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与方法：思想史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视野论文,思想史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新潮流。如何拓展、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当前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多方面，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个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因此研究的视角也必然是多元的。其中，从思想史角度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是一个有待加强的新方向。 一、从思想史角度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非常必要 自从200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迅速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知网”近五年来收录的篇名中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有5000余篇。这其中除了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外，也包括报纸、会议及学位论文。从这些文章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即：理论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领袖人物研究多，其他人物研究少。所谓“理论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是指现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大多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极少有对理论本身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实证研究。所谓“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是指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基本规律的宏大叙事，极少对一些具体的概念、事件或人物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所谓“领袖人物研究多，其他人物研究少”是指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身上，而对那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理论家的研究相对少，有些甚至根本就没有研究。论著的情况也大体一样，在选题与论域上也存在上述问题。这种现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属性是吻合的。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简介》的规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②这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上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可称之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有新的突破，研究的视野要更开阔一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跳出狭义的研究范围，从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扩展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开展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仅包括理论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包括历史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研究和现实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研究。而历史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别是思想史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待进一步开拓与加强。 从思想史角度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方思想史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激烈的思想论争。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种主义竞争的时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面临着与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及各种西方思潮竞争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形成的。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和“思潮”之间的竞争与互动，我们几乎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比如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提出后，中共在重庆和延安发起了一场“学术中国化运动”。这一运动本质上是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化，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中国化运动兴起后，叶青(任卓宣)立即在《时代精神》创刊号上组织了一批文章，攻击学术中国化运动。而叶青等人的攻击又引起了艾思奇等人对叶青的批判，这种批判使“中国化”理论得到进一步阐释和论证。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不了解中共与叶青之间的思想论争，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当时中国化的内涵与意义。因此从思想史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互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这同样是一个思想史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人面临的最大思想问题就是“中西古今”问题。所谓“中西问题”就是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所谓“古今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中西问题和古今问题本质上都是一个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都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思想史问题，放到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大背景中考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实际上，现有的一些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已经具有某种思想史研究的性质。比如李泽厚、杨奎松、郑师渠、陈金龙、王海军、王刚、陈亚杰等，都从思想史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③此外还有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文也具有思想史研究的性质。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的研究者大多不把这方面的著作纳入学术史的考察范畴，而一些这方面的作者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而更愿意看作是中共党史研究。我认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把这方面的著作纳入学术史的视野。思想史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与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 从思想史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意义重大。首先，它将大大扩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比如，过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思想研究，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原来被忽视的一些人物和思想环节就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其次，它有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也有了两次方向性转折，从思想史的角度探寻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理解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二、思想史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史料问题 思想史研究最主要的史料当然是思想文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思想文本主要是两种，一是经典作家的经典文献；二是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著作及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这些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史料。对于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要搞清楚其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我们知道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甚至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中国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阅读翻译过来的这些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实现的。什么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毛泽东阅读了哪些经典作家的哪些著作？读了哪个版本？什么时候读的？这是研究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法回避的问题。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也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④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著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和徐中远著的《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对此有一些介绍，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史料线索，这对我们理解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很有帮助。同样，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读书生活也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比如邓小平是通过哪些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跟毛泽东的阅读书目有没有不同？有哪些不同？这种不同对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影响？这方面还没有人注意过。 对于中共领导人的重要著作，必须注意到文本的版本问题。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历史考证版。中共领导人的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也应有历史考证版。研究者既要注意后来的定稿，也要注意原始文稿，特别是修正稿和补充稿。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研究，才能反映其思想历程。没有一个可靠的完整的文献基础，要准确而全面地把握中共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思想与贡献是不可能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论新阶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该文最早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57期。毛泽东在文中写道：“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段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作了许多改动。