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赋论文,汉魏论文,为例论文,时期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3-0118-09
汉代是辞赋发达的时代。《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辞赋有70多家、900多篇；班固《两都赋序》也说武帝、宣帝时辞赋创作盛行一时，“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这些还只是宣帝及其以前、而且大部分是进献的作品，西汉后期以及东汉的辞赋作品还不在这个数字以内。但是，数以千计的汉赋作品今天保存下来的，据费振刚等人《全汉赋》所录，有83家，293篇，其中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约100篇（注：费振刚等：《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为什么被称为一代之文学的汉赋，如今只剩下这么一点？笔者以为，后代对汉赋的经典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所谓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经过不同读者层的阅读消费与接受，那些不符合人们消费观念、审美观念和没有价值的作品逐渐被淘汰，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则得以广泛流传，并且成为经典，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经典化的过程，是读者对作品接受的过程，扬弃的过程。本文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对汉赋的经典化问题进行探讨。
一
对汉赋进行经典化的首先是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家。由于他们对汉赋的选择、学习与接受，使汉赋的经典作品逐渐深入人心。
进入文学家视野的首先是体制宏大的散体大赋。这种赋，以描绘客观事物为主，极力铺排，讲究文采，最能表现文人的才华；而且从武帝时期开始，直到东汉中期，汉帝国基本处于兴盛阶段，处在大一统时代的文人都有一种自豪感和兴奋感，他们以巨大的精力去创作辞赋，为大一统的政治服务。如《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涣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桓谭《新论》说扬雄作《甘泉赋》，“为之卒暴倦卧。梦其五脏出也。及觉大少气，病一岁。”《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创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这种创作精神，是作品成为经典的基础。枚乘的《七发》，是汉代散体大赋的先声，由于它铺排有序，讽谏得体，很快成为文人学习的经典。曹植《七启，序》云：“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西晋时傅玄曾作《七谟》，并集古今七体作品而加以评论，名曰“七林”。不仅“七体”的作品学习《七发》，其他的散体大赋也学习它，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就颇受《七发》影响。当然，司马相如又有新的创造，新的发展，于是，《子虚》、《上林》又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扬雄仰慕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注：《汉书·扬雄传》。）杜笃在上《论都赋》的奏章中说：“窃见司马相如、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注：《后汉书·杜笃传》。）可见汉大赋在当时就已经很受文人的重视。大赋中“京苑”类是重中之重。扬雄的《蜀都赋》、傅毅的《洛都赋》，开京都赋的先河，汉魏六朝时期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如崔骃《武都赋》、张衡《南都赋》、刘桢《鲁都赋》、徐干《齐都赋》、刘劭《许都赋》、《洛都赋》、吴质《魏都赋》、高允《代都赋》等，这种作品，成为区域文化的代表。东汉时期，出现了班固的京都大赋《两都赋》。这种大赋，既学习《子虚》、《上林》铺排的优点，又接受《蜀都赋》写都城的传统，创立了描写两个都城、且两篇连成一气的新体制，内容更为丰富开阔，成为京都赋的典范。此后，张衡又学习《两都赋》创作了《二京赋》。据《后汉书·张衡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因以讽谏。”明确指出张衡模拟《两都赋》。西晋时左思曾作《三都赋》，据说“构思十稔（年）”（注：《三都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见《文选》卷四。）；他在赋序中自称“余沃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咏史诗》也说：“作赋拟《子虚》”。可见他对汉大赋有自觉的接受意识。人们评价《三都赋》时也往往以汉大赋作为参照，《晋书·左思传》载，司徒张华见《三都赋》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世说新语》引孙绰的话说“《三都》、《二京》，五经鼓吹。”《世说新语·文学篇》又载：左思《三都赋》成，以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可见《两都》、《二京》已深入人心，并且成为经典。此外，《世说新语·文学篇》还载：“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葛洪《抱朴子·钧世篇》：“《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在人们的心目中，《上林赋》、《两都赋》、《二京赋》等已成为经典作品。大赋作品中有一类描写音乐的作品，如王褒的《洞箫赋》等，描写细致生动，许多作家也很快接受。如马融《长笛赋序》：“融去京师逾年，暂闻（笛声）甚悲而乐之，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赋，唯笛独无，故聊备数，作《长笛颂》。”此后嵇康的《琴赋》、成公绥的《啸赋》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总体来看，汉大赋讲究铺排、讲究词藻的特征被后来的文人接受，并在某些方面予以发扬光大。
