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五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十年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5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历程，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如何界定高等教育管理？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从现在已经编撰出版的有关教育管理的书籍看，各家的观点不尽相同。笔者采用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根据996种期刊发表的论文和343家出版社出版的书籍编印的《高等教育五十年研究论文索引：高等教育管理部分》和《高等教育五十年研究专著索引：高等教育管理部分》所提供的内容为依据，适当加以补充。分析的方法是以《论文索引》和《专著索引》为主并补充笔者所见，依实际工作的成规，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分为教学管理、科技管理、师资管理、学生管理、学位管理、后勤管理、法规管理、学校管理概述、学校领导体制、招生就业、教育评估、学校办学自主权、其余宏观管理和其他管理研究共14项，并以5年为一期，将50年分为10 期，制作成表1《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五十年：论文》、表2《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五十年：专著》。又根据何东昌同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制作成表3 《高等教育管理五十年：法规文献》，再将这3张表综合制作成表4《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五十年：论文、专著、法规文献》（注：因《法规文献》只编至1997年，为便于比较，《论文》和《专著》也截止于同年。）。以此为线索来思考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历程，包括管理研究和政府决策的关系，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发展的特点，以及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和今后加强研究工作的建议，等等。
表1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五十年：论文
1949—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54 1959 1964196919741979
教学管理
0
3 2 13
3
科研管理
1
5 1 21
9
学校自主权 0
0 0 00
1
师资管理
1
0 1 00
0
教育评估
0
0 0 00
0
学生管理
0
4 3 00
0
校内管理
0
7 0 00
0
招生就业
0
0 0 02
1
研究生教育 0
2 0 00
2
后勤管理
0
3 0 00
0
学校管理概述
0
0 0 00
0
法规管理
0
0 0 00
0
其他宏观管理
0
1 0 00
0
1980—
1985—
1990— 1995—
1984 1989 19941997
教学管理 20
16
37 43
科研管理 16
26
57 29
学校自主权 46
18 12
师资管理 37
54 144 73
教育评估
0
45
36 26
学生管理
0
12
43 12
校内管理 10
329 21
招生就业 18
47
54 38
研究生教育 8
27
47 18
后勤管理
3
13
18 15
学校管理概述 49 110 126 126
法规管理
237
4
其他宏观管理
5
31
30 23
表2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五十年：专著
1949—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54 1959 1964196919741979
教学管理
00
00
0
0
科研管理
00
00
0
0
学校自主权 00
00
0
0
师资管理
00
00
0
0
教育评估
00
00
0
0
学生管理
00
00
0
0
校内管理
00
00
0
0
招生就业
00
00
0
0
研究生教
00
00
0
0
后勤管理
00
00
0
0
学校管理概述
00
00
0
0
法规管理
00
00
0
0
其他宏观管理
00
00
0
0
1980—
1985—
1990— 1995—
1984 1989 19941997
教学管理 06144
科研管理 04 85
学校自主权00 00
师资管理 01148
教育评估 0
10111
学生管理 0553
61
校内管理 01 00
招生就业 0521
24
研究生教 00 75
后勤管理 113
17
13
学校管理概述 212
28
16
法规管理 0 011
其他宏观管理 11065
表3 高等教育管理五十年：法规文献
1949—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54 1959 1964196919741979
教学管理 15
24
25 54
5
科研管理
033 00
5
学校自主权 000 00
0
师资管理
5
119 11
4
教育评估
000 00
0
学生管理
746 10
3
校内管理
000 00
0
招生就业
7
12
14 49
5
研究生教
136 10
0
后勤管理
214 01
2
法规管理
811 00
0
学校管理概述
900 00
0
其他宏观管理 22
109 00
7
1980—
1985—
1990— 1995—
1984 1989 19941997
教学管理 20
14
18 15
科研管理 711
12 11
学校自主权0 00
1
师资管理 10
244
7
教育评估 0 14
4
学生管理 5103
2
校内管理 1 00
1
招生就业 1714
21 13
研究生教 18179 17
后勤管理 126
13
9
法规管理
240
8
学校管理概述
162
3
其他宏观管理 14
22
23 24
表4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五十年：论文、专著、法规文献
1949—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54 1959 1964196919741979
论文 233
12
1 7 19
专著 0 00
0 0
0
法规文献 9080
83 15 21 33
1980—
1985—
1990— 1995— 合计
1984 1989 19941997
论文 199 512
759474 2018
专著 482
201187 474
法规文献 132 175
117120 866
一、研究与决策的关系：五十年经历三个阶段
遵循50年发展的轨迹，我国教育管理科学研究与教育决策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至1976年基本上是以政治为主导的经验决策为主的阶段；1977至1989年是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移的阶段：1990年到现在则注意把重大决策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一）1949—1976年：主要以政治为主导的经验决策
在1949—1979年（注：为了便于比较，按5年间隔分段， 故取至1979年。）这30年中，中央和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法规、文献（包括主要领导人发表的政策性讲话）共计322件， 而同期发表的同类性质的论文仅为74篇（1949至1953年为零），只占决策文献的23%，其间竟无一部有关的专著问世（详见表4）。而这仅有的 74篇文章基本上也都属于解释政策或谈具体经验性质的，并且大都集中在教学和科技管理这两个微观领域（详见表1）。 这组统计数字基本上反映了这个阶段决策和研究的关系。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其一，新中国诞生于帝国主义封锁的大环境之中，这迫使其必须“一边倒”——倒向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全面向苏联学习”，成为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方向，加上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导致脱离国情的“照搬照抄”，也就无研究可言。从1949到1954年间，发表的有关高教管理的文章只有2篇，就是一个明证。
