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
要研究经济学的发展问题，首先必须区分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
第一，如果我们对经济学的历史演进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当色诺芬第一次使用经济学这个名词时，经济学仅指研究奴隶主家庭经济管理的学问，经济学并不涉及政治因素。但是，当蒙克莱田在经济学之前加上政治两个字从而第一次运用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时，它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范围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围，已涉及国家或社会经济问题。事实上，在此后的二百多年中，政治经济学一直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的科学而存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从未停止有关政治、文化伦理因素如何影响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的研究。只是到边际学派产生以后，由于资源配置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和数学分析的大量增加，才在杰文斯的倡导下，马歇尔于1890年正式启用经济学这个名称。同时，经济学也从社会科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纯技术科学”，从此经济学不再研究政治文化因素。
但是，本世纪以来的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绝非是“纯技术问题”。它不像物理学、化学可以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顾，进行纯技术处理。经济学正是基于个人决策、个人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之上的，所以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浪潮，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再度流行。在回答经济学下一步将走向何处这一问题时，80年代以来已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无论如何，下一代经济学家无疑地还将是政治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包括从世界经济到微观经济的广泛现实，而且要包括有关民族国家和政治现实在内。可见，从历史上看，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是有差别的。
也就是说，尽管自亚当·斯密以来，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这两个词是可以互相替用的。但是各派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从来就是没有统一过。有的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有的认为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有的认为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科学，有的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价格、产量、货币、利率、资本、财富和失业问题及变化趋向的等等。他们基于各自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而分别选用了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学科名称。比如，主张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选用政治经济学作为学科名称，而主张研究资源配置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则选用了经济学作为学科名称。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的现代经济学，不仅在学科名称上存在差别，而且在研究对象上也存在很大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它们是有区别的。
第二，从经济科学的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果说在经济科学诞生的初期，整个经济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那么在经济科学已严重分化的今天，经济科学已发展成为一个多层次的庞大的学科体系，政治经济学或现有的各种经济学都仅仅是其中的一门学科，都仅仅是理论经济学的一种。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经济科学的分类，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据我们大致概括，经济科学可分为下列类别：
在基础经济理论方面，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
在应用经济理论方面，有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劳动经济学、投资学、土地经济学、地区经济学、空间经济学、流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山区经济学、乡镇经济学等。
在经济理论工具方面，有国民经济计划学、经济统计学、会计学、审计学、计量经济学等。
在经济理论边缘科学方面，有生态经济学、经济控制论、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经济法学、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科学经济学等。
在经济史学方面，有中国经济史、美国经济史等国别史，以及各种经济学说史。
尽管经济科学已成为门类最多、范围最广、影响最大、问题最多的一门社会科学，但是习惯上我们把所有经济分类学科统称为经济学。而事实上，我们却没有一门能够综合反映所有经济分类科学或反映经济科学全貌的经济学。我们上文已指出，政治经济学和现有的“经济学”都仅仅是一种理论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因为它们不能反映和综合经济学的全貌。过去，在经济学分化之前，我们通常用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的经济学来代替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显然，时代的变迁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不再允许我们把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混为一谈了。
可见，我们现在研究如何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既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问题，也要研究经济学的创新问题。
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
现在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们并不赞成这种观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革命的、发展的学科。
的确，我们生活的时代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时的时代背景已大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19世纪中叶这个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其时代的主旋律是革命与战争，其历史使命是指导无产阶级成功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了详细的、历史的分析，但是其目的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公平的、低效率的，其自身矛盾运动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尽管马克思对未来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设想，但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如何才能茁壮成长却论之甚少。问题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已不再是革命与战争，而是和平与发展。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世界、如何诊治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疾病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健康持续地成长，马克思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可见，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精神仍可应用于今天，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下，如果仅停留在套用马克思原有的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那么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具有现实的洞察力和说服力。正因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缺少创新，使得它不能适应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
