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学说论文,研究会论文,起源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44(2004)06-0051-09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已存在于世80余年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外学者对这个党产生的原因、起源、形成过程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大量详尽的研究。近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研究者视野的不断开阔，一些以往没有被注意到的方面和问题也有人在探讨，逐渐丰富着人们对中共起源史的认识。但是，能不能说中共建党的历史已经研究得十分清楚了呢？笔者认为：没有，远远没有。在这一研究领域里还存在着若干盲点，甚或有面对新出版的史料作出错误解释，以至出现某些近著在有些史事的叙述上反而踞离历史真实更远的情况。
比如，早年出版的有关著作在追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时，多写到李大钊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甚至把它视为“共产主义团体的嚆矢”和“中国共产党的母体”。（注：据刘弄潮的考证，最早这样写的书是出版于昭和八年（1933年）的日文著作《支那共产运动》（《领导五四的主将—李大钊》，《五四运动文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笔者认为，日本有关著作之所以较早记载了北京1918年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事，可能是其作者从李大钊的日本朋友那里了解到有关情况。1918-1919年间李与一些日本人有通信联络，并且曾委托李辛白给一些日本人邮寄《每周评论》。中共史学家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也肯定1918-1919年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见1954年高教出版社出版的该书“初稿”第31页）。）而晚近出版的一些中国共产党历史书，则很少或根本不提此事（注：最近出版的未提1918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影响较大的党史著作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沙建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1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邵维正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一批2001年出版的书、辞典如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邵维正著《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集》（解放军出版社）、朱敏彦等编《中国共产党80年事典》（上海人民出版社）。而提到1918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较晚出版的有关著述较少，比较重要的有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198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年谱》；尚恒其编《李大钊传略》（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后一书写到，1918年冬在北大红楼里“大钊同志邀请了一些志趣相投的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一个学会。……在一个深夜的学习会上，大钊同志作了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报告”（第173页）。可惜这段有不少细节的叙述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王眉代查了若干资料。）；有的著作甚至把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说成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其他认为1920年3月发起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或“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的，还有盛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和何沁、王家勋著《中国共产党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书。）。一些学者之所以会否认或不提1918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可能是因为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它在报刊上公开刊登过启事；还由于张国焘、刘仁静等参加了1920年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没有回忆到1918年曾经存在过这样的研究会（注：A.Dirlik在其著作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44)中便作后种解释。）。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后来的史学家没有给出充分理由便否定以前有关历史记载的明显例证。
一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先引述若干为有关党史学者所熟知的有关回忆资料。当年同样是北大学生，虽入学较晚，却与李大钊私交甚厚的朱务善写道：“记得还在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象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注：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18页。参与了1920年发起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朱务善所述的1918年“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之事，很可能是他当时或后来听某位当事人说的。由于他所说的与高一涵回忆的“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名称不同，所以其消息来源不会仅是高一涵。）这段文字解释了为何大多当年青年学生辈的人对1918年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不知情。
