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复兴“人的发现”到现代“人文精神的反思”——近现代西方人的问题研究的清理与总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复兴论文,西方人论文,近现代论文,人文精神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5919（1999）06—0013—12
在西方，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是随着人类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和成熟而逐渐深化的。文艺复兴“人的发现”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文艺复兴之后理性主义的僭妄促使人类再度反思自我。与技术理性主义和发达工业文明相伴随的是人的严重异化、人文精神的总体性危机。对人道理想的重建、对人类意义和价值的重估、对精神家园的憧憬以及哲学对总体性人学的自觉，构成了人类自我认识发展的新阶段，这是现代人对“人文精神的总体反思”。从近代文艺复兴“人的发现”到现代“人文精神的总体性反思”，体现了人类自我认识的艰难历程。对这一历程的理性漫游，将为我国以及世界文化精神的发展提供深层启示。
一、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与近代“人的发现”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在探索外部自然世界的奥秘和规律的同时，也不断认识着自身。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中曾讲到，“从人类意识最初萌芽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1]（P87）。这里所讲的外向观察，主要指人类对自身外部世界的认识，而内向观察，则主要指人类的自我认识。人和外部世界是一种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亦即是互相映照、互相理解的关系。随着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便会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深刻。将自身作为对象来认识，这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特征。然而，人类意识之初对自身的内向观察并不意味着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了理性地审视自身的能力。从人类关于自身的极为微弱的意识到对自身加以总体的理性反思，其间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要达到对自身的总体的理性把握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人类必须能够自觉地将自身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把自身从外部世界中提升为主体并作为专门的认识对象。在人类主体意识相当贫弱的条件下，人类的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这就是所谓的主客浑然一体的状态。在这样状态下，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总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人们逐渐将自身从外部世界区分出来，并对自身给予自觉的审视。人类自我认识的自觉与哲学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卡西尔认为，认识自我是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这是已被证明的阿基米德点。在古希腊时代，随着哲学的发展和繁荣，人们提出许多关于人类认识自身的观点，如“人是万物的尺度”、“在人看来，人是最美的”等。然而，这些论断还不能认为是对人自身的总体的理性认识，而只能算是一种感性直观和机智的概括。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探究的根本任务，为人类对自身进行总体的理性审视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苏格拉底之后，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把对人自身的认识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人的理性、情感、欲望、伦理道德、人生意义等问题已成为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内容。但在这一时期，人类还未从根本上确立人本哲学视界，核心的哲学理念主要是高于人的宇宙理性、“逻各斯”。因此，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是一种实体哲学、存在论哲学，探究世界的本原和终极实体成为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
代替古希腊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在这个漫长的时代里，人类将本属于自身本质力量象征的理性抽象化、绝对化并“转入云霄”，成为远离尘世、高于并支配人类生活世界的人格神——上帝。人类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工具、奴隶，人类的日常生活世界成为低俗的象征，人类非理性欲求被视为“原罪”而遭到无情的贬斥。在这里，我们发现人类被自身的理性力量异化了。正如费尔巴哈所揭示的，“无限的或属神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本质；但是，这个精神本质被从人里面分离出来，被表象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者”[2]（P327）， “上帝的人格性，本身不外乎是人之被异化了的、被对象化了的人格性”[2] （P267）。在这种异化的世界里，宗教神学将上帝与现实的人相对立，上帝是完善的、全能的、永恒的，而人则是有罪的、无能的、暂时的。人类给予上帝的越多，他自己剩下的就越少。在神学统治的时代，盲目信仰、禁欲主义成为至上的美德和追求，人类失去了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生活。
