不忘褒贬，而用来判断历史是非的尺度，就是他通过《原道》重申的所谓孔孟道统的理念。
(六)
《答刘秀才论史书》，表明韩愈在多重困惑中挣扎。
困惑首先来自于“史”。韩愈将历史看作人写的，颇有“后现代史学”气味。但他又说孔子以后的史家，任务在“据事迹实录”，又回到了“前现代”立场，相信历史事迹是实有的。因而实话实说，“则善恶自见”。
可是韩愈又发现“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由此引出他的第二重困惑：能不能发现历史实相？有没有世所公认的历史价值？
韩愈不怀疑普世价值的存在，不怀疑人间有如《伯夷颂》所说的“万世之标准”，但它将眼光由古圣昔贤的遗说投向所闻所见的历史，便越发困惑了：岂止没有公认的褒善贬恶尺度，“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这段话，写于公元八一三年，那时大唐帝国已历十世十二君(包括武则天，但不计在位数日的少帝)，在德宗以前十君，每朝都有官修的“实录”。正如人们熟知的刘知幾揭露的，身为史官，预修“国史”，却不得不服从政治需要说假话，甚至面对执政内斗，连假话也不知道如何说。《史通》曾谴责权力意志是“曲笔”的由来，说是实录不实，原因正在于统治者用言论罪威慑史官，所谓“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辞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37) 论者以为韩愈怕做史官，畏惧人祸天殃，其说承袭刘知幾，也不尽然。
虽然刘知幾自称“忤时”，但他致宰相书抨击史馆体制，引起监修之一宗楚客痛恨，却仍然不许辞职。韩愈历数史祸，至初唐也仅说代刘知幾主修“国史”的吴兢，子孙没有发迹而已。因此，韩愈指责“国史”编撰，“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乃至说没有一种可以征信，只能说主要是在描述中唐已成“实录”的现状。
两《唐书》都有史官合传。比较地说，《旧唐书》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官分列二传，历史合理性胜于《新唐书》混二者为一。此书卷一四九专述肃宗至宪宗五朝史官的几个家族，从中可知所谓国史实录的编撰，既苦于史料散佚，更苦于权力干预。篇末“史臣曰”：“前代以史为学者，率不偶于时，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诚以褒贬是非在于手，贤愚轻重系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讳，一言切己，嫉之如仇。所以(令狐)峘、(张)荐，坎
于仕涂；沈(既济、传师)、柳(芳、冕、璟)不登于显贯。后之载笔执简者，可以为之痛心。”(38) 这批评很温和，却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政治越黑暗，权力越腐败，统治者对于现代史编撰的干预越严厉，所谓“一言切己，嫉之如仇”。这就是韩愈及其前任同职，作为史官的宿命。
尤其是李吉甫的复出，就借《德宗实录》署名事件发难(39)，更给韩愈一个眼前教训。前述韩愈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可能判馆事，必得旧同年的宰相李绛支持，但决定必由监修国史的宰相李吉甫作出。韩愈当然洞悉二李政争，自己必受李吉甫疑忌，唯恐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被挤扁，却又不甘心在其位不谋其政。正是这种自感两难的困境，使他通过《答刘秀才书》，一面向宰相特别是李吉甫示弱，说是宰相无非同情他老穷，“苟加一职荣之耳”，没有逼他尽职尽责的要求，“贱不敢逆盛指，行且谋引去”(40)；另一面又禁不住抒发愤懑，表达形式是诉说为史的困惑，但前引那几段话，不是对现行的史官体制必至之弊的揭露么？不是明白表示真要履行史官职责，就应该恪守传统史德么？
韩愈向来认为孔、墨各有道理，尊天明鬼的认知尤其相通，所以虽持不可知论，却宁信鬼神实有。《答刘秀才书》再次显他的终极困惑。他一再强调据史直书、褒善贬恶，是史官的天职，也是贯彻“民无信不立”古训的体现。背离这一道德准则，史官必受报应：“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怎能既不受“良心”谴责，又免遭鬼神降殃呢？韩愈说他的选择，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仆虽
，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
这似乎是庸人哲学，很快招来柳宗元的批判。可是李吉甫不信。就在韩愈这通公开信传布不久，李吉甫便扔给韩愈一道难题，改写裴垍监修国史期间的一部史稿——《顺宗皇帝实录》。
(七)
唐宪宗元和九年正月(814年2、3月间)，远在永州(今湖南零陵)的柳宗元，收到韩愈“言史事”的信及《答刘秀才书》，读后就复函，说是得见书稿，“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论史事，甚大谬。”接着便用犀利的措辞，对韩“书”予以全面批驳。这就是著名的《与韩愈论史官书》。(41)