如果认为并非当事人的朱务善听述无法令人置信的话，那么根据“最好的证据来自最接近事件的人”这一史料运用的原则（注：这个原则是史学大师兰克(L.Ranke)继承前人而确立的史料考证方法之一。），曾亲身参与发起1918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高一涵的回忆应当是较为可靠的了。高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1918年底，我们办一个《每周评论》，经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1](p340～341)高的叙述显示，1918年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每周评论》的编辑，而当年还只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张国焘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忆不足为据。
虽然高一涵的这个回忆难以被证伪，但仅凭当事人的回忆来对某事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作出判断，证据仍然不够充分。不仅由于回忆者可能因年代相隔久远而产生记忆模糊或误记现象，而且因为人大多会有粉饰自我的倾向而把功劳拉在自己头上，所以事后回忆往往不那么十分可靠和可信。（注：法国著名心理学家拉康(J.M.Lacan)指出，在分析问题时“必须对源于自我领域的材料持怀疑态度”。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史学家对待回忆资料的确应持审慎态度，需经仔细考证后使用。）这样，寻求尽可能早的原始资料，特别是作为人们当时记录之一种的、被称为“史家的绝好材料”的报刊记载（注：李大钊语，他甚至说“历史可以说是过去的报章”。李守常：《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
所幸，刊登于《星期评论》14号（1919年9月7日出版）的戴季陶文章《可怜的“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该文是就《每周评论》被封闭一事发表的评论。戴季陶在文中先提出“《每周评论》为什么事被封？”然后在后面写道：“你们不见报上说他们要禁止传布‘马尔格时主义’么？他们要禁止‘马尔格时主义’，却不禁止‘马克思主义’，也不禁止‘马克司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命令上的文字是‘马尔格时’四个字，并不是三个字。……翻译马克司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吗？又岂是能够禁止的吗？”戴的文章揭露了，当时北京政府就是以传布“马尔格时主义”的罪名来封禁《每周评论》的；并且指明，所谓的“马尔格时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当时Karl Marx多被译为“马克思”、“马克斯”、“马格斯”、“马客士”、“马克司”等，《每周评论》刊登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著作译介文章中，并没有使用过“马尔格时”这四个字的译名。因此，戴的这篇文章说明了：《每周评论》1919年8月24日的被封闭，并非仅仅因为其刊载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而应是同该刊若干编者研究、传布“马尔格时主义”的有组织的行动有关。根据戴文的信息，再参以高一涵和朱务善回忆中所谈《每周评论》的编者和一些北大教授曾组织“马尔格斯”或“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我们就能大体确定：1918冬至1919年夏间，参加《每周评论》编辑工作的一批北京大学教员曾经组织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其名称大约就是“马尔格时（士）学说研究会”。
为使该研究会有统一的名称以方便行文，同时也按照学会本来的性质，本文后面仍一律称其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和《每周评论》的创刊（1918年12月22日）几乎是同步的。《每周评论》的编辑和主要撰稿者除了上面提到的李大钊和高一涵（涵庐），还有陈独秀、胡适、张申府（赤）、李辛白、程演生（程生）、张尉慈、王光祈（若愚）等。这些人并不都是北京大学教员，也有个别学生，如王光祈。此外，当时一些与李大钊交往密切，且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的文章和译文的人，特别是1919年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和《晨报》副刊“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上著文的陈启修、陈溥贤（渊泉）、刘秉麟、顾照熊、黄凌霜等，也可能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批北京的学者、教授和编辑们仿佛是突然之间在一个时段一齐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并发表了各种译介、研究、批评文章，大概不会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现在的一些史家之所以否认1918年成立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另外可能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李大钊、陈独秀等在1918年时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了解，故而不可能在那一年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确，李大钊、陈独秀那时思想上尚处于混乱状态，进化论、调和论、互助论、唯能论、民粹主义、民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以及康德、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哲学等都对他们有一定影响，还没有确立一定的思想信仰。李、陈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在当时和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并不赞成的人。但须知，在那时北京大学具有的“兼容并包”的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中，为讨论、研究某种学说而组织学会的发起者未必是这种学说的信仰者，也不会要求加入者必须事先拥护这种学说，更不会强迫参加者在学习过程中改变信仰。1918年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未见正式注册，大约就是那么几个人为学习、研讨马克思主义不时聚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参加人员、活动时间、组织形式可能都不怎么固定，并非正式的松散的学会。
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本身对马克思主义还知之不多的1918年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呢？高一涵认为，造成李大钊在1918年发生思想转变、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认识，因而撰文颂扬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因之一，是李认识了“俄国的外交人员”。历史学家金毓黻1950年根据章士钊、张申府等曾与李大钊十分熟识的人提供的资料也写道：“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以后，就和在北京的苏俄人士有了往来。……最初和大钊先生常常往来的却有两个俄国人。”[1](p340)
