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作歌——萨特文学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特论文,文学创作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萨特文学的创作，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萨特的文学创作是其哲学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图解或曰具体实践。我认为尽管萨特的文学创作思想主要源于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文学创作就是其哲学思想的简单图解。恰恰相反，他的文学创作更源于他深刻的人生体验。否则，它就不会具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这样的理解至关重要，因为，对于萨特这样一个思想家来说，他对自我生命的承诺，总在一定程度上担负着对自己思想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他的生命，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使我们有可能理解萨特这位作为思想家的人与作为思想家的思想以及他表达思想的作品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样，我们就不会把他的思想从他的生命中抽出，而简单地看待他的文学创作实践。我们就会理解他的创作其实也是从他的生命中流淌出来的。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读他的小说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萨特自己也说太悲观了；读他的戏剧则有一种激越感，生命的旗帜高扬在天空。其实，不论是萨特的激扬，还是萨特的压抑，它们都是一首生命的歌。
一、没有人愿意正视的存在——“肮脏世界”的生存者
萨特的时代，是一个变幻而又动荡的时代。萨特最初的文学作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版的，其创作时间是在三十年代。当时社会流行的思想，是对理性主义的普遍怀疑，以及对非理性情状的注意与思考。尼采、柏格森、叔本华、弗洛伊德在当时都有相当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基尔凯戈尔关于个人的观点，给萨特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的存在思想都给萨特以影响。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说，为萨特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论方法。他的第一部小说《恶心》就是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思想结合、深化的结果。
总之，时代的情绪从各个侧面，给予萨特以影响。他的长篇小说《恶心》和短篇小说集《墙》，就是这个时代不安情绪的代表人物的缩影。如果我们检阅一下这些人物，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群怎样的人物肖像呢：恶心者、性欲反常者、娼妓、阳萎的男人、阴冷的女人、疯人与疯狂，等等，不一而足。它给你的深刻印象就是异化、怪诞与疯狂：画面之一，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丧失了人的外表，他从镜中看到自己的脸，不再是人的脸；画面之二，一个极端疯狂者，命令一个娼妓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以满足他变态的欲望；画面之三，一个人面对死亡，汗流不止，而没有知觉，甚至小便失禁也没有反应。当你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你会作何反应呢？我相信，透过这些，你已经感受到了某种震撼人心的东西。
在萨特看来，文学就是要向人们展示一个“文学的批判的世界和活生生的人的世界。”（注：见（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萨特传》，黄忠晶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为人们如实地说明这个世界，并“对读者展示他以前从没有想过的事情。”（注：见（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萨特传》，黄忠晶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这样的文学追求， 决定了萨特作品中的人物，必定是一些对时代趋向感觉敏锐的人，这样的人也必定是敢于直面人生、正视存在的人：纵使被绝望吞没，也决不后退的决绝者。至于那些扭曲、变态的人，在他看来，他们代表着个人怪癖被夸张了的所谓正常人。他用变态的人当作例子，目的在于用来说明他对于‘人的实在’的看法。因此，当你看到那些不能令人容忍的肮脏与丑恶的时候，你不要错误地认为萨特对肮脏、丑恶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他之所以进行这样冷静而客观地描述，目的在于能够更本真地暴露我们现实的生活，加深人们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
