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政策分析的国家主义视角：缘起与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主义论文,经济政策论文,缘起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来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自由贸易政策优于保护贸易政策，但在实践上，“能真正做到自由贸易的国家为数极少，香港可能是唯一没有关税及进口配额的现代经济地区。”①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理论与国际经济实践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裂缝”，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源于比较政治学的国家主义(statism)因其对国家自主性的强调，发展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一套政治学分析框架，从而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梳理代表性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旨在概述国家主义兴起的学理空间，辨析国家主义的不同分析路径，揭示国家主义的学术贡献与价值，从而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分析提供一种理论背景。
一、国家主义范式的缘起
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一直都是政治学的中心研究议题，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学却遭到了尖锐的批评。
在国际关系领域，跨国主义和相互依赖理论对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现实主义发起了挑战。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跨国关系”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首先，虽然国家在直接冲突中能压倒跨国行为体，但跨国关系通过改变政府行为的代价来限制政府的自主权；其次，现在的跨国关系较之以前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跨国的社会经济组织已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并按自己的利益去塑造世界；再次，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区别正在消失。在国家间竞争的新领域里，跨国关系极其重要。②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基欧汉和奈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模型，从而描绘了与现实主义学说截然不同的世界政治图景：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一国不会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动用武力。③无论是跨国主义还是相互依赖理论，国家都不再是国际关系唯一的行为体，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行为体。
在政治理论和比较政治研究中，自由多元主义、权力精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或多或少地剔除了国家。以戴维·伊斯顿、罗伯特·达尔为代表的自由多元主义理论，将政治体系的功能定义为某一社会中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在他们看来，政治行为体受到社会压力的限制，政治过程自身则由社会利益集团和组织之间的持久性讨价还价所确定。而以怀特·米尔斯为代表的权力精英主义，则认为西方国家的政治过程实为商业和政治精英的利益所主宰。这一理论最有名的概念就是军工复合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④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国家看作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根据这三种路径，政治分析应以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和力量为中心。
社会中心视角的引入扩展了政治分析的视野，但人们却无法回避国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的核心地位变得尤为显著。这推动了国家理论的再次复兴。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回归国家中心论。一度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新自由主义者转而接受了现实主义将国家看作唯一行为体的假设，从而逐渐与新现实主义趋同。甚至曾被称作“跨国主义者”的基欧汉也公开承认：“我过去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意义……但随后的研究尤其是对《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研究，使我意识到这些行为体仍旧是处于变化中的体系的限制性因素，所以我将注意力转回到国家上来。”⑤《霸权之后》便是这一转向的标志性成果。
几乎与此同时，一些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学者重新审视了国家这一传统主题，提出了“将国家带回来”(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研究议程，国家主义由此兴起。国家主义强调“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概念，从而回归了国家中心论。“国家被看做是拥有领土和人民控制权的一种组织。它可以制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反映社会集团利益、阶级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⑥即使没有社会力量的强力支持，甚至面对社会力量的强烈反对，国家也可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持充分的物质秩序和政治和平，这可能促使它对被统治阶级的需求做出让步，从而就可能与统治阶级之间发生冲突。此外，在很大程度上，国家的自主性来自于保证国家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生存的需要。比如，在面临国外军事竞争或征服威胁的情况下，统治者可能会试图发起根本性的经济改革或者通过国家的干预来重新调整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正如西达·斯考切波所强调的那样，人们只能根据特定的政治系统和特定的历史性国际环境来分析和解释国家自主性的实际程度和后果。⑦