笔者已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金说的“两个俄国人”应是伊万诺夫（А．А．Иванов）（注：伊万诺夫先后使用过伊望福、伊法尔等汉名，在报刊上使用过笔名伊文，为统一其名起见，本文一律使用他本名的译音伊万诺夫。不少学者把此伊万诺夫与А．И．伊万诺夫（汉名伊凤阁）相混。伊凤阁比前者长七岁，早在1902年就曾来北京在译学馆担任俄文教习，后又作为越飞使团成员来华并在北京大学任国学门导师。）和柏烈伟（С．А．Полевой）（注：《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辞典》上所写的“包利伟”并非其汉名。根据1921-1924年北京大学藏的有关文件（关海庭、陈坡《关于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若干材料》，《党史通讯》1983年第19期），和早年曾与柏烈伟同在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的张西曼著《历史回忆》（上诲济东印书社1949年版第5页），该人汉名是柏烈伟。一些回忆和著述中所写的鲍立维、包立威、布罗威、布鲁威、保路卫等，只是不同的音译。）。伊万诺夫是在旧俄驻北京公使馆中惟一宣布拥护苏维埃政权并为新俄服务的外交人员，后来他被逐出旧俄使团，到法文《北京新闻》(Le Journal de Pékin)从事编辑工作，撰写了大量有关苏俄的文章（注：参见拙文《最早与李大钊接触的苏俄代表—伊万诺夫》，《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该刊发表时将原稿中第一行的1918年改为1919年；并把柏烈伟的职务改为“北大教授”，在此更正）。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很少一部分Le Journal de Pékin，但因为报况很差，均无法提阅。笔者请旅法中国学者张伦博士通过法国国家图书馆馆员，了解到该日报的一些情况，特此致谢。В．Н．Никифоров在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ПроσЛ емах КиТауа（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0）一书中写到，Le JouTal de Pékin在伊文的手上变成了亲苏维埃的报纸，“从1918年秋到1921年，该报高举支持苏维埃远东政策的旗帜”，“成为远东唯一的报道苏俄正确消息的代理者”，因而很受欢迎（第145页）。）；同时他通过报馆的无线电讯设施同莫斯科保持密切联系（注：《英文沪报》(Shanghai Gazette)多次载有Service Radiotelegraphique du Journal de Pékin的电讯。法国驻华公使曾发现《北京新闻》主笔A.Nachbaur（汉名那士宝，曾任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A.Thomas的秘书）收到的法文无线电报馆的新闻纸载有莫斯科新闻［《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总长颜惠庆晤法使（柏朴）问答”，民九年十月十六日］。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吴廷康1920年8月给上级的信中，头一句话就是“你们发往《北京新闻》的电报收到了”［КП（σ）Комuнmерн u нaцuонaлbно－революцuонное 
вuженuев киmае，окумеНmы，T.I.1920-1925（Москва：РАН，1994）No4］，说明《北京新闻》报馆的电讯设施后来曾为共产国际机构转发电报指示。据英国档案（FO228/3216，1920年12月4日报告），伊万诺夫与《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即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掩护机关）有联系。）。十月革命前后来华的柏烈伟是以汉学家身份为掩护从事同中国人联络工作的俄共党员，后来成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北京革命局的重要成员（注：参见КП（σ）комин т 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bно－революцNонноед вижение в ки т ае，документы，T.I.1920-1925(MockBa:PAH.1994).据俄国学者舍维廖夫2002年8月20日面告笔者，“柏烈伟是1918年夏同潘克拉多夫一起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中国的”（非常遗憾，由于舍维廖夫先生的突然去世，已经无法从他那里得到关于此事出处的答复了）。华羊根据吴南如回忆写的《瞿秋白与张太雷早年事》（载台湾《中共研究》第10卷第7号），说柏烈伟是1917年7月来中国的。柏烈伟曾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为第三国际“文化联络员”和“劳农政府人员”（张西曼：《历史回忆》，第5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以往一些时人和学者常称柏烈伟是同情十月革命的“白俄”，其实柏烈伟出身贫寒，既不是因十月革命后被没收财产和受到迫害、也不是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而逃到中国的，更没有同红军作过战，而是十月革命前后由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院派到中国进修的，所以绝不是什么“白俄”。柏烈伟之所以被认作“白俄”，有可能因他是白俄罗斯人，或可能因他故意说自己是白俄，以掩盖为苏俄工作的真实身份。后种情况关非没有可能，1926年少共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纳索莫夫在上海对外也自称“白俄”（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这两个俄国人很可能与1918年春苏俄政府派到中国筹建外交机构和设立情报局的苏俄使者发生过接触并领受了指示（注：英国外交部档案FO228/3214。1918年5月16日报告记载，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曾被苏俄政府任命为驻华代表的伏兹涅辛斯基在给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首脑苏汉诺夫（К．Суханов）的信中申明“自己无法亲来东方，故派遣波波夫(Popoff)和波德伏依斯基(Podvoisky)［在中国］设立情报局，以便了解上海和北京发生的情况”。按照此信所反映的苏俄政府指示，这两名遣华人员中至少有一人应去北京。波波夫是被派到上海接任总领事的，并有资料证实他确实在1918年春到了上海。依此类推，波德伏依斯基应该到北京。而且波波夫在经哈尔滨返俄时，也可能会路过北京。如果他（们）到过北京，则与伊万诺夫联系的可能性非常大。详见笔者与刘建一合著《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使者——波波夫》（原文因在《中共党史研究》刊登时被删除过多，该刊允准笔者重新发表。经在原稿基础上增补、修改而形成的较完整文本刊载于《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6期）。）。J.V.Davidson Houston曾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已经被像陈独秀和李大钊这样的同莫斯科有联系的著名学者介绍到中国。”（注：Russia And China,From the Huns to Mao Tse-tung,London:Robert Hale,1960.p.108.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对此注明出处。）笔者也认为，与苏俄人士建立起关系是李大钊在1918年秋冬之交开始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
