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福特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关于后福特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特论文,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90年代初开始的西欧学术界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关于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命运、前途的热烈讨论中，关于后福特主义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它所关注的是70年代后半期兴起的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推动下，进入崭新历史发展阶段的西欧资本主义在80／90年代的所出现的新变化、新现象、新特点、新问题以及新的发展趋势，既是对资本主义现实发展的最新描述与概括，也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后福特主义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狭义的，指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企业中生产劳动组织的崭新模式。它起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始称丰田主义（Toyotismus）。80年代后引入西欧，被称作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us），目前尚有德国与瑞典两种不同的模式范本，它是公司企业范围内生产组织结构一场新变革的成果。后福特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是广义的，即是对80／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的概括——后福特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这是当代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需要花大气力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拟从上述两个层次上，对后福特主义概念作简单解说，所引述材料均来自西欧学术界近年发表的新的科研成果。
一、狭义的后福特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司企业生产组织结构的变革
1.日本丰田主义
如上所述，80年代席卷西方工业企业的这场生产劳动组织结构革命起源于日本汽车制造产业的丰田公司，这种后福特主义模式最初被称作丰田主义。丰田主义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它的核心目标在于建立一种尽可能持续不断的、流水式的生产组织，减少以至消除生产流程中的各种迟延与缓冲。这种精心计划、紧凑安排、前后紧密衔接的生产流程要求把每个阶段所制造加工的半成品非常及时地直接送到下一道生产程序之中，而不是暂时放到仓库里，最大限度地减少仓库的半成品储备。
第二，丰田主义实现了生产灵活化，较早地避免使企业设备对于目前需求关系的依赖性，也就是说，或多或少地超脱于目前的需求关系，一旦需求变化，企业能够根据新的需要迅速改装设备。在传统的福特制中，几条制造不同产品或不同型号产品的流水线平行并列，在销售不足的情况下这些流水线不得不完全停止运转，变成昂贵的“死资本”。
第三，丰田主义以熟练技术工人的小组劳动为基本生产单位，大大提高了对工人熟练技术水平的要求。它不再需要福特制曾大量雇用的，在生产流水线中从事简单、重复、单调操作的半熟练工人或非技术工人（统称“群众性工人”），而是要求使用具有广泛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的高级熟练人才，随时可以从事小组内任何一个岗位上的工作。总之，它不像福特制那样在劳动分工中把熟练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严格分开，但是工人的整体熟练技术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大大提高。
第四，丰田主义赋予工人部分自治权利。在福特制的流水线上，只要工人实现领导以科学标准制定的“标准效益”就算完成了任务，而丰田制却要求工人实现“特殊效益”、“额外附加效益”。他们不仅要运用肌肉确保指定任务的实现，而且还要开动脑筋附加履行“控制职能”和“监督职能”。它具体表现为当发现机器故障、有可能出现废品的时候，每名工人都有权利使用身边的控制按纽，使整条流水线及时刹车。丰田本人就曾多次强调，“要从工人的头脑中，而不是仅仅从他们的肌肉中挖掘金钱”。福特制中经理人员对整个生产过程及全体职工的监督在丰田制中变成工人自觉自愿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
第五，丰田主义实行一种特殊的工资奖励制度。日本的劳资工资协议不对每名就业人员的劳动时间、劳动定额标准、熟练技术水平提出具体要求和规定。经理人员只对劳动小组提出要求，而工资与奖金大部分依据小组的集体效益确定。这种工资制被称为“小组计件工资制”，它迫使每名工人不得不关心他所在小组的整体工作效益。所以尽管每名工人都拥有使流水线紧急刹车的部分自治权利，但绝不会滥用这种权利。工人们会自愿地、不要任何补贴地从事加班或夜班工作，以避免自己和小组同事的工资损失。
丰田主义的生产劳动组织模式在日本企业中广为推广，上述措施作为关键性因素使企业机器设备的负荷量与利用率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远远超过了福特制。同时这些因素也使得日本企业在采用与西方相差无几的技术设备条件下创造出远远高于西方的劳动生产率。丰田主义模式首先使日本汽车工业在世界市场独占鳌头。
2.西欧的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模式
80年代初除了世界汽车市场之外，在其它消费性商品市场上，日本企业也长驱直入打入欧美，并取得丰厚的巨额利润，而此时西欧各国正值萧条危机阶段。日本消费性商品无论在质量信誉还是在低廉价格方面都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无法竞争抗衡的。日本人成为西方人眼中的可怕幽灵。西方公司企业的经理们成群结队到日本作揭密旅行，通过反复考察最终确认，日本人的成功秘诀在于他们的生产组织方案。与最初的美国福特流水线一样，堪称一种新的典范，它保障了惊人的日本劳动生产率。对于西方企业来说，摆脱目前利润危机和销售危机的唯一出路即是学习吸收日本的经验，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制度。
自80年代起，西欧各公司企业开始了一场生产组织方案的变革，以日本丰田主义为榜样，与福特制决裂。福特制雇用半熟练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群众性工人），使用高度专项化的机器设备、进行大规模标准化商品生产的传统作法被普遍抛弃，代之以启用具有广泛科学专业知识和熟练技术的劳动力和灵活化的机器设备，从事特殊化商品生产。
