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罢官归隐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廷启用罢官归隐三年之久的袁世凯，并在随后不断加大他的权力，希望袁世凯能够在危难时拯救清王朝。然而重出江湖的袁世凯不仅没有力挽狂澜拯救大清，反而亲手将这个两百年的帝国予以终结。而且，作为大清王朝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并没有随着这个帝国的消逝而再度归隐，反而成为此后中华民国大总统。更恶劣的是，过了几年，袁世凯帝制自为，试图建立中华帝国。这一系列变动弄得人们眼花缭乱，也不由自主想起袁世凯在辛亥年出山之初种种作为可能与其三年前罢官归隐有关，而那次罢官归隐之所以发生，似乎又与摄政王心胸狭隘、容不得这位汉人能臣有关。袁世凯之所以见死不救，甚至乘人之危攘夺天下，可能都是对摄政王载沣将其免官实施报复。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复仇故事非常合乎逻辑，合乎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期待，于是讲了一百年没有什么人怀疑。其实，这个故事是假的，与真实的历史相差甚远。
一、免职的经过
袁世凯是慈禧太后在李鸿章之后最为信赖的汉族大臣，在慈禧太后统治的最后几年中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也对当时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作出过重要贡献，当然也得罪过不少人，多年来弹劾他的奏章几乎一直不断。这种弹劾在专制政体下当然是一种政治威胁，然而被弹劾者如果真能经得起调查，那么这些弹劾不但不会减分，反而往往在很多时候加分，成为被弹劾者升迁被重用的机会。
随着预备立宪在全国的推行，袁世凯于1907年奉命离开经营多年的直隶，调往中央参与军国要政，出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与从湖广总督任上调来担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的张之洞一起，成为慈禧太后最为倚重的汉族大臣。
在此期间，清廷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尤其是袁世凯主管的外交活动，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成就。在政治改革方面，经过几年实践，地方谘议局的运转逐渐成熟，中央的资政院也在发挥着相当作用，只是资政院毕竟不是正式的议会，人们的政治期待就是能够尽快召集正式国会。各地的呼吁和内外大臣的建议符合朝廷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所以朝廷在1908年8月接受了这些建议，明显加快了立宪步伐。8月27日，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宣布立宪筹备清单，定九年后召开国会。
正当此时，光绪帝自1907年秋天开始犯病，1908年11月初病危。13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令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在宫中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第二天（14日）谕：朝会大典，常朝班次，摄政王着在诸王前。同一天，大行皇帝龙御上宾，年仅三十八岁，因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嗣。又因小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所以慈禧太后又任命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训示，裁度施行。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光绪帝未亡人隆裕皇后懿旨者，也由摄政王随时面请试行。在做了这些安排后，慈禧太后去世，结束了长达四十八年政治统治。此时距光绪帝去世不过二十四小时。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短时间里相继去世，大概称得上20世纪之谜乃至千古之谜。到目前为止的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不相信清政府的官方记载，而是相信传言，推测光绪帝的死亡乃为慈禧太后的迫害甚至是直接加害。最近几年，随着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介入，运用高科技检测光绪帝遗物，慈禧太后毒死光绪帝的说法似乎将要成为盖棺之论。
当时各种各样的传言实在太多了，而朝廷发布的消息往往是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没有原因，于是面对各种突发事件，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施展想象力，于是给我们留下各种各样猜测的机会。
与我们讨论的主题有关的是，袁世凯是慈禧太后的红人、宠臣是不必怀疑的，他在两宫生命的最后岁月鞍前马后也确实做了许多重要贡献。然而，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君主专制体制下，旧时代的宠臣袁世凯能够成为新朝的重臣，其实还是令人怀疑和令人忐忑不安的。尤其比较令人困惑的是，在光绪帝去世同一天，正在美国的康有为就大胆宣布，皇上的突然死亡是袁世凯的阴谋和加害，他甚至为此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指控袁世凯试图变换中国君主，扰乱中国，因而他请求美国政府联络各民主国家，对于清廷的权力变动不予承认，设法遏止袁世凯等反动势力上位。