柳宗元(773—819)少于韩愈五岁，成进士却只比韩愈晚一年。他早由文章成名，但关心国事更超过致身通显。他三十三岁那年(805)，唐德宗死，唐顺宗立。不幸这位新皇帝，虽早得人心，却已中风失语，事权由近侍倖臣代决。两名倖臣王伾、王叔文，联合外廷一批年青文官，策划改组政府，清除前朝积弊。岂知才动宦官俱文珍等把持的禁军指挥权，便招来宫廷政变。即位仅七个月的哑巴皇帝被迫“内禅”，让位给长子即宪宗，并改年号“永贞”。那班主持和参与“革新”的大小官员，都被贬逐。除二王外，还有八名文官，都被发配到边远军州充当司马(州郡长官的民防助理)，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42) 原礼部员外郎柳宗元，就是“永贞内禅”的一名牺牲，谪官永州司马。
韩、柳两家是世交。柳尊韩为丈人行。德宗贞元和十九年(803)，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曾同官监察御史。柳与韩愈，提及“往年论史事”，稍后又有《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再次重提“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43) 可知两人在这年同事期间，经常讨论撰写“国史”，并互勉若为史官，决不因循守旧。
不过就在贞元十九年冬，韩愈便因上书言事触怒德宗，被贬到遥远的连州充当县城只有几十户人家的阳山县令(今粤北阳山)。他在宪宗元和元年(806)夏季才被召回长安，充当国子监三等学院的四门学博士，而前一年柳宗元已被流放到永州。彼此都没有忘记旧谊。但参商是隔，到韩愈任史官，已达十年。柳宗元已年愈“不惑”。韩愈虽未“知天命”，但早因发秃齿落，而自叹垂老无成。各自的坎坷经历导致的思想隔膜，更超越空间距离。谁都熟知孔子的名言，“仁者乐山”，还说爱好山景的仁者必定静心长寿。(44) 但就在元和九年，柳宗元作《囚山赋》，将永州的山林比作捉虎的陷阱、圈豕的土牢，“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柳河东集》卷2)可见他宁可充当孔子所谓爱好如流水一样顺志而动的“智者”。因而韩愈从万山丛中脱出，三脚两步挪回长安朝市，又进入曲江池畔的内廷，实现了晋身史馆的宿愿，却说史官连圣贤都做不好，怎使柳宗元不既迷惑又气愤呢？
韩、柳的散文在两宋已备受称道，到明清更被誉为“唐宋八大家”的魁首。而两人的古文孰优？千年来文学家争论不已。单看文章形式，至少《与韩愈论史官书》，可说文采胜于韩愈的《答刘秀才论史书》。韩书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非细绎篇中借古说今的讽谕矛盾，就难以明白个中真意。柳书则不然，有话直说，对韩书的每一论点，都明白驳斥，行文的逻辑助长了立论的气势，令读者不由得对他的文章表示欣赏。
问题在于，韩柳辩论的焦点，知其为是如何做史官，而非比赛做文章。自从东汉明帝将“国史”等同于官史，到唐太宗完善史馆体制，“国史”必由官修，而史官必须仰承权力者的鼻息，无论德才学识是否称职，但能将历史制造得适合当前政治“以古为鉴”的主观需要，便是高明的奴才，必得君主僭主或执政的褒奖。韩愈深明此道，所以晋职史官，可能被命为“判馆事”的首席史官，反而感到陷入权力角逐的漩涡，深感恐惧，不料遭到柳宗元的批判。
论韩柳争论者，常常忽视中唐经史关系变异的史实。我曾指出，经学是中世纪中国的统治学说，倘说它有一以贯之的传统，那末所谓传统的表征，就是“学随术变”(《中国经学史十讲》p3及以下诸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由秦皇汉武构建的“君人南面之术”，迫使任何学说，道法儒阴阳诸派，要跻身庙堂，必须整容，也就是放弃学派传统的纯洁，尽可能吸取诸子百家可以迎合权力需要的成分，重新化妆。尤其需要窥测时势，投间抵隙，迎合君主体制建立或重建个人独裁的态势。韩、柳都曾注目秦始皇。柳宗元的《封建论》、《贞符》等，都从效应判断历史，看来歌颂统一于中央集权是历史趋势，实则宣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批判韩愈得任史官而心怀畏惧，依据的正是《封建论》等文的同一逻辑。
单看柳宗元对韩愈陈述的史官历史的批判，的确有理。据司马迁撰孔子及其学派传记，孔子作《春秋》是在他晚年返鲁以后，怎能说孔子是作《春秋》后周游列国“不遇而死”？司马迁、班固、范晔，都不得好死，原因真是因为著史吗？崔浩真是死于揭露“暴虏”的先世史吗？况且左丘明因疾致盲，习凿齿因病跛足，与著史何干？历史陈述背离历史，可说抓住了韩愈的软肋。
柳宗元熟悉韩文，知道韩愈喜欢说名应符实。于是向弱点进攻，指出史官不过“以名为褒贬”，而韩愈对正名也感到恐惧，那末真要监督人事或者决定人事，就是说必须循名责实或重视实至名归，他若洋洋得意，心安吗？
批判是严厉的。但假设是假设，韩愈还没有“扬扬入台府”，成为御史中丞乃至御史大夫，掌握纠察百官行为即“褒贬成败人”的实权；他更没有“扬扬入政事堂”，成为“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士”的宰相，而且终身都没有享受在御史台和政事堂“美食安坐”的荣耀。现实是他仅以正五品上的郎官身份兼领史职，仅是监修国史的宰相李吉甫的一名属官，即使真想“以名为褒贬”的职责，也必须遵照宰相的意向，更勿论“国史实录”的终审裁判是自负英明的在位皇帝。因而，史官韩愈面对的现实问题，只在于倘要真做，该怎么办。
