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到人口科学_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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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1 前言:人口研究是在发展还是在衰落?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我国人口科学已日臻成熟并取得显著成绩。研究机构发展很快,目前我国共有分属于高等院校、党校、国家部委的人口科学研究、人口专业培训教育、人口新闻出版等专业机构上百个,大大改变了中国人口研究的落后面貌,人口学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士点、博士点广泛建立,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中国自己的人口科学研究的生力军。学术团体广泛建立。国家和各地区的人口学会,在提供学术讨论渠道、交流人口科学研究成果、扩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人口学已形成了十几本公开出版的专业学术期刊,出版了大量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1998年,经全国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人口学被正式纳入21个社会科学单列学科之一,成为一类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中,人口学逐步获得了与文、史、哲、政、经、法、社相并列的学科地位。

我国人口转变已经基本完成,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替代水平以下,人口控制压力有所缓解。另外,随着联合国人口援助逐步减少,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人口学研究出现一种不景气状态,表现在: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不少人口研究所改名,一些人口学研究工作者转向,人口系的本科专业停办等。1998年,教育部认为人口学本科专业知识面过窄,就业前景不理想,当时仅存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人口学专业停止招生,这意味着我国人口学本科专业从此在全国都全部停止招生了(注:邬沧萍教授提出,人口学本科专业如果“消失”,将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人口研究的基础,忽视人口学基础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错误的。(京报网2001年7月31日,http://www.ben.com.cn/))。以上这些似乎表现出,随着我国人口低生育率的实现,人口研究也完成了其历史任务,已无所作为,并开始日渐衰落了。

但是,倘从另一角度回顾我国人口科学的发展,自1978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至今,可以说人口研究的演进基本上是沿着从“小人口”到“大人口”、从“就人口论人口”到“就发展谈人口”这样的主线展开的。人口研究从强调生育控制向更深更广的研究领域扩展,逐步形成了人口科学的学科群。人口研究的交叉性、综合性表现出对社会经济发展深刻的洞察力,而其应用性和对统计数据的分析特长也为各项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证基础和妥善的对策方案。人口理论研究对实践发挥了良好的指导作用,其学科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增强。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口学不但不是走向衰落的学科,而且是不断成长的欣欣向荣的学科。

2 日益扩大的人口科学研究领域

如前所说,中国目前生育率已经达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注:应该认识到,我国人口基数大,底子薄的基本国情仍然没有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没有变,人口数量引起的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这决定了对于人口数量和人口控制机制的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许多新的人口问题日益显现,如人口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问题、流动人口问题、人口与就业问题、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问题等(田雪原,1998)[1]。人口研究日益发挥其交叉学科的综合优势,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近年来,人口科学在人口、环境与发展方面的主要研究可以列举如下:

2.1 人口、就业与人力资源开发利用

2000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为8.2亿,并保持不断增长趋势,到21世纪20年代达到最高峰,为9.3-9.6亿,然后缓慢下降,到2050年,稳定在7.7-8.7亿。人力资源丰富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财富,同时带来严峻的就业压力。特别是1993年以来,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年增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吸劳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劳动就业成为新世纪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胡鞍刚,2000)。[2]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加剧了劳动就业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如何解决结构性失业、建设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是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进步的核心问题。那么,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我国又应如何在知识经济和国际竞争背景下选择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道路呢?人口学者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角度关注促进就业、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等问题,提出了大量有针对性的研究结论。从总体上看,我国应依托自身的资源条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选择地发展资源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鼓励非正规部门就业,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同时积极发展教育,吸引和引进人才,提高人口素质,缓解结构性失业压力,促进经济产业升级,促进东中西部地区整体发展(任远,1996)。[3]