其中最重要的改动有二处，一是删去了“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一句，增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⑤这种修改，既反映了毛泽东本人思想上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共所面临的环境变化。如果我们以后来的文本来论述前期的思想，显然不能得其真相。所以在文本问题上，既要注重后来的文本，也要注重历史的文本。 当然，仅仅依据中共领导人的经典“文本”来研究是不够的。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了整个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全过程，因此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史料都应视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料。目前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如相关档案的整理与出版，领袖人物的文集、日记、书信、年谱的整理与出版，红色报刊的整理与利用等等，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不过我们还不能满足于现有的史料，研究者应尽一切可能找寻史料。史料的范围则应该打通中西，不能把眼光只局限在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过了日本、西欧和俄国三条渠道，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史料范围应该扩大到相应的外文文献。建党前后中国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大多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早期可能日本的影响要大些，后来俄国的影响最大。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史》一书的附录一“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中将1919～1922年间发表在中国国内报刊，且属译自(包括部分翻译)或大量引用日语文献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文罗列了出来。附录二“中国社会主义书籍题解”中收集考证了76种中文社会主义的书籍，基本理清了五四时期日本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籍译成中文的情况。西欧方面和俄国方面的影响还缺乏系统的清理。而这个工作不做，很可能就搞不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流。 此外，现在学界对史料的看法较以前又有变化，主要是对史料的理解大大扩展了。一些原来认为并不重要的史料现在受到了重视；一些原来不被看作是史料的也纳入了史料范围。比如葛兆光就认为，图像、类书、课本、唱词等都是很好的思想史研究的史料。⑥依此类推，中共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宣传作品，包括文字、美术作品、戏剧、音乐等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史料。 三、思想史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问题 学界目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角多元，方法各异。思想史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方法而言，仍然应该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强调思想学说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承认思想发展的继承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唯物史观要求研究者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具体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就要求研究者全面地掌握材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理论和实践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和评价，联系地而不是割裂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 当然，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并不等于要排挤其他的新理论、新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完全可以，也应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包括现代西方提出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比如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斯金纳的“语境分析法”，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在应用新理论、新方法方面，其实已有学者在进行一些大胆的尝试。比如说文本的分析、语境的分析、接受史的研究等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有一些基本概念或者观念类似于洛夫乔伊所说的单元观念，它体现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比如说“革命”一词，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为例，“革命”一词在文中出现过274次，“中国革命”一词则出现过76次。毛泽东文中所讲的“中国革命”主要是指“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毛泽东认为，这种革命就其属性来说，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但它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同于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也不同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区别于中国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⑦显然毛泽东此时所说的革命，既与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的“革命”不同，也与18世纪以来西方政治话语中的“革命”有异。类似的概念还有很多，比如“社会主义”、“民主”、“市场经济”等等。这些概念都有待于借用新的方法对其内涵加以分析。 按照史华慈的说法，“思想史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situation)的‘意识反应’(conscious response)”⑧，因此，“环境”或“语境”是理解“思想”的重要背景。比如说，许多学者撰文讨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停留在理论描述的层面，缺少历史的、实证的研究，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具体语境及理论来源鲜有论及。脱离具体的语境，抽象地谈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不同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接受和阐释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实的重建和语境的分析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 除了借鉴新理论、新方法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还应该注意两个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有宽阔的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只是一个中共党内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问题，而是涉及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处境的问题。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弄清党情、国情和世情，这样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准确的定位。比如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就必须打通世情、国情、党情才能理解。毛泽东在提出这一命题的同时还提出要开展学习运动。而提出这两大任务的现实根据就是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和党内形势。具体而言，中日两国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相持阶段，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内的情况及所面临的任务也有所改变。无论是开展学习运动的倡议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这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和党内形势。当然，不同时期的党情、国情和世情不同，马克思中国化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同，自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也不同。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重视跨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一个跨文化实践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资源通常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另一方面是来自俄国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比如毛泽东就具有明显的文化的双重性，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底。反映到他的理论上，就是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具有中国特色。所以如果单从中国的角度，或单从外国的角度都无法讲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轨迹，这就需要我们中、马会通，找到中、马思想中的契合点。1926年，郭沫若在《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一方面借孔子之口说“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另一方面又借马克思之口说“你和我的见解终竟是两样”。⑨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又存在本质差异，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因此必须实现中国化，才能实现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跨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思想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创造、转化和意义生成的过程。 总之，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史料的范围，大胆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视野打开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又是一片新天地。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②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 ③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版；郑师渠：《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陈金龙：《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王海军：《真理的追求：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陈亚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起源：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语境》，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④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⑥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4期。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⑧史华慈：《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引自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⑨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