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苏南部城市货币资本的积累及运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资本论文,江苏论文,近代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江苏南部城市的发展中，表现出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那些货币资本积累较多的城市，新式工业的发展反而相对迟滞，城市也呈衰落趋势；而与之邻近的货币资本积累相对较小的城市，新式工业反而获得长足发展，城市也呈日新月异趋势。如苏州之于无锡、扬州之于南通、镇江之于常州，在历史上，这3组城市中， 前者的货币资本积累远远大于后者，但前者新式工业的发展，却远较后者迟滞。为什么江苏南部城市的发展中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这很值得思考。
一
从商人资本的发展程度和货币资本积累的数量而言，苏州、镇江、扬州要远远超过其各自邻近城市无锡、常州、南通。
鸦片战争前，人们公认：“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注：尹会一：《敬陈农桑四事疏》，《尹少宰奏议》卷三，光绪五年刊本。）。在太平天国前后，苏州仍为江南金融中心，票号、钱庄、典当，鳞次栉比。据《申报》载：“昔年票号尽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注：《答暨阳居士采访沪市公司情形书》，《申报》1884年1 月12日。）。1908年苏州单个钱庄的存款一般在35～45万银两之间，综计钱庄存款总额在1000万两上下；至1926年， 苏州每家钱庄的平均存款为100万元左右，综计钱庄存款达3000 余万元（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学者们指出：“（苏州）金融业极为发达，各行、庄以吸收存款为主要业务，盖因民间殷富也。”（注：朱沛莲：《江苏省及六十四县市志略》，（台北）国史馆1987年印行，第127页。）。
鸦片战争前，镇江为漕粮及南北货转运中心，货币资本的积累十分雄厚。1868年，镇江有钱庄27家，数年后，即增至60家之多（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其中资力极为雄厚的钱庄有8家，“都在苏州设有支店， 苏州与镇江在金融交易上有紧密的联系。”（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第三册，第1577页。）。形成名噪一时的“镇江帮”（或与扬州钱庄合称“镇扬帮”），“百年来与宁绍（帮）齐名。”（注：朱沛莲：《江苏省及六十四县市志略》，（台北）国史馆1987年印行，第36页。）。欧战前后，镇江帮更与上海实力极为雄厚的颜料帮和土行帮互相渗透，极大地加强了镇江的金融地位。由于资力雄厚，镇江钱庄在光绪前期，年放款额即达1500万两白银以上（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179页。）。
扬州在隋唐时为全国最繁荣地区，清代中期，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商的货币资本积累几与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相埒（注：参见王思治等：《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鸦片战争前夕，盐商虽已处于衰落中，但扬州货币财富的积累仍为数巨大，正如史家所云：“江都（扬州）夙为江北大都市，物阜市盛，金融业也较江北其他县份发达”（注：朱沛莲：《江苏省及六十四县市志略》，（台北）国史馆1987年印行，第205页。 ）。1919年前，扬州钱庄年放款总额达千万元以上，其后，扬州钱庄继续发展，钱庄家数由1920年的14家增加到1923年的31家（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276页。）。
与上述3座城市相比，无锡、常州、 南通的货币资本积累显得很单薄。
无锡虽与苏州毗邻，至1865年，仅有3家资力十分单薄的小钱庄， 经营方式类似于典当、商店（注：李继曾等：《无锡的银钱业》，无锡《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57页。）。无锡原为全国著名的米市，据1919年调查，津浦铁路通车后，这一地位不再存在。与苏州、扬州拥有繁华的商业区相比，“无锡名为‘小上海’，历史上却从未建设起一个像样的商业中心和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注：陈文源等：《荣德生和无锡城市近代化》，江苏文史资料第92辑《无锡市政建设》，第18页。）。
常州位于苏南东部水陆交通的交会点，此处在古代设有毗陵驿，水陆兼备，规模宏大，为舟船停泊、聚会之地，聚集了大量出入长江口的船只和物资，加上陆路交通方便，常州在古代就为江南商业中心城市之一（注：参见茅家琦《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近代以降，常州的命运有类无锡， 茅家琦先生指出：“近百年来，一因北运河淤塞，漕运改道，二因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常州虽在铁路线上，但失去了转运功能，经济地位逐步下降。”（注：参见茅家琦《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光绪初年，常州城郊共有12家钱庄， 但“常州钱庄业资金都不十分雄厚”（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据1923年统计，常州27 家钱庄资本仅为145万元。