其结果，就是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都得承认本来把我们的生活打扮得益彩流光的世界正不动声色地疏离着我们；我们曾努力追求的成功，却原来毫无意义；就是能带给我们美的享受的艺术，也不过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美丽的幻影，不能寻找。我们带着如火的热情，严肃认真地追求崇高、追求幸福、并为之奋斗的事业，在死亡面前亦终归幻灭。
难道生活中就没有可能慰藉我们的东西吗？《恶心》中的主人公曾做过许多努力，不过终告失败；《墙》中的人物，也没有一个能走出来的。帕斯卡说：“我们都不免一死，而那与生俱来的不幸，以及那较弱的情境，悲惨得使我们每次仔细思量时，都觉得没有可以慰藉我们的东西。”（注：《生活·境遇——萨特言谈、随笔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0页。 ）我们就这样神志清醒而又毫无希望地被困在“墙”中。
“墙”，在萨特的文学创作中，是极富象征意蕴的东西。人的存在和他可能成为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一面“墙”，无论你做什么，它都会等在你的前面，找机会把你封住。只要你停下脚步，它就会毫不迟疑地封住你，即使你有幸越过这面“墙”，但是它仍阻挡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存在的意义。人们生活在“墙”中，如同地狱中的鬼魂一样，没有出路。人到哪儿去寻找出路呢？
二、人是黑暗世界的光源——对强力的生命意志的追求（一）
人的生存境遇令人如此绝望，人在这个异己的、跟他敌对的世界，成了孤苦无依的人。他身上仅存的，是生活的不幸带给他的消除了恐惧、烦扰和忧虑的死的自由。这就是萨特在经历痛苦之后，对人的吁求。
二战爆发之后，这一问题终于获得彻底的解决。他开始对人的自由的意志进行了不屈的诉讼，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也把萨特的文学创作一分为二，显示出与他初期创作的明显不同。然而，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也并非偶然，如果我们从他早期作品中进行寻找的话，并不难发现它的蛛丝马迹。这就是在他早期作品中萌发出的，对强力的生命意志的追求。
起初，萨特的思想沉浸在对自我精神的关注之中。调子低沉而又阴郁，“恶心”就是唯一可以用以概括的这种精神的体验。它的音调如此低沉，以至淹没了属于生命的那个部分的存在，我们需要努力辨析，才能够发现这个混沌的生命的一丝亮色，那就是在生命的启发和感动下，对生命意志的追求。
对于萨特文学作品《恶心》中所呈现出来的生命的亮色，法国现代著名文学史家、巴黎大学教授米歇尔·雷蒙先生曾在他所著的一部脍炙人口的杰作《法国现代小说史》中指出过。这是在与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的比较中发现的。在米歇尔看来，尽管《恶心》和《追忆逝水年华》都是个人的独特经验，“是一个精神上的旅程”，但二者却有本质的区别。“对普鲁斯特来说，个人的独特的经验乃是回忆中的东西；即现在与过去的叠合”，“由于时间的互相撞击，普鲁斯特从某一神圣时刻迸射出的一道光芒中顿悟到过去的时刻。或者，从展现在他面前的某一景象中，世界豁然开朗，发出灿烂夺目的光辉”，“他探求这个突然迸射出来的光辉的精神素质，努力设法去深入揭开这种魅力的奥秘。”而对萨特来说，“事物就是它呈现出来的这一切，其他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一些“美妙的时刻”，但是罗康丹自己并不明白。（注：米歇尔·莱蒙著《法国现代文学史》，徐知免、杨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尽管如此，生活还是在黯淡中迸射出生命的亮色，即使小说家要求它们黯淡无光，它们还是发出光彩，那就是无可言喻的，令人感动的生命意志——由音乐而来的生命的意志。“再过一会儿乐曲的叠句就响起来了；这部分是我尤其喜爱的，我也爱它的突然出现，向前直冲，象是悬崖伸出海面一样。……这些音符的跳动是不知疲倦的，一道不屈不挠的命令使它们产生，也摧毁它们，永远不让他们有时间来再现，来独立生存。它们奔跑，它们互相推挤，它们在经过时给我一下短促的打击，然后消失……”