其实柳宗元明白这一点。将他发配到永州做山中囚徒的，不正是“元和天子”吗？况且他消息并不闭塞，很了解李吉甫再相后的朝廷动向。所以他一面批判韩愈的史官必有人祸天刑说是乱道，是怕死：“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不过他当然也懂得史官首先要做稳“官”才能“为史”。这又使他不得不设身处地说出替韩愈着想的另一面，所谓“宜守中道，不忘其直”。
然而正是这八字诀，柳宗元的矛盾解释，彰显了他本人的认知矛盾。
(八)
柳宗元给出的“中道”解释如下：“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这个“中道”，明显是用孟轲对孔子所说“中行”的界定。孔子不是说过，如果找不到“中行”的朋友，那就只好找狂狷两类人物了，“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45)。《孟子》引此语，“中行”即作“中道”。然而孟轲表示体谅孔子的苦恼：“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46) 柳宗元则以为不可让步，说是司马迁、班固、崔浩三大史家的下场，都证明非狂即狷的行为，必定得罪君主，所以史官应该会守“中道”。
“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同一段文字，前面刚批评司马迁、崔浩的“直”，都违反中道，转眼又以正反二语，告诫韩愈注意“不直不得中道”，岂不怪哉！
说怪也不怪，原来柳宗元对“直”有别解。我曾指出，唐宋间存在着经学的更新运动，表征一是重构道统，二是重估经传。韩愈力倡尊孟，《原道》甚至说古代圣王的道统，传到孟轲就中断了，等于否定唐太宗至唐玄宗钦定的儒学传授系统。柳宗元是陆淳的门人，不仅追随啖助、赵匡至陆淳(后避宪宗讳，改名质)一派质疑《左传》的经典地位(《中国经学史十讲》附录9提要)，而且就在永州著《非国语》，指责这部“《春秋》外传”非圣无法，诱导学者“不得中庸以入尧舜之道”(47)。他自称交结也是陆淳门人的吕温，“而知中庸之门户阶室”，可是贬官永州，“而后知慕中道”。(48) 他曾向内弟杨诲之函授所谓中道的要诀：“圣人所贵乎‘中’者，能时其时也；苟不适其道，则肆与佞同。”(49) 他说的肆，就是前述司马迁、崔浩的“直”。既然如此，他要求韩愈信守“直”是中道的价值核心，这个字就只能是孔子赞美的涵义：“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或者如他自述“以直躬见抵”的语源所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50)
很可惜，这样的“直”，至迟从汉晋间史官制度纳入权力机制起，便成为官史编撰的通行准则。十六国到北朝，有那末几个史官，奉旨修“国史”，略略涉及皇家隐私，便被杀头。唐初大修前代史，号称英主的唐太宗以为单单辩护隋唐易代的历史合理性还不够，还必须再铸造一部“古鉴”，证明他本人夺取帝位合乎“直”道。从此新修《晋书》，便成为帝国列朝“实录”的楷模。
不过柳宗元关于“中”的界定，用了当时尚未变成独立经典的《礼记·中庸》“君子而时中”的典故，应该对史官韩愈起了鼓励作用。孟轲不是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么？荀况不是说“君子时绌则绌、时伸则伸”么？自从汉武帝通令“独尊儒术”，这样的“中道”，早已遍行于官场，谁不善用乃至拒用，谁就会吃眼前亏。从这一点来说，柳宗元说他流放永州，“蚤夜惶惶，追思咎过”，才觉悟它真是“圣人之道”，是比他当年不计利害而勇于除弊的认知，转向“保守”了呢，还是“与时俱进”？要看论者的价值判断角度。但有一点无可怀疑，韩愈在得到柳宗元复书以前，已经接受李吉甫下达的任务，重修裴垍主编的《顺宗皇帝实录》，反证他《答刘秀才书》不就“功役”的话头，说说而已，也许是为日后免于君相谴责，预留地步。
不过韩愈似乎还是很重视柳宗元的意见。一则由前引柳宗元《与史官韩愈书》，说“前者书进退之力史事，奉答诚中吾病”，又说“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见遇”，都是向韩愈表示歉意，承认韩愈对他的反批评有理。韩愈对柳宗元的这通答书，与柳宗元前函提及的“获书”，均已佚，内容不详，却有柳函可证韩愈将他引作知己。二则可由此后韩门弟子，作文论及修史，往往明征韩愈，暗引柳文。李翱是韩愈的侄婿，因年龄科名相近，故称韩愈为兄。宋元以后的理学之徒，推崇他的《复性书》，说是首先发明《中庸》奥义，对孔孟之道的认知胜过韩愈，所以不肯称韩愈为师。(51) 持此论者，显然不知或故意抹煞柳宗元力倡“中道”，正是李翱宣扬“中庸”说的前驱。他于元和初和元和末再兼史馆修撰，曾想重修吴兢、柳芳的《国史》，却徒托空论，只由今存他与皇甫湜论修史书，便可知他所谓“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云云(52)，见解不过袭取韩柳的史官辩。倒是自命韩愈遗嘱执行人的皇甫湜，好酒使气，终生无缘入史馆，却留下《东晋元魏纪传论》、《编年纪传论》等名篇，承袭韩愈的《原道》，又取柳宗元关于史官“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的说法，强调道统论用于历史编纂，首要任务就是辨正闰，明正统。饶宗颐认为皇甫氏此论，“实对后来欧阳修《正统论》有极大之启发焉”(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p35、p86—88，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应说合乎历史实相。