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多少证据和道理，只是当年流行较广的一个传说而已。不过，从中国政治特有的运转规律看，袁世凯在两宫相继去世后，还是真的遇到了巨大麻烦，他确实也就在一夜之间失宠。
袁世凯的失宠，当然是指对接替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主持大清国朝政的摄政王而言，这里面的真实情形可能也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个样子。不过有一点确实必须注意的是，在两宫管事的时候，无论反对袁世凯的力量多么强大，都被袁世凯柔性化解，也被两宫所压住，现在不同了，不仅摄政王无意继续压住这些反对的声音，而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期待着这种声音，毕竟一个新的政治架构刚刚开始建立，一个强大的老臣对于新朝的主子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一件好事。
反对袁世凯的潜流一直不断，慈禧太后在世的时候就是如此。1908年10月3日，号称刚正不阿的御史江春霖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具疏弹劾袁世凯权势太重，尾大不掉，对朝廷是个威胁。其理由是袁世凯在9月15日（八月二十日）的五十大寿时大事张罗，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江春霖给出的罪名很大，也举了许多例子，建议朝廷汲取古来权臣祸国的经验教训，防患未然，对袁世凯严加惩处。①
江春霖是清末有名的御史，一向以敢言而著称，晚清名臣自庆亲王、袁世凯、徐世昌至孙宝琦等人都曾被他弹劾过。仅袁世凯一人就曾被他多次弹劾。由于证据不够牢靠，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弹劾并没有对袁世凯造成威胁。这一次也不例外，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对江春霖的举报并不认同。
慈禧去世以后，一场对袁世凯的新的围攻开始酝酿。12月2日，宣统皇帝即位。19日，为表示新朝恩泽，朝廷下令嘉奖庆亲王世袭罔替，嘉奖世续、鹿传霖、张之洞、袁世凯等重臣太子太保。随后，江春霖向摄政王呈递密折，向摄政王举报庆亲王、袁世凯等相互勾结，结党营私，提醒摄政王设法限制庆亲王尤其是袁世凯。他认为，庆亲王在庚子事变中虽然稍有功劳，但自当国以来，政以贿行，官以私进，如袁世凯、徐世昌、杨士骧、赵秉钧、冯汝骙、唐绍仪、袁树勋、增韫等，莫不以重贿破格擢用。而袁世凯尤为其心腹，他们借新政为名，引用私党，遂令官场相习成风，以奔走为事，钻营为能。②
配合江春霖的举报，另一个御史赵炳麟也趁机发难，上书监国摄政王密陈袁世凯包藏祸心，树植私营，挟制朝廷，如果让袁世凯继续留在军机处，他日必生意外之变。赵炳麟建议摄政王趁袁世凯势力尚未高度集结的时候突然行动，将袁世凯逐出军机处，一旦袁世凯被清除，他的那些党羽必将闻风而散。否则，若待其根深固结，谋定后动，他日监国摄政王即便下决心裁制袁世凯，恐怕也就很难了，或许也只能像先皇帝一样敢怒不敢言，俯首听其所为而已。③
摄政王批阅这几份奏折密报后，经过与一些重臣商量，决定将袁世凯免职。发布免职令写道：
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④
二、开缺回籍深层原因：一个化不开的心结
摄政王载沣在接管权力之后，由于袁世凯权力过大，将袁世凯视为政治上的最大危险，企图对袁世凯予以打击，甚至一度产生过要置袁世凯于死地的想法。袁世凯不仅掌握大权，而且在清廷内部攀缘结交了许多重要关系。袁世凯在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时代，无论拥有多大权力，都处于强权人物慈禧太后的掌控之下。摄政王执政后，情况则有所不同。摄政王在过去几年中，就屡屡与强势的袁世凯冲突，且每每被袁世凯打败，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积累很久，现在终于到了爆发时刻。
摄政王与袁世凯间产生矛盾，主要是因为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高官尤其是军事高官的崛起，不仅损害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威胁到摄政王的统治。在慈禧太后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清廷在过去几年的政治改革中，确实准备走上行政中立的政治道路，像东西方立宪各国一样，最大限度地消弭人们生而不平等的出身问题，不再以出身决定一个人的升迁罢黜。清廷的这个政治选择当然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压力有关，但从本质上说也表明清廷和满洲贵族中大多数人开始觉悟。行政中立的原则既没有表明汉族人的优越，也没有再规定满洲贵族的政治优先权，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满洲贵族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所以这个政策虽在表面上并不是要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但在客观效果上对满洲贵族不利。这也是后来之所以出现一个“皇族内阁”的根本原因。