确定了1918年存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弄清了在那时组织研究会的重要原因，便不难解释为什么1927年张作霖的部队从苏联大使馆中查抄出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以下缩写为《中共简史》）一再强调，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工作是从1918年开始的，并具体地指出：“在1918年，陈独秀是唯一着手从事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一开始他先在自己周围团结起最优秀的革命者。”众所周知，1918年在中国除了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进行过“共产主义”的宣传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从事“共产主义”活动（注：据说早年还有个别人提倡共产主义，比如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述，1912年底到兰州的四川人蔡大愚曾在甘肃临时省议会上不止一次宣传共产主义，后以其“主张列宁学说”被逐（引自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140页）。不过，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的著述甚至不为一般俄国人所知，而且在列宁生前也几乎没有“列宁学说”之称，所以慕寿祺关于此事的记述不尽可信，至少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可能误记。）。所以这里所谓“共产主义事业”，显然是指涉莫斯科所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简史》随之便提到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的事，并说他利用该刊谨慎地提倡劳工事业并讨论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等问题（注：《每周评论》特辟《国内劳动状况》专栏，先后报道了北京、河南、唐山、山东等地劳动者的状况。）。与《中共简史》内容相近的小册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更直截了当地写道，陈独秀“切实进行革命工作，首先主张组织政党，发行一种刊物—《每周评论》”（注：引自上海革命博物馆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13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是“社会科学研究会”1927年1月4日编印的供中共党员内部学习的读物。）。这两部早期的中共党史著作都明确地把1918年创办《每周评论》同建立工人阶级组织和政党的共产主义运动联系了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当莫斯科方面决定召集新的国际革命党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李大钊发表了《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文中说：“为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注：《新潮》1卷1号（1919年2月1日）。这个由接近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的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等于1919年初创办的《新潮》杂志，曾被维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1920年9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列入与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出版活动有关的刊物.Кп（σ）Комин Тернинационалb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движениев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1920-1925,No 4.）1919年2月23日若愚在《每周评论》发表《国际的革命》一文，高度赞扬了“国际社会党”，然后说：我们中国人“希望各国的国际社会党，及我们中国的国际社会党，先将这国际的强权推倒，这就是我主张国际革命的思想”。由于最初计划邀请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来莫斯科商讨发起第三国际的会议曾称“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故文中的“国际社会党”很可能是指即将诞生的第三国际（注：1918年底，列宁在至契切林函中就提出要尽快筹备“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以建立第三国际（费.维.亚历山大罗夫：《列宁与共产国际》，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另从王光祈在《每周评论》第1期发表的“国际社会之改造”中写的“俄德境内的社会主义，何时才可以收功，这是要看我们人类觉悟的程度如何……”可以看出，王是赞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当时德国境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由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斯巴达克联盟”等组织领导的，这场运动以及成立于1918年12月的德国共产党都曾受到俄共大力支持。）；而所谓“中国的国际社会党”，不像是指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而应指同《每周评论》有关系的一批人打算组织的党。由此可以推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朝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方向演进的一个初级的、过渡性的组织。