其二，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其高等教育也深深地打上这种烙印。没有建立起现代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就缺乏开展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土壤。就是在西方，对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高等教育大发展之后才兴盛起来的。
其三，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正当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发展起来的时候，“左”的思潮开始抬头，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政治大环境，排斥了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的科学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状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由于上述政治、社会和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以前，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中，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决策，基本上是属于以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政治为主导的经验决策。当然，也有个别时期，在“左”的思想严重碰壁之后，转而注重调查研究，纠正决策的错误。例如，在1958至1960年的3年间， 与“大跃进”相并行的“教育大革命”，造成严重的后果。为了“纠偏”，根据中央的指示，教育部从1961年3月开始， 由杨秀峰部长和蒋南翔副部长带队，在天津、北京等地的高等学校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同年7月，由邓小平同志主持，经过反复研究、讨论， 草拟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9月， 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审议了《条例》，最后于9 月15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这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订的一个比较好的文件。但是，这一时期类似的文件实在是太少了。
（二）1977—1989年：开始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变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些高等学校痛感极“左”路线的危害，特别是“四人帮”的破坏，给我国高等教育所造成的极大损失，开始努力把学校的发展建立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之上。华中工学院（即现在的华中理工大学）就是一个典型。这所学校从1977年8月（即暑假）开始， 组织部分教师和干部对国外有代表性的著名大学的教学、科研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延续半年多时间。参加调研工作的有720 多位教师，总共查阅了2万4千多份国内外科技文献和数百种教材，写出了数十份共近60万字的调查报告，内容涉及麻省理工学院、贝克莱加州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的发展历史及教学、科研现状，基础课程和主要专业课程的教材内容，最新科学技术的研究动向，新兴学科专业的课程结构，实验装备和图书资料情况等等。学校将这些调查报告全部打印发至各教研室和机关各科室以及部分教师、干部手中，将翻译的科技资料编辑成《科技译报》杂志。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学校进一步发动教师、干部把本校同世界著名理工科大学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找差距，订措施，1978年4 月提出了一份《我院同世界著名理工科大学的差距和赶超的主要措施》的报告，印发全院讨论，同时上报教育部。经过全院大讨论，学校党委制订了《1978年至1985年的规划》，提出了8 项改革和发展的措施：1.调整和改造专业，实现理工结合；2.加强基础理论教学，提高教学质量；3.恢复和建立一批研究机构，大力开展科学研究； 4.狠抓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术水平；5.更新实验设备， 建设一批实验研究中心；6.加强科技情报工作，搞好内外学术交流；7.实行对外开放，打开国际交流渠道；8.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调整各种关系。为了推动学校的健康发展，院党委组织开展了包括高等教育管理在内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并成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创办《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组织广大管理干部学习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华中工学院也从此开始了蓬勃发展的新历程。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础上，1978年11月教育部成立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春风吹拂了中华大地，吹拂了大学校园。华中工学院在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制订发展规划的经验也随之在全国许多高等学校中产生了影响。其实，华中工学院就是这个时期我国高等学校开始注意由经验决策和管理向科学决策和管理转变的一个缩影。
在此期间，机械工业部率先举办部属院校干部培训班，上海市也连续举办类似的高等学校干部培训班，1982年重建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培训高等学校管理干部。研究高等教育管理问题，逐步在全国兴起。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1979年10月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筹备组，1983年5月正式成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1984 年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各省和许多学校也纷纷成立高教学会和高教研究机构。高等教育战线的广大管理干部开始掀起学习和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的热潮。 1983年正式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高等学校管理著作。从1980 年至1989 年这10年间发表的论文共711篇，超过同期发布的法规文献（307 篇）一倍多。
我国高等教育决策和管理开始从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的标志， 是1985年5月15日至19日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制订与发布，以及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等。