2.2. 人口迁移、人口流动和城市化

我国有7.6亿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农业科技化、规模化和现代化,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剩余人口”会越来越多。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日益加剧。从流向上看,一是从乡村涌向城市,二是自内地不发达地区流向沿海较发达地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大约在8000万至1亿人之间。人口迁移和流动促进了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流动人口的大量积聚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计划生育和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产生多方面影响。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在30%左右,不仅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迅速加以提高,这是确保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本世纪保持较高增长率的重要战略。近年来,人口研究领域对人口迁移、人口流动和人口城市化的现状、原因、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大量密切结合实际的分析,在考察城市化和非农化、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相互关系基础上,在探索总结我国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和发展道路上做出了不少成绩。我国城市化是一个多层次、多区域且长期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随着城市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空间布局问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等问题,都日益引起人口研究者的研究兴越和关注。

2.3 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人口老龄化研究可以说是近十年来人口研究领域最为热门的研究方向之一,也是21世纪国内外人口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低生育率背景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据测算,2000年我国总人口为12.9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28亿左右,老龄人口比重为10.1%。到2025年,我国老龄化比重将达到20%左右,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超过4亿,将拥有世界上24%的老年人口。我国是在经济尚欠发达、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各种准备尚不充足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这一持续性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必然带来一系列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使养老保障、养老服务等社会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迫切。如何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是确保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国际和国内关于人口老龄化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学术成果。总体上看,这些研究侧重于老龄化带来劳动力结构、社会支出结构、产业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老年人口健康长寿及建立健康老龄社会研究、养老保障制度和保障模式研究、老年人口数据资料的统计预测和分析比较研究、老年产业和老年消费市场开发的研究、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体系研究等不同方面(杜鹏,1994;于学军,1995)。[4][5]

2.4 生殖健康与公共卫生

在迎接21世纪的时候,为了达到身体、精神健康和社会良好适应的完美状态,需要通过健康促进和健康保护,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给育龄夫妇提供良好的生殖健康服务。生殖健康服务是计划生育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同时推进了与此有关的学术研究,包括计划生育评估、计划生育服务、避孕和节育、男性参与计划生育、人工流产、性行为和疾病、特殊人群的健康问题、预防和解决健康问题的方法、技术和服务、人口流动、人口转型和相适应的公共卫生服务等(涂平等,1995)。[6]

2.5 人口性别比和婚姻家庭问题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升高,目前出生性别比为113,明显高于正常范围,并且有随孩次增进而增高的趋势,成为国内外人口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一个有着重男轻女文化传统的社会中,当生育子女的数量受到限制时,对子女性别的选择并不奇怪。出生性别比的异常不仅有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的因素,也有出生女婴的瞒报漏报造成统计失真的原因,这种发展趋势对婚姻家庭带来负面的影响,直接造成婚姻市场的挤压。现代社会的婚姻关系和婚姻制度将继续趋于弱化和无序化,离婚率、非婚生育和单亲家庭有可能继续增加,核心家庭的数量和比重将继续增加,家庭功能弱化和家庭关系不稳定性增加,婚姻家庭问题将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给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

2.6 人口与社区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区人口控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多年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以社区为基础,因地制宜、自我运行、自我管理,并滚动发展、良性循环的工作模式,走出了一条区域性人口、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受到国际社会好评。农村地区的社区人口控制,是国家宏观调节和家庭微观调节的中介,是政府行为、社区规范力、传统力和外来力相互作用的汇聚点。通过改善社会经济整体环境,可增加社区公共资源的积累,拓展公共生活空间,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引导群众共同参与,从而有效地引导社区人口与发展的综合进步。随着企业改革的市场化,“单位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人口流动日益加剧,城市地区也开始积极探索以社区居住地为载体的人口管理,利用社区作为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职能部门管理和服务的汇集点,有效地扩展人口与发展工作的内涵。

