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历史性理论难题”的一个可能思路——兼谈社会主义公平竞赛办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难题论文,思路论文,公平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历史性理论难题”的由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有三大基本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资料按劳分配、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简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样一种经济体系的运转不要商品货币。对应地，传统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也可归纳出三大基本原则：生产资料私有制、消费资料按资分配、经济运行靠市场调节。简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经济体系的运转必须有商品货币。
“三大基本原则”并非单纯并列，而是内在统一，相互制约。认定生产资料公有，就等于说谁也不能凭借生产资料占有他人劳动，消费资料的分配理当“按劳”，与之配套的生产和消费也就不能由个体决定，只能是“有计划”。正因为如此，当《共产党宣言》申明“消灭私有制”时，《哥达纲领批判》强调“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资料本身分配的结果”，《反杜林论》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同理，正因为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应就有按资分配和资产所有者自负其责；由此延伸而来的产销自主，自负盈亏，又名市场经济。
所以，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很难设想按资分配；同理，认定市场经济，也就自然延伸到生产资料私有等等。这种逻辑的制约不仅是思维一贯性的要求，现实情况也是这样呼应配套的。简言之，按照既有的理论框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思想上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也是现实中两种互不相容的制度。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尽管先行一步来到人类社会，但绝非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它在运行中因“马太效应”（正反馈机制）而导致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使得系统终将崩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取代。爱因斯坦这个“独立、诚实、没有阶级偏见和民族偏见”的人同样认为：“要做到消除经济危机，逻辑上最简单也是最大胆的方法是完全的计划经济”（1931年）。两个数一数二的“千年伟人”① 不约而同的结论，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当代理论思维的最高成果。它的说服力不仅在于“铁一般的逻辑和海一般的思想力”，而且符合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史实。随着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和危机的加深，《共产党宣言》问世不到70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破壁而出。又不到半个世纪，16个国家，全人类的1/3，意气风发地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制度如此迅猛发展，可谓狂飙突进。
然而，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人，虽满怀热忱并竭尽全力，却一直未能促使社会步入所期望的那种境界，未能做到用完全的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对于商品货币，别说“消除”，就连“限制”都在总结教训之列。
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的看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严厉批判市场经济，认为唯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列宁在“俄共十大”上所强调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不仅列宁，应当说所有共产党员的思想深处，也都把商品、货币和市场，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同类物。适逢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国内外敌对势力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武装干涉。为赢得这场战争，列宁领导党采取军事化措施动员一切人、财、物全力应对。著名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由此发端，主要表现为强制征收剩余农产品，严禁私人贸易，商品货币的流通基本停止等。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有效地保卫了苏维埃政权，且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一脉相承，因而深得各级党员拥戴，被认为社会主义的管理就该是这样。在战争基本结束之际，苏维埃拿出了取消货币的具体方案，还成立了“取消货币税工作委员会”（1920年11月）；一个月后，莫斯科具有象征意义的苏哈列夫卡自由市场被强行关闭。此时，以列宁为首的党，踌躇满志地打算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基本思想付诸实现：商品货币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搬掉这块基石，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立足。列宁还就行动方针明确表示：“现在摆在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把我们在军事工作方面获得的经验运用到和平建设方面去。”