南通与扬州同处江北，却没有在历史上形成资本雄厚的商帮。《中国实业志》云：“南通商业在海禁未开时代，规模至小”（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民光印刷公司1933年2 月版，第290～291页。），以经营南通土布闻名的关庄布商，分为居间商性质的“掮客”、宁波的船号帮，来自北方的客帮、安东帮等；南通本地及吕四等地经营土布的多为本小力微的散帮（注：详见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4年刊印，第73～85页。）。辛亥（1911年）前后，南通最著名的豫丰、得记、永昌林3家钱庄， 除得记不详外，豫丰创办资本仅为600银元，永昌林为800千文。南通既缺乏较大的货币资本积累，社会风气又十分闭塞。
从商业的繁荣程度，以及钱庄、票号等银钱业所吸收的存款、对外放款来看，苏州、镇江、扬州的货币资本积累十分庞大，且这3 个城市在近代都具有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地位。无锡、常州、南通由于没有非常发达的商业以及缺乏拥资雄厚的商帮，这3 座城市的货币资本积累很单薄，远远不及前3座城市。
一般说来，货币资本的积累，是新式工业发展的条件之一，那么，上述6座城市新式工业发展情形又如何呢？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式工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棉纺、缫丝、面粉、染织等4个主要轻工部门。据统计，在这4个轻工业部门中，同处江北的扬州与南通新式工业资本相差最大，南通的主要轻工业资本竟为扬州的137倍；同处沪宁线西端的镇江与常州差距最小， 常州的主要工业投资为镇江的4.17倍；而同处沪宁线东端的苏州与无锡，主要工业资本竟相差20余倍。
仅统计4种重要轻工业，容易产生误差。下表则将上述6个城市工厂总数和资本总额作一统计，然后比较两类不同城市工厂的规模。
苏州等6座城市工厂规模表（1936年前）
城市 工厂总数 资本总额(元)工人总数
Ⅰ类苏州 279
3886000 8399
扬州 52272000 913
镇江 337
4711000 4741
Ⅱ类无锡 315
1407037063764
南通 667668551 12418
常州 983136000 9040
城市 每厂平均资本(元)每厂平均人数
Ⅰ类苏州 13928.3230.10
扬州 5230.77 17.56
镇江 13979.2314.07
Ⅱ类无锡 44667.84202.43
南通 116190.16
188.15
常州 32000
92.24
资料来源：《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四编；《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第2编，1937年2月出版；《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下编”。
从上表可以看出，Ⅱ类城市工厂的平均资本、工人数要远远大于Ⅰ类城市。Ⅰ类城市工厂的平均资本仅有13276.95元，平均工人数仅有21.49人；Ⅱ类城市工厂平均资本则有51930.94元，平均工人数为177.92人，分别为Ⅰ类城市的3.91倍和8.41倍。这也说明，Ⅱ类城市工厂的现代工业特征非常明显，而Ⅰ类城市现代工业的特征并不明显，还较多地带有工场手工业的特征。
上述3组6个城市，每组具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尤其是交通、物产、民风等基本相同；且前者主要条件往往优于后者。因而，上述3 组城市中新式工业的差距，决非地理、交通等因素造成。尤为重要的是，苏州、镇江在近代曾是江苏省会，扬州是古代名郡；而无锡、南通则没有这种作为行政中心的优越条件。这6座城市新式工业的差异， 主要与货币资本的运行方式有关。
二
近代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资金短缺是中国新式工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而工业企业资金短缺则是由于近代中国缺乏货币资本的积累。如前所述，苏州、扬州、镇江的货币资本积累雄厚，新式工业却发展迟滞；无锡、南通、常州货币资本积累较少，新式工业却迅速崛起，这是什么缘故呢？
中国新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缺乏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对雇佣劳动的逐步剥削和相应的积累，因而货币资本的转化成为早期工业资本的主要来源，但下述因素使苏州、扬州、镇江的货币积累难以在当地城市转化为工业资本。
第一，苏州、扬州、镇江3地货币资本的积累， 源于商人资本独立的发展；而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这些城市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例。
