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流动性和发展实体经济：治理当前通货膨胀的对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流动性论文,实体论文,对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开始突显。CPI同比增幅在2010年7月之后全部超过3％，2011年前5个月的CPI同比增幅都在5％左右，6月份则高达6.4％。与以往通胀类似，本轮通胀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突出表现为食品和居住价格涨幅远高于其他商品。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6个月的非食品消费价格涨幅也达到了自可得数据（2002年）以来的历史最高位，当前的物价水平是在2007年和2008年物价上涨至高位之后的继续上涨。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进一步加剧了本已严重的贫富差距，目前，脆弱的社会结构面临严峻的考验。
与此同时，通胀高企下的经济增长形势也不容乐观。2011年上半年的GDP增速（9.6％）明显低于2000年以来的同期平均值（10.4％），工业增加值增速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都显示出生产扩张趋缓、经济景气程度走弱的趋势。因此，在通胀形势严峻、通胀预期强烈和经济增长不容乐观的复杂宏观经济形势下，深入分析当前通胀的成因与走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的治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流动性过剩和成本上涨是本轮通货膨胀的两大推手
当前通胀的成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货币驱动的因素，也有国内与国际成本推动的因素。
第一，流动性过剩引起了大量投机行为和高通胀预期。
过多的流动性主要来自于2009年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超计划的货币投放和不断攀升的外汇占款三方面因素。经过2009年的9.6万亿元和2010年的7.9万亿元大规模信贷投放，中国M2占GDP比重上升至历史最高点，流动性泛滥形势十分严峻。进入2011年以来，流动性回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没有改变过剩的总体局面。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不足，吸纳闲置资金的能力较弱，作为两大传统投资渠道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对资金的吸引力也比较疲软。在价格上涨预期和流动性过剩的双重作用下，大量实体经济资金开始进入存在供求缺口的“紧平衡”产品对象，资金炒作作用于现货和期货价格，最终导致部分农产品和一些投资品的价格偏离正常水平。
过剩的流动性引起了强烈的通胀预期，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从而又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过剩，造成显著的通胀压力。低收入群体承受通胀的能力急剧下降，“去香港打酱油”等个别事件以及个别人群的价格反映在网络传播的作用下产生了强烈的“新闻效应”和“传染效应”，部分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的价格感受在媒体的宣传下不断被放大，并成为大众的价格感受。小事件也可能引起市场恐慌。这种现象集中体现在：蔬菜等食品价格对气候因素高度敏感，局部地区某个产品的供求问题迅速引起全国相关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民众对个别生活品价格上涨特别敏感，而无视其他商品价格下降；民众对官方公布的价格数据产生严重的不信任。
第二，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对物价产生了明显的成本推动压力。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带动了低端劳动力工资的持续上涨，从而导致农业机会成本大幅度上涨和农产品价格上涨。本轮价格上涨除了货币驱动的特点，还有成本推动的因素。成本发生变异有两个直接诱因：一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直接导致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逆转，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大幅度上涨。2010年城市劳动力需求供给比是1.01，劳动力需求量首次超过求职人数，局部地区“民工荒”现象再次出现，且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同时，多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涨幅度超过20％。二是在房地产价格、房租等城市生活成本上涨的作用下，各类用工成本都明显上涨，形成了“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农业机会成本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城市生活成本上涨→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恶性循环。
受全球频发的极端天气、国际流动性宽裕、美元贬值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并在我国主要资源品的高进口依存度和低进口需求价格弹性的作用下，有效传导到国内相关资源品，显著提高了生产成本。以农产品价格输入为例，其渠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农产品价格通过期货市场以及个别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农产品传递到国内。例如，2010年7月以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力粮食期货价格一路攀升，受此影响，国内大连、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粮食期货价格指数也全面上扬，并带动了国内相关商品现货价格的上涨。又如，大豆国际价格上涨直接导致国内油料价格上涨，进而诱发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国际原材料价格的迅猛上涨对国内农产品市场产生了较强的成本推动压力，表现为化肥、柴油、种子等生产投入品价格的上涨，其主要影响途径为：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资源品价格上涨→国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
二、2011年通货膨胀形势将呈现“前高后稳”的态势
虽然国内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全球流动性趋紧都对未来通胀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我国仍会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预计2011年通胀形势将呈现“前高后稳”的态势，全年通胀率将突破原定的目标4％，甚至可能达到5％左右。
第一，物价上涨仍有较为充足的流动性基础。2010年我国M2与GDP之比达到历史最高位，即使2011年保持M2与GDP之比不变，也要求M2增速降到大约14％，而如此低的M2增速肯定难以实现。同时，目前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占比较高，导致今年的信贷惯性较大。今年前6个月的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均超过了60％，大量周期长、规模大的中长期项目对后续资金的需求必然会对信贷投放规模的压缩形成较大阻力；各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项目大多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性、资金需求密集的项目，资金投入不足将带来较为严重的后续问题，这进一步加大了信贷惯性。此外，目前外汇占款已经占据了我国约1/3的货币发行，由于热钱流动和国际贸易状况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大幅逆转，因此，我国货币大量被动发行的状况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第二，农产品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一方面，种植成本的持续上升使农产品价格仍将在较长期处于上升通道。由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较高速度的城镇化进程等原因，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趋势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持续，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增加了务农的机会成本，将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投入品也难以改变其价格继续上涨的态势。另一方面，农业生产面临旱涝急转等多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湖北、湖南、江西等产粮大省的早稻生产遭受损失，部分省市水产养殖受灾严重，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实际供求压力以及预期压力都较大。