清廷的行政改革在客观上符合汉族官僚的利益，然而在慈禧太后主导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政治改革过程中，汉族高官尤其是袁世凯还没有为汉族人谋私利的主动意识。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汉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一直在海外鼓吹种族革命和民族革命，民族分野在当时的国内政治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袁世凯等汉族高官既然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一定发言权，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孙中山的革命党联系在一起，至少不愿让自己的政治作为成为满洲贵族保守派攻击的把柄；二是汉族官僚不论高中低哪个层面，都占有绝对多数，既然已经占据绝对多数，他们更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挑起满洲贵族集团中保守派的怨恨。基于这两个原因，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高官无论在当年的政治改革中怎样竭力争夺，竭力地出风头抢镜头，他们都没有引起清廷最高政治层的反感，慈禧太后相信袁世凯等汉族高官不是为汉族人的私利而工作，而是为大清国的久远利益。但是，满洲贵族中的保守势力眼见原属自己的位置权力都被这些有能力的汉族官员抢走之后，产生不满。于是他们与袁世凯等汉族高官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终于从潜流转为公开。
1906年9月，袁世凯奉命进京参与中央官制改革的讨论，在他的授意下，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人提出，中央官制改革的关键是行政中立的原则，在那时尚没有党派冲突的前提下，他们认为影响行政中立的关键在于官僚身份的认定及出身，他们建议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将来的责任内阁主要对议会负责。这样可以保证行政中立，但显然削弱了朝廷对行政的控制，当然也削弱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政府的控制，因而也就激起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普遍反对。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少壮派大概认为，袁世凯等人的这些建议具有非常险恶的用心，无疑像孙中山等反满革命倡导者所鼓吹的那样，反对满洲贵族对中国的统治，他们与孙中山的区别只在于，孙中山是用武力用暴动的方式从外部攻击大清王朝，而袁世凯等人则是用改革的名义，用和平的手段从内部瓦解大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于是这些少壮派针锋相对地反对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的建议，反而参照立宪国家行政中立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提出设立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将各地督抚的军权统统收归中央。这个主张从理论上说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结合当时政治背景来看，这显然是针对袁世凯这样大权在握的督抚的，是假立宪的名义削弱汉族高官对军事权力的掌控。换言之，即便袁世凯这样的汉族高官可能在心里并没有像孙中山那样老是想着汉族、满人之类的身份区别，但在满人眼里，大概已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思了。
孙中山等人在外面的宣传肯定影响了满洲贵族集团中相当一部分人，这部分人真的开始怀疑汉族人与满洲人的离心离德。不过清廷最高统治层比如慈禧太后认为，既然身份认同已经成为政治变革中的大问题大障碍，那么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让这些问题不再成为政治改革进程中的大问题大障碍。所以在稍后的讨论中，清廷一方面比较明确地否定现在就立即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的建议，另一方面宣布废除过去中央各部双首长制，即宣布废除满尚书、汉尚书的区分，在新官制方案中实行满汉平等的原则，中央政府任命的新尚书不再区分满汉，只是在最初一批新尚书名单中，还是满洲贵族出身的高官占了多数，汉人所占的比例反而不如满汉双首长制时多，这当然使许多汉族官僚感到不满。
除此之外，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少壮派对袁世凯等人揽权深感不满或者说不安，他们要求清政府通过改革的方式去剥夺汉人高官对权力的占有。他们要求限制官吏的兼差，这当然是要打击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官僚。所以到了1906年底，原本热情推动政治改革的袁世凯反而成为被改革的对象，于是他主动请求清政府免去他的所有兼差，并交出北洋军队的统帅权，支持设立陆军部。
袁世凯的退让并没有换来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信任，他们之间的较量角逐和暗中较劲越演越烈。当然，袁世凯处于被动状态，少壮派则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他们暗中煽动言官、御史弹劾袁世凯权重势高，贪私误国，甚至恶意预言袁世凯迟早要像历史上的曹操、刘裕那样，篡位夺权。
清流们的攻击没有影响袁世凯的地位。1907年9月，清廷调任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与刚刚调任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及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中央政府日常事务，成为慈禧太后和中央政府最信任也最离不开的重要人物，即便在为光绪帝选择皇位继承人以及选择摄政王载沣这样重大问题上，慈禧太后也曾认真听取袁世凯的意见。