然而，人类不会永远屈从于“非人”的统治，黑暗不会永远遮住光明。随着美洲及太平洋、大西洋的地理大发现，随着哥白尼的宇宙新发现，人类理智中蕴含的另一种力量——对抗宗教神学、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力量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就开始了人类认识自身的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德国人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西方著名文化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称之为“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之所以称文艺复兴时代为“人的发现”的时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人们将目光从天国降到人间，将人类从理智的迷梦中唤醒，将人类自身的本来面目还给了自身，将人的现实性、独立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及其价值，以及丰富的个性发掘出来。因而这是人类对自身进行总体性理性反思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将古希腊时期关于人类自身的理性认识纳入到新的关于现实人的思想体系中，在更广泛和更高的层次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伟大。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精神。那么，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究竟发现了什么？
1.发现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及其价值，亦即人类主体性。这着眼的是人与神、人类与动物的关系。高度赞扬人的崇高和伟大，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竭力维护人的尊严，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针对中世纪宗教神学极力主张“人应该蔑视自己”的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人的伟大和尊严。微未斯将人抬高到神的地位，认为人具有神的不朽性和尊严。但丁也认为，“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度”[3]（P66）。莎士比亚满怀激情地赞叹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他说：“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论行动，多么像天使！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4]（P63）为了说明人的主体地位和伟大作用，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一方面把人与神相比，甚至将人置于神之上；另一方面又把人与动物相比，认为惟有人才具有理性和精神，任何动物都不能与人性的伟大相提并论。人，只有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主人，才是改造或创造这个世界各种伟大成就的主体。
2.发现了拥有能力和自由的个体及其丰富的主体个性。这着眼的是自我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把个人看作自己命运的主人，可以凭其后天的努力发展其丰富的个性，实现自身的价值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现个性独立、自由和解放，发扬个人的首创精神和自我意识，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们对神学教条和宗教仪式扼杀人的自由的强烈抗议。拉伯雷将自由视为人的本性，指出人必须从奴役性的束缚和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自由地生活，可以“想做什么、便做什么”。皮科认为，人的命运完全是由人自身的意志决定的，人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非确定性，个人的命运和价值全靠自己后天的创造，这是由于人一经出生就具有所有可能性的生活方式的幼芽，人凭自由意志可决定自己的生命自由，凭个人英雄热情可达到至上境界。
3.发现了人的自然欲求的现实合理性，看到凡人才是最真实的人，而凡人的世俗感性欲望是合理的。这着眼的是人的非理性和现实生活世界的关系。针对中世纪宗教神学对人性及人的世俗生活世界和感性欲求的排斥、贬低和压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充分肯定人性及人的感性欲求的合理性，反对超自然的禁欲主义，坚持灵肉一致。他们认为，人的幸福不在天国而在尘世，不在来世而在现实生活世界，在现实生活世界，凡是人所具有的，我作为人也应该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家路德就娶了一位修女为妻，以亲身践履提倡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这种肯定人的世俗生活的态度和行动深深触动了每个人的灵魂。“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这已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句名言。
4.发现了人的理性的至上性，看到人的伟大是与人的理性和科学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理性不应该成为人的统治力量，而是发展科学，弘扬人类主体创造性的精神动力。这着眼的是人的理性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理性精神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继承古希腊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理性精神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使人们看到人类开创世界未来的潜力和希望。因此，人们一方面用理性和科学作为思想武器反对盲目信仰、蒙昧主义，另一方面鼓励科学研究，重视科学文化教育。达·芬奇主张科学与经验相结合，高度推崇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了“科学是将帅，实践是士兵”的口号，这对人们深入实践，探索科学的奥秘，用理性和科学武装人们的头脑，提高人类的主体创造能力，起到很大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都对人类伟大的理性精神充满信心，自信人类在理性和科学的指导下能够把地球治理得更加美好。
5.还发现了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和具有冒险精神的人。这着眼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片面发展的关系，反对的是中世纪知识片面和循规蹈矩的人。