这样，国家主义既关注国内的结构和进程，也关注国际的结构和进程，从而跨越了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两个政治学分支学科的界限。由于对外经济政策在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相互联结的中间地带制定和实施，国家主义的上述理论特征使其得以有效运用于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中，并在这一题域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
二、国家主义范式中的路径分歧
通过强调国家自主性，国家主义把国家重新带入了政治学研究议程的中心。但“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正如帕特里克·邓利维和布伦登·奥利里所指出的，“即使在那些认为现在某种形式的国家是不可或缺的人中间，围绕国家的起源、特征和活动范围，仍存在许多严重的分歧。”⑧这种概念上的分歧使国家主义者在理论构建上呈现出研究路径的差异。就对外经济政策这一领域来说，对“国家”概念的不同界定，导致了三种不同的国家主义理论路径。
（一）单一国家路径
所谓国家主义范式中的单一国家路径，是指把国家看做是单一的行为体，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国家在对外经济联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浸润下，这种国家主义路径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罗伯特·吉尔平正是在将国家看作单一行为体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论路径。在吉尔平看来，世界经济运作的方式既取决于市场，也取决于国家政策，特别是强大国家的政策。因此，市场和经济力量无法单独解释全球经济的结构和运作。国家特别是大国制定了每个企业和跨国公司必须遵循的规章，这些规章一般反映了占主导地位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⑨吉尔平的这一分析路径集中体现于《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一书。
吉尔平提出，跨国公司构成了美国霸权的基础之一。虽然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并非是美国政府精心计划的结果，但美国政府的确鼓励和保护了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而且，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应该服务于美国更广泛的利益。即使与跨国公司的愿望和利益相矛盾，美国政府也努力使这些公司及其海外分支机构为美国外交政策服务。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军事、外交和对外援助承诺引起了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随着逆差日趋严重，美国政府将跨国公司在海外的持续增长看作是一种主要的国家资产，有助于保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吉尔平据此认为，美元的国际地位、核武器的优先性和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构成了美国霸权的三大支柱。⑩这三根支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增强。因为美国能保证欧洲和日本的安全，所以它们接受了美国作为世界银行家的角色并支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作为世界银行家，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免于收支平衡的限制，便于美国公司和美国军队的海外扩张。既然美国能够随便印钞票，其他国家又愿意使用美国的货币，那么，美国公司购买国外资产和海外扩张便相对容易，这些国外资产的盈利也就成为美国收支平衡的一个主要积极因素。(11)
斯蒂芬·克拉斯纳的经典之作《维护国家利益：原料投资与美国对外政策》也是从单一行为体的假定出发，考察国家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在克拉斯纳看来，作为一种角色和制度的集合，国家“具有特殊的驱动和冲动，具有自己的目标而不同于任何社会集团的利益”。(12)国家的目标并非是单个个体或集团欲望的简单加总，而是强调共同体的统一性，这就是“国家利益”。在对外政策分析中，可以从最高决策者的偏好中推导出国家利益。这些目标包括满足心理需要、增加财富、削弱对手、获取领土和建立正义等。为了具体分析美国国家利益与对外经济政策的相关性，克拉斯纳追溯了美国原料政策的历史演变。他发现美国原料政策主要围绕三个目标进行：使产业结构的竞争力最大化并降低价格、增加供应的安全和确保外交政策目标。(13)
（二）国内结构路径
“国内结构”是国家主义者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从广义上讲，国内结构指的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如前所述，国家主义者批评和纠正了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中心论”，但国家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否定社会本身的独立分析价值，而是试图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来解释政治的逻辑。正如斯考切波所提出的，国家主义的研究并不是以国家中心论取代社会中心论，而是分析国家与社会经济以及与社会文化情境的关系。(14)“国内结构”作为一个概念能够很好地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性”特征，因此受到了国家主义者的青睐。彼得·卡赞斯坦在《国内结构和对外经济政策的战略》中，就是以国内结构的路径来解释六个发达工业国家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差异。
作为1973年石油危机的见证者，卡赞斯坦发现，石油价格的飙升导致了发达工业国家的能源危机，但面对这场共同的国际性危机，它们却追求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战略。美国和英国实行自由主义战略，日本追求新重商主义战略，欧洲大陆国家居于美英和日本之间，其中联邦德国和意大利采取了更自由的政策，而法国采取了更具重商主义的政策。那么，面对共同的危机，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为何如此不同？卡赞斯坦认为答案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内结构不同。
根据他的界定，国内结构包括统治联盟(ruling coalition)和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s)两个部分。统治联盟主要涵盖了社会中统治阶级的精英，以及通过政党制度、选举、行业协会、政府、部门、银行、大型国有或私有公司来进行制度表达的政治掮客。在很大程度上，政策目标是由统治联盟的意识形态框架和物质利益所塑造的。(15)政策网络的特点则在于跨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从而连接了国家与社会。根据卡赞斯坦的观点，政策网络主要体现于国家与社会的区别程度以及国家与社会内部各自的集中程度。作为衡量指标，区别程度分析了国家和社会的联系是相对紧密还是相对松散，集中程度则考察了国家或社会内部的权力分配是中心化还是分散化。相对而言，在日本、意大利和法国，国家和社会的区别程度低。在英国和西德，国家和社会的区别程度高。美国则介于两者之间。六个发达经济体国家和社会各自的集中程度也互有不同，如表-1所示：