可没过多久，“战时共产主义”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1920年粮食总产量只及战前的一半，大工业的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6/7。不满情绪普遍爆发，典型的是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的水兵叛乱。这些水兵在十月革命时曾是党的坚定支持者，现在掉过头来反对党。严酷的现实使列宁醒悟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常规化不行。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承认在经济政策上犯了错误，沉重地总结说：“1921年春，在经济战线上我们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完全起因于形势的逼迫，不得已，列宁只好凭借自己的威望，于1921年3月紧急推出发挥市场作用的新经济政策，方才挽狂澜于既倒，并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
虽然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在强调说明，社会经济系统没有商品货币或没有市场难以正常运转，可这对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却十分痛苦。当时布尔什维克内不少党员认为新经济政策使得党的共产主义方向改变了，或者说党变质了，理想幻灭了。根据官方数字，实行新经济政策仅仅一年内，就有14000多人由于不理解而主动退党。当市场开始活跃，电车重新卖票时，一些人以自杀表示抗议和绝望，其中包括著名诗人勃洛克，俄共领导人皮达可夫的妻子等有影响的人物。他国一些思想上不能接受新经济政策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竟至放声恸哭。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实践也表明，凡是试图消除商品货币的种种做法，包括“吃饭不要钱”之类，总是事与愿违。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给中后期的“计划经济”一个充满讽刺的称谓：短缺经济。
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遭遇如此反差，使得一个尖锐的矛盾赫然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坚持马克思所说的不要商品货币的计划经济，经济状况就会恶化到难以为继；反之，如果只有恢复市场的作用才能使经济繁荣，那为共产主义奋斗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误会？
从理论上正面回答并进而在现实中解决这一矛盾，不仅是思维符合逻辑的需要，更是指导实际工作的需要；不仅是说服别人的需要，也是说服自己的需要。它是革命胜利之后，在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道路上，共产党人所遇到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其它一切重大争议皆由此派生而出。
正是这个不期遭遇，迫使社会生义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们低头思忖，能否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中给商品货币留下一席之地，或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这就是所谓“历史性理论难题”。它难就难在要把原本对立的两种内容或两套体系，安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还要既逻辑严谨又符合事实。其创新台阶之高在某种意义上可类比于相对论的创立。甚至，就连是否存在“可行解”，先就令人顿足。自“十月革命”以来，探讨相关议题的文献虽多，但离圆满解答还很远。至于实践，也就难免摸着石头过河，不能不充满着艰难曲折。
2006年《求是》载文，对上述内容表述得言简意赅：“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但28年来的实践同样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仍是一个崭新课题”。② 此前约两年，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撰文：“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重大的理论难题。”③ 之后该文被《环球视野》转载，认为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值得深入研讨。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到底能不能结合？解题的关键何在？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可行的思路及有效的操作办法？本文响应专家提议，谈谈一孔之见。
二、探索：理论研究落后时的改革实践
试图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第一个理论框架，首推“兰格模式”。它是波兰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提出，那正是一个亟待理论创新的当口。由于全部经济活动无非是从生产到消费，不妨如此表述：西方经济学理论——从生产到消费全都靠市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从生产到消费全都靠计划；兰格模式——生产这一头靠计划，消费这一头靠市场。
具体说，在兰格模式中，人们可以自由选购消费品，自报工资价格和自由择业，从而形成消费品和劳动力市场。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是，这里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因而不存在某些人凭借生产资料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条件。这就虽有市场但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生产资料的调节依靠国家计划机构调拨，模仿市场上的价格涨落，经过一系列“错了再试”的程序，计划机构终能定出使产品供求相等的“均衡价格”。由于国家对经济系统的了解远胜于私企，所以计划机构“有意识的试错”比一个个私企盲目的试错更快捷有效。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会超过资本主义。
兰格模式看上去很有新意，道理上似乎也能自圆，一度影响深远。但后来人们才明白，它的失误与其说在于理论内部，不如说作为一个管理方案，实际运行起来需要的前提条件很难具备：既然社会主义的企业没有私人利润，那企业家们的生产积极性从何而来？计划机构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不会利用手中的调拨权谋取私利吗？也就是说，只有假定从事生产的人，特别是公务员、企业家都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觉悟”，兰格模式才是有效的。也许这在整个社会崇尚保尔·柯察金的火热年代还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借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兰格模式”缺乏微观动力基础和利益约束机制，因而运行起来难免日趋低效和腐败。
