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文学思想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月论文,思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研究新月文学，它的人性思想将是不可避免的课题。
新月作家尽管不是人人都在理论上明确自己的人性文学观，但他们的文学活动，创作实践中遵崇人性的文学思想则是一致的。梁实秋反复强调文学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①自不待言，诗人朱湘也表白过文学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长青的人性，指出古典文学之所以感动着后世读者，正因为“它们能把永恒的人性捉到一相或多相”②。小说家沈从文声言：文学“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三十年代中期后沉入古文字研究、几乎不再涉足文学的新月后期名诗人陈梦家在五十年代那次关于人性的大讨论中出而作文，表述自己的人性文学观。他说：“古今伟大的文艺作品，往往表现人性的庄严”，文学“表现几百年或上千年以前的人情，我们今日读之犹有同感、为之感动”，原因即在于“人人具有的人情之所常”④。对于早已弃文从学的陈梦家来说，这一思想无疑也是他新月时期乃至其时对文学的思考。
对于新月作家来说，梁实秋是人性文学思想从理论高度最有力的阐释者，他当年起而与左翼文学论战，并不偶然；沈从文是以创作实绩对人性文学思想进行最杰出的表现者，他说自己的作品“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⑤。
新月作家对“人性”从来没有给以规范性的定义，在阐发人性的内涵和外延时时有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如此，对于新月文学思想中的人性内涵我们仍能够大致梳理出来。新月作家在使用“人性”这一概念时，大多贯以永恒、普遍、常态、合理、变态、病态等限制词。所谓永恒、普遍是一种中性词，它们表达着人性的全部内容，而常态、合理等则是指人性内涵中与变态、病态等相对立的概念，一褒一贬，分明表示出新月人性理论中标举的善恶二元对立的人性观念。徐志摩在《“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提出的“健康”原则，向来不为研究界给以正面的解释。他在文中指出这时代是病态、变态，因而文学中表现的“伤感”、“狂热”和“偏激”的情感都是“一注恶浊的乱泉”，他所向往的“健康”当然是指与之对立的人性中的常态、合理的部分了。
新月作家向往的是一种健康的、合理的、常态的人性准则，如沈从文，在他建构的人性“神庙”中，一方面是对人性美的赞颂和讴歌；另一方面是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恶的揭露和鞭挞。也因此，新月作家中在使用人性概念时，有时仅将其内涵界定在人性所指向的健康、常态、合理的部分。
新月文学思想中的人性内容决定了他们的文学追求蕴含着深厚的人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伟大的文学题材必须是人本的，而所谓人本，即是说其内容必须是人性的描写。⑥沈从文说过：“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⑦。由于历史的因由，在人们眼中，新月作家俨然是一群躲进象牙塔的唯美主义或艺术至上主义者，其实，新月文学世界中包含着深厚的人生关怀，五四“人的文学”传统在他们的文学中延续着。
新月文学的人本主义情怀最集中在与五四新文学对传统文学认识的异同中彰显出来。与五四新文学取得一致，新月作家反对儒家文学观念，认识到儒家文学观完全是建立在实用主义上面的缺点。⑧但新月文学思想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认识上与五四文论存在着分歧。五四新文学理论首先攻击的目标是中国封建文学传统中文以载道的陈腐观念，即儒家文学观成为新文学突破传统的切入口；新月文学思想在反儒家文学观上予以认同，但他们认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道家的思想影响。特别在梁实秋看来，中国传统文学虽然主要受儒道两大思想潮流的支配和影响，但是，作为文学思想比较深入民族心理的则是道家“出世的思想”与“皈返自然的思想”。他曾将中西山水诗作比较，认为西洋山水诗，山水为背景，以人为中心，而中国诗以歌咏山水为主调，人成为点缀，其原因即是由于受老庄隐逸思想的影响。梁实秋进而作出判断：就中国文学的全部而论，主要的潮流仍是消极的老庄的隐逸思想，而作为宇宙的主宰的人，作为这人世中底蕴最深、内涵最丰、样态最杂的人性，在中国文学里并没有得以充分、生动的展示。所以当时他发出这样的惊人之论：
我以为新文学运动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攻打“孔家店”，不是反对骈四俪六，而是严正地批评老庄思想，要使这种思想不要全部占据了中国文学的领域。⑨
在新月作家看来，文学的人本思想主要就是要使人成为文学关注的中心。沈从文提出文学不能抛开人的问题的同时也反对文学去“谈天说鬼”⑩。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中，人们于其人与自然的契合、田园风格中似乎感受到道家隐逸之风，其实，这只不过是作家于此灌注深层的文化思考，直到四十年代，沈从文在文学批评中还对废名小说中突出的禅道思想颇有微词。(11)
新月作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理解不无道理。事实上，在文学革命之初，陈独秀那篇著名的《文学革命论》标举的“三大主义”之一“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即指“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的文学。陈独秀三大主义攻击的目标——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受儒道思想影响的文学潮流，惜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封建伦理道德枷锁的重任使“人的文学”的主要摧毁目标都集中到儒家文学思想中去。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新文学思想攻击儒家文学更多的是集中于儒家文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打倒儒家思想对启蒙思想的阻碍；新月作家更多的是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把握文学传统的，其目标是为了建设以人性为中心的文学理想。对于前者来说，他们往往激进地将儒学思想与儒家人生观念等同起来，而后者则比较理性地对待传统思想，将儒家人生哲学与其文学思想分离开来对待，一方面反对儒家文学观念，另一方面对儒家的真本思想、人生观念持欣赏态度，特别是儒家执着入世的传统在他们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念中引起回响。