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失灵”，使得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转而求助于西方经济学。的确，一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为诊治资本主义经济相继出现的各种病痛而多方努力，为建立健康而有序的市场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如果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我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完全不同于市场机制，从而对以市场经济为分析核心的西方经济学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力，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市场化就使得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有了生存的土壤。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弥补我们在市场经济理论与运作方面的知识不足。但是，中国是在特定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搞市场经济，教条地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同样不可能具有现实的洞察力和解释力。而且西方经济学本身也处于混乱和危机之中，对医治西方各国面临的各种病痛已显得力不从心，更况且对制度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上可见，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均难以解决中国迅速变化着的现实问题，政治经济学面临着发展与创新。
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限于篇幅，我们不打算对各家观点进行述评。下面就如何发展政治经济学，谈谈我们的看法。
第一，政治经济学不能离开“政治”。从系统论角度讲，社会经济系统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产力等子系统互相作用而构成的大系统。由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规范等组成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决定着一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而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子系统又是由一些更小的元素组成的，这些元素可以有不同的特征，这样具有不同特征的元素组合在一起而构成的子系统往往具有多种不同的运行模式。由于每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不同，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系统往往各具特色，由此而组成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也各不相同，其运行效率从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同。但是，由于认识的差异，并非所有经济理论派别都会对这些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粗略地说，在现代经济理论中有两种大的研究取向：一是把经济系统放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来研究，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非均衡系统，只有同时把政治、文化、制度等因素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统统加以考虑，才能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运动作出科学的解释。如马克思所说的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二是假定制度、文化、政治等因素是外生的、给定的，仅仅分析在既定的制度文化背景下经济系统是如何运行的，分析稀缺资源是如何有效配置的等问题。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坚持第一种研究取向，但在如何结合社会主义制度背景进行政治经济学创新方面做得并不理想。近一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则以第二种研究取向为主导，但六七十年代以来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失灵”，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怎样影响经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便应运而崛起。同时，西方经济学界也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的热潮。复兴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其研究领域拓展到对政治行为作经济分析。它试图拆除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壁垒，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融为一体，试图把传统经济学认为是外生的政治、文化、制度因素内部化，纳入经济学模型之内予以分析。描述政治、文化因素怎样以非经济、超经济的力量践踏“看不见的手”的机制，构成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可见，无论是对西方学者来说还是对中国学者来说，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因素纳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是大势所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揭示经济制度更迭和内部变革的规律。
第二，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科学，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来展开，要有自己的特色。现在，我们讲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对特定经济制度中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规律的揭示，因此它总是与不同国家的特定制度中社会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脱离现实背景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具有生命力。事实上，马克思《资本论》是对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斯密《国富论》是对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萨缪尔森《经济学》是对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概括。相应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根植于当前中国现实经济背景之中。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经济取向的（这为我国政治经济学吸收西方经济理论提供了体制背景），但是我国经济活动背景毕竟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首先，我国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大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格局，必然使得企业和个人等微观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微观组织的行为；共同富裕的理想也使得政府追求大多数公民的基本利益，而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府仅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其次，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市场经济刚起步。即使在本世纪末我国顺利地实现了向市场经济过渡，我国也只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中早期阶段，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或三元经济结构相当明显，市场机制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作用程度以及作用方式也将不同。这与已经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的西方诸国存在很大差异。再次，我国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英美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文化，文化规范着重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利益；而我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形成了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强调服从国家利益，强调节俭、勤劳。这两种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正因为我国有独特的制度文化背景，有独特的经济环境，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必须解决许多现有经济理论从未遇到过的问题，从而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三，应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但应根据时代特色和新的历史使命，进行理论创新，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我们认为，如果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调整，势必把政治经济学弄得不伦不类。