2.7 妇女的人口学研究

由于女性在计划生育中的特殊性,妇女与发展研究自人口学恢复以来就一直是人口研究的重要分支。在社会经济各种因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下,女性人口在出生、死亡、生命周期、寿命、文化、职业、体质、素质等方面都存在由其性别所决定的诸多特征,这种自然的性别同时决定了女性人口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从而具有了社会的属性(金安融、朱楚珠,1999)。[7]妇女的人口学研究包括妇女就业对于个人微观生育决策的积极作用、如何根据妇女生命周期提供必要的服务、如何加强对流动妇女的生殖健康服务等内容。近年来,妇女研究的命题也逐步拓宽到女性人口迁移、女性在就业市场的平等对待和权益维护、女性就业形式和社会保障、妇女社会地位和社会参与、妇女婚姻和家庭等许多更为广泛的领域。

3 社会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

人口学科的发展易受到政策的影响,同时,人口研究也有很强的政策应用性。人口研究工作者从学科的综合角度出发,开展了大量关于人口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老龄研究、社区工作、卫生保险、贫困与救助等研究,这些研究往往以公共政策的设计、制订、科学规划和项目实施为目标。当人口研究的结果能更好地适应党和政府需要,更好地预防和解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时,就往往被称为成功的人口研究。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步带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由“大政府”向“大社会”、由“计划控制”向“科学管理”的转变是未来社会管理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各级政府增强了对公共政策科学决策的重视。改革过程中涌现出的各种新问题因其综合性、复杂性增加了采取合适的公共政策对策的难度。社会政策和公共事务管理研究逐步成为人口学科的方向热点。

作为社会政策和公共事务管理,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管理最先和人口研究紧密结合,这也是早期各级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我国目前低生育率水平的实现和维持得益于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管理的成功。目前我国地区之间生育水平还很不平衡,在相当多的地区,群众生男孩养老的需要和愿望仍然十分强烈,低生育率水平还并不稳定,仍需要严格坚持人口的宏观管理(注:对低生育率水平下的人口控制政策存在不少争论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要坚持人口是数量控制,生育政策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另一种认为生育政策对于人口问题逐步应退居次要的地位。参见周皓(2000)。)。我国的人口管理机制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提出“以宣传教育为主、以避孕节育为主和以经常工作为主”的“三为主”原则,90年代提出“计划生育工作同发展经济相结合、同帮助群众勤劳致富相合,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的“三结合”原则。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开始探索人口管理的群众参与和民主自治(彭希哲等,2000;吕慎亮,2000)[8][9],即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乡镇政府直接管理,为由村民委员会和居民群众自我宣传、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推进群众参与,使群众成为人口管理的主人。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经济差距和人户分离、离婚再婚、非婚生育、未婚先孕现象的增多等等,也加剧了人口管理的难度,要求人口管理面临新形势解决新问题。

在社会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小人口”逐步向“大人口”转化。这种“大人口”,就是充分认识到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子系统构成相互作用的有机体系,这些子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的联系,人口的总量、素质、年龄结构、分布、流动等各个方面都影响就业的总量和结构,其所伴生的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又直接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基金支付产生压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又构成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种制约因素。因此,包括城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居住地和户籍管理、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城市建设和城市空间合理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初级保健和公共卫生、社区管理和非政府组织发展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政策规划和制订,都要充分考虑到人口因子的影响及其变动的规律性(桂世勋,2000)[10]。人口科学发挥综合性学科的研究优势,对这些公共政策的科学规划和决策施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及有关省市也充分认识到人口研究综合性对于决策的积极意义,在制订综合性的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规划中能够充分听取人口学者意见,充分发挥了人口研究的学科优势。

与政治学在公共事务管理研究中重视行政管理体系建设不同,从人口研究出发进行公共政策研究,比较强调促进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强调发展应充分考虑人口总量和结构的现有基础和未来变动。例如,根据学龄儿童变化调整教育政策,促进城市教育资源向外来人口开放,促进闲置的幼儿园和小学场地资源转化成为社区托老所等,就是从人口变动的规律性出发进行公共政策决策的典型案例。由于一个社会政策的改变往往会牵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开展社会政策和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是非常困难的。人口研究所表现出的交叉学科和应用科学的研究优势,对改革和发展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可以预见,随着改革的深化,这种有很强针对性和应用性的公共政策研究将成为人口研究的重要特色和发展方向。