其实，这跳动的音符之所以令我喜爱，“主要是为着这样：它是许多音符在多么遥远的过去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使它诞生的。”因为它属于生命，所以坚强无比，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充沛的生命。然而，这么坚强的东西又这么脆弱，几乎生活中一丝很小的事情就能够破坏它，真是令人惊异，令人感动。在这样一个令人感动、令人惊异的生命面前，洛根丁第一次“在音乐之中”感受到了自己生命的冲动，他觉得自己的躯体坚硬起来，“厌恶”走得无影无踪。在这生命力的最终迸发中，他的生命焕发出光彩：“如果我自己的生命就是构成旋律的物质，有什么样的高峰我不能达到啊！”然而，这一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太轻微了，每次我们遇到它，它都被我们轻轻地放过了，以致当它庄严地宣布一个基调和即将诞生未来的一切源泉时，谁也没听出这支曲子的旨趣所在：“我要试写一本书……可是不要写一本历史书，……要写另一种类的书。……必须能使人透过印出来的字和书页，猜出某些不可能存在的、超出于存在之上的东西，……它必须象钢铁一样美丽和坚实，它要使人们对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以上引文见郑永慧译《厌恶及其他》）
在叔本华震聋发聩的音乐注释中，旋律，“只有旋律才始终具备富于意义并意味深长的连贯性……在旋律中（我们）认识到意志客观化的最高境界，即人的缜密生活和抱负。”（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观念的世界》。）
“他决定离开布城，他又走进铁路员工酒吧，想最后听一次‘在这些日子里’。这在唱片旋转的时候，他又隐约看到了一丝希望，一丝容忍自己的微薄希望。”（《厌恶及其他》）
这一希望也许是微弱的，但却来自他生命的内在要求，因而它又是珍贵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怀着敬意注视着一个“按字母顺序来读书”的自学者的原因。
在洛根丁之后，萨特塑造了《一个厂主的童年生活》中的吕西安·弗勒维埃。在某种程度上，吕西安被认为是洛根丁的反面。和洛根丁一样，他敏感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存在。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他经历了童年到少年时期一次又一次的心理危机。和洛根丁不同的是，吕西安没有被不能自己的生命洪流所淹没，而是凭靠那“健康的思想”保护了自己，他终于认识到，他有权力，这权力，不仅仅是自己存在的权力，而且有执掌父辈在费罗尔创办的工厂的权力。这种权力和位置，在他出生之前，早就在阳光下、在费罗尔确定好了。他是法国人当中的一个厂主，一个威严的男子汉。这一发现使他心中情不自禁地升腾起生命的火焰，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在他胸中奔腾、突发，他终于靠自身的力量摆脱了那个被混乱和不安所搅扰的少年，从而主宰了自己的生命。
尽管这不过是一次权利的冥想，然而正是冥思那流变混沌之物，吕西安得以置身其中，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生命意志的胜利，它的到来，使得吕西安的生命第一次迸发出光华闪闪的幻象。并使自身的生命无限制地膨胀、扩大……
在吕西安之后，萨特作品中的人物的生命意志便如火山般喷薄而出，这也许是由于战争的缘故。在这一时期，萨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他那着了魔的、无根的自由的意志，这使得他和尼采走到了一起。和尼采一样，沙特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人，他并不祁求觉悟，而是“忠于人世”，并要在这世界上有所作为。“在这不息的征服中”，“重现人的最高潜能和价值及自我超越的意志。萨特在这种对行动意志的最后诉求中，有一种同尼采秘而不宣的亲缘关系。”（注：（美）威廉·巴雷特著《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263页。）
在萨特看来，人与自然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意识，而意识的最大特征是：“它是自由的”。而自由就是对人的意志的召唤。人有“自由”去创造自己和自己的价值。反之，如果这种自为的存在否定或放弃上述自由，并心甘情愿采用现有的价值观、或者选择为他人、通过他人而生存，而不是自主地生存时，人就失去了这一自由；人生的错误，莫大于此！萨特认为，这是“坏的信仰”和“自主行为”之间的冲突。
萨特为人们心甘情愿放弃这种自由而痛心疾首，他的谴责也很严厉。《死于葬身之地》写于德军占领时期，它意在告诉人们：即使在遭受折磨、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人也有选择的自由。这无异于说，在德军占领时期，人们所作的各种错误选择，也是不可原谅的。
《禁闭》一剧，主要取材于二战期间萨特作为战俘经历，与他人的关系。该剧是从另一个侧面对丧失自我生命、丧失自由意志进行的一次无声的谴责。在萨特看来，世界上有大量的人由于他们过于取决于他人的评论，从而使自己处于地狱之中。“他人是地狱”的情况的产生，正是由于人太依赖于他人。如果一个人完全依附于他人，那他就是犹如生活在地狱之中。尽管《禁闭》中的三位主角不是与我们一样的活人，但是，如果我们囿于陈规陋习，为别人的判断所苦恼，又不想改变自己的状态，那也会虽生犹死。因此，以行动改变行动的重要性，即自由对人的重要性，便以对极端情境的考察而突现了出来：人，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地狱之中，都有砸碎它的自由，否则，人就是自愿入地狱。