一些论者常以为《中共简史》对陈独秀作用的评价失之过高。其实，如果了解该简史的成文情况，便会知其中原委。《中共简史》是黄埔军校政治部苏联顾问纳乌莫夫（С．Н．Наумов）以卡拉乔夫（С．Карачёв）的笔名发表于《广州》1927年第1期的（注：B.尼基福罗夫：《中国工运与中共的诞生》，林荫成译自《苏共历史问题》1982年第1期。卡拉乔夫后来曾任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总编辑。以前许多人认为该文作者是葛萨廖夫(N.F.Kiselev)，实际上葛萨廖夫仅是苏联驻华军事参赞处的一名打字员，并一度担任负责核对文件的秘书。苏联驻华使馆中的《中共简史》文本上有他的签字只是说明该文经过他核对(C.M.Wilbur & J.L.How:Communism,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p.490)。笔者虽未看到俄文原本，但有京师警察厅编译局根据俄文本译成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收入《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三册）、Wilbur与How上引书内所载参考中英译本重译的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和1949年以后张诚据某英文本转译而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初期活动》（载《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此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作了大量删改）。因为笔者所引《中共简史》的内容参照、比较了三个不同的中、英文本，故无法标出页数。台湾与大陆学者吕芳上和王建朗先后为笔者提供了两种中文本，特此致谢。）。在开首处，作者特别申明该简史是根据中共党员所提供的中文材料撰写的。据日本学者大塚令三考证，《中共简史》是以据说由李大钊执笔的中共给共产国际的关于党的现状的报告为基础写的[2](p8)。《中共简史》中多处内容、提法和文风显示这个说法不无根据。比如，行文中多次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和“我”，表明叙述主体是曾亲历中共酝酿的最初过程的中共党人；文章还表明叙述者了解中共最高层情况，且有较强的理论分析和批评能力；《中共简史》说中共“一大”1921年5月召开，显示叙述者似乎没有亲自参加“一大”，但却提到了李大钊所熟悉的河南建党的情况（注：《中共简史》关于“一大”情况的叙述与张国焘后来的有关回忆相似，可能是根据没有参加大会的李大钊当年从张的汇报中得到的信息而写的。河南最早的中共党组织是多次去过河南的李大钊亲自指导建立的，而河南早期建党情况在许多后来的党史著作中没有写。）；特别是《简史》内写的某些唯物史观观点恰是曾治史学理论的李大钊所常表述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仅从书中对许多分明是李大钊、陈独秀共同进行的活动，却只提陈而不提李，便显露出这极可能是为人谦虚且行事秘密，对自己的某些活动守口如瓶的李大钊有意为之。另据研究中共党史的俄国专家舍维廖夫介绍，《中共简史》的一些内容是张太雷在1926年与纳乌莫夫同乘火车途中向后者口述的，所以张可以算是合著者之一（注：舍维廖夫是2002年8月20日在北京告诉笔者的。）。鉴于张太雷也是早在1918年就同苏俄人士开始接触、并为之工作，因而是对中共的起源了解较深的人（注：根据“张太雷年谱”（丁则勤、王树棣编《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张太雷1918年秋就与俄人柏烈伟建立了联系，开始翻译社会主义文献。这一期间，他“受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影响，立志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以救中国”。此外，前苏联学者P.Korovyakovsky和N.Rusanov在“Zhang Tailei,A Trail-Blaz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推测张太雷极有可能同1919年春来天津的布尔特曼“有直接接触”，并认为这是张后来被选去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重要原因(Far Eastern Affairs,1988,No.5)。），所以，无论《中共简史》是李大钊还是张太雷提供了素材（注：张太雷于1921年6月10日递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列举了几个中共“一大”前成立的地方党小组，因其与《中共简史》中写的小组有显著不同，故笔者认为张可能不是《中共简史》资料的主要提供者。），都不会影响这个最早发表的中共党史著作所叙述的中共初期情况的相对真实性和可靠性。十分遗憾的是，此著近来多被研究者所忽视。
其实，从1918年起就在自己周围团结起一批革命者的人主要是李大钊，他除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参与发起和支持少年中国学会、学生救国会、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这样，便如罗章龙所言：“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五四’前夕已形成一种组织力量”。参加这些团体的学生们虽然那时还称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但在五四运动中这些团体的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组织力量，不少团体成员个人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五四健将许德珩对这种力量形成的原因有着深切的了解，他说：“‘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战斗的力量，是因为各方面的团结，首先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团结，以及全国青年的团结，而把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则是李大钊同志。”[3](p42,18)推荐李大钊于1918年初继自己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章士钊曾写道：“守常先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注：这段话见于章士钊为张次溪编著《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第3页）所写的序言。早年，李大钊曾属以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章对李的了解是很深的。）上述关于李大钊作用的描述并非纯为溢美之谈或讽刺之语，而是这些人当年亲历的体验或亲知的史实。