其实，生产关系以外的各种经济问题均可归入经济学的分析之中，这样政治经济学才有其学科特色。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的不同，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相比，新的政治经济学尽管也以研究生产关系为主，但理论分析的切入点和视角将不同，理论分析的最终目的也将不同。比如，我们总的结论仍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将导致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断更替，但在同一社会经济制度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如何引起经济制度的渐变或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的呢？经济体制演变的价值目标和效率目标是什么？如何理解近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内部的体制更迭及其演进趋势？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内部体制变革的规律及其趋势？由于在可预见的将来，社会经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同一制度内的体制创新将持续不断地发生，因此政治经济学关注后一类问题的现实意义更加巨大。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主张应根据时代特色和新的历史使命，创立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以取代传统的由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大块构成的政治经济学旧体系。
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应由下列几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经济制度的更迭和内部变革。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为基础，吸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成分，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和出发点，以生产力发展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为中介目标，对历史上经济制度内部变迁的机制及经济制度更迭的机制进行描述。当某种制度的运行成本过高且阻滞了生产力发展时，该制度内部就可能发生体制创新；当体制创新均无法促进生产力发展、降低运行成本时，就会发生经济制度创新或更迭。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每一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效率均将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状况，也将影响该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因此，要详细揭示经济制度更迭及内部变革的机制，必须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二部分，生产过程。这一部分将首先描述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生产要素的不同组织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生产组织并构成不同经济制度的基础。其次，以分工为起点，描述历史上分工和技术进步怎样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组织形式从氏族、家庭、手工作坊、机器大工业到现代企业制度的更迭，以及这一系列更迭过程怎样促进了经济制度运行费用的节约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怎样促进了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演进。再次，对生产过程本身进行描述，揭示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在不同制度背景下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特点、表现形式及其经济实质。最后，分析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过程。
第三部分，交换过程。首先，分析分工水平怎样决定交换和市场的规模，并进而决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揭示市场体系是怎样随着分工和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以及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对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影响。其次，描述市场机制的运作机制，分析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形态及配置资源的效率、优缺点。再次，描述市场机制的制度环境以及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必要性和规则。
第四部分，分配过程。首先分析生产力水平怎样决定历史上分配方式的更迭，并探讨各种分配方式存在的前提和制度背景。其次，探讨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分配方式是怎样影响公平和效率的。再次，探讨分配方式的公平程度和效率程度怎样影响生产力发展并引起经济制度更迭和变革的。
第五部分，消费过程。首先，分析生产力水平是怎样决定消费的性质、水平和结构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在消费性质、水平和结构上的差异。其次，分析消费水平和结构怎样引起需求、投资、生产等水平和结构的变化。再次，分析消费对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作用。
第六部分，政治经济学发展中。首先，介绍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其次，描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再次，综述“边际革命”以来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史。最后，叙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
三、时代呼唤创立一门新的经济学——综合经济学
（一）为什么要创立综合经济学
无论从经济建设的实践、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经济科学的普及来看，都需要对经济学进行综合创新，创建一门综合经济学。
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我们面对的中心任务和历史使命是成功地进行经济建设。只有在经济上、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键是必然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运行和发展的问题。这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比较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体制模式，明晰其长短优劣，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制度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后，必须深入地研究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制是怎样运作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机制所要解决的问题异常复杂。它们既要协调国家经济职能、企业经济行为和个人偏好选择之间的纵向关系，又要平衡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分支之间的横向联系。另外，我们的经济建设不仅应该吸取和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而且应该参考和借鉴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做好有关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规划和预测。因此我们的经济科学不仅应该对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属性给出质的规定性，而且应该对经济现象尽可能精确地给出量的规定性；它不仅应该对经济行为和结果作出客观的实证分析，而且应该对经济行为和结果按照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进行规范分析。
对社会主义经济提出的这些要求，现有的各门经济学科尽管都从某个角度、某一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解答，但都未能从总体上对它们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描述。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已有不少同志意识到了现有经济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局限性。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改革政治经济学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这很可能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研究生产关系的学科本身被弄得面目全非、不伦不类了。因此，我们认为，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在完善和加强原有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建立一门综合经济学。