显然，在这里，萨特已经给人的这种自由意志赋予一种崭新的文化价值。如果说在《恶心》和《一个厂主的童年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志，是属于宇宙及人的本质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即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的冲动的话；那么，在这里，萨特则使这种生命意志得以升华，并具有崭新的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即一种要使人从这被机械化的群体压缩的状态下提升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存在的意志。
在人类极其漫长的文明史上，上帝、理性逻辑、历史主义派定了个体的固定角色，因而扼杀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价值。这种扼杀功能在人类社会中除了一般文化意识形态的毒化外，更是通过人与人关系的纽带而得以实现的。换句话说，人类文化传统对人的愚弄常常是通过人与人相互自欺实现的。人常常不能把握自己，常常试图通过他人的眼光来折射出关于自己面目的真相，不得不取悦于他人而戴上为大家共同认可的人格面具。久而久之，这种假面的塑造力量甚至使我们自己也完全认同了自己呈现给他人看的面貌，从而完全剥蚀了自己的个体本性。萨特就要把人们从这种安之若素的迷梦中唤醒，让人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因而在这场对人的行动意志的最后诉求中，萨特便把它和道德连在了一起。
三、摆脱一切羁绊的非道德主义——对强力的生命意志的追求（二）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中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为自己的“冲创意志”定名时说：“每个民族悬挂着一张道德表，看，这是它的克服的标志，看，这是它的冲创意志的呼声。”（注：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转引自陈鼓应著《悲剧哲学家尼采》，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1页。）
在尼采看来，以生命去创造他的创造物，这就是生命为个体追求力量的最高感觉。尽管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目的与道德的典型，但有一件事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冲创意志的创造物。
对于萨特来说，尼采的观点是适用的。因为他赞成他笔下的人物，靠自己的力量和行动，去规定自己的本质、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意义。他宣称：“除掉行动外，没有真实。”“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见《萨特文集》（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页。 ）“懦弱是造成一切怠惰，颓废，妥协诸恶习之因，当今之世，人们应勇于否定现状，勇于改造现状，勇于肯定自我。”（注：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转引自陈鼓应著《悲剧哲学家尼采》，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1页。）这就是尼采建立的新的道德观，也是为萨特所重申的道德观。《苍蝇》、《脏手》、《阿尔托纳的隐居者》、《魔鬼与上帝》等一系列剧作，都是这一观点的具体实践。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几部剧作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几部作品无一例外都取材于二战前后的现实生活，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作为一个生命主体走进历史，并在极端情境之下，进行着犯罪与赎罪、正义与道德的二难选择。正如萨特在《苍蝇》中指出的那样，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犯罪与赎罪，而是一个人行了暴力，即使他自己也厌恶这个行为，但他愿意去接受他的责任，“去接受那项我们知道我们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对策都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罪过”（注：《非理性的人》，第268页。）。 面对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脏手》中雨果的问题，是《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弗朗兹的问题，也是《魔鬼与上帝》中葛茨的问题。这似乎是个道德困境。