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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靖是魏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也是当时河陇士人的杰出代表。史载其“才艺绝人”，深受傅玄、张华、卫瓘等人器重。但是，由于西晋末年的战乱，其所著《索子》、《晋诗》等大量作品湮没不存，其生平事迹除《晋书·索靖传》(以下简称《晋书》本传)①、张怀瓘《书断》②外，史籍鲜见载述。今人曹道衡、沈玉成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戴燕撰《索靖、陆机交往考》③，虽然对其生平进行过钩稽探讨，但仍有不少问题诸如籍贯、生卒年、任尚书郎的时间、死因等，需要进一步考辨和澄清。关于其著作与书法作品，也缺乏必要的梳理和辨析。今就这些问题略述己见，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家世、籍贯与师承
关于索靖的家世籍贯，《晋书》本传的介绍相当简略：“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相比而言，张怀瓘《书断》的记载较为详细：“索靖字幼安，燉煌龙勒人。张伯英之隶孙。父湛，北地太守。幼安善章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其中对索靖的籍贯、家世、师承有更明确的交代。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等记载，龙勒县为汉代敦煌郡属县，在敦煌郡西部边陲，境内有阳关、玉门关，晋承汉制。据考古调查，其县治遗址为今甘肃省敦煌市阳关镇北工村一社北部的“南湖破城”④。
索靖出身于汉晋时期敦煌世族索氏，敦煌遗书伯2625号载录的《敦煌名族志》残卷，对索靖以前敦煌索氏的历史有详细记述。从中可知，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太中大夫索抚因直谏忤旨，获罪徙边，从钜鹿南和迁至敦煌，此后不断繁衍发展，遂为敦煌望族⑤。又据《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⑥。这一记载与《敦煌名族志》互为印证，说明索氏是敦煌建郡之初即徙居守边的家族之一。东汉初年，索
等以武力起家，建功西域；东汉中后期，索展、索翰等师事杨赐、王朗，明经入仕，索氏逐渐由武力强宗向儒学世族转变；西晋初年，涌现出了索靖、索紾、索绾(《晋书》作“索永”)等著名人物，“敦煌五龙”，索氏独占其三。《敦煌名族志》关于索氏的记载，至索靖而残损不全。索靖的祖父，史无记载。
《书断》称索靖为“张伯英之隶孙”，“隶孙”，宋代《墨池编》卷三引作“离孙”⑦。《法书要录》卷一引南齐王僧虔《论书》又云“张芝姊之孙”。据《尔雅·释亲》：“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谓出之子为离孙。”⑧则索靖确为张芝姊之孙。据《后汉书·张奂传》等记载，张芝字伯英，敦煌渊泉人，汉末名臣张奂长子，善草书，后世誉为“草圣”。就《后汉书》、《敦煌名族志》等的记载看，敦煌张氏也是两汉以来的河西望族。
《书断》云索靖“善章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说明索靖师法韦诞。韦诞是曹魏著名书法家，《三国志》卷二十一《刘劭传》载录其名，裴松之注引《文章叙录》云：“诞字仲将，太仆端之子。有文才，善属辞章。……初，邯郸淳、卫觊及诞并善书，有名。”⑨《法书要录》卷八引张怀瓘《书断》也有其小传，称其“伏膺于张芝，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然草迹之妙，亚乎索靖也。嘉平五年(253)卒，年七十五。”⑩又据《晋书》卷三十六《卫瓘传》附录卫恒《四体书势》，韦诞草书师法张芝，为张芝弟子。就《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法书要录》卷八引张怀瓘《书断》等的记载看，张芝于汉桓帝永康元年(167)随父徙居弘农华阴，而韦诞世居京兆；张芝卒于汉献帝初平年间(190-193)，而韦诞生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则韦诞师事张芝完全可能，卫恒的说法应该可信。如此，则张芝草书经韦诞而传至索靖，所以王僧虔《论书》说索靖“传芝草而形异甚”(《法书要录》卷一引)。
二、生卒年与首次入京游诣太学考
索靖卒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晋书》本传和《书断》的记载相同。但以上二书关于其年寿的记述有异，《晋书》本传称其“时年六十五”，《书断》云“年六十”。由此推断，索靖的生年有两种可能：一是生于魏明帝景初三年(239)，二是生于魏齐王正始五年(244)。相较而言，“六十五”岁说更为可信。因为前引《书断》云韦诞卒于魏齐王嘉平五年(253)，若索靖生于正始五年，则嘉平五年年仅十岁，师事韦诞又必在此年以前，亦即索靖不足十岁，所以可能性不大。据此推断，关于索靖的年寿及生年，《晋书》本传的记载比较可信。这也是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说法。
《晋书》本传云：“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氾衷、张甝、索