斯大林的理论认识无出兰格其右，也是只承认消费品市场，而对生产资料则实行计划管理。兰格模式的优点与缺点，在斯大林主政的苏联均有突出表现：国家对生产的有意识调节确比私企快捷有效得多，包括通过强硬的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依靠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大批党团员，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等，苏联以令世界瞠目的速度进入了工业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就像一趟列车，无论初始多么强劲，失去动力依靠惯性前进，速度自会越来越慢。因缺乏微观动力基础和利益约束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官僚主义、少慢差费等等消极现象逐步蔓延，并从或明或暗到明目张胆。斯大林未能意识到这是理论框架的缺陷所导致的体制弊端，而就事论事地怪罪于那些没有做好工作的人，认定是其努力不到、觉悟不高或心怀叵测所致。今天分析起来，很可能这就是斯大林进行大规模“肃反”的思想根源。
新中国初期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引领经济建设的榜样是“苏联老大哥”。这样，兰格模式的利弊得失也就如出一辙地在中国重演。实行计划经济之初成效辉煌，有“难忘的1956年”之说。但不久也遇到了如何看待市场调节的难题。对于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包括官僚主义、少慢差费特别是贪污腐败，更多地归罪于人的思想觉悟和阶级斗争。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不仅无助于经济问题的解决，而且造成了众多冤假错案。两个文化背景大不相同的国家，却发生着如此相同的事件乃至严重错误，这足以提示研究者去探索问题的原因究竟何在！
在中国，突破原有理论框架，敢于超越兰格模式的第一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认为不仅消费，对生产也可进行市场调节；其思路创新在于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方法，而不是经济体系的本质。“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理论探索的新指示带来了体制改革的勇敢实践。这里有着“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果敢，但也毋庸讳言一时未能建立起严谨的理论框架。“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之初的流行意识。直到多年后，才有需要“整体方案设计”的感觉和提议出现。理论不足的实践，具有探索性强、框框少的优点，但也有把握小、利弊难料的缺点。20年过去，国内外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总体评价是“有喜有忧”。喜的是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忧的是贫富差距、资源和环境压力过大。
1978年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量改革”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时期认识与行动的演化。面对推行“计划经济”多年形成的僵化弊端，到形成“应当改革”的共识和决议，无疑是一个重大进展。但对“计划经济”的格局和流程如何改，从哪里起步，改成什么样，认识又有巨大分歧。在理论分析见智见仁、如何决断心中忐忑的情况下，不触动“大盘子”的“小改小革”、一动一看的“小步快走”，就成了政策首选。
例如，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方案规定，企业产品产量仍按原计划生产和调拨，“改革”只限定在鼓励“超产”，对“增量”部分可按市价出售及从中发放奖金。一开始效果的确不错，企业挖潜、职工加班，产量和职工收入均有所增加。随着“增量”渐多，市场调节的份额和作用也相应增大。它仿佛既保持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本格局，又平稳地引入了市场调节，做到“两种经济调节方式相结合”了，因而一度被誉为“中国式的、以提高企业活力为核心的渐进式改革”。
然而，改革者事前没有看到这里水有多深。两种经济调节方式造成了一物两价的“双轨制”。同一件产品，计划内1元，计划外3元；且计划内是国家的，计划外才是企业的。既然如此，作为具体的企业及个人，干嘛有劲不使在计划外呢？于是，起初的确保计划内，渐渐让位于确保计划外，不久又发展为守夜人与贼合谋，故意让计划内的利益流到计划外，促使“国有企业一天天烂下去，民营企业一天天好起来”的现象愈演愈烈。应运而生的“冰棍理论”又说，国有企业就像一个拿在手上的冰棍，拿得越久化得越多，不如尽早送人。于是刮起了巧取豪夺，包括大规模低价转让国企资产的风潮，并由此引发出尖锐激烈的“郎顾之争”。
其实，理论研究如果深入一点，事前本不难推知，“双轨制”要得到良性运转，一定要有自觉“确保计划内”的“崇高觉悟”。但果真能有崇高觉悟，兰格模式就很好，还有什么必要搞改革！
为了解决“双轨制”的不合理，“并轨”就势在必然。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后来直接就是“以市场取向为目标”。随着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产权改革”等深层次问题无可回避，各种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腐败愈演愈烈是表现之一）。当然，信仰的迷失也前所未有地表现出来，以致像法轮功这样愚昧肤浅的东西居然能大规模扩散。
与此前后，国际社会的案例发人深省。从20世纪下半阕起，从东欧到拉美，超越“兰格模式”将生产资料也全都转向市场的国家，或早或迟地陷于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社会主义阵营中改革最快的南斯拉夫，理论上充斥着含糊和错误，实践中走向一条曲折动荡的泥潭。社会主义时期的同志、朋友和邻居，在后来的“分家分国”中相互攻击，一些手法极其歹毒，状况的悲惨震撼了人类良知。苏联改革在走走停停中还将就维持，一朝彻底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很快国家涂炭、人民遭殃。一些文章至今还在文过饰非地说它如何经历阵痛走出了低谷。只要听听俄罗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响起的通天爆炸声，看看普京总统2006年国情咨文，就能判断西化后的俄罗斯总体上是个什么状况。放弃社会主义后的俄罗斯，不仅国际地位与原苏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悲惨到了人口急剧下降的地步④。