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其一，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从总体上确立了“人本”哲学视界。这是对古希腊宇宙实体视界的超越；其二，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是从人的完整性上全方位对人加以揭示和发掘的，是建立在完整人的基础上的。在这里人类与个体、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欲求、灵与肉、神圣性与世俗性、精神与物质、科学与人性是统一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人的理想模式；其三，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虽然尚未摆脱上帝观念，但对上帝的理解已发生重大转变，上帝不再与人对立，而是成了说明人性伟大的参照和比喻，成为一种假设；其四，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带有极度乐观向上的色彩，反映出人类向自身回归的莫大喜悦，并相信人定胜天，人具有不可怀疑的神性；其五，文艺复兴“人的发现”更多地带有思想解放的性质，是一种人文精神受到长期压抑后的“爆发”。人文主义思想家注重以人类主体性的名义反对神的主体性，以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名义反对教会独断，以人性名义反对盲目信仰和蒙昧主义，以人性和人的自然的名义反对禁欲主义，以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和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反对中世纪知识贫乏、循规蹈矩的人，这就使他们对人的认识带有很大的理想成分和超前性，缺少现实层面的针对性、具体性和可操作性。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的确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它开启了西方工业文明时代人本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的大门。然而，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并不是人类自我认识的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新的开始。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展开，人类在摆脱旧世界的束缚和开创新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着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给人类自身提出新的问题。人类在接受新挑战的同时，必将把对自身的认识发展到更新更高的水平。
二、理性主义的僭妄与人文精神的总体性危机
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为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框架。文艺复兴之后，工业文明的发展逐渐成为西方各国的现实，人们对自身的理性认识逐渐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如果说文艺复兴“人的发现”初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传统价值体系，为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确定了总的文化发展方向，那么，文艺复兴之后，人们便不再满足于在纯粹文化范围内确立和寻求理想的人性模式，而更注重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成果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结合，使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使之能与现实实践层面相结合。这样一来，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在得到继承和发展时，必然受实践层面的具体要求所限制，从而使贴近实践要求方面的理性和人类主体性成为主导价值目标，充满世俗感性自然欲求的活生生的个体和具有丰富个性的个人这方面的内容便暂被搁置不论，最多只能充当一种文化副本。这就造成文艺复兴时期人类自我认识的丰富成果被片面地发展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本精神、人类与个体的分化和对立。可以说，这种分化和对立构成了西方工业文明时代极为突出的文化矛盾。为了从总体上认清这种文化矛盾的发展及其严重后果，我们先从“科学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谈起。
文艺复兴“人的发现”之后，科学和理性得到高度重视。这是因为科学和理性是各国反封建主义和宗教迷信的重要思想武器，更重要的还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开路先锋。工业化进程首要是创造积累物质财富的进程，为此首先必须去研究人之外的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而要认识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诉诸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于是，文艺复兴时期曾经被大力弘扬的主体性和人本精神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转化为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考察。考察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与尊重科学紧密相联的。因为科学知识就是力量，而人的主体认知方式和能力是获得科学真知的前提。人类认知的方式也关系到人类认识的准确性，决定着人类认识自然、开发自然、获取真理的程度。唯理论和经验论虽从不同角度考察人的主体认知活动方式和能力，但从反对盲从和迷信、廓清人类理智迷误、尊重科学和真理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是反对封建愚昧、发展工业文明的重大力量，也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由此，科学理性主义大旗便被高高举起。
被近代西方思想家举起的第二杆大旗是人类中心主义。依靠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去认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形成了科学知识，而这正是为了增强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以确立人类对自然界进行认识和改造的主体地位或中心地位，并且，推翻上帝或神的中心地位，目的就是为了确立人类的中心地位。