、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四人并早亡，唯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索靖早年就读太学的经历，前引《敦煌名族志》残卷也有记载，但五人中的“索永”作“索绾”，而且说索靖早年“不应辟召，乡人号曰腐儒”。关于索靖游诣太学的具体时间，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据相关文献，魏晋时期诸生入太学，一般为十五岁左右。《太平御览》卷六一三引王粲《儒吏论》曰：“古者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十五入大学，学君臣朝廷王事之纪。”(11)《三国志》卷十五《刘馥传》、《宋书》卷十四《礼志一》载，曹魏正始年间，刘靖上疏陈儒训之本，亦云：“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稽诸史籍，三国时杜袭年十三入太学，号曰神童(《三国志》卷二十三《杜袭传》裴注引《先贤行状》)；钟会年十五入太学，问四方奇闻异训(《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裴注引钟会母传)；西晋赵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晋书》卷九十二《赵至传》)。依通例推断，索靖入太学，也应以十五岁为宜。若以其生于魏明帝景初三年(239)推算，当在魏齐王嘉平五年(253)。又据《通典》卷五十三所载曹魏时期的太学学制，由初入学之门人，经弟子、掌故、太子舍人、郎中，到能通五经，随才叙用，至少需历时十年(12)所以，索靖的太学生涯，至迟应在曹魏景元三、四年间(262、263)结束。如果此推断切实，则索靖应该参与了景元三年洛阳太学生三千人营救嵇康的活动。而嵇康的最终被杀以及魏晋易代之际的血腥政局，很可能就是此后较长一段时期索靖“不应辟召”的主要原因。
由于索靖的著述散佚不存，所以其学术传承难以深入稽考。但从《晋书》本传的记述看，索靖精通经史，兼通谶纬内学，应为汉末儒学的继承人。这一推断还有其他材料为证。其一，敦煌遗书斯1889号《燉煌氾氏人物传》云：“氾祎，字休臧，晋冥安太守，素刚直。祎少好学，师事司空索静(按：应为“靖”之误)，通《三礼》、《三传》、《三易》、河洛图书，玄明究算历。”(13)氾祎是两晋之际敦煌人，事迹又见《太平御览》卷四二八引崔鸿《前凉录》、《晋书》卷八十六《张茂传》等，其师事索靖应属事实。而他所精研的《三礼》、《三传》等，正是索靖博通的经史、谶纬之学。其二，唐长孺先生在详细考察魏晋学风的地域差异后认为：“三国时期的新学风(玄学)兴起于河南，大河以北及长江以南此时一般仍守汉人传统(经说传注与谶纬)。”魏晋时期河北和江南的学风都比较保守(14)。唐先生所说的“大河以北”，无疑也包括关陇河西在内。这也为我们推断索靖的学术传承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总之，索靖早年虽曾游诣洛阳太学，但受玄学影响甚微，其继承的仍然是汉代儒生的经传谶纬之学。
三、应辟入仕与第二次入京任尚书郎考
《晋书》本传云：“州辟别驾，郡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傅玄、张华与靖一面，皆厚与之相结。”索靖应辟入仕的时间虽然难以详考，但可以以他与傅玄、张华的交往以及举贤良方正为线索略加推测。傅玄于魏元帝咸熙元年(264)七月受封鹑觚男，返回京城洛阳，于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六月病逝(《晋书·傅玄传》)(15)。又据《晋书·卫瓘传》，咸宁初年，索靖已被擢任尚书郎。据此推断，索靖与傅玄、张华见面的时间，应在咸熙、泰始年间(264-274)。由于《敦煌名族志》残卷有索靖“不应辟召，乡人号曰腐儒”的记载，所以索靖应辟入仕的确切时间，应该在魏晋易代彻底完成且政局已趋平稳的泰始四年(268)以后。据《晋书·武帝纪》，泰始四年六月，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十一月己未，“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16)。考诸《晋书》，挚虞、郤诜、夏侯湛等人都是泰始年间所举贤良方正之士，且据《晋书·挚虞传》，此次举荐人数众多，仅策为下第者就有十七人，而如此大规模的举荐完全是泰始四年十一月举贤诏的必然结果。由此推断，索靖被举贤良方正当与挚虞等人同时，具体时间应在泰始四年年底或泰始五年。傅玄、张华与索靖见面并厚交，也应就在此时(17)。
史载索靖对策高第，西晋王朝“拜驸马都尉，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但因其同郡人张勃的举荐，擢任尚书郎。于是与卫瓘、罗尚、潘岳、顾荣等名士同台共事，留下“一台二妙”等佳话。索靖任尚书郎的具体时间，可以依据一些史料详加稽考。据《晋书·卫瓘传》，卫瓘“咸宁初，征拜尚书令，加侍中。……瓘学问深博，明习文艺，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18)。《法书要录》卷八引《书断》亦云：“瓘弱冠仕魏为尚书郎，入晋为尚书令，善诸书，引索靖为尚书郎，号‘一台二妙’。”(19)卫瓘任尚书令的时间，《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有明确记载：咸宁四年(278)九月辛巳，“以侍中、尚书令李胤为司徒”；“冬十月，征征北大将军卫瓘为尚书令”(20)。据上述记载，索靖至迟于咸宁四年十月或稍后已任尚书郎。又据《艺文类聚》卷九十九引王隐《晋书》：“太康六年，荆州送两足虎，时尚书郎索靖议称‘半虎’。”(21)这一记载与《晋书》卷三《武帝纪》、卷二十八《五行志中》所载太康六年荆州南阳获两足兽之事互相印证，说明索靖于太康六年(285)仍为尚书郎。由此可以推断，从晋武帝咸宁四年到太康六年(278-285)，索靖一直任尚书郎。