东汉后期，随着汉帝国的衰微，社会动荡不安，文人的内心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鸿篇巨制形式的大赋作品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代表人物是张衡、蔡邕、赵壹等人，他们突破汉大赋的创作模式，由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世界的抒写，由体物转入写志，个人的思想、感情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魏晋以后，社会的动荡更加剧烈，人的个体生命受到更多的关注，于是汉末的抒情小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普遍接受，形成了抒情小赋的高潮时期，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人们在情感和形式上对抒情小赋的认同，因为它们表现了黑暗、动乱时代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张衡是由汉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的人物，他的《思玄赋》、《应间赋》、《归田赋》等给后汉辞赋创作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尤其是《归田赋》，马积高先生指出有三点值得注意：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写田园隐居的乐趣为主题的作品；它是现存的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赋；它是现存东汉第一篇完整的抒情小赋（注：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蔡邕的《青衣赋》、《检逸赋》等突破传统思想，表达男女情爱，这在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张、蔡二人的创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给后来的辞赋作家产生重要影响。曹丕《典论·论文》中称赞王粲和徐干的创作成就时说“虽张、蔡不过也。”可见张衡、蔡邕在当时已经成为辞赋家创作的楷模。如表现男女情感的作品，陈琳、阮瑀各自的《止欲》、王粲的《闲邪赋》、应玚的《正情赋》、曹植的《静思赋》、繁钦的《弭愁赋》，以及陈琳、王粲、应玚、刘桢等人的《神女赋》等等，它们在题材、思想、艺术等方面，都显然受了张衡《正情赋》，蔡邕《检逸赋》、《青衣赋》等作品的影响。陶渊明《闲情赋序》云：“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可见他的《闲情赋》受到张衡、蔡邕的影响；而且他的《归去来兮辞》也深受张衡《归田赋》的影响。又如，汉赋中贾谊的《鵩鸟赋》借鵩鸟表现作家身处逆境时的思想。张衡的《鸿赋》（已佚），从其序文可以看出，也是以鸿自喻的作品。赵壹《穷鸟赋》更是如此。此后，祢衡的《鹦鹉赋》，陈琳的《骥赋》，王粲和曹丕的《莺赋》，曹植的《鹦鹉赋》、《蝉赋》、《离缴雁赋》、卞彬《枯鱼赋》、何逊《穷鸟赋》、元顺《蝇赋》、卢元明《剧鼠赋》等，以物喻人，抒发对个体生命的强烈感受，在汉魏六朝时期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与大赋的铺排事物不同，小赋往往融主观感受于外物描写，写出作者个人的内心情感，创造物我交融的艺术境界，达到人与物的和谐统一。
汉赋中有自我解嘲一类的作品，这是在专制政治压力下文人以委婉的手法讽刺现实、表现个人的情感的一种方式。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解嘲》等开其风气，崔篆《慰志赋》、崔骃《达旨》、冯衍《显志赋》、张衡《应间赋》、班固《幽通赋》、蔡邕《释讥》等作品，相继出现。而后，成为文人学习的榜样，如陆机《遂志赋序》先考察此类作品的特点、风格，然后提出：“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可以看出他所接受的传统。另外，北朝阳固的《演赜赋》、李骞的《释情赋》等都继承了这一抒情传统。
汉赋中有述行赋一类的作品，也是后代学习的榜样。这类赋的源头是屈原的《涉江》，汉人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蔡邕《述行赋》等。这类作品，形式上以征途为线索，内容上往往就沿途所经地的史事抒发感慨，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后来曹植《述行赋》、张载《叙行赋》、潘岳《西征赋》、卢谌《征艰赋》、袁宏《东征赋》、谢灵运《撰征赋》、张缵《南征赋》等继承了这一传统。
文学家为辞赋作序、作注，也是汉赋经典化重要的一个方面。汉赋作家有时在自己的作品前加一序言（如班固《两都赋序》、马融《长笛赋序》等），或者后来作家为自己、为别人作品作序（如傅玄《七谟序》、左思、皇甫谧《三都赋序》、陶渊明《闲情赋序》等），这些序言往往说到作品的渊源所自或作家推崇的汉赋作品，这对扩大汉赋的影响是有一定作用的。另外，能被作注释的作品，也往往是一些有影响的经典作品，如薛综的《二京赋注》、皇甫谧的《南都赋注》、司马彪的《子虚上林赋注》、张载的《鲁灵光殿注》、郭璞的《子虚上林赋注》等，亦可看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