所以，针对一些人提出的私有化要求，邓小平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
三、思路与视角的转换：体育竞赛的启迪
纵观《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各150年，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呈现出一条粗大的主线：第一，传统的市场经济难以避免两极分化，否则也就不会有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二，不要商品货币的所谓“计划经济”行不通，否则也就不会有前赴后继的体制改革浪潮。第三，公有制与市场能否统一在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中，在现有的经济理论中找不到答案，在既有的经济实践中也没有成功的先例。
阅读《经济学方法论》⑤ 使我们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人们以往对经济学乃至经济模式的思考，或许失误在于太“经典物理学化”，而应当充分借鉴现代科学赖以诞生的思想方法，尝试思路和视角的大胆转换。“这一转换能使经济学摆脱目前的危机吗？正统经济学家哈恩预言，21世纪，该学科将恢复亲生物学的马歇尔传统。若此预言应验，经济学必将发生重大重建”。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体育竞赛。这是人类各种活动中最文明健康和获得最大认可的一种。国无论大小，人不分贫富，体育竞赛均为之提供了一个展示个人能力的公平舞台。类似经济领域一直未能解决好的“效率与公平”等矛盾，在这里均不成问题。它促使每个人的潜能得到最大发挥，同时贯穿着人人平等民主的精神。勇夺第一的英雄气概与和平友爱的宽容互助，在此为天成之美。若说体育竞赛领域的实践正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活标本，难道不是非常贴切吗？借用生物学的概念，人类社会的这个“千年王国”并非某个智者的刻意设计，而是几千年物竞天择发展完善起来的优秀“基因”。
更有探讨价值的是，在“管理体制”上，体育竞赛活动完全可以看作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个缩影。
先看“所有制”。竞赛过程中，场地、器械正好比“生产资料”。参赛的任何一方，只能凭自身水平取得名次，而不能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享受优待计分。这正是不折不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容易推想，如果在比赛中可以“优待”有产一方，将会对体育竞赛造成怎样的扭曲与扼杀，不能不令人产生“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感慨。
再看“分配制度”。运动员的成绩取决于本人水平，取决于所付出的有效劳动。成绩又与待遇挂钩，自然体现“消费资料按劳分配”原则。
最后看“运行方式”。无论竞赛项目的遴选，还是竞赛规则的改进，越是大型的赛事；越要有远见、有组织的计划管理，可称之为“计划管理”原则。
很明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三大基本原则与体育竞赛的管理方式丝丝入扣。一个运动员，无论所处哪个国度，奉行的是哪种信仰或文化，一旦走上体育竞赛场，遵循的都是“社会主义”的管理。倘若我们把“社会”的涵义界定在体育竞赛活动的有限范围，可以说社会主义早就在全球普遍推广、深入人心。
从这个视角看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管理何以优越，有着具体形象的展示。但作为一种严肃的研究必须自省，此处究竟是以创造性的想象力看到了新的视角，还是目不见睫地胡乱类比？根据科学方法论的一般道理，还要看所形成的新观点能否解释基本事实，所形成的理论框架是否逻辑简单。
首当其冲需要解释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曾在各个领域都实行过具有三大基本原则的管理体制，为什么体育竞赛领域能够鲜花盛开，而经济领域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则往往不尽人意呢？两相对照发现，差别在于体育竞赛对成绩的认定具有“严明的评价标准（标准量及基本单位）”，如举重的“公斤”，赛跑的“米”、“秒”等；而所谓不尽人意的那些领域，对成绩的认定却相当含糊。
由此产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大胆猜想：在管理体制上，凡符合“三大基本原则”，且具有“严明评价标准”的管理，就能形成一个“公平竞赛”，得到体育竞赛般的效率与公平；反之，凡缺乏严明评价标准，即使存在“三大基本原则”，也难免低效甚至弊端丛生。借用数学里的概念表述：对于一个有效的管理，三大基本原则是必要条件，严明的评价标准是充分条件。
这个猜想在不同的领域均有实例证实。如交通运输，公路网就是各运输车辆的“竞赛场地”，对行车可谓公有公平；收入取决于劳动量，当属“按劳分配”；以货物的“吨公里”计算成绩，评价标准严明。这就相当于对参与其中的司机形成了一个“公平竞赛”。结果是显然的：效率之高以致交管局三令五申“不得超载超速”。再如高校招生，对每一考生，考场相当于公有；分数面前择优录取；判分标准严明。这同样形成了一个公平竞赛，结果也是显然的：效率之高以致教育局三令五申“减轻学生负担”。
反之，缺乏“严明评价标准”导致弊端或低效的现象，如“计划经济体制”的“调资晋级”，每一次都是典型例证。1979年，我国对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和国家机关职工调整工资，是在经历“文革”多年停滞后第一次大面积调级。文件规定“升级面40％；升级条件为劳动态度好、贡献大、技术高；指标不平均分配，对成绩突出人员可晋升两级工资”。事前，谁都认为这样的“按劳分配”深得人心，期待着重现活力的大好局面。但事后却大失所望。升了级的认为早该升了，没升级的怨恨不已；原本还能团结共事的同志之间反倒生出许多隔膜；以致认为还不如人均普调半级。但普调又等于助长“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消极。类似的事情多次反复，使管理工作陷入两难：搞同等待遇，等于鼓励少慢差费，使整体效率日低；搞差别待遇，等于鼓励勾心斗角，使和谐局面不再。
很多理论家和政策研究人员百思不解，“按劳分配”鼓励人们多劳动多贡献，怎么看都是正确合理的，可为什么一经实践，效果却如此之差呢？当我们以新的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时，不仅愕然：按照劳动贡献调整工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可对“贡献大小”或其“劳动价值”是如何认定的？有严明的评价标准或科学的测量办法吗？