然而，萨特的意愿不是说教，而是把生活表现为震憾心灵的冲突，即人们时时都与象是有意和我们作对的境遇斗争。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指出：“生命被生活过了，它才有意义……它的意义也只是你所选择的而已。”（注：（美）W ·考夫曼编著《存在主义》，陈鼓应、孟祥森、 刘崎译， 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23页。）因此，尽管这种冲突是人不愿面对、 也无力面对的，但它是对一个人的品格、勇气的考验，是一个人真正成为人之为人的开始，因而成为道德上的困境。尽管作为一个非道德主义者，萨特反对既定的价值，既定的道德规范，反对一种理想类型的道德标准，但道德上的困境仍蕴含在其作品之中，因为伦理道德对于一个自觉的人说来，是人类处境中最重要、最持久的，非道德主义者并不是不讲道德，不要道德，而是由于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什么至高无上的主宰，而提出的一种对处境中的人的存在负起责任的伦理学。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著名的演讲词中宣称：“道德的选择与一件艺术品的构成是可以相比拟的。”这句话应该被我们很好地理解。
为什么说：“道德的选择与一件艺术品的构成是可以相比拟的”呢？萨特解释道：“我之所以提到艺术品，只是作为一个比较而已。明白了这一点，当一个艺术家画一幅画时，会有人因为他没有根据先天建立的原则而责备他吗？会有人问他要画的是什么画吗？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这并没有什么先天的美学价值，但在创造的过程中，在创造的意志和完成的艺术品之间，价值就会出现。没有人可以说出明天的绘画是什么样子，只有在画成之后，我们才能够评断它。这和道德又有何干？我们也处在和这相似的创造处境中。我们从来不说一件艺术品是不负责任的。当我们谈论毕卡索的画时，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画是他画这画的时候变成这样子的，而他的画就是他整个生命的一部分。”（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见《萨特文集》（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对道德和艺术作这样的类比是激动人心的，因为这意味着它将包蕴整个人类，和生命相似。在另一方面，它也揭开了萨特作品中主人公面临道德困境所作出的选择的全部秘密。尽管萨特声称自己并不是在提倡一种直觉的道德，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个人作为一个生命整体，其个人的主体性在其中的绝对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没有神，也没有命定，只有人。这就是萨特在其剧作中所要表达的。尽管所犯下的罪恶“超出天性，违反天性，无法辩解”，但他们依然毅然决然地背负起这生命的重负，除了靠自己，不再依赖任何人。萨特曾借厄瑞斯特斯之口宣称：“我命中注定除了我自己的意愿以外，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我不会返回你的自然，我却只能走我自己的路。因为我是一个人。”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厄瑞斯特斯、葛茨、雨果、弗朗兹都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尽管痛苦吞噬着他们的心灵，甚至改变了他们的模样，但是这并不能使他们屈服，他们因背负着不能背负的沉重而愈显神圣；这不可言喻的痛苦，也使他们第一次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感觉到生命的真实与沉重。尽管这一选择令人恐惧，甚至焦虑，但是他们还是扛起自由这付沉甸甸的重担，走向生命的远方：你看，俄瑞斯忒斯不是已在我们的前面召唤着大家吗？雨果也面对枪口，破门而出，大呼“不可回收！”也许，他们的努力不过是沧海一粟，很快会被淹没，然而，他生命的闪光却预示着未来人的一线希望，预示了未来人那片光华闪闪的曙光！因此，悲剧也许并不是坏事，也许它比幸福和欢乐更加赏心悦目，更加富于生命力和推动力。简言之，这是一种胜利，人类品格的胜利。优美的悲剧并不使旁观者充满无限的懊丧，而是让他怀有一种惊奇感和对光辉成就的喜悦。我们因人类的精神战胜了一切邪恶和道德上的灾难，宁静地面对结局而感到自豪。虽然命运的重负在身后飞舞，但他仍要向前，因为他知道，精神比命运更高贵更崇高。
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这样说：“人必须掌握真理。”但是，“在能找到任何真理之前，人必须有一个绝对真理，而这种简单的、容易找到的、人人都能抓住的真理是有的，它就是人能够直接感到自己。”（注：见秦天、玲子编《萨特文集》（Ⅲ）。）这种具体真理之上的“绝对真理”不是指的别的什么，而仅仅是指人的尊严。而道德，唯一可能的道德便是一种具体存在的道德，在这种具体存在中，人通过介入作出自认为积极的选择，但是我们丝毫也不能事先得知这种选择将一定是积极的。这样，人会冒永久沮丧的风险，这时，他在他的伟大而痛苦的财富中，安于人和自由的处境，这种处境并不会使他失望而将他不停地抛向永远被超越和征服的未来。