总之，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家接受了汉赋多方面的传统。但很少看到他们学习继承侍从文人如枚皋、严助等人的传统，那些无价值的汉赋作品逐渐被人们淡忘。
二
文论家对汉赋的评论，是汉赋经典化的又一重要方面。他们的评论，如同一个“风向标”，往往对读者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汉魏六朝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文论逐渐成熟的时期，人们对文学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对汉赋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些普遍认识。他们的评论主要涉及有：
（一）汉赋的发展。
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战国时代产生，到汉代达到兴盛。班固《汉书·艺文志》对先秦两汉时期的辞赋进行了整理，分为四大类：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并且对赋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概述。他把赋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赋如孙卿、屈原，属讽谏性的赋，即属“诗人之赋”；第二阶段从宋玉、唐勒，到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失去了讽劝之义，属“辞人之赋”，注重的是辞藻。班固的这种看法，与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所说的“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具有一致性。可见在汉人的眼里，赋的开始阶段每以讽谕为其主要特征，之后，逐渐走向了追求华丽辞藻的道路。班固在《离骚序》中还说，屈原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之宗”，“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其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刘勰《文心雕龙》指出：赋这种文体，“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其始端为荀况的《礼》、《智》，宋玉的《风》、《钓》，赋家枚乘、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都受到它的感染，“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萧统在《文选序》中也说赋这种文体，“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宋书·谢灵运传论》云：“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蔡（邕）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张衡）艳发，文以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曹操、曹丕）陈王（曹植），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曹植）、仲宣（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他们的评论，追溯汉赋的来源，探讨汉赋的发展，有助于读者从赋的历史发展中认识汉赋及其重要作家。
（二）汉赋的作用
对于赋的作用，辞赋家、评论家异口同声，都认为赋的作用在于讽谏。辞赋作者本人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班固的《两都》、张衡的《二京》等创作动机就是如此。评论家也是以讽谏的标准来衡量辞赋作品。这是由于汉代是经学盛行的时代，评论者受先秦以来传统文论的影响，强调赋的政治教化作用。也许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标准，将许多无讽刺意义的作品逐渐排除在读者的视野之外。从司马迁到班固，乃至于魏晋南北朝，都有共同的看法。如司马迁评价司马相如的赋：“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太史公自序》也说：“《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讽谏，归于无为”，肯定相如赋有讽谏作用。班固对司马相如的评价基本继承了这一观点。另在《两都赋序》说赋“或以抒下情而通风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也是强调赋的美刺作用。扬雄对赋采取始肯定又否定的态度。《汉书·扬雄传》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于是辍不复为。”扬雄对赋杀了个“回马枪”，由肯定到否定，其出发点都是一样的。肯定它，意欲起讽谏作用，否定它，是由于起不到讽谏作用。足见赋的功能在于讽谏。尽管赋往往被人斥为“劝百讽一”，但其讽劝的功能还是存在的。正如《后汉书·边让传》所说，《章华台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正，亦如相如之讽也。”