亚当·斯密指出：“一个城市不但在其邻近各农村都很贫乏都很衰落，而且它所与通商的各个农村也都很贫乏很衰落的情况下，仍可以发达起来，日臻于富强。”（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上册，第366～367页。）。苏州、扬州、镇江在近代以前的发展，就具有这种特征，它们完全依赖贸易和对一般经济都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依靠对不同地区间的剥削而发展起来。明代以前，隶属苏州的刘家港有“六国码头”之称，清中期以前为沙船聚泊之所，转运贸易极一时之盛。苏州作为刘家港的依托腹地，需要为数以千万计的往来商队、富商、巨宦、甚至腰缠万贯的船员提供精神和肉体各方面的消费，因而，苏州“财货所居，珍奇所聚，歌台舞榭，春船夜市，远土巨商，它方流妓。……所谓海内繁华，江南佳丽者”（注：《苏州赋》，载同治《苏州府志》卷三。）。镇江在历史上是太湖地区河漕的中转港和贡运的必经之地（注：详见中国水运史丛书《镇江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4～28页。），明清时代是长江中上游及南北货的中转地，被称为“江南一省乃数省咽喉”（注：[清]郎廷佐：《请舒江南三大困疏》，载乾隆《上元县志》，卷26，“艺文”。）。扬州的繁荣同样与运河航运及盐运有关，自西汉吴王濞时代，扬州即依赖盐业而富，自清末至抗战，扬州仍为盐务和金融业枢纽（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而食盐历来是封建官府的专卖物资，食盐交易的兴盛，典型地反映了对不发达共同体的剥削性质。
由上可知，苏州、镇江、扬州的繁盛，建立在商业资本的发达上，主要依赖转运贸易的地位，“同两极即以它作为媒介和各个生产部门分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卷，第368页。）。马克思指出：“转运贸易的这种垄断权， 从而这种贸易本身，是随着这样一些民族的经济发展而衰落下去的，这些民族从两方面受这种垄断的剥削，其不发达状况成了这种垄断的存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卷，第368页。 ）。
源于商业利润的货币资本积累，本身并不能独创一种生产方式和完成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马克思指出：“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工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与此齐头并进，在这里，却完全取决于另外一些情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卷，第371页。 ）。只有当商业资本介入手工业生产过程，才可能促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即使这种拖泥带水的方式，在苏州这个号称“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最为典型”地区，也不多见。据研究：“（苏州）商业资本进入手工业生产过程，与手工业生产结合并加以控制的现象，寥若晨星”（注：段本洛等：《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 123页。）。
由于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例，苏州、镇江、扬州商业资本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方式，把它作为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卷，第374页。 ）从而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新式工业发展造成障碍。
第二，上海经济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引力中心，使苏州、镇江、扬州的商业资本和货币积累围绕上海这个中心运转，并成为上海经济的附属和补充。
依赖转运贸易为基础的商业资本，往往随着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而衰落，这种衰落不仅表现为个别特殊商业部门的衰落，而且也表现为纯粹商业城市优势的衰落和这些城市商业财富的衰落。
首先，上海作为近代运输中心的崛起，分流和夺走了苏州、镇江、扬州的大部分转运贸易。
转运贸易与生产部门分离的不稳定性，使依托转运贸易繁荣的城市特别容易为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取代。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浏河的淤塞，沙船改泊上海，刘家港的繁华一去不返，苏州也趋于衰落。（注：此处曾受吕作燮先生的启发，识之以示谢意。）上海开埠后，外资轮运业在上海纷纷创设，对整个长江中下游传统航运业冲击巨大，夺走了镇江等港口相当部分货运业务。据载：“中国人充分感觉到把他们的货物交外国轮船运输能有迅速和安全的优点，他们知道外国轮船可以在任何季节和季候风里航行，同时，他们也很精明，他们重视用外国轮船运货可以保险的方便”（注：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1272页。）。与外资轮运业相比，“内地商船资本甚大，……捐饷亦巨，嗣因停滞不行，生意淡泊，颇形不足”（注：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1288～1289页。）。随着20世纪沪宁铁路的通车，苏州、镇江、扬州转运贸易地位很快移聚到上海一地。
其次，上海的秩序和环境，始终是吸纳内地货币资金的巨大磁场。