值得探讨的是，鼓动学生、教师投入反日爱国和民主运动之外，团结和组织起来还为着什么其他的目的？团结起一切主张新思想、新文化，并从事反日和反北京政府的进步人士、激进青年，不管其信仰如何，只要他往光明的路上走，以做到“小组织、大联合”（注：这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口号。1919年12月28日李大钊曾专门撰文“大联合”，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他曾具体表示要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的革命奋斗。李还希望中国的广大民众横向联合、组织起来，然后，“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卷，第428,217-218页。），仅是李大钊所力求达到的第一步；进而，他便竭力促使这些进步社团朝着研究、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拥护苏俄、共产国际的方向转化。
仅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例：在该团体酝酿时，李大钊曾希望这个囊括各地精英的社团担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然而由于王光祈、曾琦等信仰无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其他发起人不赞同这种主张，导致李的愿望无法实现（注：约在1920年春，李大钊曾告诉张国焘：自己“在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进行。他和一些有为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一个少年中国杂志，他原希望这个组织能够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因会员们不尽赞成马克思主义，无法实现他的愿望”（原见Chang Kuo-t'ao,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71,Vol.1,p.94；张国焘《我的回忆》相关内容引自《“一大”前后》（二）第130页）。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张梦九也回忆，当团体酝酿期间，几名发起人曾对组织学会抑或政党有所讨论。由于李大钊、陈愚生倾向苏俄和共产，与别的发起人意见不同，几经折衷才形成后来的组织形式和会章（张梦九：《忆少年中国学会》，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2期）。）。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李大钊就经常在学会的聚会上“宣传国际共产主义”、“称道苏俄的共产革命”，希望大家“去学俄国的共产党”，还在私下影响和说服学会的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追随布尔什维克[4](p45～16)。如原来曾欣赏克鲁泡特金互助学说的会员毛泽东便回忆自己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对一时说服不了的人，李大钊也尽力团结共事。比如，他曾与陈独秀、高一涵等多次往访住在“蓬庐”的少年中国学会会长王光祈和担任北大四川同学会会长的德扬（注：E.Snow.Red Star over China,London:Vicar Collancz,p,154；郭有守：《若愚在蓬庐》，《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1936年版，第28页。）。有许多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参加的工读互助团也被陈独秀、李大钊等赋予了政治目的。陈独秀曾对陈公培等互助团成员说：“我们搞互助团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注：马连儒：《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版，第13l页。论者多把组织工读互助团与建立共产党视为完全不同方向的活动，其实不然。王光祈当时就由于有人想利用工读互助团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因而发生厌恶心，起了出洋留学的念头”（孟寿椿：《五四运动时代王光祈先生的奋斗生活》，《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第61页）。参加工读互助团的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成为中共组织在上海的发起人也不是偶然的。）虽然工读互助团显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但把各地激进青年组织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学习，也是为了团结和组织起更多的青年实践准“共产主义”。
按照《中共简史》，与中国共产党的预备草创有关的组织活动肇端于1918年，从1918至1920年这三年的工作主要“集中于聚集各个革命者，并将他们组成一些能够成为各地核心的小团体”。这类团体，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北京的曙光社、人道社、互助社、新中国社等（注：瞿秋白在1921年1月给俄共的报告《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中，特别提到在“五四”以后，“在中国的学生当中，建立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小组。例如，在北京组织了仁社、互助社和改造社，……”转引自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开端述论》，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天津的觉悟社、新生社，长沙的新民学会，武汉的利群书社（共存社），济南的励新学会和上海的星期评论社等。这些社团宗旨不一，团体成员的思想信仰也十分庞杂，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同这些团体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旦时机成熟，就将确定团体的主义和团体间的联合提上议事日程。随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若干互有联系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注：根据张西曼的《历史回忆》，社会主义研究会是他1918年赴俄考察后于1919年返回北京提议创设，并联合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发起的，各地设有分会。因为缺少旁证，张的这种说法长期没有受到学界普遍认同。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61辑，1979年4月）一文中，写到自己在1919年底出国前曾在北京大学参加过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活动。许当在1919年10月离京，因他提到离京前数日曾经接待以周恩来为首的天津赴京请愿代表团。而周在第二次请愿时于9月30日至10月3日数次进京。这说明，1920年12月才公开通告正式成立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至迟在1919年秋就开始存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