理性主义在法国启蒙学派那里得到更加突出的表现。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们公开宣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是他们的思想先驱。但在启蒙学派那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已具体化为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内容，而这种政治经济上的人权要求迫切需要理性加以论证，要求获得法律上的保证。故而，这一时期，适应新兴工业文明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都力求从理性出发获得其合理地位，理性成为人们评判一切的标准，一切都要拿到理性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而理性与科学又相互联系，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科学理性精神更加根深蒂固，甚至哲学研究、社会研究、政治学研究、伦理学研究等都深深打上了科学的烙印。国家是机器、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等一度成为人们的“科学认识”。概而言之，法国启蒙学派实质上是一种理性启蒙和理性信仰。
科学和理性的发展也促成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起。德国古典哲学被马克思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如果说法国启蒙学派是一种理性启蒙和理性信仰，那么，德国古典哲学则是一种理性论证。康德通过理性的沉思和批判继续解决唯理论和经验论在人类整体认知能力方面的矛盾。从表现看，康德是以批判理性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但从实质来看，他是站在新的高度对理性主义的一种改造和发展。尽管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我们似乎看到理性与道德实践、意志自由的矛盾，但康德在进行哲学批判时所坚持的理性精神、科学方法可以使我们发现，这是一种更加精致的理性主义，是一种从哲学上加以论证的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在康德之后，经费希特、谢林，最终在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哲学中达到顶峰。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成为支配一切的上帝，人成为绝对理念实现自己的工具。至此，文艺复兴时期被解放出来的整体的人被理性主义吞没了。
理性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所形成的科学技术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工业文明时代日益深入人心的文化精神。人们借助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代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的社会生产力，工业文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科学技术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人们不断念诵着科学技术的优点，认为只要掌握了科学技术，人们就能创造一切，解决一切问题。正如莱斯所说，“被设想为胜利地控制了自然的科学似乎只是自然地完成圣经关于人应当是地球主人的允诺”。这样，科学技术就成为引导人类步入人间天堂的神，技术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使我们看到人类理性的僭妄。
理性和科学的发展果真使人类进入美好幸福的自由王国了吗？正当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来充分体现出人类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也为自身设下了深深的陷阱。技术理性主义的僭妄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和个人生活世界的严重危机，这种危机不是单方面的危机，而是政治、经济、信仰、道德、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总体性危机。这种危机实质是一场在新的条件下人类遇到的人文精神的危机和文化危机，其突出表现就是人的普遍异化。而这种异化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时期又表现为劳动异化和技术异化两种基本形态。
1.劳动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地揭示了工业文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其实质是揭示造成劳动异化的社会阶级根源，即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关系，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非人道性质。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认为在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的劳动本质发生了严重异化，即劳动者同其劳动的异化。“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5]（P100 ）马克思透过表面上人同物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看到了作为人的劳动本质的异化。这一方面反映出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残酷压榨和盘剥以及工人阶级所处的悲惨境况，另一方面也预示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必将导致人类普遍的技术异化。因为技术系统正是人类实践活动系统的投射，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逐步取代了人类劳动实践系统的相应功能。对此，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有过一段精彩论述。他认为，“人类掌握了主要根植于人类有机体之中的目的——合理的活动的行为系统之基本成分，并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投射到技术手段的平面上，从而使自身摆脱了相应的功能。首先是人进行活动的器官（手和脚）的功能得到扩充和被取代，然后是（人体的）能量制造，再后是人的感觉器官（眼睛、耳朵和皮肤）的功能，最后是人的指挥中心（大脑）得到扩充和被取代”[6]（P288—289）。的确，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日益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然而，人又因而出现了另一种异化，即技术异化。