赋的另一作用是娱乐。《汉书·枚乘传》说：“（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汉书·严助传》说武帝“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汉书·王褒传》记载宣帝一段话：“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比如女工有绮，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以此虞说（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汉宣帝既注意到辞赋单纯的娱乐作用，又注意到它的教化作用，当然，两者相比，前者价值是“小”的，后者作用是“大”的，因为，“大者与古诗同义”，具有重要的道德作用。《汉书·王褒传》还记载：“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辞赋家如同倡优一类的人物，创作辞赋是为了给皇帝解闷。这样的作品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流传范围有限，无法成为经典，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试看枚皋一百多篇辞赋今无一存，就是典型的例子。
（三）汉赋的创作
辞赋创作规律的探寻，是此期赋论的重要方面。首先是一些“赋本事”，对于我们了解作品的内容很有帮助。《史记·贾谊传》说：“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鵩。贾生既已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后汉书·张衡传》说：“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者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后汉书·赵壹传》说：“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贻书谢恩曰：……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窃为《穷鸟赋》。”辞赋创作背景的介绍，是读者认识和研究作家、作品的一个重要线索，通过这个线索，我们可以认识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主旨及创作风格。
赋论更多的是对赋本身的认识。赋论史上最早论赋的文字是《西京杂记》载录司马相如回答盛览作赋方法的一段话：“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赋迹”是对汉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认为作赋这种形式必须辞藻华美，音律和谐；“赋心”是说辞赋家的构思状态，创作时要对丰富多彩的外界事物进行艺术概括。这是从创作主体和客体方面对赋的创作进行的认识。东汉王符《潜夫论·务本》说：“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这是从作者主观愿望和文体特点两方面认识汉赋创作的。曹丕、陆机、萧统等人从文体分类的角度，对赋提出一些看法与见解。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用一“丽”字突出了赋的文体特点，“丽”这是汉代以来人们对赋的基本认识，如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陆机《文赋》则概括为：“赋体物而浏亮”，把赋的文体特征（浏亮）与赋的描写内容（体物）联系起来。萧统的《文选》从描写对象上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十五类，认识比较全面。左思《三都赋序》则从“征实”的角度对赋的创作提出不同的认识，他说：“诗有三义焉，其二日赋。……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四方。”所以，《三都赋》的创作力求做到辞必征实，“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左思认为赋不能过于虚夸，其内容、文辞的取材应有根据，这是汉代王充、王符等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他一味追求“征实”，不免失之偏颇。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也强调辞赋的“征实”原则，但他同时认为赋应是“美丽之文，“文必极美”，“辞必尽丽”，这比左思的认识更全面一些。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比较重视赋的思想内容，他说：“前世为赋者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文中指出，辞人之赋有“四过”，“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这“四过”的危害是“背大体而害政教”，这是对扬雄“辞人之赋丽以淫”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汉魏六朝时期关于赋的创作问题，刘勰的认识更为全面、系统。《文心雕龙·诠赋》篇将赋分为大、小赋两类，大赋是：“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这类赋题材较广，涉及“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等；形式上有序有“乱”辞，艺术特征典雅。小赋是：“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这类赋题材涉及草木、禽兽、杂物等，描写细密，艺术特征奇巧。在此基础上，刘勰认为“立赋之大体”应是：“义必明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在刘勰看来，赋必须符合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要求，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这些不同的认识，有的强调“讽谏”，有的强调“征实”，有的强调“丽辞”，有的强调“讽谏”与“丽辞”的统一，呈现出多样化的标准，这种不同的倾向引导读者接受不同层次的作品。