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全教会后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间经过反复讨论，认真汲取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例如，《决定》中强调指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就是充分吸收了从1979年到当时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的成果。早在1979年12月6日，苏步青等4位著名大学校长、书记，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的文章。《人民日报》加上按语说：学校应不应该有点自主权，应该有哪些自主权，教育体制如何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希望全社会就此提出建设性意见。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教育主管部门到高等学校，都热烈讨论这个问题，并逐步开始展开研究。从此，一个以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为突破口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实践热潮，逐步在全国展开。上海交通大学率先进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教育部于1983年6月9日发文同意上海交大扩大管理权限，增强学校办学活力。1983年2月浙江省就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作出5条规定，1984年6月湖北省作出6条规定， 同年7月黑龙江省作出《关于扩大全日制高校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等。 在此5年期间（1980至1984年）发表的有关高等教育管理的论文达199篇，超过过去30年发表论文的总和（74篇）一倍半，同时出版了4部专著， 突破了30年零的记录。
中共中央在决定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时，决定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而在国家教育委员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纪要中，就决定成立国家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后改名为“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对教育的宏观管理和指导，使教育决策更加科学化，对教育发展和改革中若干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成立这个机构是万里同志直接建议的。当时主管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万里副总理明确提出：在教育方面，要成立类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社会、技术研究中心一类的机构，作为教育决策的一个参谋和咨询机构。当时兼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副总理也强调要充实教育发展和政策的研究机构。“中心”成立后，在国家教委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广大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围绕国家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高等教育管理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进行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为科学决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1990年至今：注意重大问题在研究的基础上决策
对重大的决策注重建立在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可以1994年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及其前后作出重大决策为标志。
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次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主旨文件。这个《纲要》从研究到发布，经历了4年多时间。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中央于1988年4月决定成立国务院教育工作研讨小组，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并提出建议。研讨小组包括国家教委和部分地区、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和教育专家。《纲要》前后修改20多次，在起草过程中曾多次广泛征求各地方、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对许多重大问题又分别作为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关于中央业务部门所属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就是先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的，曾先后同30多个中央业务部门主管教育工作的部长、教育司局，20多个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几十所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领导人以及几十位高等教育专家进行过座谈和研讨。类似的专题研究还有许多。
第二次全教会后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及至最近制订和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都是建立在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充分汲取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从1990至1997年，公开发表的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论文就有1233篇，专著388部， 而同期发布的相关法规文献只有237件。
二、起步虽晚 发展迅速
在西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随着高等教育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学校的职能日益多样化，经费来源日益多元化，导致学校内部管理的日益复杂。于是要求管理科学化，以提高质量、水平和效益。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把高等教育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风气，逐渐兴盛起来。尽管早在2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3所学校就已创设培养学校管理人员的教学计划， 但是，高等教育专业的博士学位计划大多始于60年代。有关高等学校管理的系统著作虽不多， 但专题研究论著却不少， 较早的有卡内基委员会1980年编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吴鲁西维仔著的《大学管理人员指南》（1980年），柏克的《教育评价方法论》（1981年）[1]，等等。