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是在反对儒家人生观及其文学观中获得生命，那么新月文学思想则着重剥离道家文学传统和接受儒家人生哲学精华的基础上使他们的文学世界染上光华。
二十年代中期始，在五四新文学落寞时期，随着社会思潮中阶级意识的勃兴，新文学阵营在走向分化的同时开始对五四新文学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批判。这大体上可以分出两条路径：一是新兴的左翼文学，以阶级意识的前卫观念对五四新文学中“人性”、“个性”、“自我”乃至“人生”等命题的冲击，进而构成三十年代乃至此后数十年的文学主潮；二是新月作家群在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中，执着于“人性”文学思想培植的坚实努力。既然新月文学思想与五四新文学在关于“人”的文学情神上有相通之处，而它崛起之时又掀起对五四新文学的激烈批判，其内在潜因则需要我们去探索新月人性文学思想深层的内蕴。
如果说新月文学的人本思想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学中道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学传统批判中建构起来的，那么，在对五四新文学特别是其浪漫主义诗学的批判中则彰显出其人性具体内涵及其与五四新文学所标举的人性观的区别来。
五四新文学的人道主义文学潮流，其主要的理论根基是借鉴西方的“自然人性论”。卢梭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卢梭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纯朴善良的，恶是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道德习俗等对自然人性的压制和摧残造成的，因此要清除罪恶就必须摧毁束缚自然人性、压制人的感性欲求的封建意识和桎梏，最后得出了必须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性结论。五四新文学正是以西方自然人性论作为思想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封建礼教，人道主义成为揭露封建禁欲主义、蒙昧主义的有力武器。鲁迅后来总结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认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12)。
新月文学思想中的二元人性论强调的是人性本来就是善恶对立的，认为人性不是尽善的，(13)指出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的社会性和人具有的理性和道德。这种认识应当说从学理上讲比自然人性论合理得多。二元人性论者并不着力于对产生人性恶的社会根源的追究而倡导一种人类自身自省的方式，以人性中的善来消解人性中的恶。因此，新月文学思想中人性即是要求其“质地(Quality)”的健康、纯正和具有伦理性，认为：“伦理的乃是人性的本质”，(14)要求作品表现一种“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5)。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对文学质地的要求并不是排斥变态的题材进入作家创作视界，在强调作品质地的同时，他们又追问作者的“态度”，要求作者用“最常态的态度”、“伦理的清健的观察点”来处理（变态的）题材。(16)
基于作品的质地和作者的态度两个方面，新月作家对五四新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梁实秋不无偏激地将新文学运动喻为一场“浪漫的混乱”，他们严厉指斥五四新文学中的感伤和颓废倾向，饶孟侃以《感伤主义与“创造社”》为题，直接将批判矛头指向创造社，指责他们“故意用主观的调儿把肉欲、虚伪、丑恶一起和盘托出”；(17)闻一多也攻击浪漫主义者“顾影自怜”、“披露”“原形”、把“自身的人格”“赤裸裸的和盘托出”的“自我表现”，认为这是“伪浪漫派”；(18)徐志摩在《“新月”的态度》中所列举的思想市场上十三种值得批判的“行业”，首当其冲的就是“感伤派”和“颓废派”。
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中，人们每每回顾五四新文学的无限辉煌，它的博大精深、它的青春气息、它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及留下的文学精华及其短暂的历史瞬间都令后人无限惊叹或惋惜。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精髓，即是对中国思想传统中偏离人或者说忽略人的存在这一文学应当关注的中心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拨正，所以茅盾对五四新文学曾有过这样的概括：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19)高悬在五四新文学天幕中的仍然是一个大写的“人”字。
面对五四新文学的巨大实绩，在批判五四新文学时新月作家认识到五四新文学的意义，梁实秋说过：“浪漫运动的起因是不可免的，且是有价值的。”他认为五四浪漫文学作用在于“把礼教的束缚层层打破”(20)、“是对不合理的压抑的反抗”(21)。比较而言，新月文学思想确实不似五四新文学那样将目标集中于封建伦理传统，而是着力于人内在的自身品格的塑造。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断言新月文学思想消解了反封建性质。