4 不断得到完善的人口学理论体系

人口学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有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过去人口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在实证研究方面,这无可厚非,但如果作为单列学科,就必须在重视现实人口问题研究的同时,加强人口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否则人口科学就没有单独存在的价值。[11]人口科学作为交叉学科,学科领域非常宽泛,这有其研究上的优越性,但其弱点在于学科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教育部虽然将人口学确定为一类学科,但人口学学科地位的真正确立,还在于要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学科的核心命题。正如同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经济学探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最优利用问题一样,人口学必须建立完整的学科和理论体系,并且只有不断进行发展创新,人口科学本身才具有生命力。

4.1 人口科学学科学体系的构建

人口学自创建以来不断发展完善,已经初步形成了有机的学科体系,构筑了以人口总量、结构和人口变动为研究核心,包括人口统计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工商人口学、家庭人口学、人口生态学、计划生育学、生殖健康、老年人口学、妇女人口学等多学科整体体系,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人口科学学科体系具有“结点—网络化研究”的特点(郑晓瑛,2000)[12]。人口统计学等学科已经比较成熟,而一些应用人口学等学科,近年来则无论在研究内容、研究深度和广度上,也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人口学和其他社会经济应用科学相结合,形成了众多应用人口学的分支,如健康人口学、住宅人口学、社区人口学等,特别是工商人口学的发展更加迅速。工商人口学关注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婚姻家庭、人口分布、人口文化职业构成等人口因素及其变动与市场发展之间的比例关系,通过人口分析技术为企业市场决策提供咨询,也讨论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产业的宏观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将进一步推动应用人口学的发展,使之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在市场发展上的重要决策分析工具。

人口研究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学科的交叉性,因此可以通过多学科的视角共同阐释某一个社会经济现象,得出有突破性的研究结论。例如对于老龄问题能够从经济角度考察其养老金问题,也能够从社会学角度考虑社区发展和生活照料问题,也能够从生物学、医学、护理学中吸收营养。人口学科学的交叉和跨学科性质,对于深化人口科学的研究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4.2 人口科学的基本理论研究

我国人口科学的振兴是以对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为基础的。在此过程中,人口学界突出强调了人口发展必须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否定了“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错误结论,坚持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的观点,坚持人口再生产过程和物质再生产过程的比例协调。

但是,从总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人口科学的基本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基本上还停留在“两种生产理论”或是西方“人口转变论”和“中介因素论”等上面(李竞能,1998)[13]。人口学各分支学科在理论建设上均有建树,但整合人口科学的基本理论还相对滞后。近年来,有人口学者提出把“两种生产理论”扩展为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两种发展理论”,从强调人口总量及增长和经济总量及增长成比例过渡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原新,1997),[14]也有学者提出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以及环境再生产相适应的“三种生产理论”,或者主张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重新构筑人口理论体系等等。这些理论创新使人口科学基础理论有了很大进展,但这些研究还显得并不十分系统化。由于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不清晰,使得人口科学的中心命题不明显,一个完整的综合性理论体系难以建立,这也可以说是影响我国人口科学发展和学科地位的主要问题。