(九)
韩愈、柳宗元都曾希望参与编撰“国史”，尤其希望能任史官，从事自己所闻所见的现代历史“实录”的纂修。
他们都曾亲历唐德宗到唐宪宗那三朝的政局急剧转折的过程。转折的关键，在于唐顺宗由皇帝而太上皇的那短短半年稍多的时间。假如说“永贞内禅”，对于仍在荆州江陵等待新君判决的韩愈还是隔岸观火的话，那末对于已经深陷宫廷政争漩涡的柳宗元，便是由泰至否的命运转捩点。
自从永贞元年(805)冬天柳宗元被再贬为永州司马，尽管唐宪宗有明诏，王叔文的党羽，“虽遇赦无得置移”，可是同时被贬的“八司马”之一程异，在元和四年(809)被皇帝任用为主管帝国财政命脉的“扬子留后”(《资治通鉴》唐纪53)，似乎给了柳宗元以脱出群山囚徒的新希望。那年他连连给在朝廷居要职的旧友去信，同一要点便是要求他们伸出援手，帮助自己回朝。均无响应，未必是旧识不重友谊，而是无力回天。元和八年，柳宗元被贬零陵近九年了，忽得韩愈书，告知已任史官并述个人心情。在柳宗元看来，未免福至心不灵，不禁怒气冲冲地写了一通复函。与其说是教训韩愈如何做史官，不如说是发泄自己没有获此机遇的牢骚。
时移势异，韩柳当年辩史官可不可为的历史生态环境，早被后人忘却。北宋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兄弟，或许对韩柳的处境，还有陈寅恪所谓“了解的同情”。但由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政敌，论及韩愈的经史见解，都只有否定的批评。可知上世纪晚期中国主流思想界，扬柳贬韩，其实由来已久。
柳宗元只活了四十七岁。自从三十三岁被贬为永州司马，苦熬十年，至元和十年(815)，才被召回首都。但皇帝和宰相都讨厌他和刘禹锡，借谏官攻击，“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53) 柳宗元于是被任命为比永州更南的柳州刺史(治今广西柳州)，距当时首都长安五千四百余里，最后死于此地。
秦始皇以后，舆论赞赏“大一统”，并且形成帝国首都表征文明先进中心的偏见。韩愈的一大贡献，正在于否定政治与文化同一论，宣称唐太宗钦命孔颖达之流所作《五经正义》伸张的历史传统，悖离孔子的原教旨：“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就是说，判断谁代表“中国”，既不在种族，也不在地域，而在文化。
由今存柳文来看，柳宗元是与韩愈同调的。二人的分歧，没有毛泽东赞赏的章士钊《柳文指要》夸张的那么大，当然更与那十年间所谓儒法斗争史的胡说大相径庭。
就史论史，韩愈和柳宗元，都自命已得孔子的原教旨，其实都在借古讽今，悖离孔子教导弟子的本意，不可以道里计。例如《原道》弘扬的道统，真是孔子的认知么？至少《论语》没有提供可以征信的依据。因而，《原道》所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于史无征，所谓斯道“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至孟轲”，当然更属韩愈的主观假设。不过它是两宋将旧经学改造成新经学的直接先导。这种新经学的特色是“尊孟”，并将韩愈所谓孔子传至孟轲的粗糙假设，构造出师承与文献相结合的所谓道统体系。虽然从王安石、程颐到朱熹，对韩愈见“道”不醇的批评日甚，例如王安石斥韩愈颂伯夷乃否定武王是仁君，拒绝欧阳修将他比作当世韩愈，朱熹也按程颐的调门，挑剔韩愈的居心，屡向门生说韩愈论道不及王通有公心，但那都可说因袭“逢蒙杀羿”的故技，争夺孔孟原教旨的发明权。这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当另作别论。
这里需要指出，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最后批判韩愈借鬼神事卸责，颇受近人称道，以为表明柳站在唯物论立场上反对韩的唯心论。这是谬说，盖不知柳宗元的佞佛，远过于韩愈的鬼神不可知论。柳书结语，要韩愈对愿不愿履行史官职责，从速作出决定，甚至说：“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看来义正辞严，实则也可说隔岸观火。如前已述，元和八年十一月，即韩愈得柳宗元复书之前数月，他就接受李吉甫交办的改写《顺宗皇帝实录》的任务。由现存韩愈二通《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来看，韩愈是尽职的，带领沈传师、宇文籍二史官，至迟在元和九年夏秋之际，便完成了这部《实录》的改编，送呈李吉甫审查。倒是这位监修国史的宰相，原先丢给韩愈一个烫手的面饼，欲收既打击裴垍又刁难李绛之效，不料韩愈重制的面饼更烫手，致使“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讨，比及身殁，尚未加功”(《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于是韩愈借口皇帝追讨，在元和九年十月李吉甫暴病死后，从李宅索回初稿，重作修改。修改无疑去除迎合李吉甫意向的论述，专注于揣摩皇帝“圣意”。