二
“古典主义”一般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古典主义”是指源于十七世纪的法国、波及当时整个欧洲的“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广义的古典主义则是建立在素朴的辩证法基础之上、以调和矛盾、回避冲突、向往和谐为主要特征的美学原则。前者大多指文学史上的文艺思潮，后者主要指文学内涵的质地，体现在强调文学质地中表现与再现、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天才与勤奋诸多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均衡与统一。新月文学思想的美学追求和理想正是属于这种广义的古典主义范畴。
这里，我们注意到新月作家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理性。梁实秋认为他们的文学注重的就是“健康”，而“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现畸形的现象，做到这个地步，必须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22)。显然这里的“理性”不是偏重于认识论的，不是近代科学所体现出来的求实精神和怀疑意识，而是具有伦理学意义的所指，即一种伦理的标准与规则，也即新月人性论中健康、常态、合理的人性内涵。
新月作家正是将这种理性作为文学的最高节制机关，以此约束着作家内在的情感的生发和想象的抒展。徐志摩认为：“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23)，朱湘也曾有类似的比拟。(24)对于想象，他们认为在其中必须有理性的控制，以保证其质地的伦理性。(25)
在新月文学世界中，虽然他们强调理性的作用，但仍认为情感和想象是文学的主要“质料”(26)，他们不反对情感、不反对抒情主义、不排斥想象，而反对情感无节制的放纵、想象任意的驰骋，他们要以理性作为“纯正的古典观察点”(27)使文学中的情感与想象能够“充分发展而不逾常轨”(28)。由此，新月作家创作中普遍采取对情感等冷处理的态度。闻一多说他做诗“往往不成于初得某种感触之时，而成于感触已过”(29)；朱湘强调的是创作过程要有“镇静”的态度；(30)卞之琳在谈自己作诗时也说：“我写诗，而且一直是写的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己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31)。陈西滢在评论新月最有影响的剧作家丁西林的创作时，认为丁剧中的人物的“理智比我们强，他们的情感也多了几百几千理智的熏陶，成了一种——要是有这样一个名字——理智的情感”(32)；叶公超论新月小说，指出新月小说家处理素材时有两种态度，一是“必须以丰富的情感来充实人物情节想象的真”，同时又“非得以理性来驾驶其内容。”(33)
新月文学家更多的是将“古典的”“浪漫的”等概括文学史上潮流代变的概念看作是文学中的一种质地，他们吸收了文学史上乃至十七、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某些观念并加以融铸，同时与新古典主义严格区别开来。
这种区分表现在：一是前者理性节制的结果是中庸（在新月作家眼中，“中庸者，即避免极端，以求事物之宜”(34)）和谐，而后者因节制却极端化为僵化的规范；二是前者所主张的节制是要求文学服从“内在的制裁”即是有标准，而后者所主张的节制则常将标准“规律化”而成为对文学的“外在的权威”。(35)因此，为避免概念上的混乱，梁实秋曾将这种古典主义定义为“人本主义”，(36)它包含着任何文学运动、思潮中较健全的理论与实践。
新月的文学活动大体上都是遵守这一古典美学原则与精神的，他们的创作大都能在这一美学原则上获得统一。
就朱湘诗而论，沈从文认为他“用纯粹中国人的感情”，“带着古典与奢华而成就的地位存在”，指出朱湘的诗虽然不缺少热情，但这种热情“却并不疏忽于和谐的美的要求”，(37)苏雪林也指出过朱湘的诗具有“优美幽闲的古代东方生活与情调”。(38)对于新月诗派来说，其共同的美学特征即是“和谐”与“均齐”，他们认为诗若失去这一特征就“透不出美的风韵”。(39)沈从文谈到小说《边城》时说，他要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40)要在作品中“求妥贴”、“求恰当”；(41)叶公超认为新月小说在表现青年反抗传统的态度上“比较温和”。(42)关于戏剧美学理想，张嘉铸指责萧伯纳偏重理知、贝莱偏重情感，而高斯倭绥得着了二者之间平衡的趋向才是“货真价实”。(43)余上沅指出：“天下最难得的是一个平字，所以有趋向唯心，有的趋向唯物；有的偏重主观，有的偏重客观，有各不相让的浪漫、古典……不是流入情感之泛滥，便是流入理智的冷酷，”他呼请建立“内容与形式、理智与情感、不偏不倚、调和得宜”的“中庸”戏剧审美观念。(44)
新月文学思想的人本主义特征，使他们将文学观与人生观紧密联系起来。梁实秋在谈到人文主义思想时，就说过这“并非仅仅是一套浅显的文艺理论，而实在是一种人生观”。(45)因此，新月文学的古典审美理想与追求也标识着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期望。徐志摩就提出过用文学中“积极的情感”来维系“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46)用“和谐的人格”“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47)余上沅之所以提倡“中庸”的戏剧美学观，缘于在他看来“最健全的人生，是理智与情感最调和最平衡的人生”，“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对于艺术的良心与道德的良心两方面，当然不得不求它们的平均发展、共同生存”。(48)
正是新月文学思想的人本特质，使其古典审美理想的价值与意义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进入中外文化交汇的选择中显示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意蕴。
新月文学世界中古典审美理想与追求，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合有关。新月文学思想反对儒家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但并不排斥他们对儒家传统思想的认可与接受并以此获得新的文学观念。