2.技术异化。劳动异化转换为技术异化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种技术异化较之劳动异化又具有新的特点，涉及的方面更广泛。对技术异化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揭示的应首推法兰克福学派，其实质意图是分析技术异化的文化价值观根源，批判对科学技术和理性的滥用。这一学派认为技术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总的来讲， 科学技术在机器大工业中的应用使人成了机器的零件和物的奴隶。由于科学技术在机器大工业中的应用代替了相应的劳动功能，人在技术系统面前必须服从技术本身的要求才能发挥科学技术的正常功能。于是人失去了主体创造性，成了机器的零件和组成部分，劳动实践演变成人—机系统。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异化状况。在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人并未摆脱奴隶的地位，因为人是否是奴隶，是由人是否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是否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
（2）科学技术对人的奴役广泛地侵入到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造成人的焦虑、不安、孤独、软弱和各种精神病症。萨特曾触目惊心地描绘道：“在采用半自动化机器不久，研究表明：女技工在劳动时不住陷入有关性生活的梦境。她回忆起卧室、床笫、黑夜以及有关跟她独处的那个人的一切。但是，她梦中拥抱的却是她手中的机器。”[7]（P204 —205）
（3）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加剧了对人的统治。 在科学技术理性主义支配下，人们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寄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国家则利用科学技术在人们心中的统治地位，获得了政治上的稳定性。因为国家可以利用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创新，将政治问题变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技术问题，通过科学技术的开发利用，频频制造和推出新的科技产品，不断“制造”虚假需求，以满足人们的文化心理，消解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和批判意识。科学技术充当意识形态的角色比以往靠暴力、权力、金钱实现政治统治更具有欺骗性。哈贝马斯深有感触他说：“……科学技术也可以成为一种渗入非政治化的人民大众的意识之中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天地里，它担负了能促使合法化的力量源泉。”[6] （P44）另外，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合使人类命运受到严重威胁。 两次世界大战、军备竞赛、高科技武器已使人类蒙上一层不祥的阴影。正如罗素所说：“让公众事务的领导权落入某个未来的阿基米德手里，他的战争机器是原子而不是枪炮，我们自己也就很快会粉身碎骨的。”[8] （P384）
（4 ）科学技术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无限制开发和利用造成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恶化，使人类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总之，文艺复兴“人的发现”之后，理性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得到极度发展，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生活世界发生了总体性危机，人类陷入更加普遍而严重的异化之中。从“人的发现”到“人的失落”，从技术的创造者到技术的奴隶，文明看到西方工业社会人类自我异化的悲剧。弗洛姆深刻地指出，“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在十九世纪，无人性意味着残忍；在二十世纪则意味着精神分裂般的自我异化”[9]（P370）。
人类用极度发展的科学技术理性主义来攻击上帝，无非是用一种超人的力量取代另一种超人的力量，结果，科学技术理性成了新的上帝。然而，失去原来给人们以价值和意义的上帝，新的上帝又因自己的局限无力解决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这样，人类陷入信仰危机和精神困境便不可避免。
三、人的再度发现与现代“人文精神的总体性反思”
“科学理性主义”的僭妄导致人类两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中心论”的极度发展使人类生存境况发生了总体性危机。其实，“科学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论”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是文艺复兴“人的发现”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所需要的主导文化精神。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论断的提出，到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哲学革命，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都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原则，而这一主体性原则是与人类理智的进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离不开的，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感性的方式将人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摆在全人类面前。这就使人们更加确信了“人是真正的主宰和中心”的观念。人是万物的中心，凭借科学技术的神威，人可以达到自由、幸福、美满的境地，这就是“科学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共同旨趣。
面对文艺复兴以后人类再次出现的人文精神的危机，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这场新的人文精神的反思将主要矛头对准传统理性主义、科学技术理性主义及“人类中心论”的文化价值观，试图在批判传统价值理念的同时，为人类寻求一个新的精神家园，再度发现作为“整体的（或称总体性的）人”。
在这场新的人文精神的反思中，涌现出众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论和流派，但从力图拯救人类生存和发展危机，为处于文化困境的现代人寻找新的精神家园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理论和流派都突出了同一个时代主题。在此，我们不可能详细列举所有的理论和流派，只想围绕“价值体系的重估、人道理想的重建和总体性人学的自觉”这几个基本方面来梳理有关主要流派对现代人文精神反思的概况。