四、反思的自我——以个体的生命为参照，引导每一个人认识自我的真正份量的文学追求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萨特所强调的生命，是一个敢于正视自我存在和自我命运的生命；是一个肩负责任和使命并能够赋予个体生命以价值和意义的生命；也是一个空前强调个人的主体性的生命。在西方文学史上，从不曾有人像他这样对人抱有这么高的期望。他不仅从文化、历史去关照人、关照人的个体生命，而且还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去观照人的生命个体，毫无疑问，他的影响是深远的。
读萨特的作品，我们往往有这样的感受，好像是与他及其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感受生活，而且以同样的方式感受同样的东西。他不去向你灌输自己的思想，而是让你象他那样感受之后再那样想。之后，你一定会为自己所产生的思想而兴奋不已；而认为这一切全是自己思想得来的。其实，这正是萨特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他把人们通常在接受别人宣讲新思想时，伴着渴望理解的那种“抵抗本能”，完全巧妙地粉碎了。这也正是萨特作品所具有的独特的反思的魅力。他把人物置放在当下感觉的纯真状态，通过人物对自我当下状态本真的表露，揭示出存在的真实面貌，引发人们的认识和思考。洛根丁、吕西安、雨果、玛第厄、玛尔赛拉、俄瑞斯忒斯……，都是这一思想的代表。
可以说，在萨特的作品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他的人物不用思考就采取行动的例证，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生活，他们都有自己充分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都是以他们个体生命为体验而获得的。他们的经验，似乎已成为人类经验存在的唯一事实。这些人物，用巨大的智慧武装起来，并以无比真诚地勇气坦露自己、追求人生。可以说，当我们合上书本的时候，他们的事迹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我们淡忘了，但他们那种真诚而独特的思考方式，却早已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中，在他们身后，我们也成了充满反思精神的智者。当我们面临选择时，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判断，并进而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抉择。
“我们所肯定的一切，都是我们所思想的结果。”（注：（美 ）W·考夫曼编著《存在主义》，陈鼓应、孟祥森、 刘崎译， 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1页。）没有比W ·考夫曼用佛陀这句更为根本的格言来概括萨特思想的精髓更值得称道的了。在世界文学上，很少话能象这句话一样地具有冲击力。所有人辩解都是不可取的，没有神应为人的环境负责，也没有原罪。同时，遗传、种族、阶级、父亲、母亲，并不是人的决定力。错误的教育方向以及教师、甚至冲动或性向、情意结成童年创伤等等都不能为人的环境负责。人是自由的，但他的自由不似启蒙时期那种光荣的自由，它不再是上帝赐予的。人再次独立于宇宙之中，为他自己的境况负责，也许立于一低下的状态，但他能自由地高于众星之上。
的确，人是一个有意识的生物，因而他不是一个物，不是一个东西，他就是他的生命，他必须在不同的行为方式中作出选择，必须在头脑中权衡一下各种可能的行为方式，并要为他之所是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同理性主义的传统相反，现在我们知道，使人之为人的并不是他的理性，而毋宁说理性是那真正使他成为人的东西的结果；因为正是人的存在这个自我超越着的自我锻造了理性，使它成为自己的筹划之一。人的理性就其本身而言也特别地具有人性（很可能跟他的艺术和宗教一模一样），因而也应当受到尊重。”（注：（美）威廉·巴雷特著《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296页。）萨特文学创作的意义正在于此。正像萨特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是完整的人。我们正在为确立人的关系和人的定义而努力挣扎。……我们处在前期，我们应该是人或者我们的后来者将成为人，我们正在趋向这个目标。我们把人道主义作为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来体验，就是说把它作为我们为超过我们自己，为抵达人的圈子而做的努力。这样我们就能通过我们最好的行为来预告人的出现。（注：见1980年3月《新观察》， 转引自《萨特研究》，第131页。）毫无疑问，通过他的作品，他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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