韩愈没有想到，元和十年夏秋之际，他用大半年重改的《顺宗皇帝实录》，进呈今上，不过五六天，就得到宪宗的斥责，说是“其间有错误”，命他按照皇帝批注，“重令刊正”。韩愈只能将“诠次不精”的责任，推给沈传师等。
《顺宗实录》，今存五卷，至今仍是唐史研究唐顺宗在位七月历史的首出史料，也是我们研究中唐史学进程的关键例证，本书另有专节讨论。这里只拟指出，在韩愈死后，《顺宗实录》作为官史，是否体现史官应该遵循的孔子作《春秋》的笔削准则，已成唐宪宗子孙任命的史官的争论课题。或许由于韩愈的女婿李汉、蒋係，在韩愈身后都跻身显贵，因而在他死后《顺宗实录》仅略作更改，保住了官史的权威。
这里也不拟讨论韩愈的历史观的后续影响。朱熹号称经宋学的集大成者。他尽管对韩愈论道指斥不已，晚年被打成“伪学”头目，却在寂寞中著成十卷本的《韩文考异》，至今被认为是韩愈文集编年考证的最好研究，可知所谓程朱理学，割不断与韩愈的血亲联系。
由此提出的另一问题，朱熹尸其名的《通鉴纲目》，那关于中世纪史的迂见或卓识，与韩愈历史观的联系如何呢？也应认真讨论。
注释：
①限于本书(《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的体例，这里不能详述韩柳史官辩的研究史或批评史。大概地说，自宋至清，论及此题者，多半注意韩柳的处境和居心，而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史学史，则略进一步，均由韩柳之争，讨论设馆修史的利弊得失，也有海外学者以之与西方面临的类似问题进行比较。
②见《昌黎先生集》外集二，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又，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文”元和八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册。
③韩愈卒后，遗著由他的门生兼女婿李汉辑编为《昌黎先生集》，却未收《答刘秀才论史书》。此篇初见于宋太宗敕编的《文苑英华》卷690，题作《答刘秀才书》。以后穆修重刻韩文，欧阳修重编《昌黎先生集》，是否收入此篇，不详。但南宋几种韩集，均将此篇列为“外集”。
④所谓唐宋古文运动，实始于北宋仁宗庆历间，范仲淹、欧阳修等发动的政治“革新”的同时。欧阳修等表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以打破北宋前期仍将骈文当作“时文”楷模的传统。晚明所称唐宋八大家，北宋占六人，而三苏(洵、轼、辙)、王安石、曾巩，都继承欧阳修的古文，并非偶然。
⑤《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白氏长庆集》卷11，据四部丛刊本。
⑥唐代两省各部员外郎，虽然品低(从六品下)，却可以与五品以上文官一起，日常赴朝参，号常参官，或登朝官。
⑦关于国子监七学，以及诸学博士的员额、品级和职司，见《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七学博士的官品有高低，却都属于非常参官。这在当时就意味着贬官，如韩愈的文友卢仝，便写了律诗《常州孟谏议座上闻韩员外职方则国子博士有感五首》，内第二首有“员郎犹小小，国学大频频”一联，意谓韩愈起先已三度充当国子监诸学的博士，好不容易得任小小的郎官，那知入朝堂未数月，就又贬回国子监任博士。卢诗见《玉川子诗集》卷2(四部丛刊本)。孟谏议，名简，时任谏议大夫知匦事，掌管各方的书面投诉。
⑧《送穷文》作于元和六年初。据洪兴祖的《韩子年谱》，前一年韩愈已晋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祠部事务。但据文本，韩愈仍以太学教官身份“送穷”。因而我怀疑他是以太学博士身份署理都官员外郎，即东都军政长官的司法助理。
⑨韩愈家累重，又好客，六品俸禄不敷日用，当属事实。不过韩愈早享文名，替达官贵人作谀墓文，照例必收“润笔”，获酬甚丰。刘禹锡《祭韩吏部文》，谓唐德宗贞元中叶起，韩愈便“手持文柄”，“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见《刘梦得文集》外集卷10。相传有个刘义，闯入韩家，攫取金数斤，对韩愈说：“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韩愈无法阻止。见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6“文字润笔”。可知韩愈时常哭穷，主要不是穷于生计，而是如《送穷文》悲叹的命穷、交穷。
⑩见《复仇状》。《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上元和六年九月记韩愈论其事。
(11)前揭洪兴祖《韩子年谱》引《唐科名记》。参看《新唐书》卷203文艺下欧阳詹传，又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7。