亚当·斯密指出：都市中的“秩序、好政府以及个人的自由安全”，是吸引乡村富裕居民的“避难所”（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上册，第366页。 ）。自太平天国时代，江、浙一带“沪绅巨贾，争趋沪滨”，使内地资金涌集上海，到20世纪30年代，内地社会动荡，资金继续向上海集中。“乡村中的富有者群纷纷逃避到大城市里来；他们来时不是空着手的，而是满载金银财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底多方报告，年来散户买卖大形增加，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从乡村中逃来的富户”（注：薛暮桥、冯和法：《〈中国农村〉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591页。）。除了富人直接将货币资金携带到上海外， 每年还通过商品交易、赋税缴付、债务往来、田租折金等关系，使资金大量集中到上海。据统计，仅1931年，苏州、镇江、扬州向上海净流出银元数分别为100000元、1250000元、150000 元（注：马乘风：《最近中国农村经济诸实相之暴露》，《中国经济》创刊号，1933年4月15日出版。 ）。
上海吸走了苏州、镇江、扬州的贸易和资金，使这些城市与上海成为反方向发展，这些城市的衰落成为上海繁荣的前提，上海的繁荣成为这些地区衰落的必然结果。
第三，苏州、镇江、扬州的商业资本逐渐依附于上海外商洋行，成为买办网络的组成部分，从而失去独立联接生产部门的能力，不但不能使货币财富的积累与主要的传统工副业同步发展，而且使货币财富的积累建立在破坏传统工副业的基础上。
首先，上海开埠后，外商洋行纷纷创设，将内地大量钱庄、商号纳入买办化的购销网中。20世纪30年代以前镇江钱庄派驻上海的总代理处润昌栈即依赖为上海洋行提供信用保证、收解汇兑而盛极一时。在繁荣时期，润昌栈钱庄每日收解总额达400～500万两，润昌栈在镇江、扬州、南京等地设立的钱庄达数万家。润昌栈利用向上海吸收的资金为上海洋行推销洋货、收购土产，成为依附于洋行的买办性商业网中的一环（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3页。）。与此类似的苏州商业资本的积累， 也大量依附于上海的外商洋行、洞庭严家、席家、万家等钱业巨擘，皆兼有买办身份。
苏州、镇江、扬州的商业资本和货币积累依附于上海（主要是外商）金融业和工商业，从而失去独立进入生产部门、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能力。
其次，作为买办性商业网的组成部分，苏州、镇江、扬州的商业资本和货币积累，未能与当地主要传统工副业有机结合，反而破坏了当地主要传统工副业。
1846年，包世臣描述苏州一带传统手工业遭破坏情形：“木棉梭布，东南杼轴之利甲天下，……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销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注：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安吴四种》卷26。）。据1934年的调查，20世纪初镇江地区织造生丝的机房遍布全县，年收入达百余万元，“今因机器工业发达及洋货的输入，乃一蹶不振，销（消）灭殆尽”（注：戴日镳：《砖墙瓦盖与镇江农村》，《农业周报》，第3 卷，第50期，1934年12月21日刊印。）。这种情形与无锡、南通、常州等地迥然不同。农村传统工副业与新式工业不能同步发展，既使传统工副业受到破坏，又使新式工业受到阻滞。
另外，如同茅家琦先生指出的那样，地理条件的恶化也是镇江、扬州等地衰落的原因（注：参见茅家琦《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但由于与之对比的城市常州、 南通的地理条件并不比恶化后的镇江、扬州优越，无锡也不比苏州优越，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苏州、镇江、扬州在近代虽然积累了雄厚的货币资本，但却大量流向上海，成为上海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来源之一；尤其是它们与外国资本结合，转化为依附于洋行的买办资本，失去了独立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能力，并把旧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生存的前提，因而这些城市的货币资本积累虽大，但新式工业的发展却相对迟滞。
三
无锡、南通、常州在地理、交通、甚至人的商业意识方面，与苏州、扬州、镇江相比，有不及而无过之；前者货币资本的积累又明显比不上后者，但其新式工业的发展却远远超过后者。综其原因如下：
第一，无锡，南通、常州的新式工业能与当地主要的工副业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无锡在清初即植桑养蚕，因用土法缫丝，植桑并不普遍。机器缫丝兴起，植桑养蚕才获得大规模发展。到1911年，无锡全县桑田面积达30万亩以上，约占全县耕地面积1／4（注：陆子容：《无锡蚕桑发展概况》，无锡《文史资料选辑》（文革前）第二辑，第13页。）。欧战后，丝业资本家还投资创设蚕种场，帮助蚕农改良蚕茧，永泰丝厂、乾甡丝厂皆成绩斐然。无锡传统的纺织业也能与大工业相互结合，有人分析大工业兴起后无锡手工业纺织业的变化：“无锡的纺织业，则由旧式家庭手工业转化到新式家庭手工业，不是小农民脱离市场竞争的副业，而是手工场或大工厂的外在工厂了”（注：转录彭泽益《中国手工业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三卷，第175页。）。
南通大生纱厂的崛起，不但没有破坏原通海地区传统的土布业，反而与土布业共同获得发展。“通州的土布自使用机制纱为原料以后，产量迅速增加，商品化的过程大为加快，机纱市场也因而日益扩大”（注：该书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第150页。）。1903～1904年间， 仅从通海地区运往东北的关庄布就达15万匹，需用机纱6.66万件，而当时大生纱厂全年12支纱的产量仅有3万件，即使全部供作关庄布原料，尚不及半数。