索靖初任尚书郎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咸宁四年。因为从泰始四年(268)十一月诏举贤良到咸宁四年(278)，其间历时约十年之久，又据《晋书》本传，太子仆张勃特表，“以靖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武帝纳之，擢为尚书郎”，说明索靖实际并未出任西域戊己校尉长史之职(即使出任，时间也不会太长)。依此推断，索靖可能于对策高第后拜驸马都尉，不久即任尚书郎，时间在泰始五年或稍后。《书断》所谓卫瓘援引索靖为尚书郎之事不一定属实。
从史籍记载不难看出，索靖之所以能够任职尚书台，主要由于“才艺绝人”，故而张勃举荐，卫瓘称引。唐李嗣真《后书品》所谓“无愧珪璋特达”(《法书要录》卷三引)，正是此意。明刻宛委山堂本《说郛》卷六十引挚虞《决疑要注》说：“尚书台召人用虎爪书，告下用偃波书，皆不可卒学，以防矫诈。”(22)说明作为朝廷重要的行政官署，尚书台对官吏的书法比较看重，而且垄断了“虎爪书”、“偃波书”一类的书体，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工作环境中，才有“一台二妙”的雅号产生并广为流传。
《晋书》本传又云，索靖任尚书郎，“与襄阳罗尚、河南潘岳、吴郡顾荣同官，咸器服焉”。索靖与罗尚诸人同任尚书郎的时间，史籍没有确切记载，稽考史料，可能在太康四年至六年。理由如下：
其一，罗尚任尚书郎之事，《晋书》本传失载。《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云：“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阳人也。历尚书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临州(此谓益州刺史)。”(23)据此，则罗尚确实曾任尚书丞、尚书郎。据《晋书·罗尚传》、《华阳国志》卷八等记载，永康元年(300)，赵廞反于蜀，乃拜梁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罗尚出任梁州刺史的时间，《晋书》本传系于太康末年，但万斯同、吴廷燮等编《晋方镇年表》俱不信从。吴廷燮据《华阳国志·后贤志》、《大同志》等记载，确定太康十年至元康七年的梁州刺史依次为寿良、杨欣、粟凯，元康八年(298)始为罗尚(24)。就前引《华阳国志》所述罗尚仕历分析，吴廷燮的系年比较可信，罗尚很可能于太康末年出任武陵太守，此后又转任汝南太守，元康末年迁为梁州刺史。据此推断，罗尚于太康年间任尚书丞、尚书郎合情合理，也恰好与索靖同台共事。
其二，据《晋书·潘岳传》，潘岳在出任河阳令、怀令后，因勤于政绩，“调补尚书度支郎”，但并未记载职位徙转时间。由于多数学者认为《怀旧赋》是潘岳离开怀县回洛阳任尚书度支郎时所作，今人王晓东根据《怀旧赋序》提供的历史信息，推断《怀旧赋》作于太康四年(283)，最迟也不会晚于太康五年，所以潘岳大约在太康四年任尚书郎。又据《晋书·挚虞传》，潘岳任尚书郎期间，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潘岳与挚虞曾就古今尺长短问题有过辩难。王晓东依据《晋书·五行志上》的记载，推断陈勰掘地得古尺，当在晋武帝太康八年(287)年初改修太庙“筑基及泉”之时(25)。其说有据，可以信从。如此，则潘岳自太康四年至八年一直任尚书郎，索靖的确有过与潘岳同官的经历。
其三，据《晋书·顾荣传》，顾荣为江南望士，“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时人号为‘三俊’。例拜为郎中，历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26)。说明顾荣在入洛的早期曾任尚书郎。又据《晋书·陆机传》，陆机“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张华素重其名，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27)已知吴亡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所以二陆入洛可以确定在太康十年(289)。如果顾荣与二陆同时入洛，索靖此时可能已经出任雁门太守，不可能与顾荣同台共事。综合考察相关记载，顾荣入洛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太康十年。首先，如果顾荣与二陆同时入洛，张华所谓“利获二俊”之说明显忽视了顾荣，不符合张华广交名士的一贯作风。其次，稽诸史籍，晋武帝太康年间吴人入洛，规模较大者计有三次：太康元年五月，封孙皓为归命侯，“吴之旧望，随才擢叙”(《晋书》卷三)，薛莹至洛阳，“特先见叙，为散骑常侍”(《三国志》卷五十三《薛莹传》)，葛悌“以故官赴，除郎中”(《抱朴子外篇·自叙》)；太康四年，诏征南士陆喜等十五人，随才授用(《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附《陆喜传》)(28)；太康九年，诏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晋书》卷三)，陆机、陆云等于次年北上洛阳。如果顾荣确实曾与索靖同台共事，其入洛的时间应该在太康四年，此时索靖正任尚书郎。
总之，如果《晋书》本传记载属实，索靖与罗尚、潘岳、顾荣等人同官共事的时间，应在太康四年至六年之间(283-285)。
四、出任郡守与第三次入京死于战乱考