1.价值体系的重估。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离开任何一方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在传统理性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那里，理性这一概念获得了普遍性、必然性、规律性、至上性、稳定性、逻辑性、真理性和绝对性等多重内涵，其基本功能在于指导人类走出愚昧和迷误，克服个性和主观性，认知世界与开拓自然。这种理性具有明显的“外倾性”特征，具有人类征服外在世界的“工具性”。因此，这种理性极易与科学技术连为一体。将技术理性称为工具理性的确很恰当。然而，理性及科学技术的最大局限在于无力解决人的个体性、主观性、自由意志、道德情感、本能欲求、直觉灵感、潜意识等非理性问题，因为这种非理性世界是内在于个体的。非理性与人的内在世界、人的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和个性自由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非理性世界的丰富性构成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真正价值。当理性主义者试图用理性来评价一切、解决一切问题时，理性便超出了自身的限度，这正是理性主义的僭妄。理性主义的极度发展，必然造成非理性世界的严重危机。正如罗素所说，“人的智能（即人的理性）有可能扼杀他的本能，从而也剥夺了他的自由。因为智能把它自己的概念框强加于世界，因此歪曲了世界的形象”[8]（P392）。 现代人文精神的总体性危机与理性主义价值观对人的非理性世界的忽视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反对理性主义的僭妄，恢复人的非理性世界的地位，重估人类的价值体系，必然成为人文精神反思的重要内容。
早在黑格尔理性主义如日中升的时候，叔本华就以意志主义与理性至上观念相抗衡。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意志主义，但将叔本华的意志转换成以突出个体自我的超越性、创造性为核心的强力意志，坚决反对扼杀个性自由的普遍理性，重新把文艺复兴发现的“个体及其丰富的主体个性”这一文化价值观提到首位。尼采站在强力意志的立场上，提出“重估一切价值”这一震撼人心的口号，为20世纪非理性思潮确立了重要的价值观念。柏格森将人从理性至上的迷误中引到快乐、痛苦、同情、直觉、美感等非理性世界，重新把文艺复兴发现的“人的自然欲求和世俗感性欲望的合理性”这一文化价值摆到首位，提出创造进化论，为人的个性自由和行动自由辩护，成为生命哲学的先驱。胡塞尔的现象学坚决反对传统理性主义对人本身的“遗忘”，强调哲学的对象应该是内在于人的个体意识之中的纯粹意识现象，而绝非外在于人的某种带有普遍性的抽象实体；要认识意识现象的本质，只能由主体直接体验，就如同在直觉中进行直观一样。现象学注重对哲学方法的分析，突出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和超越，并且注重对个体体验和直觉等非理性方面的认识。现象学将哲学引向以个体的人为中心，它同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等流派汇合在一起之后，成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来源。
存在主义针对文艺复兴之后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发展，特别强调对人的主观体验、自由意志和个体的内在差异性等非理性方面的研究。存在主义发端于克尔凯郭尔，他使意志自由和人的激情重新受到重视，提倡个人的特定感受，反对理性主义对人类伦理道德的干涉，强调个体生活的独立性。雅斯贝尔斯继承了克尔凯郭尔对个性自由的重视，认为理性根本不能对自由作出规范。海德格尔更是强调个体的直接体验，用“烦”、“畏”、“死”等心理体验来说明人的存在。萨特为了强调个体选择的自主性，提出著名的“绝对自由”理论，极力反对理性主义关于必然性的概念。
对人之存在与本质的价值重估深深影响整个20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派被视为人本主义的重要一支，他对人的本能、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的研究开辟了人类自我认识的新视野。而充斥于哲学和心理学中的非理性因素几乎贯穿于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戏剧、音乐、诗歌、绘画、雕塑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等所有文化领域。对近代理性主义的价值重估和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是现代“人的再度发现”的重要体现。
对工具理性的深刻批判深深触动了“人类中心论”的根基，因为“人类中心论”赖以存在的根基正是人类借以改造世界、控制自然的工具理性。对“人类中心论”给予毁灭性打击的莫过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是本世纪后起的一种文化思潮，从反对理性主义的绝对权威、批判工具理性这个角度来看，它与其他现代文化思潮对人文精神的反思没有实质差别。但后现代主义思潮较其他文化思潮相比，更强调一种“破碎化”、“多元化”、“边缘化”和“世俗化”，反对传统理性的“中心化”、“权威化”、“绝对化”和“一元化”，宣扬一种解构意识，要人们追求“平常化”，关注人与人之间在地球上的共同命运和价值。后现代主义思潮还将矛头对准工具理性的根子——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认为柏拉图无限夸大理性的价值，无限抬高理性的地位，使本属于人本身的理性脱离了人，上升为宇宙本体，造成对人类感性生活世界的“遗忘”。而这种理性至上的价值观与启蒙理性、技术理性、“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对传统工具理性和“人类中心论”的批判和价值重估，对重新认识人的本来面目，为现代人形成新的、更加合理的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2.人道理想的重建。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的异化状况的加剧使人们看到人类在新的条件下所陷入的非人道状况。这是对文艺复兴后人类形成的“科学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极大讽刺。对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的异化状况的揭示和批判反映了人类对人道世界的向往和渴求。为重建人道理想，现代西方许多思想家都做出了积极努力，其中以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最为典型。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异化批判理论都没有停留在列举人的各种异化形式上，而是在揭示和批判各种异化现象的基础上，揭示异化的非人道的性质及其根源，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重建人道理想，使之得到实现。