第三，成本上涨、缺电形势严峻等不利因素导致企业经营艰难，商品生产和供给难以显著增加。由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工资上涨仍然是推高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重要因素。另外，我国2011年缺电形势严峻，具有发生早、范围广、缺口大等特征，促使国家调高了工商业和农业用电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一些缺电严重地区的工业企业被限产限电，商品供给的增加因此受到直接影响，而这种情况在夏季用电高峰期将进一步恶化。
三、治理当前通货膨胀要兼顾回收流动性和发展实体经济
（一）单纯使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无法有效治理当前通货膨胀
第一，我国当前通胀的成本推动特征明显，单靠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难以缓解企业成本上涨的压力。[1]目前我国通胀的成本推动因素来自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的，包括人工成本、地价、原材料价格等持续上涨；二是国际的，部分国家仍然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
第二，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出增速平稳、产出缺口较小甚至为负的特征，没有出现因需求过旺而导致的经济过热，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下，仅仅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管理总需求，容易抑制正常的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行为，损伤实体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减速风险。2010年的产出缺口（－0.56％）处于常态区间，远小于经济过热时较大的正向产出缺口（如1984年的5.09％、1992年的4％和2007年的3.47％）。2010年实际GDP增速（10.3％）较为平稳，与2000年至2009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相当，远低于2007年经济过热时的增速（14.2％）；2011年上半年GDP增速（9.6％）明显低于2000年以来的同期平均值（10.4％）。同时，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着生产成本增加、融资困难、劳动用工短缺、出口形势严峻等多重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单靠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可能使经济减速，而经济增速过低将使我国面临失业率升高、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财政收入缩减等严峻挑战，与高通货膨胀一样，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难以承受的。
第三，单纯使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很难在短期内控制住过剩的流动性。一方面，流动性存量较大，目前每次0.5个百分点的数量型紧缩政策，也就是紧缩3000亿元左右的货币，数量上的控制效果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信贷惯性较大、外汇占款比重较高以及地方政府投资膨胀倒逼央行的货币发行等因素都推动了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的增加，流动性回收能否到位面临着不确定性。
（二）实体经济发展乏力的原因
我国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乏力的原因，在总体层面上，主要是低成本优势开始逐渐削弱和国际贸易与科技创新环境恶化，而在结构层面上，则主要是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且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遇到严重困难。
第一，人口结构变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明显削弱了我国经济增长所长期依赖的低成本优势。我国近十年的人口总体情况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增长率降低、生育率降低和老龄化加快的趋势，这种变化在当前突出反映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开始逆转，以往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状况逐渐改变。地方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带动大量企业为解决招工难问题普遍给农民工加薪。此外，我国出口商品的低价格优势也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所削弱。自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改革重启以来，截至2011年4月底，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累计升值5.1％，相当于年升值约6％。提高低端劳动力的工资和增加汇率机制的弹性，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在逐渐丧失，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日益下降，生存环境逐渐恶化。
第二，后金融危机时代外部需求的减少和技术创新的缺乏使得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不利的国际环境。金融危机造成主要发达国家的企业与家庭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进而通过财富效应减少了总需求，也直接降低了对我国商品的进口需求。同时，危机后发达国家国内需求不振和失业率高企等困境促使其调整贸易政策，倾向于采用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以改善外部不平衡来加速经济复苏进程，而我国正是受贸易保护调查冲击最多的国家。外部需求的萎缩以及贸易壁垒的增加，在我国经济仍然具有突出的出口导向型特征的条件下，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经济增长缺乏有利的技术进步国际大背景。目前世界正处于技术创新周期的低谷，以IT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老的技术创新浪潮已经结束，而新的技术创新浪潮还没有涌起。即使是未来最有可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低碳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也难以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产业，因为低碳技术的研发、成熟、推广和大规模投资建设并推向市场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
