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迁移理论研究_经济学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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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系统总结了西方国家和中国城市人口迁居研究的进展,将西方国家人口迁居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了每一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

人口迁居(residential mobility)指的是城市中以住宅位置改变为标志的、城市地域范围内的人口(往往是住户)移动。人口迁居有时也称城市内的迁移(intraurban migration)。

城市发展与人口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城市发展初期,城市人口的变迁主要是人口从非城市化地区进入城市地区,即迁移过程和城市化过程。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引起城市内部的人口变动,这时候的人口变迁以城市内的移动为主,即迁居过程。

迁居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美城市是很普遍的现象,迁居会使城市空间结构发生改变,使城市出现人口空间、社会空间、功能空间的地域分化,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内住宅位置的变化在改变城市系统和城市空间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迁居在西方城市研究中占重要地位。

一、西方国家

按照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主要研究内容,西方国家人口迁居研究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60年代中以前

本世纪初,芝加哥市是北美城市的典型代表。20年代社会学家们对芝加哥市的住宅区、工业区及中心商业区的形成和变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引入生态学的竞争、淘汰、演替、优势等概念,来解释城市内部的变动,逐渐形成了芝加哥学派(或称人类生态学派)。此间伯吉斯提出了城市结构的同心圆理论,霍伊特提出了扇形理论,其中都有人口迁居的模式。这些模式对以后的城市人口迁居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⒈入侵演替理论

伯吉斯(Burgess)于1925年提出了城市结构的同心圆的概念, 其中有人口迁居的理论。他认为,外来移民最初进城时,为找工作方便,便居住在中心商业区。随着新来者不断增加,人口压力增大,造成住房紧张并进而引起房租上升、人口密度提高,促使市中心区的人向外城区移动。低收入新住户开始向较高级的住宅入侵,而较高级住宅区的住户卖掉房子向外迁移,入侵一个更高级的住宅区。由此,迁居就像波浪一样向外层传开,最高住宅区位于城市边缘。伯吉斯称这种向外的运动为入侵和演替。

这个理论的形成以20世纪初的芝加哥为原型,它所描述的内容与当时的情况相符合。然而,该理论对多数现代城市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第一,城市移民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低收入住户移入城市中心已不是西方国家城市移民的主流。第二,模式假设新来移民容易从市中心区迁向郊区,与现实不符,没有考虑影响移民的一些限制性因素。

⒉过滤理论

过滤理论隐含于霍伊特(Hoyt)1939年提出的城市形成和增长扇形模式中。模式以高级住宅区的发展而展开。他认为,现有的住房会逐渐过时或衰落,上层阶级为了维持他们的地位必须购买新建的高级住宅,土地利用由此而展开。高收入住户在向外迁居的过程中,留下的空房子被低收入的住户所占用,结果是房子向低收入住户过滤,而人向高级住宅区过滤。

从长期来看,过滤过程明显存在,在美国的一些城市,一些过时的、曾经是富人住的房子被隔成平房、婴儿间,该地区也不再是高级居宅区;从短期来看,高级住户并不象霍伊特所说的那样具有流动性,文化因素可以使这种过滤过程失效。

表1 个人生命周期内的迁居

年龄0

1020

30 40

阶段 生成长 青少年 成熟 结婚

生小孩

小孩成长

迁居次数1 1 1 1

年龄50 60

70

阶段 退休死亡

迁居次数1

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一个人一生中可能发生的5次迁居,即成长、 离开家庭、结婚、有孩子及年老。15~25岁是一个移动最集中的阶段。

1960年阿贝努胡德(Abu-Lughood)和费利(Foley)建立了一个模式,把住宅位置与住户在家庭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联系起来,如结婚不久的夫妇,首先租借城市中的公寓,有了孩子以后租借郊区的单一平房,最后是在城市边缘买自己的住宅(图1)。这个向外运动的模式, 形式上与过滤、入侵演替模式相同,但运动的原因不同。

图1 生命周期阶段与在城市里的位置

⒊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伯吉斯的模式仅考虑外来移民所引起的人口迁居,而没有考虑城市中的每年大量新住户出现所引起的迁居。即使在一个总人口增长很慢的城市中,新住户的形成也会造成大量的住房需求。

罗西(Rossi)(1995 )深入分析了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与迁居的关系(表1)。他认为“生命周期循环会造成家庭结构变化, 进而造成住房需求,而迁居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调整家庭住房来满足这种需求”。

总的来看,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把一个人成长过程与迁居联系起来,丰富了前两个模式的内容。但这个模式同前两个模式一样仍有局限性,没有考虑住户的经济状况,也不适用于公共住房市场中的迁居者以及由于种族和收入原因选择能力有限的迁居者。