《中共简史》指出，一些“以个人身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革命者”恰当地利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中国人民因凡尔赛和会感受屈辱这两种在1919年表现出来的特别状况和因素来“组织未来共产党的胚胎”，并认为应当确定1919年5月为标志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日期。这里所渭“以个人身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革命者”，当指那些在中国尚未存在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下，个别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较早与苏俄、共产国际来华人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在后者的指导、帮助下从事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和政党的活动（注：笔者认为，这些人除了上述的李大钊、张太雷外，至少还有黄介民、张墨池、姚作宾、姜般若等，他们分别是“东方共产党”（前身为“大同党”）、“支那共产党”以及与之有关系的“真（理）社”的负责人。详见拙文《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和《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分别载于《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和2002年第1期。）。由于这种组织活动有俄共党人的参与，因此有著作指出：“自从1919年俄国共产主义者就已经在中国从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了。”[5](p604)
对于俄国革命同五四运动的关系及同中国共产党形成的关系，作为知情者的毛泽东曾有著名论述：“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因此他认为，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6](p660)有学者分析，当时绝大部分所谓“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首先是拥护十月革命，主张走俄国式道路的知识分子[7]。这个判定比较确当。正是这样一批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先是赞成俄国革命、倾向俄式社会主义的激进青年，后来逐渐被某种力量纳入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轨道。
1920年夏是中国共产党形成的关键时期。8月17日，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负责人之一吴廷康在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上汇报说：“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今天，北京在举行中国（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目的是最终解决联合问题。”[8]那一天在北京究竟召开了什么会虽未见记载，但1920年8月16日，在北京的陶然亭举行了觉悟社与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和青年互助团的联席会议。已身为东亚书记处革命局成员的李大钊事先筹划（注：此联合座谈会据说是李大钊事先在天津“谦虚地建议以觉悟社名义召集和主持”，并“开出了可以邀请的团体名单”。见刘民山：《李大钊与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亲自出席了会议，并提议各团体应树立明确的主义，实行进一步的联合。会上议决成立各团体联合的组织——“改造联合”。18日由每个团体各推举出三代表（少年中国学会代表是李大钊、张申府、陈愚生）参加的筹备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次日，少年中国学会召开茶话会征询与其他团体联合的意见。这显然是为说服其他会员同意加入有确定的主义的联合组织，李大钊力言：“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态，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各团体间，此后似应有进一步的联络。”[9](p526)显然，上述几次会议与吴廷康信上所说的8月17日会议有着某种关系，因为这些会议其实都是要把各革命学生团体联合起来，以达建立全中国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目的。就这样，围绕在李大钊、陈独秀周围的一些团体的部分青年完成了重要的转变，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
A.Dirlik在中国共产主义起源的研究中，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主义的接受并非先于组织的行动，而是组织赋予了马列主义宣传活动的中心和聚合力。他强调：“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成为共产党员的先决条件……一开始所必需的是对布尔什维克目标和方法的坚信。……党的预先确定的意识形态是在组织形成的过程中才清晰地表达出来的。”[10](p251,9)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许多早期中共党人正是先加入党团组织以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的（注：如李达曾说：党成立时，“当时没有什么人读过马列主义，时间也来不及。整个说来，理论准备不足”。包惠僧也承认：“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313页。）。H.J.van de Ven也注意到，中国各地共产党小组的成立不是小组成员们信仰马列主义的结果，而他们以前在各种学会、团体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和个人关系对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具有很大的重要性。那些从前的朋友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早期活动中发展成为党内的同志[11]。
的确，正是这些在五四前后互有联系的一些进步团体的成员后来成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有的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以某个进步团体为基础组成的，比如湖南小组之于新民学会。这些团体无疑便是《中共简史》中所写到的在党组成之前形成的、奠定了建立党的小组基础的“各地核心的小团体”。应当注意到，早期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在谈及中共组成的经过时，总是不忘历数许多进步社团，并认为它们与党的产生有着密切关系，是建立党的最初“细胞”（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211、200页。陈公博在用英文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中，甚至把新潮社也作为中共的先驱。）。