对经济学不断地进行综合创新，也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内在的必然趋势。经济学在不断分化、综合的基础上存在着多层次综合的趋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对其先辈的各种观点进行综合创新后形成的一部经济学巨著。在《国富论》出版后的一百多年中，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在工艺上的运用，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化，经济体系日趋复杂，相应地经济科学也经历着纵向和横向分化，产生了许多经济学分支和经济学流派。经济学的再次综合应运而生。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面批判、吸收和综合，写下了他的不朽之作——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资本论》。马歇尔通过对其前人理论的折衷调和或综合，纳边际效用论、供求论、生产费用论于一体，创立了现代微观经济学之先河。面对世界性的大萧条和市场机制的失灵，凯恩斯通过对宏观经济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综合创新，奠基了现代宏观经济学。面对本世纪上半期经济学科大分化后形成的一系列经济学分支科学，萨缪尔森则更上一层楼，融各种西方经济理论与分支学科于一身，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经济学体系。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新科技革命的崛起，经济学在新的基点上不断分化、交叉，现已形成了一个分类学科更为庞杂的经济学科体系，一场新的多层次的经济学大综合已在酝酿之中。
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拥有足够多的具备现代经济知识和其它科技知识的专门人才和通用人才，是一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之一。而缺乏训练有素的具备现代经济知识的专门人才，正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瓶颈制约之一。因此，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普及经济科学知识，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需要普及的经济科学知识的内容非常繁多。既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又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应用理论；既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有微观经济的理论；既有生产力方面的理论，又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既有生产关系各个环节方面的理论，又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理论；既有边缘经济方面的理论，又有经济核算工具；既有中外经济史方面的理论，又有中外经济思想学说史方面的理论等等。
要掌握如此丰富的经济理论知识，仅靠普及政治经济学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要每个人将所有学科一门一门地都啃下来，则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可能。那么出路何在呢？我们认为，建立一门综合经济学，则是满足这种需要的很好出路。通过对综合经济学的学习，能够使读者对经济理论的概貌有一个系统而总括的了解，对与经济生活相关的主要分支学科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技能也有一个概略的知晓和初步的应用。由于综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受生产关系的限制，所以能够较快地、更广泛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类问题作出理论上的反映。另外，由于综合经济学综合和吸收了一切主要经济理论和相关学科，又可以供读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需要有重点地选用。
（二）怎样建立综合经济学
综合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经济学。为此，应基于下列基本原则，进行经济学的综合创新。
第一，综合经济学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而且研究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政治经济学尽管也涉及到生产力和上层建筑问题，但它只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生产关系，才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而综合经济学研究生产力，则是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来研究，即如何发展综合生产力。也就是说，它不仅要研究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要研究如何发展自然生产力；不仅要研究如何发展微观生产力，而且要研究如何发展宏观生产力；不仅要研究如何发展现实生产力，而且要研究如何发展潜在生产力；不仅要研究如何发展个人生产力，而且要研究如何发展集体生产力。同样，综合经济学也把上层建筑作为主要任务来研究。它不仅要研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且要直接研究国家的经济职能、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等。
第二，综合经济学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综合古今中外一切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要坚持，二要澄清，三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揭示了社会经济运动的一系列主要经济规律，必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某些误解或扭曲必须澄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应与我国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必须发展。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一要了解，二要批判，三要吸取。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借鉴和吸取西方经济理论，首先要了解和学习，“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有许多不科学的东西，即使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运作和发展也难以作出完全有效的解释并指导其经济政策，更何况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释和指导，因此要批判；西方经济学毕竟有许多合理成分，能为我所用，因此要吸取。对中国古代经济理论，一要挖掘，二要继承，三要扬弃。不重视古为今用，对我国古代经济思想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古代众多思想家的知识和理论博大精深，有丰富的经济思想有待挖掘。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尤其是日韩的学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相当重视。深入挖掘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并加以继承弘扬，有利于丰富综合经济学的内容。
现在，经济学应综合古今中外一切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已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种共识。但是，在这种共识背后，如何真正地兼容各派之长，却存在着很大差别。根深蒂固的教育背景差异，使得许多学者难以持“平常心”来对待各派观点。比如，深受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熏陶的部分年轻经济学者，在潜意识里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早已过时的意念，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很少真正花时间去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同样，部分长期从事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因思维惯性或工作过于繁忙，也并未深入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误解某种理论或对某种理论仅仅一知半解对中国经济学发展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对某种理论一无所知所造成的伤害。因为如果对某种理论一无所知，那么有责任感的学者绝不会说该种理论毫无用处，反而会产生去弄清弄懂它的愿望；如果误解了某种理论，则会作出错误的评论，从而进一步造成理论沟通的困难。因此，我们觉得对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出于对中国经济学未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花点时间弄懂各派理论观点，切忌对某种理论的误解或一知半解，可能是中国经济学不断走向成熟的必不可少的一步。