我国开展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但有组织地开展研究，似应以1979年3月制订的《1978—1985 的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9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 以及1979年10月成立的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筹备会为标志。《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求：“研究各级各类学校管理的体制、制度和经验；揭露其中的小生产方式、官僚主义作风和靠‘长官意志’办事等问题；并研究世界工业化国家学校管理体制和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我国学校管理合理化的改革建议，为编制教育法规、学校管理的规章制度作参考。”
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史上，如果说，1977—1978年是自发地破土而出，那么，1979年则是有计划地发动和组织，进入80年代之后，更是加速度地蓬勃发展。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发展迅速。1975至1979年的5年间，发表的论文仅19篇。 而在1980年的一年里，就发表了30篇，比前面5年的总和还多出58%。 从1980年开始至1998年，若以5年为一段计算， 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论文由199篇→512篇→759篇→474篇（1995—1997年的3 年间）（详见表4）；专著实现零的突破之后，增长的速度更快，由4部→82部→201 部→187部（1995—1997）（详见表4）。
第二，联系实际较紧密。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发端于高等学校自身的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求。粉碎“四人帮”，打破极“左”思潮的禁锢之后，不少学校在百废待兴中迫切感到需要改革和发展；从沉痛的教训之中，认识到发展和改革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必须严格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于是一些学校一改过去等待上级指示的习惯，自己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制订发展规划。可以这样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段时期，凡是内部改革和发展生机勃勃的学校，也必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开展得热火朝天的学校。另外，我国原来不仅没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专门队伍，就是原有的基础教育理论研究机构在十年浩劫中也被拆散了。所以基于实践需要而推动起来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就只能由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人员来担任。根据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并主要由实际工作者进行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很自然地与实际的联系就较为紧密。这种研究，既引入国外管理学中有关的原理和原则以及高等教育宏观和微观管理的某些原则和方法，也总结几十年来，特别是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经验，并努力使两者结合起来，从而既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使自身逐步成长起来。
第三，涉及面广。这是与第二个特点紧密联系的。改革开放之后，由于高等教育迅速发展，高等学校职能迅速扩大。特别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人们被禁锢了多年的思想像打开了闸门一样迸发出来。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正在兴起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迅速向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各个领域扩展。在1979年以前，其研究领域仅为教学管理和科技管理，发表的文章也寥寥无几，进入80年代之后，其领域迅速涉及师资管理（若以5年为一段， 最后一段为3年，以下同，其增长数由37篇→54篇→144篇→77篇）、招生就业（由18篇→47篇→55篇→38篇）、学位管理（由8篇→27篇→47篇→18 篇）、后勤管理（由3篇→13篇→38篇→15篇）、法规管理（由2篇→3篇→7篇→4篇）、校内领导体制（由10篇→32篇→9篇→2篇）、 教育评估（由0→45篇→36篇→26篇）、学校办学自主权（由4篇→6篇→18 篇→12篇）、学校管理概述（由49篇→110篇→126篇→126 篇）和其余宏观管理（由5篇→31篇→30篇→23篇），等等。 这些扩展都是出于当时实际工作的需要。例如，师资管理由1965—1979年的零猛升至1980—1984年的37篇，就是由于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人们关心知识分子，关心教师所致。而高等学校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发展单位，如何科学地进行管理，这是摆在从事高等学校工作的同志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所以在1980—1984年间，其论文不仅实现了过去30年的零的突破，而且猛增至49篇，成为发表文章最多的领域。其专著也在1983年取得零的突破之后，每5年由2部增至12部和28部，以翻几番的速度增长。而主持其事者，也大都是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又如，高等教育评估是在80年代中期由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在5 年之内就发表了45篇文章和10部专著。这种惊人的速度，除了实际工作的需要之外，也是由于当时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大力推动和积极参加的结果（详见表1和表2）。
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也是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而向纵深发展的。例如，关于招生就业工作研究，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下，大学生是“准干部”，国家根据对各类干部的需要（后来实际是根据可能提供的“铁饭碗”数），作出招生计划，并按计划分配毕业生，年年如此，不需要什么研究。所以在1970年以前的20年间，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有关的研讨文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止招生，1973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这一年的7月和次年的7月，各发表一篇文章，都是为招收工农兵学员而制造舆论的。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主持教育工作，立即提出恢复高考，多途径选拔人才，于是从1980年起，这方面的研究便积极开展起来了，至1984年共发表了18篇文章。《文汇报》1980年1月23 日发表张婉如的《人才选择与高考制度改革》一文，反映了这个时期在这个领域里研究的重点内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效益的观念也波及教育领域。为了提高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效益，从1983年以后，研究的内容逐步扩展到毕业生专业对口和层次配置等问题。这一年，按照国务院的安排，对当时我国专门人才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其中包括对毕业生的“所学”和“所用”是否匹配（包括专业和层次）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开始时叫“商品经济”）的发展，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到“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等毕业生的配置方式和招生制度的改革上，包括考试方式多元化、考试机会复数化、考试内容多样化，和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等方面上来。