三
以往人们在探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起源时，多把1920年初作为其开端，建立在不可靠的史料基础上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也几成定论（注：沙建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第1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第299页注明此说根据高一涵1927年5月在武昌中山大学“南北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讲话（《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115～118页、373～4页）中已据1920年2月13日高一涵从日本给胡适和陈独秀的信，对当时身在日本的高一涵的回忆以及从中推演出来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提出质疑。笔者在《新生活》周刊（第23期～27期）读到“一涵”于1920年1月25日至2月29日发表的一系列游记，如《京奉车中见闻记》、《奉天釜山车中见闻记》、《东京见闻记》，确知高一涵从1919年末便离开北京，经天津、东北、朝鲜乘火车和轮船到日本。所以，在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到天津时，高一涵根本不在中国，故他关于李陈此次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叙述不可以作为第一手资料。）。尽管笔者不排除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从北京到天津的骡车上可能商量过建党，也承认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计划和行动是1920年春吴廷康来华后才切实全面展开的，但认为：中共的建立有一个酝酿、准备阶段，不是一蹴而就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不可能在那次途中头脑里突然冒出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打算；吴廷康也不是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从零开始进行组党工作（注：笔者与刘建一在《〈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在华早期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中，考察了在吴廷康来华前，一些苏俄遣华人员和进步俄侨以《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为中心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所作的奠基工作。）。其实无论是1920年初李大钊到天津见俄国人、陈独秀同俄国人到上海（注：章志：《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见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蔡和森在写于1926年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提到，仲甫之到上海亦非个人行动，“在当时是有计划的”。李立三1930年在莫斯科作的“党史报告”中说，陈独秀到天津后，共产国际在天津的一个通讯社的通讯员曾“同他到上海来讨论组党”（《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11页）。笔者认为该“通讯员”就是1919年来华的苏俄罗斯塔社在华负责人、首席通讯员霍多洛夫。详见笔者与刘建一合写《霍多洛夫与苏俄在华最早设立的通讯社》（《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该刊发表时有误）。），还是同年春吴廷康来华建党，都是组党的重要步骤，是互相有联系的有机整体过程中的环节。因为在此之前，李大钊等中国人已同若干在华苏俄人员建立了密切联系并朝建党的方向进行了组织方面的努力。尽管他们开始时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行动的真正目标，这一系列组织活动至少是在客观上给建党奠立了组织基础。
正如蕴含着丰富而可靠信息的《中共简史》所明确指出的，1918至1920年这三年“是进行初步工作以奠定党的基础的时期”，可以说，自1918年中国有人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后，这种奠定党的基础的初步工作也就拉开了序幕。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于1918年在北京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实际上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源头（尽管中间曾有断流），说它是“共产主义团体的嚆矢”的确是相当有见地的评价。
令人不解的是，关于1918年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近年来越来越少被提及，中共建党80周年前后出版的一批党史新著几乎都没有写到此事，好像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1918年根本就不曾存在，似乎成了被丢在一旁的“历史的弃物”（注：文化批评家W.Benjamin认为，“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应视为历史的弃物”，何况是像1918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笔者推测，可能是有关著者不相信那么早的年代会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加以割舍，或是考虑这方面史料尚不充分而暂将之悬置，这种质疑的态度和谨慎的做法情有可原。但殊不知，“言有易，言无难”，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件事，只要寻出一两条可靠的记载，便可言曾有其事；而要断定某事子虚乌有，必须翻遍所有史料，确定全无此记载，方可得出否定的结论。有时，一些秘密的组织不会在报刊上公开刊登成立启事，这样，有关的回忆便弥足珍贵，值得认真谨慎对待。回忆者言有，除非是成心虚构和造谣，一般是反映了自己亲历或听闻的某件发生过的事情；而回忆者言无，却可能是没有参与或不知道某件事，所以二者回忆的价值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对于“事出有因”的史事的处理，可以在史书的叙述中保留，并说明史料尚不足；同时应当努力寻找各种直接、间接的证据去证实或证伪。仅仅因为所看到的史料不足或囿于已形成的定论，便宁信其无、完全回避，甚至轻率地作出否定的判断，便有违古训了。
【收稿日期】200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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