《晋书》本传称：“靖在台积年，除雁门太守，迁鲁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赐爵关内侯。”根据这段记述，索靖于晋武帝晚年出任雁门太守。又据上文考订，索靖于太康六年仍任尚书郎，所以其出任郡守的时间，应在太康六年以后。太康七年(286)五月，“鲜卑慕容廆寇辽东”(29)，杀掠甚众，此后每岁寇边，滋扰不绝，至太康十年五月归降，东夷始安。索靖于太康末年出任雁门太守，当与鲜卑慕容廆犯边有关。其后迁鲁相、拜酒泉太守的时间，也难以详考，但应在晋惠帝即位之初的数年间(290-295)，因为元康六年(296)西戎反叛，索靖奉命调离酒泉参与平叛。又敦煌遗书伯3720号载《莫高窟记》，其文云“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自兹以后，镌造不绝”(30)。索靖题壁是迄今为止见于文字记载的莫高窟历史上最早的事件，其时间很可能在索靖任酒泉太守期间，当然也不排除其游诣太学结束后“不应辟召”的一段时间，但无论如何，题壁时间应在晋惠帝元康六年之前。
据《晋书·惠帝纪》、《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纪四》等，永熙元年(290)五月，杨骏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进封爵以求媚于众，“丙子，诏中外群臣皆增位一等，预丧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关中侯”。此即晋惠帝赐爵之始末，索靖时任酒泉太守，例在赐爵之列。
《晋书》本传又云：“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将军梁王肜左司马，加荡寇将军，屯兵粟邑，击贼，败之。迁始平内史。”据《晋书·惠帝纪》，元康六年八月，秦、雍氐羌悉叛，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至九年正月平定叛乱。据此，索靖调离酒泉太守应在元康六年八月后，迁始平内史当在元康九年(299)正月前后。其所任始平内史一职，《三国志》卷二十一《卫觊传》注引《世语》又作“扶风内史”，但因史料缺乏，难以详考其正误。
索靖再度入京为官，是在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时期。《晋书》本传云：“及赵王伦篡位，靖应三王义举，以左卫将军讨孙秀有功，加散骑常侍，迁后将军。太安末，河间王颙举兵向洛阳，拜靖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领雍、秦、凉义兵，与贼战，大破之，靖亦被伤而卒，追赠太常，时年六十五。”据《晋书·惠帝纪》，永宁元年(301)正月，赵王伦篡位；三月，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等起兵；四月，赵王伦及其党与败灭。则索靖响应三王，因功迁后将军在永宁元年。又据《晋书》卷五十九《河间王颙传》、《资治通鉴》卷八十四《晋纪六》，赵王伦篡位，齐王冏谋讨之，前安西参军夏侯奭在始平合众数千以应冏，河间王颙开始随附赵王伦，故派兵擒斩夏侯奭。后闻齐王冏等兵盛，乃转随齐王冏等举义。值得注意的是，夏侯奭在始平率先合众举义，索靖时任始平内史，所以夏侯奭的行动可能受到索靖的支持，其后索靖因功迁后将军，当与此事有关。
索靖所任后将军一职，《晋书·职官志》云置于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太平御览》卷二三八引《晋起居注》(刘宋刘道荟撰)亦云：“太始八年，置后军将军，掌宿卫。”(31)从“掌宿卫”的职守推断，索靖迁后将军，实际上就是调离始平内史之职，再次入京任职。
索靖死于太安二年(303)河间王司马颙进攻洛阳的战事，史籍载述没有异议。但是，由于《晋书》本传表述含糊，索靖究竟为谁而战，学界看法并不一致。曹道衡、沈玉成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认为索靖系为保卫洛阳而战死，戴燕撰《索靖、陆机交往考》认为索靖接受了河间王颙的任命，进攻洛阳受伤而亡(32)。稽考相关史料，可以断定索靖是为保卫洛阳而殉职，理由如下：其一，索靖所任后将军“掌宿卫”，保卫洛阳是其职责；其二，史载索靖“领雍、秦、凉义兵与贼战”，据《晋书》卷八十九《刘沉传》、卷六十《皇甫重传》、卷八十六《张轨传》等记载，太安二年河间王司马颙举兵进攻洛阳，雍州刺史刘沉、秦州刺史皇甫重、凉州刺史张轨俱支持长沙王司马乂，反对河间王司马颙，史载张轨“遣兵三千，东赴京师”，此即索靖所领三州义兵之主力，所与对阵之贼兵，无疑指张方率领的河间王颙的军队。其三，据《晋书》之《惠帝纪》、《张方传》、《河间王颙传》等记载，太安二年(303)八月，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举兵讨长沙王乂，河间王部将张方击破皇甫商，进攻西明门，长沙王乂奉帝率中军左右卫击之，张方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此后张方筑垒数重，战局于是逆转。综合推断，索靖所参与的破贼之战，应该就是使张方惨败的西明门之战，索靖也因受伤过重而去世。
总之，自永宁元年四月迁任后将军以来，索靖一直留守洛阳，直至太安二年八、九月间受伤去世。与他基本同时遇难的，还有陆机、陆云等人，只不过二陆此时为成都王司马颖僚属，司马颖任命陆机为前锋都督，统兵进攻洛阳，陆机兵败被诛，祸及陆云、陆耽等。值得注意的是，陆云《与兄平原书》中，有一通提到了索靖：“云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传》，因作《登遐颂》，须臾便成，视之复谓可行，今并送之。……谨索幼安在此，令之草，今住一弘，不呼作工。谨启。”(33)就此文来看，索靖与陆云曾经有过交往。前引戴燕《索靖、陆机交往考》以此为最重要的线索，探讨两位西晋书法名家之间的交往，认为永宁元年赵王伦被诛前后，索靖有可能在洛阳停留，也有机会与陆机、陆云碰面。但戴先生对此后索靖的行踪没有进行深入考察，所以推断索靖不久离开洛阳，太安二年又受河间王颙的任命进攻洛阳，与历史事实不符。就本文的考证看，索靖自永宁元年四月后一直在洛阳，所以可以断定其与陆机、陆云的交往就在这一时期。此后虽然各为其主，效命疆场，但殊途同归，死于非命，良可痛惜。