看看马克思怎么说。翻开《资本论》第一章就有：“一个使用价值或财物，只是因为有抽象的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其中，所以有一个价值。那么，它的价值量又要怎样去测量呢？由其中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劳动的量去测量。劳动的量则由劳动所历的时间作为它的测量标准。”紧接着，马克思又明确指出“这个劳动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阐发他的经济理论时，开宗明义指出了一个关键环节：劳动价值是能够测量和必须测量的。至于测量所用的标准（量），马克思在后续的文章中就当时对市场的观察，指出通过反复进行的物物交换，可以自然地形成一定的比例、一定的标准。
那么，当社会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时，没有了市场，这“反复进行的物物交换”又用什么方式来落实呢？对此，马克思没有直接说明。而就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马克思的回答是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真是令人豁然开朗！所有问题的症结忽然有了一个简明的线索：马克思处在资本主义时代，他认识到商品价值的本原是劳动，并由劳动价值论而提出剩余价值学说，深刻地揭露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指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还勾勒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遵循“三大基本原则”。应当说马克思出色地完成了自身的任务，因为这个时期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指出前进的方向。而一旦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论性的原则就需要落实为具体方案。
譬如“按劳分配”作为一个“原则”，就是明确社会主义既非按人头，也非按资本，而应按劳动者所提供的有效劳动量决定其收入。可作为具体的方案，最终需要有一个“工资表”。所谓“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说的就是不能要求马克思来给出“工资表”。
因此，不坚持按劳分配，就是远离马克思主义；而仅仅高呼按劳分配，则难免教条主义。两种做法在实践中都是满地教训。“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关键在于肯定劳动价值论并进一步制定“社会必要劳动的标准（量）”，从而不依赖传统意义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也能有效地确定劳动者的应得收入，使按劳分配原则便于落实。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只坚持“三大基本原则”而不解决对劳动价值的测量问题，出现种种扭曲与变形在所难免。这就如同高校招生，一旦取消考试，无论“推荐”还是“评选”，测量成绩的标准模糊了，即使其余条件一如既往，学习成绩也会大面积滑坡，而各种歪风则会大行其道。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既然具备三大基本原则这个必要条件，为什么效益还是差？现在可以给出一个简明回答：缺乏严明的评价标准这个充分条件。如果1979年的调资晋级，已经解决了对劳动价值的测量问题，正确地衡量出每个人的贡献大小，同样的调资政策就会促成你追我赶、生龙活虎的喜人局面。
站在科学方法论的平台，从自然科学领域得到的答案更深入明确：理论科学发现物体运动的规律，应用科学落实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任何一门科学从理论走向应用，必须建立“测量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然是科学，既然也是从理论走向应用，怎么能不解决对“劳动价值”的测量问题呢？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这一重要内容一直是空白。这是理论研究中明摆着的一个基本缺失。
四、进一步的认识：测量与评价
不少专家认为，并非不知道劳动价值测量的意义，只是太难做到。我们的第二个大胆猜想是：采用对人（能效）的评价来代替对劳动价值的测量，可使之便于操作。考察体育竞赛可以看到，它对劳动价值的测量，靠的是开展竞赛，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对运动员成绩的评价。由于评价结果“正比于”运动员所付出的有效劳动，也就相当于对运动员有效劳动的测量。
这个猜想可以简单明了地解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何以在既有实践中“始兴后衰”。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的计划经济实践，衰败都发生在中后期，而初期则无比灿烂辉煌。苏联正是因为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用10余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50—100年才走完的路程，使原来居世界第5位的落后农业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先进工业国。百年积贫积弱的中国，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过六七年，经济突飞猛进，国家扬眉吐气（包括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人民欢欣鼓舞，黄赌毒黑绝迹，“半夜里往往笑着醒来的确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⑥ 一种社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在世界发展史上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彰显。
然而，仅仅几十年，一度强大的苏联在1991年平静解体，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计划经济仿佛“昨日黄花”。计划经济既已确立且成就辉煌，何以又都无一例外地渐入低效？且无论国家大小、所处地缘、文化历史乃至领袖特点，均未摆脱这种“始兴后衰”的基本态势。共同的现象说明一定有超越个例的本质原因！