(12)《进学解》，通行诸本《昌黎集》均收，参前揭《韩愈全集校注》册4元和八年文关于此篇的校注。
(13)《旧唐书》卷160本传。按，两《唐书》均为韩愈立专传，但宋祁所撰《新唐书》本传，谓《进学解》出，“执政览之奇其才”，便不合逻辑。因亚相李绛为韩愈同榜进士，首相李吉甫也早与韩愈友善，不可能到这时才“奇其文”。所以《旧唐书》或据《宪宗实录》等档案，谓李绛等“览其文而怜之”，更合历史逻辑。
(14)参看《新唐书》卷62宰相表中元和六年、八年。
(15)殷侑是韩愈赞赏的学者。今存韩文有《冬荐官殷侑状》(816)、《送殷员外序》(817)、《答殷侍御书》(818)等文，可知韩愈晚年，同殷侑的交往密切。殷侑感兴趣的，是《公羊春秋》，但他一再向朝廷建言，要求恢复三史科(《史记》和两《汉书》)。两《唐书》均有传。
(16)《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按唐代登朝官正式资格，文官为五品以上。郎中为正五品以上。
(17)本书《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卷(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刊行)，对唐代史馆制度有专章讨论。
(18)参看《旧唐书》卷102、《新唐书》卷132的刘子玄(知幾字，唐代史官避玄宗隆基名讳，故称字)传，均载他死后，“玄宗
河南府就家写《史通》以进，读而善之。”
(19)事见《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史馆修撰”下欧阳修自注。
(20)唐代河东裴氏在唐代出过十七名宰相，被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列为第一，并谓裴垍属于裴氏五房的“东眷裴”。裴垍，两《唐书》均有传，但均未记其寿数，却均称其“年少骤居相位”(旧书卷148本传)，“年少柄用”(新书卷169本传)。他于元和五年(810)中风罢相，次年卒。而旧书本传谓其“弱冠举进士，贞元中制举贤良极谏，对策第一”，以此推之，则元和三年九月“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新书卷62宰相表中)，或年未四十，故称“年少”。
(21)两《唐书》本传均载此事，以旧书本传文义较清楚：元和三年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明年加集贤院大学士、监修国史。垍奏：集贤，御书院，请准《六典》，登朝官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自非登朝官，不问品秩，并为校理，其余名目，一切勒停；史馆，请登朝官入馆者并为修撰，非登朝官并为直史馆；仍永为常式。(宪宗)皆从之。”由此可知，是时史馆已归集贤院大学士管理，宰相需加此官，方可“监修国史”。就是说，中唐宰相例为三名，但分工主管史馆，仅一名。所谓监修国史的体制的这一微妙改变，始于何时？不详，不过宪宗朝似已成定制。前揭《新唐书》百官志二“史馆修撰”欧阳修自注，系裴垍奏于元和六年，当误，因同出其手的宰相表，已明载裴垍于元和五年十一月罢相。
(22)沈传师，两《唐书》均有传，穆宗、敬宗之际又曾预修《宪宗实录》。宇文籍，在《旧唐书》与韩愈同传，后任史馆修撰，与韦处厚、韦表微、路隋、沈传师，同修《宪宗实录》。
(23)《昌黎集》文集卷38。前揭洪编年谱，系于元和十年乙未(815)。
(24)韩愈卒年为长庆四年，史无异辞。卒日，他的门生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色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李文公集》卷11，四部丛刊本)，谓在是年十二月二日，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韩文公墓铭》(均见《皇甫持正文集》卷6，四部丛刊本)，谓在是年十二月丙子。丙子即二日。按，长庆为唐穆宗年号，但长庆四年一月，穆宗已死，敬宗继立，依例于明年正旦改元宝历。又，长庆四年除夕，当西元825年2月中旬。因而韩愈卒时，唐敬宗已即位近一年，当西元已入825年。新编《辞海》及近年所出中国文哲诸史著，所注韩愈卒年的王朝纪年及所当西历纪年，均误(或我寡闻，至今未见今人论著有纠此谬者)。
(25)《记旧本韩文后》，《欧阳文忠公文集》外集23。据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所收此篇“编者按”，谓朱熹校《昌黎集》附此篇的原注引有泉州本，文字与诸本不同，见该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一册，页110)。
(26)据北宋樊汝霖说，刘秀才，名轲，字希仁，后于元和十四年(819)成进士。引见前揭《韩愈全集校注》，卷4，页1921。按刘轲致韩愈书，不存，仅能由韩愈答书略知大意。
(27)《答刘秀才论史书》，已收入我重作增订的《中国历史文选》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有新注及解题，可参看。
