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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史学，重视历史教学，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教材汗牛充栋。但从这些教材的编纂思想、内容、方法上看，都受到儒家经学的束缚，能够称得上近代意义的历史教科书的，一本也没有。
近代意义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废科举、兴学校、开民智的热潮中问世的。它的问世同婴儿诞生一样，有一个孕育过程。因此，探讨中国历史教材近代化的历程，不能不追溯到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之前半个多世纪的孕育时期。
在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促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开始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找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代表的一批介绍域外史地知识的新书陆续出现。这些书内容新颖，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启迪着人们冲破儒家经学的牢笼。“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的萌发，预示着经学的衰微和史学的复兴。
1862年，洋务派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学堂。1867年初，奕奏请新订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增设外国史地等课程。从课程设置看， 京师同文馆已具有了“普通中学的性质”〔1〕。根据1876年公布的京师同文馆的八年制课程表，第三年“讲各国地理。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2〕。 中国学校设置外国历史课程是从京师同文馆开始的。当时使用的教材《各国史略》，是杨枢和长秀翻译的，它的蓝本是欧美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京师同文馆的课程改革，标志着这所近代学校在办学方向和教育体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从此以后，变革科举，开设西学科目的呼声越来越高。到1887年，御史陈琇莹“奏请将明习算学人员归入正途考试量予科甲出身”〔3〕； 李鸿章也趁机上《学堂人员请一体乡试片》，一并获准。第二年，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参加顺天乡试。这是中国科举史上首次中西学同考，成为变革科举的先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历史被列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加速了史学复兴，推动了历史教育近代化。
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学校猛增。教会学校由初等教育向中等、高等教育发展，急需史地教材。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就自编了《中国史记》、《万国通鉴》。1877年，第一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召开，决定成立“益智书会”，后改名“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专门编写出版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教科书”一词，在中国开始出现。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说“教科书”这个词汇，是中国“从日本输入的”〔4〕，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据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90年的统计报告，它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有4种15册。这些历史教科书特点是：第一，以西方原著为蓝本， 贯彻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第二，采用近代西方史学家为适应资产阶级新史学内容和特点而创造的史书新体裁——章节体。第三，极力增加、渗透基督教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教会学校时常把他们的教科书赠送给传教区内的中国私塾使用。1887年，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这是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1889年，英国历史学家麦垦西的《十九世纪史》在伦敦出版，书中叙述了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广学会的督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中国助手蔡尔康协助下，着手翻译此书，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从1894年3月至1895年5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随后又改名《泰西新史揽要》出版单行本。这部书曾被当作历史教科书使用。总之，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基督教会已经把西方史学著作和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思想、内容、方法输入中国，只是由于中国当时讲授西学的新式学堂为数不多，所以影响不大。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惨败给“蕞尔小国”日本，震动了朝野。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并领导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要效法欧美各国及日本，变法自强，因此把史学与经学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时，要求学生阅读《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和《日本国志》，借以培养变法人才。戊戌变法期间，诏令开办大、中、小学堂，强调各级学校“新旧兼学”，整顿书院，增设史地学科，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考中外历史。维新派的这些改革，为史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走向学科独立化，创造了条件。
戊戌变法昙花一现，接踵而来的是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清政府又一次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势日益穷蹙，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继续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迅速传播。为了振奋民族精神，他们都寄希望于史教救国。在中国，史学和历史教育都呈现出蓬勃生机。
那时候，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清政府于1902年至1904年制订、颁布了壬癸卯制和课程章程，明确规定各级学堂都要开设历史课程。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广开学校。这样，近代意义的历史教科书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留学日本的热潮。因为“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5〕。“日本以同文接壤， 变法自强革故鼎新之迹尚可追寻，帆影轮声，往游日众”〔6〕。 日本人把自己的崛起归功于教育，中国人痛定思痛，也把自己的症结归于教育。当时中国人认为，“今日之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7〕；“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人（指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8〕。所以，留日学生成立了许多译书团体，如译书汇编社、 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等等。中国留日学生通过译书，把西学大量输入中国，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中国历史教材的近代化是其中的一个事例。