（四）汉赋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
论辞赋创作，必然要论及辞赋作家。进入文论家视野、且出现频率较多的汉赋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作家。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因此，对一个作家往往有不同的认识，这也体现了文化背景的变化。两汉时期，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尽管对汉赋的艺术有一定的肯定，但总体上以“讽谏”教化说为主，扬雄、班固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充《论衡·定贤篇》，既肯定赋对汉帝国的歌颂，又从实用的价值观出发，批评汉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定是非，辩然否之实。”曹丕曾对屈原、司马相如进行比较，认为：“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注：《北堂书钞》卷一百。）看出两人的不同特点。《文心雕龙》对汉赋作家的评论，可以说代表了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诠赋》篇说：“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辩于情理；子渊《洞萧》，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列举汉代八位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进行评论。《体性篇》云：“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盂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这是将辞赋作家的个性与创作风格联系在一起进行评论。《才略篇》论及的汉赋作家有陆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桓谭、冯衍、班彪、班固、刘向、刘歆、傅毅、崔骃、崔瑗、杜笃、贾逵、李尤、马融、王逸、王延寿、张衡、蔡邕、赵壹等，基本上囊括了汉代四百年间辞赋的代表作家。这些评论，对于读者认识汉赋作家的创作特点很有帮助。
唐前史传对汉赋的重要作家都有记载，而且对他们的创作特点及个性有一定的介绍，有些传记本身就是作家论。如《史记》的《屈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汉书》的《贾谊传》、《司马相如传》、《扬雄传》，《后汉书》的《班固传》等，都是典型的作家论式的传记。
由作家评论自然进入作品评论。就评论的对象而言，仍然是那些有代表性的辞赋作家和作品。经常评论的作品如《七发》、《子虚》、《上林》、《两都》、《二京》等。左思在《三都赋序》中批评汉赋作品中不少记载失实之处：“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桔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非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这里批评的汉赋作品都是公认的经典。挚虞《文章流别论》除评论《七发》外，还说：“若《解嘲》之弘缓优大，《应宾》之渊懿温雅，《达旨》之壮厉慷慨，《应间》之绸缪契阔，郁郁彬彬，靡有不长焉矣。”（注：见《全晋文》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58年。）《文心雕龙》中评论的作品更多。
史传著作在记述汉赋作家的创作时，也常常论及到某个具体作品。如：《后汉书·崔骃传》评其《四巡颂》：“辞甚典美”；评其《达旨》：“拟扬雄《解嘲》”；《后汉书·王延寿传》：延寿“作《灵光殿赋》、《梦赋》。蔡邕亦造殿赋，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后汉书·张衡传》：“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魏书·高允传》评《代都赋》：“亦《二京》之流也。”
总体来看，对作家作品无论是批评还是肯定，都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引起一定的轰动效应。
三
文选家选择和收录汉赋作品，对经典化的过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文学实践的不断发展，各种作品愈来愈多，这就需要进行作品选辑，供人们欣赏消费、学习借鉴。尽管文选家各有不同的标准，但还是有相互继承和发展的地方。文章总集的出现，始于晋代，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等，可惜这些选集都已经散佚。就《文章流别论》保存下来的一些片断来看，其中提到的汉赋作品有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崔骃的《达旨》、张衡的《应间》等，这些作品极有可能选入他的《文章流别集》中。萧统《文选》的出现，使文章总集有了较大的发展，不论文章的选择编排，还是《序》中所阐述的，都表现出重文采、重辞赋的鲜明倾向。他的选文标准是“能文为本”，所谓“能文”，即指辞藻华丽、音律和谐等。《文选》将赋作为重要的文学类别列入第一，收录“赋”类作品55篇，其中汉赋21篇，如果再加上“七”、“辞”、“设论”、“吊文”等与赋有关的文体作品，其数量就更多。《文选》还把班固的《两都赋》放在首位，说明大赋的地位受到重视，也体现了萧统的文学观点与主张。