在慈禧太后向袁世凯征询皇位继承人问题时，袁世凯竭力认同由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支持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然而袁世凯的拥戴并没有换来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和解，这些少壮派集结在摄政王周围，不断向摄政王施加压力，要求处死袁世凯，以防止袁世凯利用手中曾经拥有的军权发动政变，篡夺大清王朝的统治权。
当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军人密谋攻击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在北洋系的政治盟友和追随者在保定府发动了一场小小的兵变，以威胁摄政王和少壮派。结果摄政王没有完全答应少壮派的要求，而是于1909年1月2日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了事。
三、真正原因：外交失败引咎辞职
袁世凯开缺回籍的原因当然不是那么简单，还有许多人们至今并不明白的背景与原因。袁世凯开缺回籍也是当时国际大环境的产物，是列强在远东竞争的必然结果。
袁世凯是慈禧太后在生命最后岁月最为仰赖的重臣，他与汉大臣张之洞分享着控制中央政府日常运作的权力。张之洞的主要职责在内政，而袁世凯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主管着大清帝国的外交事务，与外务部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密切合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马关条约》之后的发展，列强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大，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突出，中外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中国的内政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外交，外交博弈成为清政府当年最重要的一门功课。这也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地位凸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列强的视角看，英国在甲午战争之前原本与中国关系最为友好，两国的贸易和文化往来也最为突出。然而在甲午战争中，英国借给中国“高升”号运兵船，当“高升”号出事之后，英国人不仅不愿与日本人翻脸，反而越来越倾向于日本，中英关系渐行渐远。英国与日本在1902年缔结同盟条约，这也是日本稍后敢于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敢于发动日俄战争的重要背景。
在欧洲，英国是德国的宿敌，中英关系的疏远导致了中德关系的亲近，特别是在《马关条约》谈判过程中，德国人拉着俄国人、法国人，多多少少为中国说了一些好话，帮过中国一些忙，尤其是三国干涉还辽，不管怎么说还是很让中国人感激。
日俄战争的结果使英日同盟在远东占尽了上风，远东的战略格局因英日同盟而被打破。英日同盟对远东的垄断当然不符合后起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利益，所以为了抵制英日同盟，德国人于1906年动议组建中美德三国同盟。德国人三国同盟的建议引起清廷高度重视和兴趣，只是清廷考虑到英国和日本对这个三国同盟可能产生的激烈反弹，因而迟迟不敢答应德国人的建议。
中国的自我孤立鼓励了英国和日本，几经周折，日本与俄国握手言欢。1907年7月30日，日俄两国签订《日俄密约》，规定中国东北地区南部为日本势力范围，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前者被称为“南满”，后者被称为“北满”。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
日俄和好并走向结盟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稍后甚至出现了英法日俄四国同盟的雏形，英国与俄国于同年8月31日签订协议，确定各自在华势力范围。他们联合统治着远东，使德国还有美国都感到格外失落，于是德国人再度推动中美德同盟，美国人对此也变得非常积极。对于德、美两国的建议，此时主持中国外交事务的袁世凯高度认同。袁世凯认为，如果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有很大上升，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那么按照美国的外交原则，一定会成为牵制日俄在东北势力的力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亦认为，假如要想让美国帮助中国抵制日本，那么就要向美国人提供有足够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奉天巡抚唐绍仪也认为，中国应该运用铁路建设和银行贷款等经济计划，去吸引美国资本进入东北，用美国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影响力去抵消日本对南满、俄国对北满的控制。
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虑，清政府委派经济官员陈锦涛在美国向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宣传在东北的投资机会和前景，表示中国正在进行政治改革，向中国特别是向广袤的东三省加大投资是一个明智选择，因为那里必将成为世界上一个能够容纳相当剩余资本与产品的市场，向东三省投资肯定较世界许多地方更明智更有把握。⑤