起初，人们虽然知道历史教科书最急最要，但是不熟悉它的路数，“怯于自编”〔9〕，“各书局盛行翻译东文书籍。 国人因知识之饥荒，多喜购阅，故极畅销”〔10〕。像陈毅翻译的日本市村瓒次郎著的《支那史要》、樊炳清翻译的日本桑原骘藏著的《东洋史要》和日本小川银次郎著的《西洋史要》，在中国东南各省盛行一时。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些翻译的历史教科书“完全按日人语气及日本材料”，不太合用，需要改编。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在《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一书中说：“当清末罢科举，兴学校时期，江楚书局最先出版了一部《历史史略》，从唐虞三代编起，至明末为止，共为六卷，而每卷分篇章，用流畅的文辞，较有条理、有系统地把历史史实叙述出来，由纲鉴的旧形式，一变而成为教科书的新形式。这大约是我国最早的第一部历史教科书。可惜此书没有标明编著者姓名和刊印年月，我们无从考其详细情形了。”后来，柳曾符根据《柳诒徵日记》和上海中新书局释印本上署有“柳诒徵编著”字样，确认《历代史略》是柳诒徵于1902年1月13日至9月16日编著的。1982年5月，《江苏教育》刊载洪桥的文章， 认为《历代史略》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历史教科书”。其实，《历代史略》是柳诒徵根据日本那珂通世所著的《支那通史》稍加删改，又增补元明二卷而合为一编的。这或许是江楚书局初版《历史史略》没有标名编著者姓名的原因。我们可以说《历代史略》是柳诒徵根据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改编的，但是绝不可以说《历代史略》是柳诒徵编著的。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流亡日本，涉猎了大量日译西书，对西方社会哲学、历史学说有了进一步了解。 1901 年和1902年，他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论文。在这两篇论文中，梁启超运用西方史学观点，猛烈地批判中国传统封建史学，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构建了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理论。他指出中国封建旧史学有六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各种体裁的史书，都“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谍”，没有一本是为一般国民编著的。他主张，历史不仅要记述人间过去的事实，而且要“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即研究历史要探索人物与事件的关系，进而寻求历史发展之规律。他引用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研究历史，强调历史不是一乱一治的简单循环，而是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梁启超还撰写了《东籍月旦》，评介一批日本学者采用章节体编纂的历史教科书。在梁启超看来，“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11〕然而旧史学根本不能满足这种救国振兴的需要，所以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2〕梁启超的这些努力，为20世纪初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的诞生，做了理论准备和舆论鼓动。
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了丁宝书编写的章节体《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3〕。在“编辑大意”里，作者写道：“顾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东洋史要》，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夫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国之历史，于彼我之间，抑扬不免失当。吾率取其书用之，勿论程级之不审，而客观认作主位，令吾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忘其祖国所自来，可惧孰甚。窃不自量，编成此册，以我国人述我国事，如以孙子述父祖之德行。凡予族姓，庶闻而兴起，念厥先缔造之不易，而以护恤保存，为人人应尽之义务乎！”这本历史教科书有黑白插图、历史地图，书后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观点维新，体例适合教学需要，先后出版19次之多。1906年经学部审定通过，推荐小学使用，影响较大。
1904年至1906年，夏曾佑编著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三册由商务印书馆推出。这部书突破了传统封建史学体系：在编纂方法上，作者根据考古学成就，运用西方社会进化史观，分上古、中古、近古三大阶段叙述中国历史。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分期方法并不能科学地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阶段，但它把中国历史放在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强调古今历史变化的因果关系，注重揭示社会历史的进化规律，这在历史研究上确是一种进步。在教学内容上，它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或历代王朝的系年，而是兼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在编写体裁上，作者采用篇章节体，按时间顺序叙述历史的演变更替，使读者能对历史发展线索，一目了然。另外，这本书配有历代沿革地图、历史年表、历史插图，便于教学。
与上面介绍的两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同时的，还有姚祖义编写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汪承镛编写的《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1904年，文明书局出版）、留日学生曾鲲化署名“横阳翼天氏”撰写的“普通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上下卷（1903年，日本东京东新译社出版）、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5年至1906年，国学保存会刊印）等等。这些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标志着中国历史教材近代化基本完成。
中国人自己编辑印刷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最初都是旧式的环筒页线装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藏有1902年作新社出版的《万国历史》，这是一本洋装本的世界史中学教科书。印刷者虽然是“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惠福里第三十五号作新社印刷局”，但印刷日期却是“明治三十五年阳历七月十六日印刷”，这应该是在日本印刷的。因为作新社是留日学生戢翼翚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田歌子合作开办的，假如是在上海印刷的话，那么“明治三十五年阳历七月十六日印刷”这一行字是不应该出现的。1903年，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以后，十分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这一年，商务印书馆与以出版教科书而闻名日本的金港堂各出资10万元，成立了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从日本引进资本、招聘编辑顾问和印刷专家，促使中国历史教科书由旧式线装改为新式洋装。大约从1905年以后，洋装本历史教科书逐渐占据优势地位。
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是用文言写的。文言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艰深难懂。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适应北洋军阀独裁专制统治的需要，思想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反击尊孔复古的逆流。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作为新文化运动在历史教学界结出的丰硕成果，那就是出版了一批用白话文编写的历史教科书。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思勉撰著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历史教科书。吕思勉在该书序例中说，“全用白话”，目的是“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吕思勉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文笔生动，能够把深刻的道理通俗地表达出来，功力非常深厚。1924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李泰芬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供中等学校使用。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金兆梓的《新中华初级本国史》。这些白话文历史教科书的出现，标志着从内容到形式，中国历史教材的近代化已经全面完成了。
注释：
〔1〕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80页。
〔2〕〔3〕〔10〕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1、221、684页。
〔4〕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33页。
〔5〕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1359页。
〔6〕〔9〕 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351页。
〔7〕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
〔8〕 舒新诚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975页。
〔11〕〔12〕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上海中华书店1941年版。
〔13〕 《教育大辞典·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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