(28)关于蔡邕欲续成汉史而被王允残害的著名公案，本书《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卷，有专节讨论。韩愈关于历代史官命运的知识，除司马迁、班固等有关传记外，当主要来自刘知幾的《史通》，特别是刘书外篇诸文。但韩愈从不提及刘知幾在史馆的致宰相萧至忠书，颇怪。关于刘知幾对唐代史馆体制的批判，可参看前揭《中国历史文选》下册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初版)的《史通》解题，又本书《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卷，有专章讨论。
(29)均为唐太宗语，见吴兢《贞观政要》。
(30)参看《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均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二文都论及李吉甫，但陈氏似不甚注意李吉甫在“牛李党争”形成过程中的转捩点作用。此当别论。
(31)《旧唐书》卷148本传。按《新唐书》卷146本传，但谓李吉甫“所论著甚多，皆行于世”，而不言其晚年任相所撰诸书，均与史官同作。
(32)“(元和)八年十月，上御延英殿，问时政记记何事？时吉甫监修国史，先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右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记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监修国史，虑造膝之言，或不可闻，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时政记是也。’上曰：‘间或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故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己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璹修之于长寿(武则天年号，692秋至694夏)，及璹罢而事寝。贾耽、齐抗修之于贞元(唐德宗年号，贾耽贞元九年任相，齐抗贞元十六年任相)，及耽、抗罢而事废。然则关时政化者，不虚美不隐恶，谓之良史也。’”见《旧唐书》本传。新书本传不载。
(33)《新唐书》卷169裴垍传。按此事旧书裴传、李传均不载。
(34)《旧唐书》卷15宪宗纪后引“史臣蒋保曰”。按，这段议论，当抄自唐文宗太和四年(830)撰成的《宪宗实录》。蒋係是蒋武(后改名乂)之子，于太和二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与同职沈传师、郑澣、陈夷行、李汉等受诏撰《宪宗实录》，书成晋郎官，仍兼史职。他和李汉都是韩愈的女婿，沈传师曾与韩愈同修《宪宗实录》。由他领衔署名的史论，无疑反映韩愈、蒋武一派不满李吉甫的史官的共识。唐武宗时，李德裕当政，或因蒋係、李汉为“牛党”，并在“国史”中贬抑李吉甫，将二人同贬官。蒋係传均附于两《唐书》蒋乂传。
(35)《资治通鉴》唐纪54宪宗元和六年十二月己丑。又，同纪元和七年三月丙戌，二李在御前争论，“退，(宪宗)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
(36)柳诒征语。见氏著《国史要义·史权第二》。是书初版于1948年，未见，现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新版。
(37)《史通》内篇25“曲笔”。参看同书“言语”、“浮词”、“忤时”等篇。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七按语，就说“昌黎人祸天殃之说，戒心不小，惧曲也”，隐指《答刘秀才论史书》，从刘知幾此篇化出。
(38)《旧唐书》有数篇史官合传。卷149于休烈等八传，即中唐史官合传。作者意在叙述史官世家，往往父附子传，且不列入卷目。令狐峘，是初唐史家令狐德棻的玄孙，安史乱后曾预修《玄宗实录》、《代宗实录》，德宗时依附刘晏，被杨炎贬斥；又党附李泌遭贬。张荐是盛唐名士张鷟之孙，安史乱后曾兼史官修撰二十年，德宗时受裴延龄排挤，“三使绝域”，死于出使吐蕃途中。沈既济在德宗初被杨炎荐拜左拾遗、史官修撰，力攻吴兢的《国史》将武则天列入“本纪”并用周历纪年，后杨炎倒台，受株连贬官，曾撰《建中实录》。其子沈传师，已见本文，后曾预修《宪宗实录》，官终吏部侍郎。柳芳是肃宗朝史官，与韦述续修完成吴兢的《国史》，遭时论非议，后在贬所记录高力士口述的开元天宝时事，撰成《唐历》四十卷，号称名著。其孙柳璟，唐文宗时以续修柳芳的《皇室谱》知名，官终礼部侍郎。