在塞缪尔·亨廷顿、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巴林顿·摩尔等学者著述的基础上，卡赞斯坦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国家国内结构的历史演化。(16)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即使面临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压力与挑战，各国的国内结构也很难在中短期内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卡赞斯坦的论述虽然着眼于石油危机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但对于认识今天发达国家乃至欠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启发意义。这也是该文发表多年仍被广为引用的原因之一。
（三）制度路径
在政治学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制度研究路径，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17)由于历史制度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要学术源头都在比较政治学，国家主义文献中采用的制度分析方法大都是历史制度主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对外经济政策分析的制度路径是历史制度主义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中的应用。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应用并非简单运用既有分析模式。作为历史制度主义最初兴起的主要学术领域，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度分析方法的发展为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约翰·伊肯伯里等学者就以“国家和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为主题，发展了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度路径，用来解释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国家如何起作用以及为什么会起作用。正如伊肯伯里宣称的：“制度路径强调制度结构的进化，以及这些结构如何塑造和限制社会和政府行为体。这一研究议程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带来了希望”。(18)根据他们的阐述，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度路径具有以下基本命题：
第一，结构主义命题。制度结构既指集团的组织特点，也指引导行为体关系的规则和规范。伊肯伯里将国内制度结构分为三个层次：(1)行政、立法和管制的规则和程序；(2)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分散程度；(3)确定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规范性秩序。在第一个层次上，规则和程序为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僚之间的争斗提供了制度壁垒，使一些潜在的行动不可能或不可接受，使另一些行动成为可能。第二个层次则集中关注构成国家的不同组织在能力和资源上的差异，包括立法与行政机构间的权力平衡、官僚机构的集中性和一致性、这些部门任职者可获得的政策工具等。第三个层次则涉及指导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规范，这些规范常常以隐含的方式划定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19)
第二，路径依赖命题。制度变迁与其说是持续的和递增的，不如说是间断的和黏性的。制度结构一旦建立就很难随着社会力量的进化而发生变化。在某个关节点所作的选择会限制在接下来的关节点上所作的选择，从而形成历史分叉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制度路径也被称为路径依赖分析。在《观念、制度与美国贸易政策》中，朱迪斯·戈尔茨坦强调，国家制度一旦建立就往往会延续下去，即使在导致它们得以创立的社会联盟或国际条件已经消失时，情况也是如此。根据她的考察，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改变，但作为大萧条和二战的制度实践的遗产，自由贸易仍然影响着美国贸易政策的过程。(20)伊肯伯里在《国家问题的市场解决方案：美国解除石油管制的国际与国内政治》中也指出了制度的这种黏性作用，因为现有的石油管制机构的结构并不仅仅限制了行政部门的决策，而且塑造和影响了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偏好。(21)
第三，因果复杂性命题。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之间的因果链条相互作用。在某一时刻的大规模社会危机可能对国家的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在下一个特定时刻，国家行政部门的官僚与政治家又有机会影响和调节制度性的位置分配与社会力量的作用发挥。从这一角度看，历史顺序和阶段对解释至关重要。伊肯伯里就此指出：“在时刻T[,1]的因变量可能在时刻T[,2]成为自变量或干预变量。”(22)斯蒂芬·哈格德在《霸权的制度基础：解释1934年互惠贸易法》中就检验了制度建设中的这种因果复杂性。根据美国宪法，制订关税权属于国会，从而为特殊利益集团追求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制度舞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行政部门为了满足和欧洲同行进行双边谈判的需要，将部分关税设定权从国会转移到了国务院。这种制度变迁为二战后期和战后行政部门追求更自由的贸易政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23)
三、国家主义范式中的路径融合
国家主义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理论集合。单一国家路径主要受到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它将国家看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决策者根据国家利益来制定和实施政策。而国内结构路径则更多地从比较政治学中吸取营养，提出虽然国家具有自主性，但其却不是孤立存在的。国家嵌于社会之中并与社会发生复杂的互动，因此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来寻找政策的根源。制度路径则进一步剖析了国家的构成，指出国家的制度结构约束了政治和社会行为体的行为，甚至塑造了这些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