西欧公司企业生产组织结构转换的首要措施就是大量裁减福特制大量雇佣的半熟练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这种新的合理化浪潮被称之为“减肥生产”（lean production）或“苗条生产”，被奉为赶超日本劳动率的新的魔笛。依据丰田主义模式，西欧公司企业推行了熟练技术工人小组劳动组织方式，就业人员的技术水平普遍提高，承担责任比以往更重，任务更广泛，具有更高的质量意识，废品减少了，间接生产工作如生产准备和监督工作的成本明显降低，被称为“劳动分工的终结”、“生产劳动的非专业化”、“生产民主化”、“经济的社会回归”。为了充分挖掘劳动力潜力，还要使职工与企业的经营目标相认同，以企业为家，与企业同甘同苦。在这方面的常用术语是“企业文化”、“协调合作的主体”、“团队精神”。
西欧公司企业在吸收消化丰田制的经验、创建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即后福特主义模式的时候，考虑到本国特殊条件，在丰田制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目前在西欧即有德国与瑞典为代表的两种略有差异的后福特主义模式。
德国企业的后福特主义模式被称为“德国道路”。它与丰田主义的重要区别首先在于，丰田制的理想目标是在生产流水线工作节奏压力下迫使工人作出更多的自我调整，决不改变生产速度是它的一项重要原则。而德国道路的理想目标则是力图使熟练技术工人的劳动与流水线的生产节拍、机器节奏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脱离，形成某种缓冲，为此发明了生产流水线边的“生产岛”。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生产流水线的“生产岛”本身构成一个相对独立而复杂的生产阶段，由熟练技术工人组成的生产劳动小组具体完成该阶段的工作任务。他们生产或加工的半成品何时再送返生产流水线上，这个期限可以由劳动者自行决定，而不受流水线速度节拍的制约。虽然经理人员的总体工作期限要求和质量要求必然导致劳动强度的提高，但生产岛上的劳动小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处于自治与自我调节状态。专业工人相对自治权利的扩大是德国工会和企业委员会利益代表政策的结果。这两个德国工人利益代表组织在企业的强大影响是日本工会所无法企及的。
德国道路与丰田主义的另一个区别就在于它的成本比较昂贵。德国企业实行“专业技术工人集中合理化”的原则，以雇用大量享有较高工资报酬的熟练技术工人为前提条件。多年来，德国成功地建立并推行了双轨制教育体系，向技术工人提供了充分的教育培训机会。德国企业对工人熟练技术水平的要求比日本更高，德国企业中就业工人的平均专业技术水平也明显高于日本，就业人员的高素质保障了产品的高质量，支持了德国汽车工业打入世界市场高价位的营销战略。
德国道路无论如何已经意味着同传统的福特制相决裂。一些学者把它描绘为在世界范围的企业生产组织结构变革中与丰田主义并列的一种后福特主义模式。这两种模式绝对不是原则上互相对立的，但长期内也不会合二为一。这种差异首先来自两个国家不同的调整工资制度方式和与此相联系的不同的劳动市场制度和教育制度。
至于后福特主义企业生产组织的瑞典模式，它的历史似乎比“德国道路”更长一些。瑞典作为典型的社会福利国家，工人在企业中的自治权利、民主权利大大优于日本工人，这也是瑞典模式与日本丰田主义的重要区别。
后福特主义企业劳动组织结构模式不是孤立存在的。从根本上说，它起源于新的科技产业革命的推动，它又对劳动市场的就业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产生着巨大影响。这种狭义的后福特主义与资本全球化、资本积累制度与积累战略的变化和相应调节方式的变化联系起来，标示着西欧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于是又赋予后福特主义一个新的广义内涵。
二、广义的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变迁
后福特主义这个概念从广义上是对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所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概括。
把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企业的生产组织结构变化与资本主义所处整个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这种思考起源于葛兰西，早在20年代末，他曾使用福特主义这个概念泛指未来资本主义的一个时代。本世纪70年代法国的调节学派创始人阿格里塔、利佩茨和布瓦耶沿袭了葛兰西这一思想，在他们关于福特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创建了调节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商品关系与劳资雇佣关系，还取决于国家机关、各种社会机构、行动中的阶级与个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被迫进行的社会调节，包括对社会再生产采取的各种干预措施。调节理论的资本主义发展观中有两个核心概念即积累制度与积累方式，它们在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与不断变化的生产规范、消费规范之间显示出某种密切关联。资本积累制度是某种特定积累方式促成的，如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劳资雇佣关系与国家干预、一个社会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与国家机关组织之间必要的兼容并存，相互协调。任何一种资本积累制度都与某种特定的调节方式相联系，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倾斜往往导致再生产危机，这种失衡状态继续发展就会导致深刻的经济危机。危机过程中旧调节方式的具体形态逐渐瓦解，最终被一种新的调节机制所取代，从而导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一种根本性的重新组织，这种再组织自本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明显表现于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过渡的过程中。
调节理论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析中，把福特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特殊的历史形式，并由于它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职能上的紧密联系，而被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研究。他们认为，福特主义的关键性基础是从一种粗放型积累战略向一种“密集型”的，即以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基础的积累战略过渡。福特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即20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曾表现为以下特征：处于工业化最初阶段的生产劳动过程机械化程度很低，资本积累集中于生产资料工业，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依旧采取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力再生产依旧保持着传统的前资本主义方式，社会关系被打上很深的农业社会烙印，人们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还没有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所触动，极度恶劣的劳动生活条件迫使雇佣工人或者在国内较大范围地迁徒流动，或者逃亡出国，使无限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受到巨大威胁。