三、学科研究 成果丰硕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伴随着这种研究在各个领域的展开和深入，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也日益被重视起来，而且是近乎同步展开。自80年代中期开始，此类研究的专著呈加速度增长的态势，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社会原因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把高等教育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确立，使得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量的扩大，由于学生的大量增加，引起教师、经费和设备等的大幅增长；二是质的多样性，由原来只搞本、专科教育发展到大量开展硕士生、博士生教育，由原来基本上只搞教学发展到大量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进而兴办科技企业等等；三是高等学校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高等教育发展的这种量的扩大和质的多样性，导致管理工作日益复杂，迫切要求把高等教育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
第三，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许多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都直接组织和亲自参加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这也为开展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四，到了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对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他们的经验和成果，成为我们开展学科研究有益的借鉴。与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经济学等的研究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使得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研究能够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
（二）艰难探索
笔者在1982年撰写的《应把高等学校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一文（发表在《上海高教研究从刊》1982年第六辑），基本上反映了在初创阶段我国学者对这门学科的探索成果。该文分析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应该研究的对象、任务、原则，研究的方法以及开展学科研究的重大意义等等。
1985年12月，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在柳州召开学术讨论会，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学。作为第一步，组织力量编写《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专著，并确定了下列10个课题：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体系与内容，知识体系、基本概念与范畴，理论基础，高等教育管理的本质与特点，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原则，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方法，高等教育管理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管理者，中外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或管理思想的评价。确定的这些专题，反映了当时研究工作的实际状况和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要求。1987年4 月在上海举行的研讨会上，就这些专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成果反映在由余立、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之中。在上海研讨会上，潘懋元教授曾希望能提出一个或数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不是照搬国外的）、科学的（不是经验性的）、可行的（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体系，使我们的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在科学性和联系实际上进一步提高，也为各校开设高等教育管理课程提供某些依据。但是，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的建立，毕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尽管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意见和设想，但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科学实验尚未充分展开，要实现上述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不过，广大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工作者还是知难而进，继续探索。
辽宁的有关学者为建立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作了不懈的努力。邓晓春教授说，他们的努力，大体上经历了如下的发展过程，“即由‘工作体系’→‘原理体系’→‘职能体系’→‘方法体系’→‘系统体系’”，每个阶段都写出了专著，最后的“系统体系”，集前“四大体系之长于一身”。其主要内容包括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基础、管理程序、管理方法和管理者四大部分，代表作是邓晓春的《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学》（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不过作者说，本书也只是一个开始。
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次批准在北京师范大学等3 所大学设立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学位授予点，至今已有22个授予点。1986年，首次批准在厦门大学设立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点，至今已有4 个博士学位授予点。而其他教育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也都从不同的侧面，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工作。这些对建立高等教育管理学科都是有力的推动。