马克思着重从社会性方面、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劳动异化的主要根源。由此，他阐明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具体途径。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才能扬弃异化现象，实现人类从异化受动的活动方式向自由自觉的活动方式的转变，实现人类对自身劳动本质的真正占有，也就是实现人类向自身的复归。[5]（P120 ）马克思还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只有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和个性，并在自身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的条件下，才能摆脱人对人的依赖状态，同时，又能摆脱人对物的依赖状态，从而进入人对自己内在本质力量即能力的依赖状态，实现每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的理想。这是人类彻底摆脱异化状态、获得独立人格和全面发展的时代。马克思对人道理想的追求和设计超过了以往任何人道主义者，反映了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完美追求，是彻底的革命的人道理想。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及其对人道理想的重建影响了20世纪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直至今天，仍然焕发着青春的活力。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积极吸收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的精华，又结合时代特点，将异化批判的矛头指向发达工业社会已经意识形态化的技术理性主义，着重揭示了启蒙理性非但没有达到人类的美好初衷反而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的文化价值观根源。他们认为理性主义的僭妄使人类受到了新的奴役。在技术异化批判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也提出了各自的人道理想。马尔库塞针对技术异化所导致的人类本能的动物化的现实，提出建立以“爱欲”为理想价值目标的社会机制；弗洛姆则针对技术异化造成的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丧失，提出了一种能促成创造性人格的形成的健全社会；哈贝马斯则针对技术异化世界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的工具化、物化的状况，提出建立人与人之间既能保持个性自由、又能和睦相处的合理交往方式。
对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的异化状况的批判和对人道理想的重建既反映了人类对传统价值观的超越，也反映了人类对新的生活方式的美好憧憬。这是现代人文精神反思的重要内容。
3.哲学对总体性人学的自觉。这是现代人文精神反思和重建的最重要成果，是文艺复兴后人的再度发现带来的哲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哲学对总体性人学的自觉集中表现在本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话和融合，文化哲学和哲学人类学兴盛起来。
哲学作为人类自我理解的学问从本质上来看主要是人学。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既无法离开自身，又必须离开自身（通过人类对象化的各个方面来认识自身）。人类自我认识的这种内在矛盾使哲学的人学性质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变成“神学”或某种实体学说。另一方面，人是具有多重属性和多义性的存在，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这些多重属性和多义性才能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因此，人类对自身的总体性认识是随着实践的不断展开、人类对象化范围的拓展而不断加深的。由于人类受某种文化精神的束缚和实践水平的局限，哲学对总体性人学的自觉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哲学对人自身的关注却是哲学的真正旨趣。正因如此，每当人类自我认识陷入人自身设置的陷阱而不可自拔的时候，哲学史上总是出现一种人类“回归自身”的强烈要求。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是如此，现代西方文化思潮所映现的“人的再度发现”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人类对自身的每一次“新发现”都不是以往“人的发现”的重复，而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现代人文精神的反思和“人的再度发现”不仅是对人的某种属性或某一方面的再认识，而且更是对总体性人学的自觉。
现代西方文化思潮对“科学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价值重估使人们认识到人并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人也具有丰富的非理性因素。离开理性，意味着原始和野蛮，没有非理性，人便成了机械之物。罗素认为，过分抬高理性与过分抬高非理性都是危险的。加缪也认为，单纯地强调人的理性或非理性任何一方面都是荒谬的。人是总体性的人，是多重属性和方面的统一。对总体性人学的自觉和深入研究，才是哲学的根本出路和根本任务，这正是文化哲学和哲学人类学的根本精神。
文化哲学发端于新康德主义。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狄尔泰认为，哲学不能只满足于康德在认知意义上所展开的“理性批判”，而要以“总体性的人”作为研究中心，强调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所具有的知、情、意多重生活意蕴。狄尔泰进而认为，哲学必须直面活生生的人，并且通过对人的全部文化历史的分析和把握来认识人的总体性特征。继狄尔泰之后，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及利科尔等人，都从各自独特的视角推进了文化哲学的发展，强调哲学的视野要转向人类文化生活世界，通过对人的生活世界和“活动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揭示人的总体性，走出现代人意义失落和价值危机的困境。