刘国钧在接办大纶纱厂时认为：“常州有土布业基础，不能不发展纱厂，否则，即使现有的土布业也难以维持”（注：高进勇：《常州国棉一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欧战后，新式纱厂的创办，促使常州传统手工业进行改良，“农家原来的木织机，渐归于淘汰，而被足踏机取而代之，改良布的织造，大见兴盛”（注：南京图书馆特藏部等：《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各种层次的织布业反而更加发达，常州3家纱厂的出品远不敷本地需要。
无锡、常州还有许多小厂以上海大企业为龙头，它们“多属上海大厂家或大批发商之代织者”，这些小厂又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多将原料分发与各乡机户分织，论件给资”（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民光印刷公司1933年2月版，第300页。）。
无锡、常州、南通新式工业的发展，还抵制了主要来自上海的洋货，在大工业下面形成塔基形的广大手工业，从而使大工业与手工业相得益彰。
第二，苏州、镇江、扬州3地的货币资本积累均大量流入无锡、 常州、南通，转化为工业资本。
苏州游资极为丰富，钱庄吸纳存款极其容易，被称为“存款码头”。无锡则工商业需款甚殷，被称为“用款码头”，无锡钱庄常放大于存，“由于这个关系，无锡钱庄与苏州钱庄特别联系得密切，苏州的长期款项一向放与锡庄，再由锡庄转放给工商户”（注：李继曾等：《无锡的银钱业》，无锡《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59页。）。欧战前后，无锡向苏州钱庄拆借金额一度高达2000万银元（注：该书编委会：《无锡市金融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除无锡外，常州、南能也是苏州钱庄放款的主要对象。据调查：“清末以及民国时期，苏州以机器生产的工业厂家寥寥可数，而本埠商铺大户的自有资金亦颇为雄厚，故苏州钱庄吸收之存款在本市难以消纳，不得不转向外埠寻求出路，于是邻近的无锡、常州两城市以及……南通……均成为苏州钱庄放款之主要地区与对象”（注：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无锡、常州钱庄业和工商业兴衰对苏州影响至大，在苏州钱庄业中一向有“无（锡）常（州）一倒，性命难保”之说。
张謇在南通扩展实业，从镇江、扬州两地钱庄借款颇多。“……在大生赢利时期，银钱业往往把它看作‘摇钱树’，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当时镇扬帮和宁绍帮钱庄经常把往来折子竟相送到大生上海事务所。于是大生便大量向外借款以大肆扩张”（注：该书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可见，由苏州、镇江、扬州创造的货币资本积累这个新式工业产生的前提，却在无锡、常州、南通转化为工业资本，从而在这些城市产生了结果。
第三，无锡、常州、南通的发展得益于上海的辐射功能。
近代上海的崛起，对苏南地区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吸附功能，将传统商业城市中的商业资本、转运贸易、货币积累直至商业城市的优势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从而使传统商业城市呈衰落趋势，它对苏州、镇江、扬州的影响就主要体现了这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辐射功能，把发达的产业、先进的科技、优质的智力劳动扩散到周边地区，推动周边较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无锡、常州、南通的发展，主要体现了上海在这方面的影响（注：详见茅家琦等：《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8～22页。）。
美国学者墨菲指出：“现代中国的银行金融业、工业制造、商业行号（以及跟这些行号有关，并且跟旧中国脱离关系的中国新兴阶级），它们都在上海发迹，现在多半仍旧在上海集合，近百年来从上海，像从一个漩涡中心一样，散布各地”（注：[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另外，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也是无锡、常州、南通新式工业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学者们已有较多的论述，兹不再述。
依赖转运贸易而盛极一时的苏州、扬州、镇江，在近代发展的步伐远远落后于无锡、南通、常州。前者的货币资本积累多流入后者转化为工业资本；前者被上海的吸附功能削弱，后者则得益上海的辐射功能；前者商人资本的运行，与生产脱离，破坏传统的工副业，后者的工业资本则能与当地主要工副业相得益彰。马克思指出：“纯粹的商业城市比工业城市有更多类似过去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页。）。 这也是上述两类不同城市在近代发展情形迥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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