在五四时期，对儒家传统真本认识并不一致，从某种程度上说，儒学的中枢、儒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即是伦理学。作为周文化的集大成的孔子学说中心内涵是“礼”，由此奠定的传统伦理规范，是根基于社会现实中的氏族血缘制的，其本身并非冷酷的宗教信条，而具有深厚的人本主义人间温情，在当时与整个民族心理情感颇为吻合，因而迅速在中原大地传播开来并为中华民族所接受。只是由于封建社会的日益蜕变，尤其是经过汉代董仲舒及程朱理学家的任意阐释及历代统治者的强行规范，儒学中掺杂了大量荒谬悖于人性而又残酷僵滞的成分，成为戕害人性、灭绝人情维系腐朽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这些，理当在五四激流中受到冲击和扫荡。但是，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看到了三从四德、贞妇烈女之类变异了的儒学传统的野蛮遗留，也同时将矛头指向蕴含儒学菁华、真正体现儒学精神的孔子，并以“孔家店”代替二千年来延绵下来的儒家伦理思想，而不顾及其源与流、精髓与糟粕的异同。
如果说儒家伦理学的内涵作为新月人生观的内蕴的话，那么儒家仁学则构成他们人生哲学的基本特征。孔子仁学的基本特征是一种理性的精神或理性的态度，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狂热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扼杀或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对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获取某种平衡。应当说，这与新月文学思想中以理节情、中庸和谐的观念都是相通的。
对传统的承受显然是由于新月作家大多都受传统文化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同时也缘于时代思潮的促使。
思想启蒙、个性解放占据着五四新文化的主体位置，但是，新文化运动最根本的动因乃是中西文化冲撞下面对民族文化发展的颓势而觉醒的救国救民的崇高精神情怀。围绕这一大目标，在新文化阵营中一部分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扬弃而重建一种崭新文化与西方文化抗衡的选择，一种则希冀复活中国文化传统的理想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予西方文化以回应。后者往往被称为文化爱国主义，前者被视为文化激进主义。新月作家包括闻一多、梁实秋等当年参加“大江会”，正是以爱尔兰文艺复兴为参照、渴望复活中国文化理想的尝试。对于新月作家来说，对传统文化都有着深厚的情感和归附趋向。(49)
其实，这种对传统认同的呼声在新文化运动中并不微息。鲁迅虽然着力于对传统文化的证伪，将传统文化本质概括为“吃人”，但他依然歌颂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史上绵延不绝的民族脊梁式的英雄：郭沫若虽然歌唱破坏一切的伟力，却又对文化传统认同得可以。(50)
相对于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来说，这种对传统的认同显出平和的态度和客观的审视。正是因为能有客观冷静的态度，才得以不笼统地将传统一棍打死，而能以分析的态度予以评判。
新月文学思想中对儒学传统中的人文精神的取用，他们所建立的具有古典特征的美学风范客观地起着与五四新文学高扬的崇高美学风格相抗衡的作用。但新月文学思想的出发点决非是维护封建伦理反人性的传统，它的目标同样是理想人格的建立。我们决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于守旧、复古。
新月文学古典审美理想的追求还有他们自觉地将传统精华与世界思潮联接的宏大视野下的整合与发扬，表现出他们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层思考。
梁实秋作为新月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对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接受是最为明显的表征。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有诸多相通之处：一是关于中庸这一人生观念。白壁德认为人生有自然的、人性的、宗教的三种境界，在自然的境界上人与兽没有分别；人性的境界中人不仅是以肉体的满足为目的，他还意识到道德的目的，有理性的节制；宗教的境界，人则超凡入圣了。而人文主义者“便是处在中间境界的一种持中的人生观”，“在纯粹理想主义者看来，他是现实主义者；但在极端的现实主义者看来，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了”。(51)这典型地体现了白氏中庸的人生观念，其与儒家人生理想异常接近。第二，关于节制，白壁德认为节制是人性完善，取得和谐平衡的重要修养方法。他说过：“孔子以为凡人类所同具者，非如近日感情派、人道主义者所主张之感情扩张，而为人能所以自制之礼。此则与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下人文主义之哲人，其所见均契合者也。若人诚欲为人，则不能顺其天性，自由胡乱扩张，必于此天性加以制裁，便为有节之发展”。(52)梁实秋正是将新人文主义的伦理价值取向中“以理制欲”的态度看成是与儒学“克己复礼”的仁学观一致。
尽管梁实秋宣扬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大张旗鼓、《白壁德与人文主义》一书也由新月书店推出，尽管新月的文学精神与新人文主义有着内在的一致，而我们在“实证”上再看不到白壁德对除梁实秋外的新月作家的影响，但是，新月作家对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的世界性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回应则是明显的。叶公超后来指出，徐志摩的《新月的态度》一文写作就是受到英国十九世纪末批评思潮的影响。(53)
白壁德从新人文主义观念出发，他主要是抨击浪漫主义文学潮流。而梁实秋等新月作家，也是将批判矛头指向浪漫主义的。