20年来，以建立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为主题的全国性的研讨会先后召开了3次，出版的有关著作20多部，发表的文章几百篇。
（三）若干观点
多年来，我国学者对建立这门学科的几个重要问题，逐步形成了以下若干观点。
1.关于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划分，主要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比较重视对本学科研究对象的探讨。1987年上海研讨会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以高等教育范围内的教育管理的现象和规律为研究对象（余立等主编：《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第279页）。 还有一种表述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超前性与社会所能提供办学条件的客观可能性之间的矛盾（邓晓春：《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学》，第3页）。
2.关于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种观点：多数学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也有的认为还应包括高等教育学和一般管理学；个别学者则认为应该是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
3.关于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性质，也有三种观点：一是高等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二是管理学的分支学科；三是高等教育学和管理学相互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
4.关于高等教育管理学的概念和范畴。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如上所述，我国对本学科的研究是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开垦的，因而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大量引进国外（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各种管理思想和方法，而对一系列概念没有科学的界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例如，对“管理”以及与这个基本概念相关的其他概念，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管理因素和管理对象、领导与管理等，在上海研讨会上就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详见余立等：《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第283—286页），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
至于这门学科的体系，其主要观点如上节所述。
四、展望未来 任重道远
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稍纵即逝的瞬间，可是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来说，却是在经历了将近30年的冰冻期之后，一经春风吹拂、阳光普照，便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在这满园春色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是一朵色彩斑斓的奇葩。但毕竟只有20年，而且又是诞生在荒芜的土地上，既有先天的不足，又有后天的不良。就整个研究队伍来讲，大都是迫于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急切需要，仓促上阵的，他们尽管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理论准备不足，研究的深度不够，许多文章还基本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经验总结的水平上。后来培养的年轻研究工作者，大多又缺乏实践经验，难免有“空泛议论”的缺陷。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也比较单一，还不能满足理论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研究力量还比较分散，发展也不平衡。研究和决策“两张皮”还有不少地方不能有效地结合，领导的重视和研究的条件都有待进一步加强，等等。
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主导的世纪，知识经济的核心是教育。如何改革和发展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以适应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一项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能否把握历史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任务。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正视不足，更加奋发努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拓宽研究视野：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及其管理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和整个教育体系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中进行研究，这是过去20年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为此，我们的研究人员要努力扩大知识面；要提倡多学科、多部门合作研究，包括国内外的合作研究；对重大课题，应组织联合攻关，等等。
建立有效机制：进一步促进“研究”和“决策”的结合。为此，需要分别建立健全政府宏观决策和学校内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以及研究咨询机构；要把懂得教育规律和管理作为选拔学校领导人的重要内容，要采取加强岗前和岗位培训等继续教育的措施，促进大学校长真正成为教育家。
加强队伍建设：解决好青黄不接、新老交替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此，需要适当扩大教育管理科学研究生招生数量和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注意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年轻教育管理人员，并从实际工作部门聘请兼职教授，实行双导师制；建立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轮换制度；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加强对高等教育管理人员的岗位培训和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
当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可列举出许多，但只要大家继续努力，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一定能够作出不辱时代使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