第三，民营经济受到行政垄断、信贷歧视和税负过重等因素的长期抑制，并在当前的负面冲击下陷入困境。2011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15.8％）同比增长0.3％，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如果将规模以下的小企业考虑进来，其亏损情况则会更加严重。① 造成民营经济当前困境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行政垄断对民营企业进入一些高利润行业施加了严格的准入限制。虽然近年来我国的总体政策导向是逐渐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但现实中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进展甚微。行政垄断人为地将民营企业排除在许多高利润行业以外，直接降低了民营企业的效益。有关研究文献表明，通过政治关系进入高壁垒行业的民营企业明显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进入程度越大，获利就越多。[2]此外，行政垄断还促使民营企业为了进入高壁垒行业而进行“寻租”活动，“寻租”活动是非生产性的，有损于企业的长期发展。[3]
二是信贷歧视为民营企业施加了严格的信贷约束，大幅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成本。我国民营企业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上不但面临着各国都普遍存在的中小企业被大型商业银行“信贷配给”的规模歧视[4]，而且在我国还受到所有制歧视的困扰，即民营企业难以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即使获得贷款，其利率也往往高于国有企业。② 造成所有制歧视的主要原因包括：国有银行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比发放给民营企业会承担更小的风险；国有银行更容易获得国有企业的相关信息，因而信息成本较低；国有企业更容易在困难时期得到大量国家援助。[5]在由国有大型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下，信贷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的存在为我国民营企业施加了过紧的信贷约束，一方面，严重限制了其使用资金进行日常经营、研发和扩大投资的自由度，另一方面，显著提高了资金使用成本，降低了利润率。
三是高税负减少了民营企业所应得的正常利润，降低了企业扩大投资和进行技术改造等经营活动的能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计算，2007—2009年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和32.2％，在世界范围内明显处于过高水平。同时，由于实际操作中的差异，大中型企业往往享有各种政策优惠，中小企业的税负一般比大企业要高。此外，考虑到现实中存在大量无法完全纳入统计的、名目繁多的收费（这些收费一般成为收费部门的收益或者地方政府的非财政收入），而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能力减少或免除这些收费，因此，民营企业所承担的税负水平将可能会更高。
四是原本长期受到抑制而不景气的民营企业在当前遇到低端劳动力工资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紧缩性货币政策、用电困难等因素的负面冲击下，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民营企业大量使用低端劳动力，且一般处于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难以将成本的提高予以转嫁，因此其利润被明显压缩。此外，由于我国持续实施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且偏重于使用数量型工具③，因此，在银行可贷资金规模缩小和信贷歧视的共同作用下，流动性表现出总量仍然充裕而结构严重失衡的特征，即国有企业受到的流动性约束较小，而民营企业则面临严重的融资困境。2011年4月，中国企联课题组的调研发现，许多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了10％左右，局部地区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上升至年利率100％的历史高位，大批民营企业在超高融资成本面前只能选择停产或倒闭。同时，煤炭价格高涨和高耗能产业抬头等原因导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电力供应紧张，电荒对国民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整体性的，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大。因为电力供应一般优先保证国有企业的生产需要，而民营企业则被严格限电，即使一些民营企业被迫转向以柴油机发电，也难以避开柴油供应紧张和成本大幅上涨的问题。
（三）发展实体经济对于治理通胀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要抗通胀，另一方面又要保增长；一方面，需要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以尽量消除通胀的流动性基础，另一方面，择紧缩的货币政策却可能伤害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这是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环境面临的两难抉择。解决这些两难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可以从几个方面减轻通胀压力：
第一，发展实体经济可以将更多的社会闲置资金吸纳进实体经济生产部门，减少在实体经济中寻求投资与投机机会的货币资金，减轻过剩的流动性所产生的通胀压力。一般而言，货币会在经过央行票据、商业银行存贷差、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等环节的吸收之后，最终进入实体经济，如果这部分货币资金主要进入实体经济的生产部门尤其是亟待发展的民营企业，那么，其将在经济主体自主性市场决策的引导下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产业，在繁荣市场供给的同时也不易引起经济过热风险。④ 如果这部分货币资金主要进入实体经济的产品市场，则将积极寻找并伺机进入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易于炒作的产品，从而大幅推高相关产品价格，并带动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在我国，农产品（如在本轮通胀中价格轮番上涨的大蒜、棉花、苹果、中药材等）和一些资源品（如煤炭、贵金属等）处于供求紧平衡状态，容易成为闲置资金的投资投机对象，而这些产品一般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其价格的不稳定会对整体物价水平产生巨大影响。可见，通过以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供给管理，改善民间投资环境，拓宽民间资金的投资渠道，可以将更多的社会闲置资金吸纳到实体经济生产部门，从而有效减轻通胀压力。
第二，发展实体经济可以增强企业消化成本的能力，有利于缓解劳动力成本、资源环境成本和进口原材料成本上升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发展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必然会提高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利润，更大的利润空间将直接提高企业通过压缩利润以消化成本的能力。同时，民营企业一般处于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具有通过压缩利润以维持价格竞争力的动机。此外，在企业具有更高的利润率时，更容易通过员工培训、设备更新和扩大投资以发挥规模效应等途径提高生产率，增强消化成本的能力。
第三，发展实体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生产、增加供给以治理通胀。生产能力的增强将推动总供给曲线外移，降低价格总水平。此外，实体经济由不景气转为活跃的过程也同时提高了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居民的总收入，从而提高总产出水平。根据货币数量理论，价格总水平取决于货币流通速度和“单位GDP货币量”；实证研究的结果也显示，我国“单位GDP货币量”对物价的变化趋势具有明显的解释能力。⑤ 因此，总产出的提高将减少单位GDP货币量，从而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