在新月派形成之前，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新月作家大都是真诚的浪漫主义者，而且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着联系。而新月打出古典主义的旗帜，对浪漫主义进行节制修正的同时，于现代主义思潮则予以更激烈的批判。
徐志摩早期作品明显有与法国象征派的开山、现代派诗歌创始人波特莱尔、通向二十世纪英美现代派桥梁的哈代的联系。而当他第二次（1929年）论到波特莱尔时，注意的却是波特莱尔作品中深挚的人道主义精神。1928年初徐志摩发文纪念他尊崇有加的哈代时，就曾以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理想作衡评述了十八、十九世纪文学潮流和思想史的发展，并在文中高举理性的大旗，反对“现代意识”的发扬。(55)
如果说徐志摩大多从作品的感性上的顿悟承受现代主义的影响，闻一多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前，则着重于理论上的吸纳。他受过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艺术理论的一些影响，也接近过美国Imagist运动的作品，特别对具有现代色彩的先拉斐尔派注目有加。但当1928年，闻一多重新检视自己曾深受其影响的先拉斐尔派时，则指出他们的作品“忘掉了全体的和谐”的“流弊”，进而推举王维与济慈的诗调和了古典与浪漫达到的适当的境地。(56)
如果说二十年代中期以前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新月某些作家产生影响，那么，在新月全盛时期，新月作家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冲击则存着戒备的心态。现代主义在新月文学世界中的回响更多地发生在文学技巧层面，而作为现代主义文艺思想内蕴的人生哲学则为他们所完全排斥。在新月全盛时期的刊物中，几乎找不到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与作品的译介。
需要重申的是，新月文学思想在建构其古典审美理想模式时，并不是将他们所反对的文学史上的潮流代变所产生的丰富作品全盘否定，只是他们划定文学品位的分别，认为古典主义文学应当占居大千文学世界中当然的首席。他们虽然批判传统的道家文学思想，但也看到“道家支配下的文学尽有极好的艺术品”；他们指斥浪漫运动，但也承认其中有“较健全的理论与作品”。(57)
新月作家大多留学欧美，如果说梁实秋当年接受白壁德人文主义思想，更多地是从理性上对西方文化发展有所认知的话，那么闻一多、朱湘等人则更多的是从感性承受上体验到西方社会物质重压之下出现的精神堕落。(58)因而，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他们没有特别注重西方文化作为思想武器对落后传统文化的摧毁作用，却更多地担心将已经危机四起的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规范将要或已经产生的隐忧。事实上，新月文学家在自己的文学天地中已经传达出对现代文明崛起过程中人的精神道德堕落的强烈批判和讽刺。尽管我们说新月古典理想于激进的五四新文化及其以后的中国现实社会如何不切时宜，但他们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认识则是建立在更为宏阔的视野之中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学着眼于人的解放和个性发展，趋向于对外在束缚的攻防，那么新月文学则致力于健全人格的培植，集中于人的内在品性的修省。五四新文学重建人格力求于特定时代下的启蒙主题，新月文学标举的人格内涵则带有某种未来理想色彩。
面对二十世纪以来人类不断呼吁人文精神重塑的事实，新月文学思想的人文精神特征将越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任何简单的价值评判都无疑是轻率的。
伴随新月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的崛起，其人本与文本结合、其人文主义古典美学的追求也无形中限制了新月艺术世界的开放性。新月文学自身的美学追求限制了他们作品表现生活的容量，作品意识不免狭小，古典和谐、均齐的美学原则排斥了大开大合、激烈冲突的题材领地。检视新月诗派的作品，大都是抒情的短制，小巧、精致、单纯，没有了阔大人生的内涵、复杂时代的云图。陈梦家在编完《新月诗选》后，发现集子里大多是抒情短章并不偶然。新月文学古典美学原则的提倡、避离矛盾、淡化冲突、希求中和的人生态度，一方面束缚着情感的自然流泄，一方面又使他们的人生与社会保持某种距离，他们的创作往往都臻于一己内心情感体验的观照与抒发，缺乏更为博大的社会内涵与容量。
然而，新月作家毕竟是一群忧国忧民、积极向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与现实保有一定距离并没有导致对现实的冷漠，对艺术的探索也没有忘却人间世相。新月文学的困境就是他们力求在尖锐冲突、矛盾横生的社会现实面前，寻求着艺术与人生的和谐一致。
在新月作家集团中，象梁实秋那样具备理论自觉者并不多见。新月文学思想展现出较为一致的表征，但他们并不都象梁实秋那样具有明彻的思想来源，没有梁实秋那样系统的理论介入。新月作家大多以自己真诚的艺术创作来展示其美学追求和人生意蕴。
作为新月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梁实秋正因为其理论的系统、成熟与自觉，所以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至为深远，面对新的文学思潮难以容受；当他的理论创造与努力达到一种成熟的规范时，则必然走向封闭。古典主义桎梏了他，使他失去了宽广的审美趣味，面对不断变化和新潮迭起的文学世界，无力作出急速的反应与分析，从而构成艺术创造新的阻力。
新月文学思想的确带有一定的保守特征，而这种保守性由梁实秋发展到极致。
三
如果说二十年代中期乃至大革命前后，新月文学和左翼文学都着力于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各自忙于新的美学原则的建立，互相间尚未构成大规模的冲突的话，那么，随着左翼文学声势日隆，这种对立则逐渐突现出来。在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思想中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和斗争集中地表现左翼文学界与新月派之间的论争与对立上。