由于在研究假设上的差异，三种路径所能解释的经验现象的范围也各不相同。单一国家路径指出了国家在与社会力量互动中所具有的自主性，从而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简约的分析框架。但单一国家路径将所有的国家都看做是跨越时空的同质行为体，无法解释各个国家在面对相同国际压力时所做出的不同政策反应。国内结构路径指出国家自主性并非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模式，从而为各国的政策差异找到了解释的源泉。但是，国家力量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时刻和不同领域。比如，根据国内结构路径，美国“国家弱、社会强”。但正如伊肯伯里等人所批评的：“当我们把美国的国家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时，弱国家的概念是有用的。但它没有告诉我们在一国之内，国家的作用随着时间和问题领域而发生变化。”(24)而制度结构正是将国家和社会连接起来的桥梁。作为对外政策过程的干预变量，国家制度决定了集体行动倾向，从而决定了某一个特定领域内国家和社会的相对力量。(25)
因此，如果承认国家自主性是一个随着不同国家、不同时刻和不同问题而变化的变量，那么以国内结构路径为基础，结合制度路径，就更有可能透析国家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作用。托马斯·里斯—卡彭在其主编的《将跨国关系带回来：非国家行为体、国内结构与国际制度》一书中就做出了这样的努力。
里斯—卡彭承认，国内结构路径辨别了国家自主性的不同程度，从而很好地解释了面临相同国际压力造就的限制和机会，国家回应的差异性。但由于卡赞斯坦将国内结构定义为国家和社会的组织特点，特别是它们各自集中的程度，国内结构路径导致了弱国家／强国家的简单区分。里斯—卡彭认为，国内结构的这种定义混淆了结构和结果，导致了同义反复的命题，因此需要重新加以概念化。受制度主义的启发，他提出了“国内结构”的新定义，即国内结构指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连接两者的政策网络。(26)在重新概念化的基础上，里斯—卡彭将国内结构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政治制度的结构、市民社会的需求形成结构、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政策网络和在这些网络中调节联盟形成过程的规范。据此，他将国内结构分为以下六种理想类型，如表-2所示：在相似的国际环境下，国内结构的差异将决定跨国行为体对政策的影响程度。里斯—卡彭提出，为了影响政策，跨国行为体不得不克服两个障碍：(1)它们要进入目标国的政治体系。(2)它们必须形成获胜的政策联盟以使决策发生其期望的转变。跨国行为体影响政策变革的能力不但取决于政策网络中国内联盟形成的过程，还取决于联盟形成后国内联盟与跨国行为体共享利益的程度。国内结构可能既决定了进入政治体系的难易程度，也决定了获胜联盟的要求和规模。(27)
跨国行为体作用的凸现不过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表征。全球主义者提出，随着经济开放日益增强，全球经济和政治网络会逐渐侵蚀国家治理其经济的能力。而国家主义者认为这一结论过于武断。实际上，全球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的零和关系。在《全球经济中的国家：将国内制度带回来》一书中，林达·维斯运用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国家与全球经济的互动。维斯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对国家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即全球化的约束作用和激活作用。他指出：“全球化的约束作用揭示了退出的经济逻辑，而全球化的激活作用揭示了竞争与不安全的政治逻辑。后者使国家渴望采取行动以强化创新和社会保护的国内体系。”(28)维斯认为，国内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国家以何种方式回应全球化挑战。(29)不同的国内制度具有不同的特点，相应会阻碍或激活国家在回应新挑战或完成新任务中的作用。国内制度就此软化、中立化或放大化了全球市场的潜在约束效应，同时增减了激活效应。在这一意义上，国内制度既能调节全球市场的激活逻辑，也能调节全球市场的约束逻辑，从而确定了两种逻辑的影响并产生了不同的政策模式。通过引入国内制度这个中间变量，维斯为全球化与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全球主义的复杂图景。
四、结语
在解释对外经济政策时，政治学家发展了不同的理论范式。根据解释源的不同，这些理论范式可以分为三大类别：体系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体系中心论将对外经济政策看做是国际体系结构的函数。正如霸权稳定理论所提出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持取决于霸权国的存在。(30)社会中心论则将对外经济政策看作是对社会中主要集团和阶级偏好的反应，或者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政党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通过分析贸易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社会联盟理论(social coalition theory)就揭示了社会集团和阶级分化的微观基础。(31)无论是体系中心论还是社会中心论，都将决策过程看作一个黑箱。当处理跨越时空的大量案例时，这样的处理是必要的、有用的。但是，在比较少数几个国家或在分析一个国家随着时间展开的少量案例时，这种黑箱化的决策分析模式在解释力上就捉襟见肘了。我们需要理解政策过程，需要理解国内和国际力量如何通过政府的黑箱而传导。更重要的是，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免于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即国家具有自主性。“如果某一体系（比如国家）是自主的，它就不会完全由其外部的力量所驱动。”(32)国家主义理论不仅将国家带回到了政策分析的中心，而且通过国内结构和制度的途径打开了这个决策过程的黑箱。
尽管国家主义还有一些缺陷和不足，比如“国家利益”和“国家”两个概念之间的循环定义、公域与私域的界限划分不甚明了、因果机制不够简约和形式模型有待发展等，但它抓住了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核心因素——民族国家，因而具有相当的理论生命力。此外，国家主义在不断动态地调整自己的理论纲领，以吸收新的学理资源。如前文所述，国家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联姻，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将国家自主性绝对化的缺陷。在总结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的学术进展时，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就曾指出：“虽然国家主义派生的一些研究纲领遭遇到了实证方面的经验反例，但是作为一般性研究纲领，国家主义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到了调整和充实。”(33)
正如国家主义所强调的，国家由于处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交界之处，拥有最基本的自主性保障。国家这种独一无二的位置，赋予行政部门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以特别的合法性，而在更具国内属性的公共政策领域中，这种合法性是相对不足的。(34)因此，国家可以通过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重新定义国内问题，来获得更大的合法决策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上，国家主义对对外经济政策分析具有异乎寻常的价值。学者们可以在此基础上丰富和拓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注释：