第三，综合经济学是宏观经济、中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综合。它不但要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社会经济运行的总体概况以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节与控制，也要研究中观经济，研究如何发挥各地区、各部门的优势和积极性，研究如何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等；还要研究微观经济，研究如何增强企业的活力，如何发挥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它既要从纵的方面研究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地方、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又要从横的方面研究如何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各个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综合经济学不仅要分析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微观经济，而且要把这三部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微观经济是中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基础。中观经济一方面局部地反映了微观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并协调微观经济行为；另一方面又构成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宏观经济不仅是微观经济和中观经济的综合反映，而且影响着微观经济和中观经济。尽管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存在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但现有经济理论大多尚未形成一个前后一致的综合这三方面内容的理论分析，我们将作这方面的尝试。
第四，综合经济学是各门经济科学和相关学科的综合。它既是理论经济学，又是应用经济学。它不仅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基本原理，而且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具体运行，要运用哪些工具，掌握经济运行的机制必须具备哪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因此，它是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边缘经济学、经济工具学、经济学说史以及相关自然科学等学科的综合。
第五，综合经济学是各种经济分析方法的综合。它不仅要研究社会经济质的规定性，揭示经济制度的本质、优越性及其发展方向；而且要对经济效益、发展目标、经济成长、经济杠杆的运用等作量的规定性。因此，它既要进行文字描述，又要进行数理分析。它不仅要对经济系统作静态分析，而且要作动态分析，因为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是发展的、运动的、开放的。它既要进行实证分析，还要进行规范分析。在此基础上，综合经济学还要进行方法论的创新，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来充实自己的“武器库”。比如，我们觉得对策论在经济学研究中就可能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经济学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而展开的。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里，在整个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过程中均存在着如何选择最优对策以增进自身利益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把对策论引入经济理论分析成为一股热潮。当然，我们在引进这种分析工具时，应尽量简化其复杂的数字推理，弄清其经济含义，这样便于在中国推广。
任何一个经济学新体系的诞生，都是以方法论的创新为基础的，可以说，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会有新的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要不是均衡概念和边际分析法的引入，就不会有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出现；要不是非均衡概念和总量分析法的引入，就不会有宏观经济学的创立。当然，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是非常困难的，是经济学创新最艰难的一步，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积累，不可能旦夕可为。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学人必须树立强烈的责任感，推广科学研究精神，淡化人为的门派之争。只有这样，经济理论工作者才能为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尽一份微薄之力。
（三）经济利益是经济学综合创新的核心和基石
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进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经济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经济利益也就成为各种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成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经济利益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这具体表现在：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就是因为碰到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才去研究经济学的。物质利益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通过研究，马克思发现经济利益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在不同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经济主体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资本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是追求私利、追求剩余价值；工人从事经济活动也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收入。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是经济利益关系的抽象。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理论抽象。经济范畴从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的演化，反映了经济利益关系从产业资本家与雇用工人的关系到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农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以及与整个无产阶级之间经济关系的演变。第四，马克思所表述的经济规律是经济利益关系运动必然性的理论抽象。第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反映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的体系。比如，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生产，第二卷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实现，第三卷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分配。
经济利益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自斯密《国富论》以来，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而展开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济学者对经济利益分析的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比如，斯密强调个人利益，李嘉图强调阶级利益，萨伊则着力于证明各阶级利益的和谐一致，马歇尔则着力分析个人利益均衡的实现，凯恩斯则论证了政府参与经济利益关系协调的必要性与对策，等等。而且，随着对经济利益的深入，西方学者还提出了比较完备的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前提和核心。有人概括完整的经济人假定包含三方面内容，即经济人是自利的，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将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对这三方面内容的强调程度和分析角度不尽相同。比如，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人自利行为的约束，不仅强调“无形之手”，也重视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的制约；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理性行为和“无形之手”作了详细分析，却又疏于对经济人社会的法律制度的考察；布坎南则对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予以具体化。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定进行了深刻反思，修正了经济人理性假定，指出人类经济行为的理性是有限的，并把人类有限理性的自利行为放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予以分析。在方法上则运用了对策论等新的分析工具。尽管如此，修正后的经济人假定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分析的前提和核心。