袁世凯、徐世昌、唐绍仪的分析确实是有道理的，陈锦涛在美国的宣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鉴于这样一种现实，特别是恰逢此时美国政府又提出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中美之间构建更加紧密的外交关系，并由这个紧密的关系去制衡日俄，或许是可能的。这个外交方略虽然有着传统中国“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的深刻影响，但在那时也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根据这些情形，清政府于1908年10月批准袁世凯的建议，任命唐绍仪为特使出使美国，公开的理由就是感谢美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而实际上是进行缔结中美德同盟的谈判。为了这个谈判能够顺利进行，清政府又给唐绍仪另外一个权限，就是与美方洽商东北开发贷款即“满洲银行贷款”，以此贷款引诱美国政府同意与中国结盟。
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干扰，中国对中美德三国同盟的消息严格保密，并制造了一些迷惑日本人的假象，比如刻意强调唐绍仪兼任考查财政大臣，历赴日本及欧洲诸大国，将诸国经理财政办法详细调查，随时奏闻，以备中国此后在与各国进行税则等谈判时参考。然而日本和英国的谍报网委实强大，日本人和英国人还是在唐绍仪出访前就获悉了中国政府的计划。日本人当然不希望中国与美国、德国结盟，所以日本加快与美国的秘密谈判，以重大让步阻止美国与中国结盟。1908年11月30日，也就是唐绍仪达到美国前夕，日美两国签订了《路特——高平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国明确表示承认满洲现状，其实就是默认日俄等国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日本当然也为此作出让步，同意在满洲实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也就是同意美国资本的自由进出。袁世凯的中美合作抵制日本的外交布局，就这样被日本人轻易破坏，中美合作彻底破产，唐绍仪赴美使命以彻底失败而结束。
唐绍仪抵达美国的时间为12月1日，即美日协定签订的次日。即便如此，美国留学出身的唐绍仪在美国应该还有外交活动的空间，无奈此时中国内部又发生了重大变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一天之间突然相继去世，信息高度透明的美国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家的政治变动根本摸不着头脑，在政治前途并不明朗的时候，美国政府当然也不愿意与唐绍仪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于是，唐绍仪和他的代表团悄然回国，中美德联盟成为泡影，中美外交也迅速降温。
唐绍仪的外交失败是由于日本人的阴谋，日本人的目的当然也是要收拾如日中天的袁世凯，担心袁世凯将中美德三国结成一个紧密同盟，吃亏的肯定是日本。因为袁世凯之所以急于与美国和德国达成同盟，主要目的就是抵制日本对东北的蚕食与控制。现在，唐绍仪的外交失败了，在东北对日本的抵制也就无从谈起了，清政府内部的亲日派再度抬头，他们期望以和平的手段阻止日本向中国渗透，所以袁世凯的命运也就由此注定，他怎么可能不下台呢？⑥ 对于清政府来说，外交失败实在是一个说不出的苦果。袁世凯由此承担责任请求辞职，也是一个政治家负责任的表示，只是这个外交失败的理由实在拿不上台面，所以在袁世凯在朝廷只能心照不宣。由此也就能够理解，尽管那些言官拼命弹劾袁世凯，但他们对于秘密外交实在知之甚少，他们所说的只是那些无根游谈，表面上看朝廷将袁世凯开缺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朝廷实际上是利用他们的弹劾掩饰了一个重大的外交失败。因此，监国摄政王也就不可能按照江春霖、赵炳麟以及满洲贵族中的少壮派、强硬派的建议将袁世凯处死，只是让袁世凯低调返回故里。由此，也就很好理解三年后袁世凯重新出山的事情了。
收稿日期：2011－03－06
注释：
① 江春霖：《梅杨江侍御奏议》卷二，民国六年铅印本。
② 《江春霖奏对之密闻》，《神州日报》，1909年1月10日。
③ 赵炳麟：《谏院奏事录》卷五，民国11年铅印本。
④ 《宣统政纪》卷四，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年版。
⑤ 卿斯美：《辛亥革命前夕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兼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9页。
⑥ 袁世凯罢官肯定有不同寻常的国际因素，这一点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不够的。过去的研究太过看重摄政王的复仇，现在看来这大概是一个假问题。关于国际背景的研究可参见美国学者李约翰著，孙瑞芹、陈泽宪译：《清帝逊位与列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页。
标签：唐绍仪论文; 摄政王论文; 袁世凯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慈禧论文; 历史论文; 光绪帝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孙中山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八国联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