在20世纪初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中，被称作工业分工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rick Winslow Taylor 1856-1915）发明了泰勒制劳动组织，把工厂的生产劳动过程划分成不同的生产阶段，在每个阶段雇用非技术工人和半熟练技术工人从事同样的手工操作。与此同时一批受到良好教育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则在工厂的计划管理中心，对生产过程的分解进行着规划和监督控制。自20年代起资本家开始推行紧张的企业生产合理化和以泰勒制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积累模式，这是一种彻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战略。鉴于社会力量对比，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政治调节方式限制了走向大规模社会生产的技术突破。这种积累战略首先要打破现有的政治机制和社会结构，所以20年代末这种结构危机多次演变为政治危机。无论是罗斯福新政，还是德国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都在努力尝试推行一种与变化了的积累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统治结构。这个充满激烈社会和政治斗争的适应过程，最终以二次大战以后成功地推行一种新的、一元化的福特主义结构而告结束。
福特主义在本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进程在美国开始形成。亨利·福特（Henry Ford 1863-1947）作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模范组织者，用他的理论和实践帮助资本主义实现了新的突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流水线生产中彻底实现了泰勒制的劳动分工，因而出现了“福特制”生产方式。汽车的流水线生产很快地成为这种方式的象征，从而出现一种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福特汽车公司的工厂流水线大批量生产价格便宜、面向大规模消费市场的普及型小汽车。福特的赢利战略致力于把纪律惩戒和剥削都提高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严酷程度，它的工资政策是用相对较高的工资刺激那些从事单调劳动的非技术或半熟练技术工人，努力使工人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在此，一个以挖掘本国消费市场潜力为目标，以增长和技术官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统治，即以福特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模式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已显示初步轮廓。
福特主义生产结构与再生产结构在美国的成功实施与推广，使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在国际范围内建立起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统治霸权。在帝国主义竞争的压力下，战后西欧社会被迫“美国化”，而福特主义的引进与推广，就是战后西欧社会“美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福特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模式进入西欧，在一定程度上被“西欧化”，使西欧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繁荣。西欧学者通常把1945至1974年这一时期称作西欧资本主义的福特主义时代（核心阶段1950—1967年）。在这里，广义的福特主义概念包含以下内容：在企业内实行泰勒制劳动分工和科学计划方法，借助生产流水线的实施，能够形成一种规模经济，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与此相联系工人阶级的数目有较大增长，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人的实际工资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在劳资双方妥协基础上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劳资分配关系；在挖掘本国消费商品市场潜力的积累战略指导下，依据使生产者同时也成为自己产品消费者的原则，工人收入的增长刺激了对消费性商品需求的扩大，使国内销售市场持续膨胀，从而推动生产发展，形成良性循环；社会福利国家建设较大幅度地改善了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国家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平衡。
总之，福特制推动了消费性工业部门的彻底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消费性商品实现了大规模工业生产，消除了以前的二元化经济结构，扩大了资本的投资范围。这种新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为一系列重大技术工艺的实施推广奠定了基础。而福特主义调节机制的明确目标即是努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相对的充分就业。不难理解战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若干基本要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赤字财政政策、以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为目标的经济战略、劳资合作的社会伙伴关系、抑制贫富分化的再分配原则和社会福利国家建设都是以福特主义模式为基础的，福特主义的繁荣也就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黄金时代。福特主义以大规模群众消费刺激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积累战略与凯恩斯主义理论是完全合拍的，凯恩斯主义不仅主张增加雇员收入，而且力主扩大政府财政开支、包括社会福利开支来刺激需求，扩大生产，实现充分就业。而60／70年代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和工会致力于扩大社会福利国家建设，也正是基于这个指导思想。多种社会福利保障通过社会立法被固定下来，这种国家划拨的福利金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职能，修正、调整了劳资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把劳动生产率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和平、民主地团结凝聚在一起，保障了国内和平与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进一步创造了宽松稳定的条件。