(39)已见前节。据前揭《旧唐书》卷149，蒋乂(即蒋武，迎合宪宗自命偃武修文而改名)是吴兢的外孙，德宗贞元九年(793)即充史馆修撰，元和二年(807)复兼此职，“寻奉诏与独孤郁、韦处厚同修《德宗实录》，五年书成，奏御，以功拜右谏议大夫。明年，监修国史裴垍罢相，李吉甫再入，以乂、垍之修撰，改授太常少卿。”但据同书卷168独孤郁传，这时“判馆事”的史馆修撰是独孤郁，但因独孤郁是宰相权德舆的女婿，李吉甫只好先整蒋武，于元和七年再调独孤郁知制诰，取消其判馆事权力。而韦处厚(本名淳，避宪宗讳改)，原由裴垍奏兼齐史馆，预修《德宗实录》，由咸阳县尉晋右拾遗；李吉甫监修国史，即转官左补阙，罢史职；见同书卷159本传。据韦处厚传，谓《德宗实录》五十卷，“时称信史”，可知裴垍监修国史，颇重史才。至李吉甫主管史馆，凡裴垍所用史官，务必逐出，表明他的标准已是以我划线。元和八年正月权德舆罢相，三月韩愈即以比部郎中领史馆修撰，显然是填补独孤郁留下的“判馆事”空缺。这时李吉甫与同相李绛大不协。但李吉甫选中韩愈领史职，除韩愈早有重名，他的老师陆贽在贬所与李吉甫修好，或为一因(参看同书卷148李吉甫传)。
(40)前揭《旧唐书》蒋乂传，谓蒋武习史，得自外祖吴兢熏陶，而蒋武正是被李吉甫当作裴垍党羽而逐出史馆的第一人。韩愈列举“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名单，于唐代唯举吴兢，却说“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看似生拉硬扯，实则以抹煞吴兢“其后有闻”的蒋武，暗示李吉甫将蒋武逐出史馆是出于公心的。
(41)此篇原载《柳河东集》卷31(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本)。经我重校重注，收入《中国历史文选》修订重版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参看该篇解题和注释。
(42)参看两《唐书》本传。《资治通鉴》唐纪52顺宗永贞元年，叙“永贞内禅”的过程颇翔实，尤当参看。
(43)见前揭《柳河东集》卷31。据《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的清四库本考证，柳宗元所撰《段太尉逸事状》，寄给韩愈后，没有被史馆采纳。四库馆臣沈德潜表示不解，或许故作不解。
(44)《论语·雍也》记孔子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柳宗元于元和九年作《囚山赋》，时已谪居永州十年。赋中将楚越万山比作囚笼，渴望冲出此牢，表明他尊孔而又愤孔的矛盾心态。
(45)孔子语，见《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历代诠释要点，可参看刘宝楠《论语正义》该章注引诸说。
(46)说见《孟子·尽心上》，参看焦循《孟子正义》该章注引诸说。两宋以后道学家，往往忽视孟轲所谓中道，在孔子原意是中行。行者，人之步趋也。中行，意谓走路必走大道而不抄小径。孟轲将行改为道，将中道提升至抽象层面，或许有意赋予孔子赞美“行不由径”以普遍意义。但柳宗元称引孟轲所谓中道，肯定悖离孔子表彰“中行”的本意。
(47)《非国语序》，前揭《柳河东集》卷44。按《国语》为左丘明《春秋传》的外传，自东汉以来便为《春秋》经古文学者所公认。柳宗元著《非国语》，仍称《国语》为左丘明作，但称“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暗示左丘明的《春秋》内外传，都离经叛道。柳宗元说《春秋》，特别推崇《谷梁传》，证明他心目中的孔子原教旨，但以汉宣帝钦定的是非为是非。近一世来时贤对此似无正解。
(48)说见《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与杨诲之第二书》，前揭《柳河东集》卷31、卷33。按，吕温是柳宗元的政治同道，与王叔文关系尤密，因贞元二十年奉使吐蕃被扣，幸免于永贞元年“二王八司马”之难。此人的“中庸”，见于行事，可参两《唐书》本传。
(49)杨诲之，名不详，由柳宗元致其二函，知其为杨憑之子，柳宗元前妻之弟。他崇拜柳宗元，却误解柳宗元要他内方外圆的教诲，认为韩愈的《毛颖传》，比柳宗元的《说车》更高明。柳宗元于是再致其长函，用个人坎坷经历，教训他做人当守“中道”。这是柳宗元从吕温学得“中庸”之道的体会。以后李翱的《复性书》，论旨分明袭自柳说。惜近代哲学史论者均未注意及此。
(50)孔子二语，均见《论语》。史鱼，名鰌，字子鱼，卫灵公的大夫，相传曾“尸谏”，见《韩诗外传》。《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柳宗元《复杜温夫书》，承认自己的行为合于“直躬”(见《柳河东集》卷34)，表明他所谓的“直”，应是孔子答叶公语对“直”的界定。
(51)欧阳修曾将韩愈、李翱，并称韩李。宋明理学家于是盛称李翱，甚至说他称韩愈为兄，是他不肯屈尊认韩愈为师的表现。明初宋濂根据宋人议论大张此说，清代全祖望更加推论。见全著《鲒埼亭集》的《李习之论》。我在前已指出，李翱的《复性书》，理论先驱是柳宗元。
(52)李翱的史学见解，以往史学史论著很少注意。瞿林东可算例外，见瞿氏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页415—416。但瞿氏谓李翱任史馆修撰，自元和初直到元和十五年，或失考。
(53)《资治通鉴》，唐纪55，宪宗元和十年，此年柳宗元应诏到长安改官，是他与韩愈相别十二年后的首次会见，也是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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