新月与左翼文学论战最为敏感的话题就是分别以梁实秋和鲁迅为代表的双方关于文学中人性与阶级性的论争。不可否认，这次论争中有着深刻的政治观念上的分歧，虽然在文学上新月作家以超然的态度出之，但他们反对共产主义理论、运动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倾向也是明显的。因此，双方论争中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排斥了理论本身的深入辩驳。
客观地看来，正是在新月与左翼文学阵营形成对立之势时，各自的文学思想在交锋中显露光芒；正是对这次论争的观照中，我们才更深入地探照到新月文学思想基本内涵的深层质地。
梁实秋最不能为左翼阵营容忍的当是他代表新月文学鼓吹抽象的人性论，反对阶级论。其实，从论战的实际情况看，双方对人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理解上有着歧义。梁实秋确实多次表明：“人性乃一向所共有，无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普遍的没有变动”。(59)人们指责梁实秋鼓吹抽象的人性论，其实任何概念在表述上都有内涵的具体性与概括的抽象性之分，就是谈到阶级性时除了具体到一定的情境之中，也永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问题在于梁实秋在论人性时并不是指这些形式的具体表现的一致性，因为他明确阐述过这些形式在每一具体表现情境中都是具体的、变动的。他认为：“人性在各个不同时代里也表示出各种不同的形式”；(60)“人性表现不在其静止的状态里，而在其活动的状态里”；(61)“喜怒哀乐之情……其方式自有变化”。(62)他明确宣称：“文学作品描写情感是要从具体的例子来着手的，是不能从抽象的观念来下手的”。(63)
那么，梁实秋确又宣称过：人性是“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64)“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65)所谓超阶级，即是指为各阶级共同具有的通性而并没否定其具体表现中含有阶级性。梁实秋这样解释：“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本身，不是恋爱方式）的表现”(66)，“其所表现出的方式固然不但随时而异亦且因人而异，但归根到底恋爱这种情感则古今中外初无二致”；(67)“作公债失败而悲哀，与失恋悲哀，自然是不同的，其不同在悲哀的缘由，至于悲哀的本质，却没有什么不同”。(68)的确，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人作为类的存在确实在心理情感、审美意识诸多方面积累了许多共同因素，梁实秋所谓永久不变的人性即指此，而他所谓超阶级的人性也指此。对于力主文学与人生密切联系的梁实秋来说，他不可能将作为人生中阶级性的存在摒弃于文学领域之外，他曾明确说过：“阶级斗争既已由理论而成为实际活动，那么，这斗争在文学中得到反映也是正常的”。(69)至此，我们已触及到新月或者说梁实秋文学思想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对于梁实秋或新月作家来说，他们并不注重人性与阶级性等关系的探讨，而致力于人性、阶级性等与文学本身联系的阐发。他们认为：“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70)“文学作品之是否伟大，要看它所表现的人性是否深刻真实。文学的任务即在于表现人性”。(71)在谈及文学与阶级性、政治等关系时，他们认为：“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加的一点色彩”；(72)“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分”；(73)“一部作品有它的精髓，也有它的附属的‘时代精神’与‘地方色彩’，那精髓即人性的描写，其它附属的则无关紧要”。(74)梁实秋说过：“我并不说文艺和政治没有关系，政治也是生活中所不能少的一段经验”，但文艺表现的只是“政治生活的背景”。(7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使用的“表面”、“轻重”、“附加”、“背景”等限制词实际表明了阶级性等与人性相较在文学表现中占居的次要地位。若联系梁实秋的文艺批评则更为明显，他认为关于文学作品时代性、阶级性等探讨只能是背景研究，算不得真正的文艺批评。如果我们将人性的丰富内涵定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融合的无限扩张之中，那么这许多乃至互相包容的人性内容在梁实秋等新月作家看来则有层次之分；象阶级、时代、种族等都归于文学表现的背景之中，而爱、恨、嫉妒等人类共通的本性则属于文学表现的中心。
新月与左翼的论战，由于政治观念的介入，双方都没能对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这一理论课题予以深入探讨，却各自走向偏执。新月一方过多地强调人性中共同的成份，而对文学的阶级性等时有简单地排斥；左翼阵营中，过分地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而对人性则没有能给以科学地审视。
很明显，新月人性文学思想理论上并不完备，但它提供给我们的启示则是重大的。我们认为与用阶级论取代丰富的人性比较起来，这一人性文学思想更为切合文学的实际。对于中外无数优秀作品，我们若仅以阶级论的尺度去衡量有时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有时又使你的文学批评显得无聊。以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为例，新文学研究者中无数人为确定阿Q的阶级性耗费无数笔墨而未果，但无论阿Q属于何种阶级，其“精神胜利法”则表达了一切阶级阶层所共有的人性中的弱点，这也是阿Q成为不朽的文学形象的内在原因之一。再如沈从文的《边城》，虽然作品带有理想色彩，这里的老船夫与船总显然在经济上有所分别，也即可以说属于不同的阶级，但是他们却共同具备人性中的美好、善良。人们阅读《边城》，正是感受到这种美好质朴的人性美的震动与陶冶，相信没有人去考虑二者不同的阶级地位而怀疑这种人性美的存在。