法国与联邦德国的后福特主义理论家认为，自70年代以来，福特主义开始从内部瓦解，逐渐被“后福特主义积累制度”所取代。法国的利佩茨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用资本利润率下降解释福特主义危机原因。德国学者克劳德·施律德在《陷入停滞的道路》一书中证实，自1970年以后德国工业资本利润的平均年度增长率开始变为负数。而法国另一位学者阿格利塔则认为危机的原因是多元的，诸如生产中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率下降，生产革新速度放慢，投资性商品产业部门与消费商品产业部门发展不平衡，利润率下降等。
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导致的西欧各国持续的结构性失业危机、商品市场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对西欧各国国民经济的巨大压力，特别是与日本、美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改变了西欧社会的政治与社会气候。凯恩斯主义在经济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被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所取代。在这个新时期，舆论界不再从需求理论出发，把提高工资说成是件好事，而是依据供给学派理论说成是有害于企业与国民经济竞争能力的错误举措。而公司企业承担的社会福利开支不再被看作是促进生产与消费的一体化循环过程的有益开支，而被片面地看作阻碍在本国和国际市场上改善竞争能力的障碍。这种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和高失业率造成的社会贫困化挖掉了福特主义赖以支持的大规模群众消费的基础。德国学者希尔施与洛特合著的《资本主义的新面目》一书中写道：“福特主义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政治调节形式，中央官僚职团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政策现在都成为限制对于社会结构和再生产条件进行必要适应的桎梏。”[③]
80年代西欧公司企业广泛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日本丰田主义，企业生产组织结构的变革表明资本积累方式和积累制度已发生重大变化。西欧调节学派理论家对于后福特主义积累战略的主要内容作了如下归纳：
劳动生产率增长比例下降，这是导致福特主义积累制度被否定的决定性原因，泰勒制、福特制的劳动组织方案日益无法满足对于消费性商品不断变化的个性需求，灵活的专项化生产取代了大规模标准化消费商品的生产；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与群众收入的增长相互脱节，也就是说，为了片面增加资本利润，雇主方面宣布废除福特制时期在劳资妥协基础上的再分配格局；雇佣关系和劳资关系发生破裂，一方面是持续的，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结束了劳资合作、伙伴关系的蜜月时期；企业不断推行新的合理化方案，大批裁减、解雇工人，国家大幅度削减各种社会福利；美国增长模式在西欧的统治宣告终结，新的日本模式、美国模式与西德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彼此激烈竞争。[④]
当然，上述概括还是很不完全的。后福特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实质上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源和消费市场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特别是财政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标志着西欧资本积累战略从挖掘本国市场潜力转向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西欧跨国公司把企业的部分生产迁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便宜的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把企业行政管理机构迁到纳税标准最低的国家，这样它们使自己摆脱了对于本国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力就业岗位和向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提供资金来源的双重责任。这种全球化的、失去“祖国”的资本使本国政府难以驾驭、调控。新保守主义放松控制的政策使这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失控局面更加恶性发展。资本积累制度、积累方式固然已经根本变化，但新的调控机制目前还没有形成。新保守主义政策固然也是一种适应新形势的调控尝试，但在许多方面都已陷入危机困境，是不成功的。而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研究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拟将另作专文论述，后福特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目前尚无现成结论性总结归纳，一切都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
注释：
①克劳斯·施律德：《陷入停滞的道路，关于联邦德国宏观发展和宏观政策的综合分析》，奥普拉登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②库特·许布纳：《调节理论》，柏林1989年版第210页。
③约阿吉姆·希尔施、洛兰德·洛特：《资本主义的新面目》，汉堡1986年版第81页。
④沃尔夫冈·默克尔：《社会民主党走向终结了吗？》，卡姆普斯出版社法兰克福／纽约1993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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