《文选》所收录的汉赋作品，基本上是汉魏以来人们公认的经典作品，可以说在观念上也受了文论家的影响。如皇甫谧《三都赋序》所列汉赋名篇：“其中高者 至如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伟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除马融《广成赋》外，其余都收入《文选》。汉魏六朝时期，对汉赋进行系统论述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他所论述的汉赋名篇基本上《文选》中都有收录，我们可以举几例，将两者进行比较。
例一：
《文心雕龙·诠赋篇》所列十位辞赋家 《文选》收录十家作品情况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除《荀子》的《赋篇》、枚
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 乘《菟园赋》外，其余均予
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辩于情理；子渊 以收录。
《洞萧》，穷变于声貌；盂坚《两都》，明绚以雅
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
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
家，并辞赋之英杰也。
例二：
《文心雕龙·比兴篇》所举辞赋作品 《文选》收录作品情况
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 除枚乘《菟园赋》一例
之类也。枚乘《菟园》云：“猋ｂｉāｏ 外，其余均予以收录。
猋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
生《鵩赋》云：“祸之于福，何异纠纆”
，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萧》云：“优柔温润，
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
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
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
例三：
《文心雕龙·通变篇》所举辞赋作品《文选》收录作品情况
枚乘《七发》云……相如《上林》云……马融《广除马融《广成颂》外，其
成》云……扬雄《校猎》云……张衡《西京》云……
余均予以收录。（扬雄《校
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
猎》即《羽猎赋》。）
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例四：
《文心雕龙·夸饰篇》所举作品 《文选》收录作品情况
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 除张衡《羽猎》（今存残篇）
焦明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外，其余均予以收录。
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
神。至《西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
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又子云《羽猎》，
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因玄冥于朔野。
……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
另外《文心雕龙》中《神思》、《丽辞》、《事类》等篇都对汉赋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也有一定的评论。所涉及的作品，大都在《文选》中有体现。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文论家、文选家的眼光是比较一致的。不管《文选》是否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但总体上看出两人相同的审美观。
作品选集的流传，有助于汉赋经典作品的广泛流传。尤其是《文选》这样颇有影响的著作更是如此。《太平广记》卷二四七记载北齐高祖曾令人读《文选》的故事，可见《文选》在当时就已经传到了北朝。《文选》在后代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在隋唐之际就形成了一门学问——“文选学”，这对汉赋的经典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
史学家、政治家对赋的态度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方面。
唐前正史著作中，收录整篇汉代辞赋作品的情况，据笔者初步统计，大致如下：
《史记》：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难蜀父老》、《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东方朔《答客难》（褚少孙补《东方朔传》）。
《汉书》：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难蜀父老》、《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东方朔《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扬雄《反离骚》、《甘泉赋》、《校猎赋》、《河东赋》、《长杨赋》、《解嘲》、《解难》、《酒赋》；汉武帝《李夫人赋》；息夫躬《绝命辞》；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婕妤《自伤赋》；班固《幽通赋》、《答客戏》。
《后汉书》：冯衍《自论赋》；班固《两都赋》；崔骃《达旨》；崔篆《慰志赋》；蔡邕《释诲》；马融《广成颂》；张衡《应间赋》、《思玄赋》；杜笃《论都赋》；赵壹《穷鸟赋》、《刺世疾邪赋》；边让《章华台赋》。