⒋互补(trade-off)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古典经济学受到严重的冲击,随后进入了传统庸俗经济学发展阶段,这时新古典经济学也随之发展起来。新古典经济学家承认家庭和公司两个部门,家庭希望得到最大的设施满足,公司则希望获得最大的效益。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应,在城市研究领域出现了城市经济学。 阿朗索(Alonso )于1960年提出了城市人口迁居的互补理论。其最基本内容是:假设一个城市位于均质的平原上,就业岗位都位于城市中心,对于中心地的竞争,引起房租向城市中心而上升。住户尽可能的靠近工作地居住。住户的收入水平是一定的,这种收入要支付房租费、交通费和其它生活费用。假定生活费用是一定的,那么,当他们迁居时,要用省出的交通费弥补上升的房租费。或用省出的房租费来贴补增加的交通费,但要受家庭总经济收入所制约。因此,低收入者由于经济能力所限,居住的空间选择范围是狭窄的,他必须选择靠近城市中心居住,房子的面积也较小,多为楼房,因而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也高。而高收入者居住的空间自由度较大,可以在郊区居住,房子面积较大,多单一的平房,所以郊区的人口密度较低。

这个理论与前三个理论的不同点在于:把住宅位置、工作位置和经济收入联系起来,丰富了迁居的理论研究。但在后来仍遭到一些批评。罗西(Rossi)认为迁居时住户看重的是房子的大小和设施, 其次是邻里的社会环境、自然位置,而到城市其它地方的易达性不重要。

入侵演替理论、过滤理论、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互补理论分别从外来移民的入侵、高级住户的迁移、家庭的成长、经济的限制这四个侧面解释了城市人口迁居,都有其一定的实用性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把以上四个理论联系在一起,可以较全面解释城市人口迁居:如果有大量低收入移民移入的话,他们可能向城市中心区聚集,迫使其他人向外移动,开始入侵和演替过程;同时高级住户不满意现有住宅而移向新住宅,并引起低级住户的移动;还有一些人的迁居是因为结婚、生小孩、年老等对住宅空间产生特定需求所致,但所有这些移动都要受个人经济状况以及工作地点的制约。

总之,人口迁居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学家把移动看作是最大限度的满足住户需求,社会学家把迁居看成是住户维持社会地位的需要,而人类生态学家把它看作是现实运动过程的一个成份以及增长衰退过程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来讲,迁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住户与周围环境相对稳定的关系被打破:住户的人口数、年龄、收入会发生变化;环境也会因为衰落、其他文化特性人的入侵、土地升值而变化;住户和环境也可能同时变化。西蒙斯(Simmons)(1968 )认为使住户与环境关系发生变化的社会因素主要有三类:①城市化,包括人口特征及生活风格。②经济地位,包括收入、职业和教育。③隔离,包括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

(二)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

⒈空间规律和数量模式研究

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50~60年代,在城市研究上出现了以贝里和阿朗索为首的空间分析学派。人口迁居研究受其影响,重点也就放在空间规律和数量模式上,此间的研究工作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①迁居的距离和方向;②迁居的统计模式;③空间相互作用模型。

空间相互作用模型是以演绎的方法来建立住宅位置模型,模型起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万有引力的基础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万有引力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使模式具有内在逻辑性,另外把着眼点放在模式的预测功能上,劳瑞(Lowry)模式是这个阶段的代表;第二阶段,分解研究阶段, 从供应和需求、不同类型居民的角度出发建立模式;第三阶段,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放弃空间相互作用模式的静态均衡假设。

⒉行为研究

空间分析学派在解释社会问题和人类行为时过分简单化。为了避免空间分析学派的机械性,以研究人类行为为主要内容、探索人地关系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行为学派逐渐兴起。这阶段迁居研究也逐渐由数量分析转入行为分析,研究内容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⑴迁居决策的背景。主要研究者是贝尔(Bell,1958),他认为家庭类型有四种。家庭型的人把空余时间多花在小孩身上,他们的移动多数是因为小孩的缘故;事业型家庭对工作看的很重,他们为得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而移动;享受型家庭多趋向于市中心居住,充分享受城市的设施,即使他们有经济能力购买郊区独立住房,也不愿意住在郊区;社区型家庭会移向有情感和个性的社区,如一些高收入的家庭移向城市外半农业性质的村庄等。

⑵迁居的决策行为。布朗(Brown)与摩尔(Moore)提出了迁居的决策行为。决策行为包括两个阶段:“决定移动”和“寻找新的住房”

(图2)。

布朗与摩尔的迁居决策行为示意图

决定移动是内外压力作用的结果。内部压力来源于两部分,一是住户对空间和设施的要求变化所产生的有形需求,另一是理想变化所引起的无形需求。生命周期、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内部压力的基本来源。外部压力主要由住宅本身的变化和邻里变化所引起的直接的环境改变。当内外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住户会移走。沃佩特(Wolpert,1965 )认为每类人都有一个不变的迁移倾向,年迈的工人阶级,仅有地震才能使他们移民,年迈的中产阶级可以被佛罗里达的阳光吸引走,而年轻人受了一点点的刺激,就能驱使他们离开家庭。

寻找新住房行为包括:①确定新宅理想区行为,②住房信息收集行为,③特定住宅选择行为,④与理想中住宅比较行为。

⑶迁居行为综合模式。主要研究者是布鲁梅尔(Brumell,1979 )。该模式把迁居行为研究已形成的一些孤立的概念,如地方效用、需求、居住压力等,用一个模式联系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来解释迁居过程中人的行为。