五、索靖著作与墨迹考述
就史籍载述看，索靖的著作堪称丰硕，但流传至今者仅零星散篇而已。严可均辑《全晋文》，仅收录《草书状》、《月仪帖》、《书》三篇作品。今据《晋书》本传、史志目录、《法书要录》等的记载，结合丁国钧、文廷式、秦荣光、吴士鉴、黄逢元等撰《补晋书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对索靖著作与墨迹进行简单钩稽与辨析。
《晋书》本传载，索靖“著《五行三统正验论》，辩理阴阳气运。又撰《索子》、《晋诗》各二十卷。又作《草书状》”。按：以上诸作，除《草书状》外，均已亡佚。由于《晋书》表述欠明晰，所以难以确定《五行三统正验论》的具体卷数。以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晋书》点校本的断句看，似与《草书状》一样，属单篇论文，但若在《晋诗》后断句，则又似为二十卷著作。严可均《全晋文》卷八十四、胡旭《先唐别集叙录》卷九都以为此书有二十卷。五行、三统之说，是汉代流行的哲学观念。董仲舒《春秋繁露》、班固《白虎通义》等都有详细论述。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及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亏灵、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三统说以黑统、白统、赤统三正推演历史循环变化的规律(34)。以“辩理阴阳气运”为主旨的《五行三统正验论》，应该还是汉儒思想的继承与阐释。诸家《补晋书艺文志》一般著录于子部天文家类。又按：《五行三统正验论》、《索子》和《晋诗》，《隋书·经籍志》等俱不著录，《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也不见征引，可能亡佚于西晋末年的战乱。《草书状》又见载于《艺文类聚》卷七十四、《法书要录》卷七《书断上》、《太平御览》卷七四七。其中《艺文类聚》、《书断上》的征引为节录，《太平御览》的引文与《晋书》本传基本相同。各书引录篇名也不一致，《艺文类聚》作《书势》，《太平御览》作《书状》，《书断上》题名和《晋书》本传相同。因为《书断上》对各种书体及其演变都有详细考察，并且在各种书体的叙录中都分别征引了相应的文章，如“古文”引卫恒《古文赞》，“大篆”引蔡邕《大篆赞》，“章草”引崔瑗《草书势》等，其于“草书”条征引了索靖《草书状》，说明此文篇名应作《草书状》，《晋书》本传的记载不误。
《隋书·经籍志》著录《牵秀集》，其下附注云：“梁又有游击将军《索靖集》三卷，亡。”按：学界普遍认为，《隋书·经籍志》注中称“梁有”者，皆指阮孝绪《七录》的著录情况(35)。据此，则南朝梁代有《索靖集》三卷。由于此集《晋书》本传不载，且仅三卷，所以应该不是索靖生前编成流传的别集，而是东晋或南朝宋齐时代的辑本。又按：《隋书·经籍志》虽云《索靖集》已亡佚，但此后不少史志仍有著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通志·艺文略》、《国史经籍志》著录三卷。胡旭认为两《唐志》著录卷数与梁本有异，“盖唐开元间广征天下典籍时复得梁本，然佚去一卷”；宋代以后著录三卷者，盖抄录《隋志》著录梁本卷数，非亲见是集，不足据(36)。就史志著录情况推断，《索靖集》的完全亡佚似在元代。
清代严可均辑《全晋文》，其卷八十四据《淳化阁帖》采录《书》一篇(即《七月廿六日帖》)、《月仪帖》一篇(书帖十八条)，又录《草书状》一篇。按：宋《淳化阁帖》卷三收刻的索靖作品共有两篇，一篇为《七月廿六日帖》(又称《七月帖》、《廿六日帖》)，另一篇为《载妖帖》(又称《皋陶帖》、《皋陶书》)，严可均以其“脱误不可句读”，故不录。今人水赉佑《淳化阁帖集释》综合前人研究成果，释其文为：“□载。妖孽遏臧。灾害莫告。咎皋陶惟士。绳罪报鞠。按城据号。裁割辜戮。羞屈想漫。逆曲归想。辍寂斗争。会复□□。鞉鼓肆陈。爱曰于予。琴瑟以咏。歌其命□。禽爵翔荣。兽乃歌舞。声翳丽城。越动飞走。脉土虔农，姬弃掌稷。”(37)又按：唐代刘
《隋唐嘉话》载：“晋平南将军侍中王廙，右军之叔父，工草隶飞白，祖述张、卫法。后得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一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于衣中以过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存。”(38)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亦云：“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纸，晋王平南廙每宝玩之。值永嘉乱，乃四叠缀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存。今所录惟一纸耳，摹传失真，无复意象。”(39)王廙，《晋书》卷七十六有传，史载其“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生活年代为两晋之交，且与其父王正曾任尚书郎，《隋唐嘉话》等的记述应该可信。关于《七月帖》的文本内容，南宋姜夔《绛帖平》略有考释(《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兹不赘录。