茅于轼先生睿智地指出：“苏联和中国的经验都说明，在计划经济的初期之所以经济发展较快，就是因为当时的计划价格继承了原有的市场价格。”⑦ 它提示出一个深刻的结论：只要有正确的价格信息，哪怕是外来的，“计划经济”就能优于传统的市场经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还相对可靠的价格逐渐失真，并逐步丧失评价能力，从而“计划经济”也就难以遏止地呈现出“始兴后衰”的变异。换句话说，既有实践中的“计划经济”缺陷在于不能内生地给出正确的价格信息。而这从根本上说，不就是因为未能解决对劳动价值的测量问题吗？因此，茅于轼先生的提示与我们的第一个猜想殊途同归：既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有三大基本原则而缺乏严明的评价标准，因而是不健全的。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之初，评价“物”，用的是相对合理的原有市场价格。在此基础上发挥计划“一盘棋”的优越性，就成效斐然。但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因“计划”排斥市场，表面上的物价稳定，其实是“价格凝固”，物品标价与其价值渐行渐远；继续沿用这样的“价格”，等于对物的评价逐渐失真，经济上的一系列弊端由此生出。例如新中国初期在粮食问题上所采取的“统购统销”，计划经济色彩浓烈，可效果很好！不但使共和国度过了多年战乱遗留的困境，而且随后几年粮食生产显著增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后，粮价本该提高，但仍用原价“统购”，农民感到收不抵支，态度转向消极。此时非但没有采取提高粮价的正确措施，反因“阶级斗争”意识，错误地批判农民觉悟低，造成接二连三的副作用。
对“人”（能效）的评价也同为此理。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国家政权，其干部的功劳和能力，多年的战斗给出了基本评价。军职高的往往功劳大，功劳大的肯定能力强。新中国初期的“八级工资制”，政府职位同军队职务挂钩，待遇同职位挂钩，这就既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也“正比”于唯才是举，不但很好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社会关系也很是和谐有序。随着岁月的推移，战功因素逐步淡化，又缺乏其它有效的评价办法。主观主义和个人好恶因素八方渗透，“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政治上的一系列弊病由此发端。曾几何时，火线入党和论功提拔，蜕变成了关系学盛行和卖官鬻爵。
计划工作的情况更明显地说明着这个观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工作，总体上初期效果好于后期。这当然不是有关干部的文化水平初期高后期低，更非生产力水平由高变低了，而是随着物价的逐步失真，基础信息相应变异，评价能力弱化，判断错乱日增。种种扭曲累计多了，造成“计划成空话”、“规划变鬼话”的奇特现象。曾几何时，各种报告和计划由“可行性”转向了所谓“可批性”。
再考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那些成功案例，都在评价能力上大有改进；反之，只要评价能力一如既往欠缺的，无论怎么改效果都不好。“联产计酬”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之所以成效举世瞩目，除按人分地形成基本公平的生产条件外，更在于对劳动效果的衡量标准，以粮食产（重）量取代原来的“工分”，从模糊改为严明；分配政策又是多劳多得，具备了“公平竞赛”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所以成效很大。之后，农民家庭人口增减而地亩不变，生产资料的配置不再公平了；连年丰收后粮多压库，“产量多”也不等同于“成绩大”了，干好干坏的评价标准从严明复又变异为模糊，“公平竞赛”的条件又欠缺了，种田积极性就相应下降。
还有两个典型的例子说明社会经济系统中对人只要有合理的评价就行，至于评价形式则属次要。任命制和大锅饭在经济学界几乎被认定为消极因素。然而在建国前的长期军事斗争中，党对干部的任用，采用的恰恰是高度集权的任命制；而在经济待遇上的供给制，是实在的“大锅饭”。它不仅没使军队和红色根据地懈怠萎缩，反因任命制保证了战时的效率，供给制加强了同志亲和力。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能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这是两个重要积极因素。何以同为任命制和大锅饭，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效果截然相反呢？原因就在于，战争时期，克敌制胜的成效和消灭敌人的多少，形成了对人能效的客观评价，有了这个“测量基础”，任命就有说服力。而和平时期不打仗，也缺乏有效的业绩评价体系，任命制演变为“任亲制”，经济上再吃“大锅饭”，整个系统的“评价”缺失甚而紊乱，形成反激励。它正好能够解释，为什么战争年代比和平年代更好带兵；为什么每遇“唐山大地震”、“98大洪水”、“非典”等重大事件时，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优越性马上彰显。就是因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人对事的优劣评价相对客观，奖惩提调由平时的“相马”临时改成了“赛马”，因而出现“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积极效应。
回过头看，社会运行之所以离不开商品、货币和市场，就在于其“评价能力”。交易双方通过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不仅形成“物价”，并以此为基础对人的能效也形成相对客观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对于经济运行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相对有效的评价体系，以及有赖于此的利益调节能力。
但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错在把自己说得过于完美。其实它也有一个重要前提远离实际，那就是所谓的“等价交换”。实际上，很多交易都谈不上等价交换，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有地的黄世仁”与“无地的杨白劳”之间，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乃至等价交换吗？每一雇佣合同赤裸裸就是“城下之盟”。还是马克思看得深刻，表面上“双方认可”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远低于其价值，使得两极分化、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随之而来。《资本论》所阐发的市场必然导致剥削，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要商品货币，列宁所说的“流转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着眼点正在于此。
把视野放大些看，不仅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扩展到任何时候、任何社会经济系统，具备有效的评价能力都是其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这个条件发生变异或缺失，系统就会走向衰败。因为缺少评价能力就意味着奖不当功、罚不当罪，也就必然导致效率低下、是非不分。古今中外，在战火中胜出的统治集团，都因自然选择而具备有效的评价能力。特别是对人，能做到“论功行赏”和“唯才是举”。因而王朝之初兴盛昌明，而到后来失去评价能力，就出现“忠奸不辨”和“任人唯亲”，相应就有所谓“国运不济”和“末期之相”。于是新一轮历史洗牌和王朝更迭就在孕育中了。