新月与左翼文学的论争还有与人性文学思想相联结的关于文学本体思考上的分歧。对文学的自律性、自足性的强调，对文学审美特性这一存在根基问题的重视是新月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由于对易卜生戏剧的介绍，由此引入的“易卜生主义”在五四思想界、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但新月作家却从文学审美立场对易卜生进入中国新文学领域提出异议，并对由此掀起的“问题剧”热潮进行批判。闻一多认为“问题剧”是中国戏剧发展的“歧途”。(76)他们也注意到了易卜生戏剧的介入在当时思想界的重大意义，(77)但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他们指出当时人们注意了易卜生的思想却没有抓到易卜生的艺术，所以对易卜生的译介对中国戏剧本身没有什么益处。在新月作家看来，易卜生戏剧不朽的价值“不在他的道德观念，不在他解放不解放、人格不人格，所以不朽是他的艺术”。(78)他们甚至认为文学家可以拿文学做任何高尚的人生理想作宣传，但是否成为好文学，还在于作品本身。
新月文学思想对文学自足、自律本性的强调，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们既反对文学成为政治附庸的工具论又反对文学商业化倾向。
新月作家反对左翼戏剧运动“个个都以宣传主义为目的，以戏剧为最方便之工具”；(79)认为“文艺的价值，不在某项的工具”(80)。反对“文章和政治这一类事拜把”。(81)对于新月作家来说，他们主张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反对文艺上的统一。当国民党颁布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时，他们起而反对；左翼文学一统天下，他们也予以抵制。梁实秋指出用任何统一的思想或主义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认为“‘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指出文艺而有政策，只有两种结果，一是以政治手段来要求文艺的清一色，一是以政治来剥削作家的思想自由；前者是“愚蠢”，后者是“暴虐”。(82)
新月作家并不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甚至不反对作家有政治理想或从事政治活动，(83)但是他们认为“艺术的可贵，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功利效用之上”，(84)认为将文学当作“向社会即日兑现的工具”(85)违反了“它那点应有的超越近功小利的‘自由精神’”。(86)
新月文学思想中对文学本位的强调，还体现在他们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倾向。在那时，新月作家大多以稿酬谋生，自然割不断文学与商业的联系，但是，他们坚决反对靠文学发财的商人心理，认为这样文学必然走向媚俗。(87)新月办刊的曲折艰难、每每难以为继与他们对纯文学的追求的立场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此，沈从文四十年代初有过总结。他认为1927年后“全国文学运动，便不免失去了它应有的自由独立性，这方面不受‘商业支配’那方面必成为‘政治附庸’”；而在1929年左右，“新文学又起始被政治看中，企图用它作工具，在野的则当武器，在朝的则当点缀物”。(88)
至此，徐志摩《“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标举的两大原则之一的“尊严”其实即指文学独立于政治和商业之外的自由意识。
与左翼文学注重文学思想内涵上的激进，过份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相比，新月作家更着力于艺术美的创造。正是出于对文学审美本性的追求，新月理论家抓住左翼文学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事实给予不遗余力的批驳。尽管左翼文学也有不少优秀成功的作品，但其初期革命浪漫谛克倾向则远离了文学审美本性；而新月文学特别是新月诗、沈从文的小说等大量作品尤其在经过一段历史沉淀后，愈发显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愈来愈为人们所喜爱；而左翼文学中一些粗率浮泛之作则大多只成为文学史料供史家研究，这些在今天已成为毋庸争辩的共识。
强调文学本体的审美特性，新月作家在某种程度上确给人一种艺术至上论的误解。其实，对于新月作家来说，他们在推崇、强调文学自足自律性的同时并没忘却他们提倡与遵守的文本与人本结合的思想。他们没有否认过文学与人生的联系，也更没有去否定文学的价值和功能。他们反对纯艺术论者，认为左翼文学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是正确的。不过，新月文学思想中将文学的价值与功能测定得相当宽泛，他们从不夸大文学改造社会的功能。(89)
既强调文学的审美自足自律性，又不忽视文学与人生的联系；既正视文学于人生的价值功能，又反对夸大文学的作用；既反对“工具论”，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倾向，这些都构成新月文学思想中审美文学价值系统的独特内容。
与文学独立本性相一致的是新月文学思想中树立作家主体意识和追求自由人格的双重精神品质的建立。由于长期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沉重负荷，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两种心理趋向，一种是感时忧国、积极报效的主动参与的政治热情，一种是一旦怀才不遇或仕途坎坷，就悠然隐逸，纵情山水。表现在文学思想上，就是新月作家所批判的儒家“文以载道”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念和道家出世的文学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深入影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个具有自由独立意识的知识群体，他们既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不脱离人生实际；既不受某一种主义制约，又以其知识、理性、正义、道德为准则进行社会文化思想的批判，形成了那一时代各种思潮蔚为壮观、竞相争鸣的局面。知识分子充分独立品格在社会张力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月作家群体正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分化之后自由知识分子精神的延续和承继。正是这种自由独立人格的塑造和充分的主体意识的建立，形成新月文学思想光彩的一面。七十年代末，叶公超在总结新月文学时仍说：新月文学“最大的意义”是“自文学革命以来……唯一坚守自由纯正原则的一支砥柱”。(90)道出了新月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深刻联系。