第四，发展实体经济可以繁荣股市，增强股市对货币的吸引力。发展实体经济可以从两方面促进股市繁荣：一方面，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为股市的繁荣提供有利的基本面支持⑥；另一方面，我国股市对经济政策高度敏感，如果政府积极出台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各种政策，必然会大大改善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对股市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股市是吸纳国际热钱和国内过剩货币的主要“资产池”之一，股市的繁荣会吸引更多的货币资金，从而减轻过剩流动性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第五，发展实体经济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有效缓解通胀对居民（尤其是原本处于失业状态的弱势群体）生活的负面影响。我国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2009年，民营经济吸纳了9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成为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军。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可以有效地扩大就业，并通过三个途径缓解通胀对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一是提高从失业转为就业状态的居民的收入，而这部分居民一般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应对通胀能力弱，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对于缓解通胀的负面社会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是提高居民工资收入水平，降低通胀对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家庭所造成的损害；三是发展实体经济以增强企业的营利能力，扩展企业的利润空间，为提高员工报酬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四）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治理我国当前通胀需要兼顾回收流动性和发展实体经济。
第一，继续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回收流动性。由于通胀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并且当前经济增长虽然趋缓，但仍处于正常区间，因此，短期内要继续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回收过于宽裕的流动性。当然，也要注意企业融资困难和国际热钱流入等变化因素。
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可以适当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可以减少银行的可贷资金规模，直接紧缩货币投放，但是副作用较大，特别是迫使银行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加剧“国进民退”和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加息不但可以改善民生，还可以倒逼低效率国企将贷款额度让给效益较好的民企。二是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进程，全年升值幅度可达到5～6个百分点。三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应对热钱流入和未来可能的全球资本流动逆转。四是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的微观管理。包括：加强对价格感受敏感的人群的利益补偿，建立特殊人群价格补贴机制；加强市场秩序的治理，防止各种游资利用居民的恐慌心理进行投机活动。
第二，加大供给管理力度，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供给管理不仅能够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来影响长期总供给，也能通过较快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及时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影响短期总供给。因此，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对于治理我国当前通胀都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赖劳动力和资本高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财政需要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同时政府也应出台更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的自主研发。而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从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我国有可能在“人口红利”结束之后，仍然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二是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加快放开民营企业的行业准入限制，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加大金融创新力度，缓解民营企业所受到的信贷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积极减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三是加大支农力度。目前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较为滞后，政策应向农业农村倾斜，这不仅可以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价格稳定，而且农业农村作为资金的洼地，可以吸收大量的流动性。要大力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农业生产补贴的力度和扩大补贴的范围，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生产机械化进程，加强农业流通体制改革和健全农业服务体系，推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
注释：
① 由于面临经营困境，民营企业大量减少了投资规模。2011年前4个月，私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均在35％以下，远低于2004年以来的平均值（47.2％）。尤其是个体经营者的投资增速出现罕见的大幅下降，前4个月分别下降了58.8％、58.8％、41.8％和36.7％。
② 1999年至2009年，国有工业企业负债所占比重超出其产出所占比重的各年份平均值为17.5％，说明国有企业在参与银行信贷资源分配方面的优势远高于其在生产中的地位，而非国有企业则恰恰相反。
③ 相对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小，因为一部分中小民营企业的营利能力较强或对资金的需求迫切，对利率提高不敏感。
④ 如果政府主导的投资过多，则可能出现由非市场因素产生的投资需求的异常大量增加，且投资结构和生产效率往往较差，容易引起经济过热，反而不利于治理通胀。
⑤ 民生证券研究所2011年的研究报告《中国货币流向对物价和资产价格的影响及预测》发现，我国单位GDP货币量与物价变化在长期内高度吻合。
⑥ 吴晓求和刘骏民等发现，中国的股市与实体经济之间并没有较好的相关性，这是因为股市的波动是很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如此，较好的经济基本面还是会为股市提供有利的影响。参见吴晓求：《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变动的相关性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6)；刘骏民、伍超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模型》，载《经济研究》，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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