把思路和目光从以往的“要计划”还是“要市场”，转向寻求公有制基础上的“有效评价能力”，或许就能找到解决“历史性理论难题”的新途径。爱因斯坦说“正确地提出问题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元月讲到“干部考核评价的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要求“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这就说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深刻地洞察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所在。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好了，社会主义就有可能重现立国之初的活力和辉煌。
五、推广：逐步展开公平竞赛
科学的思想方法中一个很有用的武器就是推广概念。将体育竞赛式的管理，从概念上推广到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领域，形成适用广泛、规范性的公平竞赛，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在实践上是有先例的。它无非是把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看作广义而言的“运动项目”，无非是一种组织或设计工作上的技巧而已。
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新中国曾经举办的多种行业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正是社会主义公平竞赛办法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锋芒初试吗？它不但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劳动业绩，而且从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多少年来一直鼓舞着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再看美、日，已经流行多年的目标管理体制，把一个总的经济目标层层分解，定出严明标准，组织小指标竞赛，使得个人能效与整体利益高度一致，整个组织充满活力。这不正是“公平竞赛办法”在一定意义上的规范化应用吗？
目前，党和国家提出了自主创新的要求。而体育竞赛崇尚和激励“更高、更快、更强”，说明体育竞赛式的管理也是最为现实有效的创新管理。那么，与体育竞赛原则一致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也就等于基本制度层面的最佳创新平台吗？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问题上，它提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着力抓好“严明评价标准”这个关键环节，有望迅速提高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水平和综合竞争能力。
“公平竞赛”的逻辑出发点既非市场经济，也非计划经济，而是体育竞赛这个人类社会更为古老的实践。其结论也非由“先验的信仰”所定位，而是对成功经验合乎逻辑的推广。把体育竞赛的管理办法升格到社会经济领域所产生的“规范办法”，可全称之为“社会主义管理工作的公平竞赛办法”（简称“公平竞赛办法”）。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任何个人所得为“工资”而非“利润”，因而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将“公平竞赛办法”与兰格模式比较，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都有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但“办法”以严明的标准形成对人对物的合理评价，从而补上了兰格模式所缺乏的微观动力基础和利益约束机制。
按照体育竞赛的观念，“公平竞赛办法”的操作要点可归纳为“二一三五”，即两个基础概念（效益标准、效益指标）；一项审核程序（信任推定法）；三大职能分设结构（调节、执行、监督）；五条基本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资料按劳分配、国民经济计划发展、劳动任职能者优先、组织工作分级调控）。
这些操作要点，除最后一点“组织工作分级调控”外，其余内容康彩霞在《公有制背景下企业管理的理想模式探讨》中已经作了介绍。⑧ 限于篇幅，这里仅补充介绍“分级调控”。
当所考虑的管理背景比较简单，如一个规模不算很大的企业，“二一三四”就够了。而当规模较大，如一个行政区划的经济管理问题，就要增加“组织工作的分级调控”这一条。
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有一个总的发展目标，总目标是综合性的，分解为各级分目标，往往才能更好组织落实。就像是一个大型运动会，因为工作量太大，一定要分解为许多分赛场。如何协调好总目标与分目标，如何解决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分级调控。历史上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曾想当然地认为按集中控制来设计国家体制最好。其实不然。一是集中控制很难彻底；二是控制中心出现的错误往往得不到及时纠正，日积月累酿成大错。传统的计划经济就相当于集中控制。分散结构又是另一个极端，它难以对各个子系统进行有效的协调，波动大，稳定性差。传统的市场经济就相当于分散控制。
北大前校长吴树青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必须体现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这些最基本的规定；作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它必须同时具有更丰富的规定。否则，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就不可能是理想的经济模式。”能者优先和分级调控原则就可以看作这种“更为丰富的规定”之一二。它同前三个最基本的规定一起，构成现阶段社会主义管理模式中的五条基本原则。