对文化哲学给予系统而明确阐发的是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卡西尔。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通过“劳作”所产生的文化成果集中地表现为各种符号形式，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正是通过对这些符号的研究和认识，总体性的人才能被揭示出来。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构成了完整人的各个扇面。正因如此，卡西尔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研究总体性的人，而具体途径则是对人类各种“符号形式”的研究，最终达到对人自身的完整理解，建设一个人自己的完整世界。
当代文化哲学的发展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各种形式的文化哲学都对人的各个侧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这充分反映了哲学对总体性人学的自觉。
哲学的人学转向是20世纪西方哲学领域的又一重大变革，也是哲学对总体性人学自觉的典型范例。德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者、价值伦理学的奠基人舍勒是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他认为，哲学要走向总体性人学即人类学，要以人为中心，从人的各层面和层次展开对完整人的研究。舍勒还认为，哲学人类学是一种元哲学，它将为一切与人发生关系的具体科学提供一种人类学本体论基础。这是哲学走向人学的伟大宣言。
哲学人类学并不是外在于文化哲学的一种特殊哲学，从其总的精神来看，是与文化哲学有着内在一致性的。两者都把人学作为哲学的发展方向，将人的总体性作为哲学研究的根本内容，而且二者在许多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承担着认识人类之谜的艰巨任务。
当然，对传统理性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和超越、对现代人文精神的反思不只限于以上几个方面。比如，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融合以及哲学与大众文化的结合等，都从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西方文化发展所蕴含的新的人文精神。尽管目前西方对“科学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仍在进行着不断的反思，现代人文精神的建设和人类自我认识也仍在不断进行，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判、怀疑、否定、解构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的历史困境，但传统价值观已彻底失去往日的权威。在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世界，保持对理性主义的警惕和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态度，将人的价值和意义纳入健全的理性中，也许正是人的再度发现和现代人文精神的反思给予我们的深层启示。
四、简短的结论
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到现代西方“人的再度发现”和人文精神的反思，我们看到了人类自我认识的艰难历程。通过对这一艰难历程的理性漫游，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本质力量获得与丧失的历史过程。从摆脱旧的价值体系的束缚及重新认识人自身这一角度来看，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和现代“人文精神的反思”都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大转折。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是在科学技术尚未得到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对古希腊传统理性的复兴，而现代人文精神的反思则是在传统理性主义得到充分发展、技术理性充分暴露出其固有的限度的条件下对人类自身的重新认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带来了人类对理性力量的充分依赖，而现代“人文精神的反思”则带来了人类对自身理性力量的警觉，它使人们意识到，在人类理性的光辉中隐藏着不易为人发现的危险。因此，人类最伟大的方面不在于为自身设定一种终极完美的理想目标，而在于对人类自身的活动和理性进行不断地反思，形成一种自觉的批判意识和超越意识，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加自觉和全面。这也许对21世纪的人类发展有重要启示意义。哲学的人学自觉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大进步，而只要有人类存在，这种自我认识就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的发现”和“人文精神的反思”是人类永恒的课题。现代人文精神的重建和人学研究的深化应该成为“现实的革命的运动”，应使人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社会发展的机制中，落实到人们的生活世界里，使人类向着更加有利于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的健全社会迈进。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西方工业文明的昨天在一定意义上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商品经济、市场机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深深触动了国人的生活方式。西方工业文明时代出现的“人对物的依赖”状况在我国已不是局部的“不正常”现象，而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时代的价值观念还在许多领域起着消极作用。多元文化价值的并存与冲突构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精神领域的基本特征。确立怎样的核心价值理念，以促进现代化的社会与完整人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人文精神建设的艰巨任务，这一艰巨任务也确定了中国未来哲学发展的基本方位。转型时期的中国哲学必须扎根于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实践中，应高度弘扬个体的主动性、创造性，提倡能力本位和科学理性，在总结西方“人的发现”与现代“人文精神反思”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多元文化精神的对话、交流和整合中，形成总体性人学，并在马克思实践观的指导下，使这种总体性人学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人文价值。
收稿日期：199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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