⒊住房链和弃房研究

这期间,迁居研究除注重数量分析和行为研究外,还对特定的问题如住房链和弃房进行了研究。

住房链指的是在房屋市场新增加住房的情况下,住房移向这些新增的房间并给房地产市场中留下空房间,留下的空房间又会引起其它住房的迁入,如此等等,即移向新住房的运动引起了连续的迁居反应。当空房间被城市外的移民占用,或被新成立的住户占用,或拆迁或改作非住宅用途时,这个住房链就终止。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住房向下传递到什么水平的住房上,二是一套新房的建立能够引起多少个住房的迁居,三是哪些因素影响住房链。

弃房指的是退出住房链不再被使用的房子。美国东北岸城市弃房现象较严重。弃房的内在机制是人口、工业和服务业的郊区化,以及移入内城某一个地区人口下降、房子供给过剩等。弃房局限于某一社区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弃房是城市最恶劣环境中质量最差的房子,是住房链的残余。二是低收入家庭无能力提高房子质量和阻止这种放弃的扩散,住房失去了再出售的价值,因此,潜在的废弃区逐渐发展,像传染病一样迅速扩散。

(三)70年代中至现在

7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处于停滞和萧条状态,同时,“结构主义”、“结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日渐盛行。城市研究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强调资本主义城市的形态和发展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所支配,许多专家应用马克思主义概念对城市问题作了研究。达种背景下,人口迁居研究的重点也就由数量分析和行为分析转向社会结构的深层分析。主要内容包括这三个方面内容:①经济发展状况对人口迁居的影响;②阶级成长对人口迁居的影响;③政治因素对人口迁居的影响。

尽管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学术界有重要的位置,但由于近些年来东欧变革和前苏联解体,该学派受到很大冲击,这时新韦伯主义和人文主义方法呈上升趋势。由于传统的韦伯主义对阶级、经济和国家提出不同的观点,新韦伯主义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里克斯(Rex )和摩尔(moore)是主要代表人物。 许多学者研究私人机构(如房地产机构、开发者、财政机构等)和地方当局对人口迁居的影响。尽管新韦伯主义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有较大进展,但由于它反对阶级和国家概念,反对资本主义危机等概念,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所以也遭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评。

通过前面分析, 可以总结出西方国家城市人口迁居研究的进展。 50年代中以前,迁居研究的出发点是把人当作人类生态环境中的一分子,由人的社会地位、家庭状况、经济收入决定他在城市中的居住位置。60年代的计量革命使迁居研究的出发点转移到空间特征和数量模式上,后来的行为革命又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人的行为,强调人的个性,研究人对客观环境的感知,丰富了人口迁居研究的内容。70年代末的理论革命又把人口迁居研究的出发点放在社会经济结构分析上,把迁居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总而言之,每一时期一个新的学派的出现都是从另一个角度丰富和完善迁居的研究。

二、中国

本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对我国城市人口分布变动作了研究。80年代前,中国大城市的交通、住房等问题虽已出现,但并不像今天这么严重,学者们的注意力多放在城市人口密度分布上。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研究的重点放在怎样疏导特大城市人口上,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张庭伟(1981)对大都市人口疏散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了研究,认为人均国民收入要达2500美元以上郊区化现象才开始出现,到4000美元时郊区化明显。我国国民收入是256美元/人·年(1980年),仍处于工业化初期,与之对应的大城市的形态应是集中型城市,且市区人口尚无自发郊迁倾向。唐子来(1986)认为城市中心地区改造的条件是城市人口疏散,而城市人口疏散的前提是市区边缘的开发。并认为“政策方面的地区位差”对城市人口疏散的作用不能忽视。朱介鸣(1985)借助生物学中生物体随时间生长的法则,提出了城市居住人口密度发展logistic曲线的假说。杨贵庆(1991)对上海旧区居民迁居的心理状态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物质环境水平较高的住宅街区,新迁入的居民不一定有定居的志向,在物质水平较差的居住多时的旧住区,居民却都抱有定居的志向和意识。

可见,80年代的研究对象是上海,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什么条件下、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促使人口自市中心向外迁居。这时期的研究以定量为主,并注重实地的社会调查。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城市人口自中心区向外迁的倾向逐渐明显,这一现象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胡兆量等(1993年)采用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数字,发现北京市核心圈(天安们附近街道)人口在减少,近郊圈街道人口增加最快,近郊圈乡人口停滞,增幅低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认为中国城市中心地区人口减少的主要机制是土地利用功能高层次化,城市疏散过密的人口也是原因之一。

由上可见,目前的研究仅注意到了中心城区人口减少的事实。可以这样说,中国对城市人口迁居的系统研究尚未真正开始。

三、结语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在城市人口迁居研究进展上存在很大差异。西方国家对人口迁居的研究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的研究很落后。这与中国处于城市化初期,城市内部人口变动不明显,以及我国城市长期在计划经济作用下,人口在城市内的分布具有静止性有密切关系。中西方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目前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理论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怎样建立中国的人口迁居理论?这些问题都得进一步探讨。

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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