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全球化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视野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2－0059－07 全球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面临的最主要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现实。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化所映射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当前的全球化已不再局限于经济，同时也包含了政治、文化等多层次、多领域。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中，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全球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全球化的视域中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背景、本质属性和发展路径，以及探究如何让“中国模式”变得更加稳定，发展更加长久，对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都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新视野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辩驳也无法变更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纷纷引发研究热潮。20多年来，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已经多不胜数(在中国知网资源总库中以“全球化”为关键词，搜索到的文献结果为206,138条，从发表的年度来看，主要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点，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呈现一个井喷的局面)，但究竟什么是全球化仍然是一个争议纷呈的问题。总的来讲，我们比较赞同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等人给全球化下的定义，即“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包含了诸多层面和维度”，它是“各领域、各方面的全球化模式实现了历史性回合与集中的独特时代，这些领域包括政治、法律和治理、军事事务、文化联系以及人口迁移，并且涉及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以及各国都面临的全球环境威胁”。[1]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定义概总，而从微观来讲，我们则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等等诸多层面得出不同的定义和结论。但无论全球化的定义如何，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事实是，世界正逐渐变成密切联系的整体，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等领域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正在不断加强。总之，全球化从来都不只是表现为世界发展的一种状态或结果，更重要的它表达了一个历史过程。在这里，这个历史过程不是特指经济全球化抑或是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而是指代包含所有层次、所有领域不断趋于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正如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向一样，全球化走向后全球化时代的趋势也不可避免，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什么是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究竟给人类带来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等。从历史角度来讲，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可厚非，但是关于这些利益的分配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平正义的以及能实现多大程度的公平正义却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和探究。正如罗尔斯所强调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 随着发展伦理学的兴起，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视野——国际伦理的视野去看待和反思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问题，逐渐将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的发展问题纳入到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探讨中来。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的发展不公正问题上，人们也不再是默许和束手无策，而是积极寻求一些措施对旧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者重新做一些新制度的合理安排。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言，“争论的中心问题不是全球化本身，也不是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的利用，而是对制度安排的总体格局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产生了对全球化利益的极为不公平的分享。问题不在于穷人是否也从全球化中获得了某些益处，而在于他们是否得到了公平的份额和公平的机会。为了克服给世界各地穷人提供极为有限的机会的不作为和障碍带来的问题，迫切需要对制度进行新的安排)进行改革。全球化应得到合理的辩护，但全球化也需要改革”。[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伴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浪潮而形成的，反过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成为推进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主要动力之一。因而全球化应该成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新视野，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孕育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全球化挑战进行主动回应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逐步地、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社会主义”[4]；而且更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需要有一个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国际平台，还需要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已趋于成熟，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关于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但是真正将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的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这表明学者对从全球化的视野去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建设与发展问题的关注还是不够。然而，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研究还是建设实践，都必须提升到国际的层面，在理论上加强与国际间的制度比较研究，实践上加强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对话，这样既有利于我们的制度在学习和借鉴其他优秀制度成果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同时又有利于不断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一种发展模式和参考。 二、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新主题 全球化正在凭借其极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并以极快的速度渗透和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而我们无论是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还是进行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时，都已经无法绕开全球化这个主题。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主题都打上了改革开放的烙印，从根本上讲，改革开放则是中国迎合并逐步融入全球化浪潮的产物，无论这一迎合是主动还是被动。改革开放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同时又使得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重要力量。对中国来讲，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地球村”的一部分，真正融入到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来；而对世界来讲，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通过经济贸易、政治互动、文化交流和社会合作，逐渐上升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甚至时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动。 然而，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自身的发展问题总是中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5]我们认为，这里邓小平所说的“怎么搞社会主义”，体现在制度建设层面上，很大程度上指的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全球化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新主题，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已经避不开全球化。“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要求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实施，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同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且这一联系不断从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世界的发展也逐渐离不开中国。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崛起必然备受世人瞩目，尤其是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至少是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成就的一个肯定)，更加证实了中国是世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且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诸多领域逐渐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成功崛起无疑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信心，还使得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和广泛探讨，这就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新的国际责任，也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更多、更广泛的国际制度认同。 “一种制度之所以得以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制度及其统治下的人们对于该制度的一定程度的认可和接受”[7]，这就是制度认同问题。尽管随着“北京共识”的提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而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式提出，国内外社会各界都对这一制度体系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和广泛探讨，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已经获得了国际的普遍认同；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给中国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的改变和提高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中国人对这一制度体系完全认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认同取决于这种制度设计和安排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为每个中国人带来幸福安定的生活；而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世人对这种制度体系的认同则取决于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根基的中国能否设计和建成比西方资本社会更优越的、更有利于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体系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成功能否为世界其他国家的进步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可供借鉴的制度模式。而这些，正是我们需要深化研究的重大课题。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在制度安排和建设上已不可能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必须将全球化确立为新的主题，尤其是要立足于国际和国内时局的新情形、新变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实践不断融入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具体进程中去，既要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制度成果，也要分享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成功经验。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8]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话语权，力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获得国内国际双重认同。 三、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新维度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显然也包括社会制度。正如韦伯夫妇所言：“现存的各种制度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这是不可回避的。对社会的各种制度，如果不去深思熟虑地、不断地使其适应经常变化的时代要求而加以变革，那么这些制度终究是要崩溃的。”[9]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经常变化的时代要求”就是全球化，因而我们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时，必须转向一个新的维度。 全球化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新维度，在这个新的维度里，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讲无异于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因此必须利用好这把双刃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开辟披荆斩棘，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充分把握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加强国际间和区域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上的交流与合作；也要警惕和防范全球化带来的意识形态输出、文化价值渗透、制度移植甚至是国家主权干涉等威胁，并适时化解这些矛盾和威胁给中国发展造成的阻力和损失。 既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早已不能置之世外，我们就应该找到合理的方式和正确的路径去迎合全球化、适应全球化甚至是利用全球化。我们认为，这里的迎合、适应和利用应该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因而在全球化的视域下继续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与世界接轨，与时代同步，以经济全球化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以政治全球化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以文化全球化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承，以生态全球化引领科学发展观的践行。 首先，以经济全球化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在经济上能否很好地融入全球往往决定了其他层次和领域的成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积极参与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正是回答了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0]经济全球化通常被认为是全球化最根本的表现形式，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也就要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更彻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里的彻底显然不是有些经济学者鼓吹的完全市场化抑或是自由化(因为自由化、市场化不是发展经济的万能膏药，如“拉美试验”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何平衡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平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实现健康、稳定、长久发展的关键。 历史证明，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好途径，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仍必须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的有机结合，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仍要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借助于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集体经济的凝聚力、私有经济的活力，调动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各阶层的积极性，形成“合力”推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其次，以政治全球化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在积极应对和融入政治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既要有明确的目标，还要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把握科学的方法。建成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尽管政治全球化不能等同于民主化的过程，但民主作为当今世界最普遍也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政治方式和制度形式，已然成为世界政治生活最重要的主题，正如卡尔·科恩所言：“民主已成为整个世界头等重要的政治目标。”[11]对中国而言也是如此。然而，民主却并非世界和各国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而且民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又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适用于中国的民主并非完全是科恩语境中的民主。历史证明，中国不适宜完全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模式。所以“西方民主的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中国正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在政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并没有像苏联那样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找到适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始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一种彻底自由主义的民主观，他试图冲破当时的国家制度，创造比资产阶级更为广泛和高级的民主制。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渊源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特别来自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强调人民的绝对一致和权力至上”。[13]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更广泛的民主，既有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又有别于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模式的特殊的民主政治模式，是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不断顺应和融入全球化发展潮流的产物，是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开放的结果。而全球化不断拉近了国家和民族地区之间的距离，使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民主化过程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基本方向和根本原则不变，又要力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创新和完善，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变化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找到这一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在国际中的定位，重新审视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并在相互尊重多元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生共融，既不能完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来否定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也不能片面地以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然后，以文化全球化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承。