“公平竞赛办法”可以轻松面对原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老大难”问题。譬如，除“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复存在外，由体育竞赛所自然形成的还有一条重要结论：不同项目所得金牌相互等价。从物质形态看，不同的运动项目无法进行成绩比较。百米赛跑的十秒，相当于撑杆跳高的几米？无法推算。但根据“金牌等价”，就可从观察得知这个数字是5.4米，因为二者都是金牌成绩。由金牌相互等价又可推出银牌相互等价……使得不同项目在价值上形成了对应序列。经济学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给产品定价。而这又是经济学最头痛的问题。如前所说，传统的计划经济因不能内生地正确定价而陷入低潮。市场经济的定价也不尽合理，甚至常常莫名其妙地变化。⑨ 而在“公平竞赛办法”中，给不同种类的劳动产品定价，包括使其在价值上形成相互可比的对应序列，其合理性就如同体育竞赛给不同的运动项目如何定名次一样简单明了。
转而分析“公平竞赛办法”的可行性。大卫·休谟说过一个“普遍无赖原则”：一个制度的设计，要假定参与者即便是无赖也能有效运行。到此不禁令人顿悟：兰格模式或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其运行正是需要依赖“崇高觉悟”这种不现实的前提才不尽人意；而包括双轨制在内的某些改革方案搞不下去也是如此。
传统的市场经济运行起来无须“崇高觉悟”作前提，按说这是它的一大长处。但它要求“等价交换”作前提则从另一方面成为大问题。它比“崇高觉悟”究竟是更现实还是更不现实？
从所选“前提”是否简单真实，可以评判一个理论及其所生“办法”的水平高低。“体育竞赛”之所以能有效运转并不断发扬光大，不仅在于它不依赖“崇高觉悟”，而且也不依赖所谓的“等价交换”（以及“完备数据资料”）；通过竞赛自然形成对劳动价值的测量。由此可以推知，“公平竞赛办法”对前提条件的要求现实得多，因而可行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改革方案。理论上的推进用于实践必将产生相应的效果，将“公平竞赛办法”之用于国营大中型企业、事业和机关单位，理应产生多方面的积极效应。
“公平竞赛办法”的另一优点是实施门槛很低。正如体育竞赛可以个别、局部地展开一样，“公平竞赛办法”的试点也可以一个个地进行而无需大规模的“经济体系联动”。在不断完善推广的过程中，重点是对需要参赛的“项目”逐步建立测量基础以及严明的评价标准。1999年，我们曾尝试将之用在建筑领域中，至少在逻辑上是解决现有弊端的一种办法。凡已经具备条件的社会经济领域，如教育、农业、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等，不怕拉开档次，允许一部分人凭“说得清楚”的劳动先富起来。对于有初步成果的，则进行深入研究和试点，例如政府采购、药品招标以及国债发行、物业管理、破案招贤等见诸报刊的一系列事例或领域。对于那些一时缺乏严明标准，或难以建立测量基础的，如政府管理、医疗卫生以及需要特殊价值判断的科学和艺术领域，在进行积极探索的同时，还要更多地依靠社会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弘扬社会觉悟、宣讲职业道德、提倡无私奉献，国家用行政手段保证他们有一个相应的政治地位或社会地位。而具备测度基础的行业则成为其它行业劳动价值的“参照系”。这样不但能与现实状况较好地吻合，推行起来也会和谐有序得多。
六、结语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究竟能不能结合？有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能不能形成一个严谨的逻辑框架？
首先，借助于体育竞赛活动所表达的上述观点说明，完美的答案不仅有可能存在，而且实行起来不会太难。虽然将之写成类似公理化的体系还需要一些原创性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但解放思想努力前行，曙光就在前头！一个弘扬社会主义理想的宏观运作框架和微观管理办法在思路上仿佛已经影影绰绰地望得见了。
其次，也是我们的第三个大胆猜想：理论创新最微妙的关键步骤，是把原为一个概念的“效益”分解为两个：效益标准和效益指标。如同17世纪布莱克在热学研究中将原为一个概念的“热”分解为温度和热量，从此热力学得以迅速发展；如同19世纪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将原为一个概念的“劳动”分解为劳动力和劳动，由此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没有对效益概念的分解，公平竞赛在经济领域很难成为可操作的办法；有了这一分解，一系列问题，包括党政职能如何分设、监督如何有效等问题才能真正找到合理方案。这话似乎太多书生气，但锁扣就得在此解开。
我们的第四个大胆猜想，乍一听仿佛更“离奇”：一些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腐败屡禁不止、思想信仰缺失、官僚主义严重、群体事件频发……让这些问题同时缓解直至消失，比一个个分别解决起来要容易和可行得多。这并非“毕其功于一役”的天真，而是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一个总病根的不同表
现。一个人得了肺炎，表现为高烧、剧咳、咯血等若干病状。找不准病因，只设法退烧或止咳，最多也是治标。反之，找准了病因，对症下药，所有病状全部消失。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第六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实践难以取得成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无不说明，理论问题不但必须解决，而且理论的先进性必然表现为实践中的优越性；理论的欠缺也必然表现为实践中的“代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过28年的探索，是到了将理论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时候了。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应该为这个特殊时期、为处于兴衰当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感到责任非常重大。
注释：
① 1999年，英国BBC评选出千年以来最伟大的十个思想家，马克思和爱因斯坦被公认为数一数二。
② 石平：《推进改革开放努力实现新突破》，《求是》，2006年第11期。
③ 吴易风：《历史性理论难题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④ 据《欧亚社会发展动态》第31期（2006年7月5日）载文：俄罗斯“平均每分钟有3人出生，5人死亡”，从叶利钦时代到如今总共减少730万人，今后每年还将减少一百万人。
⑤ 程恩富、胡乐明主编：《经济学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I1月。
⑥⑦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
⑧ 康彩霞：《公有制背景下企业管理的理想模式探讨》，《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9期。
⑨ 据CCTV报道，云南某地兰花售价畸高，有的可达每盆上千万元人民币，引发了不少戏剧性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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