严辑《月仪帖》出自南宋淳熙秘阁续帖第七卷(《石刻铺叙》)，宋拓本残失四月、五月、六月三章(应为书帖六条)，剩余九章即严可均所辑书帖十八条。此帖唐宋典籍屡有称引。《法书要录》卷三引唐李嗣真《后书品》云：“上中品七人：蔡邕、索靖、梁鹄、钟会、卫瓘、韦诞、皇象……钟、索遗迹虽少，吾家有小钟正书《洛神赋》，河南长孙氏雅所珍好，用子敬草书数纸易之。索有《月仪》三章，观其趣况，大为遒竦，无愧珪璋特达，犹夫聂政、相如，千载凛凛，为不亡矣。又《毋丘兴碑》，云是索书，比蔡石经，无相假借。”(40)《东观余论》卷下《跋索靖章草后》云：“索将军章草下笔妙古今，《七月二十六日帖》、《月仪》、《急就篇》，此著名书也。”(41)宋董逌《广川书跋》亦云：“观晋人评书，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欧阳询至卧碑下……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书，其后购书四方，得《月仪》十一章，今入续帖中。其笔画劲密，顾他人不能睥睨其间，然与前帖中书亦异，不知谁定之。李嗣真曰：‘靖有《月仪》三章，观其趣尚，大为遒竦。……’今《月仪》不止三章，或谓昔人离析，然书无断裂，固自完善，殆唐人临写，近似。”(42)此后姚鼐、杨守敬等人都推断宋拓本《月仪帖》为唐人摹写之作。关于其文字内容，沈曾植认为“征西书语意质古，为汉、魏间人语无疑，亦或草书家相传旧文，不必自制也”(43)。周一良、赵和平等先生认为“仍出于晋人之手”(44)。笔者认为《月仪帖》的文字内容应出自索靖，理由如下：其一，据《初学记》卷四、《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元日”条，东晋王羲之著有《月仪书》，其文体与《月仪帖》相同；其二，索靖久仕台阁，友朋书札往来频繁，编撰此类专供朋友之间书信往来时模仿和套用的范文，有必要且完全可能；其三，敦煌僻处西陲，索靖离家仕宦，其游子身份与《月仪帖》纯叙离别之情的文本内容也完全相符；其四，唐李嗣真《后书品》言之凿凿，其所见《月仪》三章，应该就是索靖真迹；其五，索靖墨迹，南朝宋齐时期仍流传于世，据《法书要录》卷二引刘宋虞龢《论书表》、卷四引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载，宋明帝泰始年间(465-471)，诏虞龢、巢尚之、徐希秀等人编次秘藏书迹，得钟繇、张芝、张昶、毛弘、索靖、钟会等人墨迹，其中“索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这些墨迹“是高祖平秦川所获”，即刘裕灭后秦时所得。“齐高帝朝，书府古迹惟有十二帙，以示王僧虔，仍更就求能者之迹，僧虔以帙中所无者，得张芝、索靖等十卷。”(45)就虞龢《论书表》的记载看，刘宋时期存留于世的索靖墨迹尚有五千七百多字，其中很可能就有唐代李嗣真见到的“《月仪》三章”。
李嗣真《后书品》提到的索靖《毋丘兴碑》，《法书要录》卷八引张怀瓘《书断中》也有记载：“索靖字幼安……又善八分，韦、钟之亚，《毋丘兴碑》是其遗迹也。”(46)据此，则《毋丘兴碑》为索靖的八分体墨迹。又，“毋丘”为复姓，当作“毌丘”。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卷十六《苏则传》、卷二十八《毌丘俭传》等记载，毌丘兴为河东闻喜人，毌丘俭之父，建安十九年任安定太守，黄初中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开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苏则。讨贼张进及讨叛胡有功，封高阳乡侯”。雍州刺史张既曾特表为之请功(47)。惜索靖碑文早已亡佚。《隋唐嘉话》载：“率更令欧阳询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还，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旁，三日而后去。”(48)令欧阳询卧习三日的索靖古碑，是否即《毋丘兴碑》，已难以详考，但这一记载说明《书断》、《后书品》等关于索靖墨迹的记述，绝不是虚语谰言。
索靖的墨迹，唐人称引的仅《月仪》和《毋丘兴碑》。宋代淳化阁帖及续帖收录《七月廿六日帖》、《载妖帖》和《月仪帖》，《宣和书谱》卷十四著录宋代御府所藏索靖章草有《急就章》、《月仪》、《出师帖》、《七月帖》。清代《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六艺之一录》卷一六四等仅著录《月仪帖》、《急就篇》和《出师颂》。《月仪》、《七月》、《载妖》诸帖及《毋丘兴碑》已见前述，下文就《急就篇》、《出师颂》略加考述。
《急就篇》为西汉史游所作，历代书家传写本甚多，索靖写本宋人屡称之。《宣和书谱》卷十四载其目。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章草〈急就补亡〉后》云：“今世所传，惟张芝、索靖二家为真，皆章草书。而伯英本只有‘凤爵鸿鹄’等数行。至靖所书乃有三之二，其阙者自‘母
’而下才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盖唐人摹而弗填者，神韵笔势，古风宛然。”同卷《跋索靖章草后》亦以其为索靖章草名篇。此外，宋人叶梦得《跋索靖章草〈急就篇〉》对黄伯思手拓本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49)。总之，《急就篇》索靖写本虽然今已不传，但就宋人的载述看，无疑也是索靖墨迹的名篇(50)。