史传由于受体例限制，不能把辞赋作品全部征引，就往往在传记中指出作品的题目，并说“文多不载”，或在传记结尾总说作家辞赋创作成就。
不难看出，史学家所收录的整篇汉赋作品，与上述文论家、文选家的眼光基本一致。而且，由于史书出现较早，可能对文论家、文选家产生一定影响。史传著作中收录辞赋作品，这是表现人物才能、个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文学家、辞赋家的传记，通过他们创作的作品，表现出他们在文学史、辞赋史上的地位。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的首要人物，《史记》、《汉书》都收录了他的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等，充分显示出司马相如的文学才能。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又一辞赋大家，《汉书》对他特别关照，除收录《解嘲》、《解难》、《反离骚》外，还全文收录了他的大赋《长杨赋》、《羽猎赋》、《甘泉赋》。班固的作品，除《汉书》收录《幽通赋》、《答客戏》外，《后汉书》将他的大赋代表作《两都赋》全文收录。张衡作为汉大赋向抒情小赋过渡的重要人物，《后汉书》收录了他的《思玄赋》、《应间赋》。如果说，大赋作品主要表现人物铺排事物的才能的话，那么，抒情性的小赋则更能表现人物的个性以及当时的心态。如汉初贾谊，《史记》、《汉书》收录他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吊屈原赋》一方面凭吊战国时代的屈原，另一方面也寄寓着作者本人的不遇之感。《鵩鸟赋》则是他处在逆境时老庄消极避世思想的反映，给我们提供了贾谊在当时情况下的真实思想。东汉时期的赵壹，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物，因而《后汉书》收录了他的《刺世疾邪赋》，表明作者“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的倔强个性。“言为心声”，从传记写作来说，作家的作品就是第一手材料，是人物心态的真实写照，将它们直接用于传记之中，使作品更具有真实感，也最能体现人物的个性。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指出：“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刘熙载《艺概·赋概》说得更明确：“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既知其人也。”因此，史传中收载辞赋，是“以文传人”的重要手段之一。
有时，史传著作的“书”、“志”为了说明问题，常常引用辞赋的某些句子。如《宋书》《礼志》引张衡《南都赋》、《东京赋》；《乐志》介绍乐器时引马融《笛赋》等。这些著作，把辞赋当作《周礼》、《礼记》一类的经典著作来引用，亦可见这些辞赋的特殊作用以及在当时的影响。
就辞赋作品而言，进入正史之中，等于进入了“保险箱”，得以广泛而长久流传。没有被史书收录或提到的作品，就会逐渐被人淡忘。
政治家对辞赋的欣赏与排斥，也是经典化的重要方面。汉代皇帝，据《史记》、《汉书》记载“景帝不好辞赋”。但汉武帝对辞赋颇有兴致，他不仅大力提倡，而且自己创作。《汉书·艺文志》说他有辞赋两篇。《汉书·外戚传》全文收录了他的《李夫人赋》。汉武帝周围，还有一大批辞赋家，朝夕献赋。司马相如献赋就是在这个时期。汉宣帝对辞赋的娱乐作用有一定的认识（见上文），在其周围也有一批侍从文人。总的来看，当时辞赋家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他们被视为“倡优”一类的人物，只是皇帝身边的侍臣，奉命作赋或诵赋，汉武帝、汉宣帝对辞赋的态度直接影响着辞赋的创作与接受。还应注意的是汉初诸侯王周围的一批文人，作为侍从文人，也被政治所利用。由于政治的影响，大量应制之作出现，但这些作品缺乏应有的审美价值，消费范围有限，不被大多数人欣赏、接受，因而逐渐失去了生命力，很少成为经典作品。
五
汉赋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剩下了精品，成为人们公认的经典。从读者接受的方式途径来看，主要有文学家的选择与接受、文论家理论上的总结与扬弃、文章家的选录（包括史书）、政治家的欣赏与排斥。经过经典化的过程，一些不符合人们消费观念、审美观念的作品逐渐被淘汰。出现频率较高的作家作品，就具有了永久的生命力。以时代顺序而言，汉赋作品出现频率较高的大体有：
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大人赋》。汉武帝刘彻：《秋风辞》。东方朔：《答客难》。王褒：《洞箫赋》。刘歆：《遂初赋》。扬雄：《羽猎赋》、《甘泉赋》、《长杨赋》、《解嘲》。班彪：《北征赋》。班固：《两都赋》、《幽通赋》、《答宾戏》。傅毅：《舞赋》。张衡：《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思玄赋》、《应间赋》。马融：《广成赋》、《长笛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赵壹：《刺世嫉邪赋》、《穷鸟赋》。蔡邕：《述行赋》。
频率越高，说明被人重视的程度越高。而且，这些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并没有到此结束，还要经过唐宋元明清以及现当代的再认识，真正成为经典。无怪乎今天只能见到百余篇完整的汉赋作品了。
经典化的过程，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和文学观念的变化过程，即由文学政治化逐步向文学自觉化迈进，逐步摆脱传统诗教的影响，到魏晋以后明朗化。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眼光，但最终形成了共同的认识：汉赋是“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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