①保罗·克鲁格曼、矛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5版），海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②Joseph Nye and Robert Keobane,"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A Conclus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5,No.3,Summer 1971.
③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Boston:Little Brown,1977.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⑤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8.
⑥Theda Skocpol,"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in Peter Evans et al.,eds.,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9.
⑦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⑧帕特里克·邓利维、布伦登·奥利里：《国家理论：自由民主的政治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
⑨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⑩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5,pp.138-140.
(11)Ibid.,p.161.
(12)Stephen 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 and U.S.Foreign Polic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10.
(13)Ibid.,p.331.
(14)Theda Skocpol,"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p.20.
(15)Peter Katzenstein,"Domestic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in Peter Katzenstein,ed.,Between Power and Plenty: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Madis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p.306.
(16)Peter Katzenstein,"Domestic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pp.323-332.
(17)Peter Hall and Rosemary 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Institutionalism',Political Studies,Vol.XLIV,No.5,December 1996.
(18)G.John Ikenberry,"Conclusion: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1,Winter 1988,p.222.
(19)Ibid.,pp.226-228.
(20)Judith Goldstein,"Ideas,Institutions,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1,Winter 1988.
(21)G.John Ikenberry,"Market Solutions for State Problems: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s of American Oil Decontrol",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1,Winter 1988.
(22)G.John Ikenberry,"Conclusion: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225.
(23)Stephan Haggard,"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Hegemony:Explaining 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34",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1,Winter 1988.
(24)G.John Ikenberry et al.,"Introduction:Approaches to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1,Winter 1988,p.3.
(25)Joanne Gowa,"Public Good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Trade and Monetary Policy Proce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1,Winter 1988.
(26)Thomas Risse-Kappen,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p.20.
(27)Thomas Risse-Kappen,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p.25.
(28)Linda Weiss,ed.,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5.
(29)Ibid.,p.27.
(30)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Stephen Krasner,"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World Politics,Vol.28,No.3,1976.
(31)Peter Grourevitch,Politics in Hard Times: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 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32)James Caporaso and David Levine,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82.
(33)彼得·卡赞斯坦等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34)G.John Ikenberry et al.,"Introduction:Approaches to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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