这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4]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是要求我们的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体系，顺应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文化全球化”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论题，社会各界对文化全球化的看法莫衷一是，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并不存在“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不过是对“全球化”概念的泛用；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全球化”是存在的，其主要表现就是“文化的趋同化”或“文化的同质化”，通过这种趋同化或同质化逐渐消融着多样性的“民族文化”；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殖民化”。我们认为，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范畴，上述的观点都是文化全球化的表征或者结果。从根本上讲，文化全球化是人类交往不断扩张的必然产物，是始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形成的历史现象和发展趋势，然而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对文化全球化本身的思考和争论，而在于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在于如何处理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文化全球化至少不应该是通过文化的渗透与殖民而达到文化的同质化和一体化，而应该是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和谐的共生共荣。因而，我们今天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文化全球化成为保护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力量，而绝不是成为破坏甚至毁灭文化多样性的元凶。 在全球化的境遇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必须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战略方向，“只有牢牢地把握这个方向，才能既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又有力地抑制和消解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才能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15]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全球化下思想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东西方文化碰撞、不同价值观念冲突，引发着人的内心世界中一场历史弥久的精神大地震”。[16]所以要警惕和预防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输出所引发的“精神地震”，处理好由文化全球化所引起的价值多元和价值冲突问题。在中国自身文化发展的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不应追求文化价值的完全统一性，而应该尊重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根源上讲，既传承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和精神源泉。在新时代我们倡导的是要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这种自觉自信一定是建立在尊重差异、尊重自由基础上的。 最后，以生态全球化引领科学发展观的践行。科学发展观，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就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等问题所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根本要求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长期以来，在现代化发展理论的主导下，我们总是片面地强调经济的增长，从而忽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发展理念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理论的提出，促使人们开始把关注的焦点转向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转向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上来。随着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以及发展伦理学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从道德或者伦理的层面思考发展的价值问题，而实现由片面、单向、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也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绿色GDP”概念成为一种时髦不断深入人心。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是生态环境问题，那么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境遇里，这一问题注定是开放的国际性问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始终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科学发展观的践行和落实必须要同生态全球化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生态全球化，主要是指由工业化和现代化主导下的不协调发展所导致的诸多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不断扩散并成为一系列的世界性难题，以及在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和危机上逐步达成一些共识和协作。一般来讲包括生态危机全球化和生态治理全球化两个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因为人类的自负和贪欲而逐渐恶化，这种恶化是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核灾难的威胁，这些问题难以控制的恶性发展都使整个人类的处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困扰，并成为举世关注的全球问题。 生态危机全球化把生态危机的全球治理提上了议事日程。联合国早就开始通过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以积极倡导并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该委员会还在1994年关于全球治理的报告中给全球治理下了定义，认为全球治理“是各种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者个人的——处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总和”。[17]这种治理模式主要是将国际间的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国际NGO通过联盟、法律、协议、论坛等方式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制定一套健全和完善的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用以提高全球生态治理的能力和效率。然而从目前来看，全球治理的成效是令人堪忧的，法国外长曾用5个“I”来概括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即不一致(Incoherence)、无效率(Inefficiency)、信息匮乏(Information inadequacy)、不平等(Inequity)和资金不足(Insufficient funding)[18]。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才会产生。”[19]全球治理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根本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和实现归根到底都是由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决定的，现实表明在物质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的前提下，要实现全球治理单靠联合国是不行的，建立更加合理、可行、有效的制度合约，明确国家和地区的职责和分工，并推动全球治理走上体系化、正规化、制度化才是当务之急。 无论全球治理的形势如何，我们必须时刻清醒地认识到两个事实：一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向前，中国已成为世界这个“地球村”的一部分，中国显然不可能置身全球治理任务之外；二是新的科技浪潮不仅把发达国家送进了后工业化时代，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也送进了同样的时代，在这个深刻反思现代化的时代里，我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不比任何发达国家少，然而由于物质基础和科学技术上的薄弱，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必将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加严峻的任务。 好在我们没有在困难面前丧失信心，也没有迷失方向。发展理论的创新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面临全球治理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而且我们在治理生态问题的实践中也逐渐趋于规范化、制度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就为处理全球治理问题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而一种新的发展观正在全球范围内发酵、蔓延则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总之对于我们来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四、结束语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业已形成，而且我们仍在不断创新和完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全球化的视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问题已经引发了学界关注和探讨，能否取得国内国际的双重认同，决定了中国特色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能否延续，而这将经历很长时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去证明。另一个需指出的问题是，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不是完全成熟和完善的，继续完善和创新仍是大势所趋，然而，从进程上看，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显然已经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革新与完善。因而，如何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层面的改革，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发展同全球化的全面接轨仍是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和建设的根本主题。标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全球化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