科学认识领域的发展一般分成几个基本阶段。一是确定研究对象;二是对事实、观察的现象进行系统整理并从逻辑上将它们联系起来;三是在概念体系和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创立局部的和一般性的理论原理;四是把这些原理和理论升华为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和理论结构。应当认为,近三十年来人口科学各个领域所取得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证材料,这些材料为基础理论的进一步归纳和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5 人口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人口学在在政治算术、统计原理、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其从兴起之初就具有很强的定量研究和方法论学科的特点。人口学首先形成的是收集人口数据、经验事实并对其进行统计研究的方法。随着全世界对人口爆炸问题的关注和统计资料的日臻完备,世界各国人口学者对人口规模、结构及变化进行了大量资料数据收集和研究工作,在包括生育模型方面分析、生命表分析技术和预期寿命研究、生存队列分析和时间年龄序列分析、事件发生概率分析、人口转变和人口再生产模型、人口动态预测、人口间接估计等分析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普查资料是人口研究的重要数据基础,人口科学在全国性人口普查资料的统计和研究分析上大有用武之地。同时,随着抽样调查方法和社会统计分析技术的发展,各种统计分析的方法手段也在人口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多元线性、非线性分析,线性结构方程式分析等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解释多个变量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相互联系。数理统计的每一项巨大突破,如聚类、因素分析、判别分析、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分层分析模型、概率模型等,都对人口科学的方法论带来巨大的推进。

作为交叉学科,人口科学较快地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将之应用于人口和社会经济问题研究,使人口研究的方法论不断得到创新。一个典型例子是系统动力学和人口研究的结合,目前这种方法已经成功和广泛地应用于适度人口规模研究中。另外,生命科学的仿真模拟方法、基因和分子遗传分析方法、环境科学的能量转化方法,也都在交叉研究的过程中被人口科学运用吸收。地理系统在人口和社会分析中日益广泛地得到应用是近年来人口研究技术方法的重大拓展。通过人口研究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紧密结合,能够更科学、更全面地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市场规划和预测、公共健康、社会福利和社区服务、房地产开发和商业布局、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进行科学研究和综合规划。人口学是方法论特色比较强的社会科学,这一特点的保持有利于人口科学取得更加突破性的理论研究成果。

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数量分析方法更加广泛地应用于人口研究各个领域,由此增强了人口科学对于数据处理的手段和水平。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加速实现信息化,对人口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时效性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可以预见,人口研究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将进一步保持定量研究的特色和优势,由此并可将其自身的科学性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6 结语:作为朝阳学科的人口科学

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发展、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相互关系的科学。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个普遍流传的误解是认为人口学就是研究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的学科,因此在国家实现低生育水平以后,就对人口学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困惑,有人甚至提出人口研究已经“濒临危机”。但从人口科学学科体系的角度看,人口研究包括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平衡、年龄结构、就业、城市化、妇女健康、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综合问题,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科学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巨大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环境与发展问题是越来越突出。例如预计到21世纪中期,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数将是现在的7倍,不少于8000万人,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1/5。我国目前有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劳动适龄人口不断增加,到2010年将达到近十亿人。我国人口还在21世纪中叶将达到16亿的顶峰,我国耕地、粮食、水资源、能源、矿藏等资源压力已经非常严重,人类活动的生态和环境影响也已经非常突出。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都离不开人口科学的研究。可以说人口学在21世纪应当是一门极富潜力的朝阳学科。

作为经典的表述,豪斯(Hauser)和邓肯(Duncan)将人口学定义于“研究人口规模、地理分布及人口结构构成和变动的学科,同时讨论影响人口变动的因素”(Hauser,P.M.& Duncan,O.D.1959)[15]。20世纪中,人口科学在国际社会中迅速发展,已经逐步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性学科(Xie,2000)。[16]其研究的学术领域不断扩大,其理论的核心问题也不断扩大。人口科学不仅研究人口出生、死亡、迁移及人口构成的定量表述,同时探讨人口和社会经济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是探讨人口和各种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要素相互协调及持续发展关系的综合性科学体系。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过去最大的政策失误之一就是人口政策的失误。种种忽视人口科学的观点,对于国家的持续发展是极其有害的。我国的人口科学研究应该说是方兴未艾,今后仍然任重道远。广大人口科学工作者应立足于中国国情,吸取国外人口研究的先进经验,深化对人口科学的理论认识,研究我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探索符合实际的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更好地促进政府决策,为人口、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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