《出师颂》的作者为东汉史岑，传世《出师颂》写本作为无款作品，本来不存在真伪之辨，但由于北宋宣和内府曾经收藏的“宣和本”上，有宋徽宗标题的“征西司马索靖书”，所以被认为是索靖遗墨。宣和本《出师颂》今已不存。今存的“绍兴本”，有南宋米友仁的鉴题：“右出师颂，隋贤书。”学界依据米友仁题跋、本幅唐、宋诸鉴藏印和书法的时代风格，断定为隋代名家墨迹(51)。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等人推断“宣和本”《出师颂》为索靖墨迹，除依据作品风格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据《文选》卷四十七《出师颂》及李善注，汉安帝时，西羌叛乱，诏大将军邓骘将兵平叛，车驾幸平乐观饯送，史孝山作此颂以壮军威。又据《晋书》本传记载，晋惠帝元康六年至九年，秦、雍氐羌悉叛，索靖任大将军梁王肜左司马，加荡寇将军，参与平定叛乱。不难看出，《出师颂》的写作背景与索靖的平叛经历都与西羌叛乱有关，所以不能排除索靖手书此颂以壮军威或庆祝胜利的可能。
索靖的生平、著作及墨迹，大致如上所述。作为河陇士人的杰出代表，索靖早年游诣太学，中年久仕台阁，晚年殉职京洛。三次入京的经历，不仅使他结交了不少名流时望，而且也大大促进了河陇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五凉文化与文学的繁荣和兴盛。其大量著作与墨迹虽毁于战乱，然残存之作如雪泥鸿爪，“千载凛凛，为不亡矣”。
①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十《索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8-1650页。
②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八引张怀瓘《书断中》，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265页。
③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32页；戴燕：《索靖、陆机交往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
④侯仁之：《敦煌县南湖绿洲沙漠化蠡测》，《中国沙漠》1981年第1期；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7-109页。
⑤《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1页。
⑥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9页。
⑦朱长文编：《墨池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12册，第708页。
⑧郝懿行：《尔雅义疏》，《汉小学四种》，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041页。
⑨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一《刘劭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21页。
⑩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八，第273页。
(11)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59页。
(12)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64页。
(13)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9页。
(14)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351-381页。
(15)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6-429页。
(16)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7、58页。
(17)曹道衡、沈玉成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傅玄”条也将索靖与傅玄、张华的结交系于泰始五年(269)以后。
(18)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十六《卫瓘传》，第1057页。
(19)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八，第264页。
(20)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550、2551页。
(21)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16页。
(22)陶宗仪等编：《说郛》一百二十卷本(明刻宛委山堂本)，《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76页。
(23)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71页。
(24)吴廷燮：《晋方镇年表》，《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3439、3440页。
(25)王晓东：《潘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6-59页。
(26)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十八《顾荣传》，第1811页。