之所以在东西方经济理论中都重视经济利益的分析，重视经济人假定，是因为各种经济理论都基于下列认识，即一切经济现象都是在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中彼此可能会发生利益冲突的无数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因此，只有对那些作用于个人行为的因素进行彻底的透视，才有可能对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把经济利益及其实现方式作为综合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基石，并将把经济利益概念贯串于整个综合经济学的始终。
经济利益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人与物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前者几乎体现在一切人类经济活动之中，后者体现在生产与消费之中。这两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贯串于整个综合经济学之中。比如，综合生产力、经济环境等侧重于人与物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分析；综合经济基础、文化价值规范等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分析；主体行为、协调机制、核算工具、运行结果等则综合这两方面的分析。
（四）综合经济学体系框架的构想
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诞生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比如，需要方法论上的全面创新，需要在某种相对稳定的制度背景下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需要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有大量的高质量的文献积累，等等。而这些条件在我国经济学界均不具备，因此目前还不可能创立一门成熟的崭新的综合经济学。但是，经济学的综合创新乃是时代的必然。我们对综合经济学体系框架大致作如下设想：
第一篇，导论。在这一篇，我们将从系统论角度入手，指出经济系统仅是社会经济大系统的子系统，经济系统与社会经济大系统的其它子系统如政治、体制、文化、环境、社会、生产力等子系统之间均存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正是在与其它子系统的互动中经济系统才得以维持和发展。由此可见，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非均衡系统。鉴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描述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的综合经济学，就不能仅仅研究经济系统本身，也必须研究相关的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其它子系统，从而给出综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在复杂的社会经济大系统中，人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增进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我们将以经济利益的生产和实现作为综合经济学的中心和主线，展开整个综合经济学体系。由于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利益关系异常复杂，原有的经济分析方法显然已难以驾驭，因此需要把各种先进的分析方法诸如有限理性假定、不确定性、对策论、控制论、动态非均衡理论、耗散结构论等熔于一炉，进行方法论创新。总之，在这一篇，我们试图以新的视角对综合经济学的对象、范围、核心、体系、方法、地位、意义作一综述。
第二篇，综合生产力。西方经济学着力探讨和分析了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来满足人类需要的问题，或者说描述了如何实现生产力构成要素的有效配置以增进人类自身福利的问题。可见，它触及了生产力的一个层面。但是，生产力是一个多层次的综合系统，而且又是社会经济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因此，不对生产力系统的运行和发展作全面的分析，仅触及其某一层面，就难以揭示生产力提高和发展的全貌。鉴于此，本篇的主要内容是揭示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要素、内部联结和藕合、生产力的源泉与外界交流、生产系统的运行与结果，综合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和途径等问题。
第三篇，综合经济基础。生产力系统运行的结果，表现为生产力水平的非均衡的演进。而生产力水平的非均衡演进（进步或退步）必然会反映在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上。换言之，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与生产力水平的非均衡演进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其中后者起着更为能动、更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分析和描述了生产力系统之后，本篇专门分析综合经济基础。即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为基本原理，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内容，首先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替和内部变革的机制；然后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和改革；再次，揭示与目前的生产力状况相对应，社会主义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最后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第四篇，经济运行综合体系（上）——微观经济运行。在分析了生产力系统、制度背景这两大系统之后，便进入对经济系统本身运行机制的研究。由于经济系统是在特定的客观背景下各级经济行为主体如公众、企业、各级政府等在各种协调机制的调节下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复杂体系，我们将用微观经济运行、中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三篇来描述经济体系的综合运行。这一篇我们将分析公众（居民和农户）、企业的经济行为。首先给出各主体的目标函数，然后描述在各种特定背景下各行为主体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可能采取的各种经济行为。另外，还将分析企业组织的演进过程及未来趋向。
第五篇，经济运行综合体系（中）——中观经济运行。由于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极大，二元结构明显，产业结构处于急剧变迁之中，从而各级地方政府和各行业的行为对整个经济系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而决定在本篇中将首先分析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次分析企业集团和行业经济的发展；再次，分析市场和计划机制的运行。
第六篇，经济运行综合体系（下）——宏观经济运行。在这一篇将对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进行描述，并把中国经济放入世界经济大背景中予以考察。这样，这一篇由宏观经济运行、增长与发展、开放经济中的中国经济等章节来展开。
第七篇，综合经济学与上层建筑。在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经济系统运行分析进行考察后，这一篇考察综合上层建筑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在这一篇中将分别从经济法规、经济政策、文化背景等方面展开论述。
第八篇，人口、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发展。经济系统是社会经济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社会经济系统又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济系统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存在着信息与能量的相互交流。因此，环境、人口等自然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的运行状况，必将影响着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为此，这一篇将对经济系统运行的自然环境作综合分析。
第九篇，综合经济系统中的核算工具。综合经济学研究经济利益及其实现形式，这就决定了它不仅要对经济利益进行质的分析，更应对经济利益进行量的分析。对经济利益进行量的分析，就必然要求有一整套规范的被普遍接受的测算经济利益的核算工具体系。为此，这一篇将分别对会计、统计、审计、国民收入账户体系等核算工具的基本原理、设计目的、互相关系、发展趋势等进行综合考察。
第十篇，经济学的分化、交叉和综合。本篇是对整个经济学发展史作一综合的回顾与考察。之所以要在最后一部分介绍经济学说史，是想告诉人们：经济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学本身也在不断地演变。它将循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了再分、分了再合”的轨迹不断前进。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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