注释：
①(21) 《文学与革命》，载《新月》1卷4号。
② 《北海纪游》，载《小说月报》17卷9号。
③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
④ 《论人情》，载《人民日报》1957.5.8。
⑤(15)(40)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⑥ 梁实秋：《偏见集·诗与伟大的诗》，正中书局，1934年。
⑦、⑩ 沈从文：《新文人与新文学》。
⑧ 《偏见集·文学与科学》。
⑨(36)(57)(62)(71) 《偏见集·现代文学论》。
(11) 沈从文：《习作举例·由冰心到废名》。
(12) 鲁迅：《草鞋脚小引》。
(13) 参阅梁实秋：《文学与革命》。
(14)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何瑞思之〈诗的艺术〉》，新月书店，1928年。
(16)(22)(25)(27)(35)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载《新月》创刊号。
(17) 载《晨报·副刊》，第11号，1926.6.10。
(18) 《诗的格律》。
(19) 茅盾：《关于“创作”》。
(20) 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新月书店，1927年。
(23)(46) 《“新月”的态度》，载《新月》创刊号。
(24) 参阅朱湘：《文学闲谈·为什么要读文学》，北新书局，1933年。
(26) 参阅梁实秋：《文学的纪律》。
(28) 梁实秋：《文艺批评论》。
(29) 闻一多致左明信，1928.2。
(30) 朱湘致曹葆华信，载《朱湘书信集》，“人生与文学社”，1936年。
(31) 卞之琳：《雕虫纪历·序》。
(32) 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中的十部著作》。
(33)(42)(90) 叶公超：《新月中的小说》，载《中国时报》，1978.5.7。
(34) 《浪漫的与古典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37) 沈从文：《论朱湘的诗》。
(38) 苏雪林：《论朱湘的诗》，载《青年界》，5卷2号，1934.2。
(39) 于赓虞：《诗之艺术》，载《华严月刊》，1卷1期，1929.1。
(41) 沈从文：《论技巧》。
(43) 参阅张嘉铸论述贝莱、高斯华绥、肖伯纳的三篇文章，收入余上沅主编的《国剧运动》，新月书店，1927年。
(44) 《中国戏剧的途径》。
(45)(51) 《白壁德及其人文主义》，载《现代》，5卷6期，1934。
(47) 徐志摩：《泰戈尔来华》。
(48) 《剧刊终期》。
(49) 参阅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梁实秋：《现代文学论》，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等文。
(50) 参阅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载《创造周报》，2号，1923.5。
(52) 《白壁德与人文主义·中西人文教育谈》，新月书店，1929年。
(53) 叶公超：《关于新月》。
(54) 《波特莱尔的散文诗》，载《新月》，2卷10号。
(55) 《汤麦士哈代》，载《新月》，创刊号。此文与同期的《新月的态度》，《文学的纪律》相呼应，共同阐述了新月文学思想的内涵。
(56) 《先拉斐主义》，载《新月》，1卷4号。梁实秋早在《长城之神·序》一文中宣称自己不是一个现代主义者，载《晨报副刊》，1367号。
(58) 新月小说家沈从文虽未留学，但他是从纯朴的乡村与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都市的比照中达到自己文化选择的认识。
(59) 梁实秋：《文学因缘·文学讲话》，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6年。
(60)(69)(83) 《偏见集·所谓“题材的积极性”》。
(61) 《浪漫的与古典的·诗与图画》。
(63)(67)(68) 《偏见集·文学的永久性》。
(64)(65)(66)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新月》，2卷6、7号合刊。
(70)(72)(73) 《偏见集·人性与阶级性》。
(74) 《偏见集·古典文学的意义》。
(75)(82) 《所谓“文艺政策者”》，载《新月》，3卷3号。
(76) 《国剧运动·戏剧的歧途》。
(77) 参阅梁实秋：《现代文学论》，徐志摩：《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
(78)
参阅梁实秋：《现代文学论》，徐志摩：《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徐志摩文。
(79) 顾仲彝：《中国新剧运动的命运》，载《新月》，4卷1号。
(80) 梁实秋：《论思想统一》，载《新月》，2卷3号。
(81) 陈梦家、介令孺：《信》，载《新月》，3卷3号。
(84) 余上沅：《伊卜生的艺术》，载《新月》，1卷3号。
(85) 沈从文：《风子·题记》。
(86) 沈从文：《为什么写，有什么意义》。
(87) 参阅徐志摩：《“新月”的态度》，梁实秋：《所谓“题材的积极性”》。
(88) 沈从文：《短篇小说》，载《国文月刊》，10期，1942。
(89) 参阅《现代文学论》，叶公超：《写实小说的命运》，叶文载《新月》创刊号。
标签：文学论文; 梁实秋论文; 人性论文; 艺术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新月派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沈从文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