(27)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第1467-1473页。
(28)此次下诏时间，《晋书》仅云“太康中”。但据陆云《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陆喜卒于太康五年四月，则诏征当在太康三、四年间。又据《三国志》卷五十三《薛莹传》及注引干宝《晋纪》，薛莹于太康元年入洛，三年即卒，晋武帝曾问吴士存亡者之贤愚，莹各以状对。姜亮夫先生认为西晋诏征陆喜等十五人，与薛莹举荐有关，故系于太康四年。详参姜亮夫：《陆平原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6页。
(29)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武帝纪》，第76页。
(30)王重民：《莫高窟记》(敦煌史料之一)，《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马德：《〈莫高窟记〉浅议》，《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31)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1128页。
(32)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332页；戴燕：《索靖、陆机交往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
(33)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043页。
(3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38页；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4-616页。
(35)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十四《隋书·经籍志》考异，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八《七录》条，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一等。
(36)胡旭：《先唐别集叙录》卷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
(37)水赉佑：《淳化阁帖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文中加“□”处，疑有脱文。
(38)刘：《隋唐嘉话》(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4页。
(39)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9页。
(40)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第105页。
(41)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第139页。
(42)董逌：《广川书跋》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第394页。
(43)沈曾植：《海日楼题跋》卷二，《海日楼札丛》(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8页。
(44)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25页。周先生在所著《书仪源流考》一文注释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见同书第261页。赵和平：《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4页。
(45)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卷四，第38、147页。《法书要录》卷二作“梁虞龢《论书表》”，范祥雍、启功、黄苗子等据张怀瓘《二王书录》、窦蒙《述书赋》注等参校，认为“梁”字显误，当作“宋”。今从之。
(46)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八，第265页。
(47)陈寿：《三国志》卷二十八，第761页。
(48)刘：《隋唐嘉话》(中)，第23页。
(49)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第107、139、187页。
(50)启功：《〈急就篇〉传本考》，《启功丛稿·论文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29页。
(51)启功：《启功丛稿·艺论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3页；单国强：《〈出师颂〉的时代和价值》，《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6期；肖燕翼：《古章草书与〈出师颂〉》，《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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