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出版社改制：进入实质性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质性论文,出版社论文,阶段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高校出版社的热切期待中，9月2～4日，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终于联合召开了第六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
此间与会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和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张小影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讲话，给各大学及出版社带来了加快改革的紧迫感。记者在采访中，不时遇到社长们在找会务组工作人员，焦急地询问三位领导讲话的正式文本何时下发。
此前不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等五家已被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认完成转企改制。会上，这些出版社的社长都就出版社发展经验做了专门报告。
由于改制已经从争议步入实际操作阶段，各高校及出版社急切需要从先行者那里获得经验。“他们讲得都非常好。但是，能不能请试点单位详细讲一讲他们是怎么改制的呢？”西南地区一些中小出版社社长感到有些失望。“在试点和非试点出版社之间，成绩有什么差别，这方面的信息还不够，感觉不过瘾。”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杨放春说。
今年4月《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高等学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中指出改制方向后，大家希望这次会议能出台实施细则。但会议仅下发了《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出版社改革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会议的重头戏是25位校领导和102家出版社社长根据《意见》进行的分组讨论，涉及了改制政策、校社关系、高校出版社未来发展等广泛议题。
此前，全国高校出版工作会议至今已经开了五届，分别于1986年、1988年、1991年、1995年和2001年举行。历届全国高校出版工作会议，都会根据时代的变革，推动高校出版社的改革与发展。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社长刘军回忆，1995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高校出版工作会议明确规定了社长负责制，为此后高校出版社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1年的会议则讨论了如何应对加入WTO的形势“造大船”的主题。他希望这次会议也能成为高校出版社发展的新转折点。
目前，已经列入首批改制试点单位名单的高校出版社，都在焦急等待主管部门对改制方案的批复。毕竟，作为改制重要动力的、针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将于明年到期。尽管一系列政策还需要尽快落实，尽管还面临众多实际操作问题，会间各大学及出版社对加快改制的必要性已经有了更充分的认识。
东南大学出版社是转企改制试点单位之一，东南大学副校长沈炯表示：“我们对年底改制完成有信心。”同为转企改制试点单位的武汉大学出版社，该社社长陈庆辉表示，目前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等都已结束，改制方案正在报批，顺利的话9月份就可完成改制。
政府释放改制加速信号
虽然还是“只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与会者还是感受到了必须加速改制的强烈信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社长乔少杰在分组讨论结束后总结说：“关于体制改革，个别出版社存在困惑，但是普遍有清醒的认识。一些没有列入试点的出版社已经主动改革。一些出版社建议进一步扩大试点。”
政府：明确改制的政策和方向
出席会议的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张小影在讲话中要求高校出版社深刻认识当前的出版形势，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观念，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分析前进中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客观全面地认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机遇，高校出版社要正确分析判断形势，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高校出版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创新体制机制，解放和发展出版生产力，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以扎实工作推动高校出版社的更大发展。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副司长马国仓的讲话，则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向与会的大学和出版社代表介绍出版业改革的形势和现状，包括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改制相关的配套政策。他指出，改革的方向、改革的信心不能动摇。现在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怎么改的问题。
据他介绍，高校出版社、中央级出版社、地方出版社的改革，都在陆续推进，高校出版社改制由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地方社改革由地方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组织，中央社改革由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组织。他说，改革的阶段和社会发展应该是同步的。在转企改制同时，股份上市也在进行。将来资本运作也是发展的一种手段。目前新闻出版企业已经有七家上市了，辽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也即将于今年上市。
为了推动改革，政府在资源配置上，马国仓说，要把改革放在第一位。不改革的单位要限制使用资源，不改革的干部不能用。
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进入和退出机制，确保出版业的健康发展。马国仓说，总署正在建立经营型出版单位的评估体系。总的指导思想是分五级，一二级算优秀，三四级要限制，五级要退出。将来的资源配置将与等级联系在一起。行政办法难以解决市场退出问题，就要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
前一阶段，一些高校出版社之所以对改制积极性不高，是因为不愿意失去企业和事业的双重好处。而且几乎所有的讨论、所有的政策倾斜，都集中在转企改制上。相比较而言，改制为事业单位的出版机构还没有成功案例。标准的公益性事业体制出版社是什么要样子，也缺乏针对性研究。有的人以为改制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就是保留原来的事业体制。
对此，马国仓说，大多数出版单位将转为企业单位；过去那种既享受政策拨款，又享受市场优惠，好处两头占的事情在公益性事业单位不可能再出现了。他举了个例子：有个出版社原来千方百计想改成事业单位，后来真正了解情况以后，又想转企了。
表面看来，在原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下，学校对出版社有更多处置权，可以获得多种形式的上缴利益，可以向出版社安排人员。但实际上，改制将使大学对出版社的控制更加确定和明确：一旦出版社改制为企业（这样的出版社多数已经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学校可因为出版社的更大发展，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如果改制为公益性事业单位（这类出版社多数已经丧失市场竞争力），通过严格的管理规则，可以减少学校的开支。
政策越明朗，高校及高校出版社越明白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和加快改革的紧迫性。
大学：改制态度发生微妙转变
来自政府的改制信号越来越明确，一些原来处于观望状态或希望维持现状的大学，明显感受到了改革的压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张曙光坦承：“我们曾经比较保守，自己要求从首批改制试点的名单中撤下来。”
这是因为学校有自身的特殊考虑。第一，上海外国语大学比较小，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规模很大，学校70%～78%的自筹资金来自于出版社。在过去五年中，出版社每年向学校上缴5～6千万元，对学校贡献很大。同时未来学校要回购松江校区，面临的财务压力很大，也因此对出版社有更多预期。第二，出版社比学校的收入要高一些。学校担心改制后学校和出版社之间员工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三是学校多少有点私心，毕竟在开会用钱等方面，学校还有依靠出版社的地方。
这次高校出版工作会议上，张曙光受到不少触动。他说，第一个感受，要从文化产业改革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待高校出版社改制的大方向。第二个感受，国家对高校社的发展满怀期待，要求高校社走出发展的新模式，而且有一套激励机制。第三，听了大连理工大学孔宪京副书记的介绍，对出版社改革有了新的认识。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原来已经成为首个公益性事业体制的试点单位，但是随着改革政策日益明朗，东北林业大学发现，改制办法中的“事业体制”不同于原来所理解的“事业单位”。
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赵鑫说：“我们是 18+1中的1。我们是比较困惑的。原来考虑实行事业单位体制，是因为本身很弱小，担心进入市场后坚持不住。《意见》说，实行事业体制的出版社应出版面向校内和特定行业所需出版物、基本上不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不参与出版物市场竞争。我们对出版社的指导跟这个不一样。我们还是要按过去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出版社必须参加市场竞争，不能依靠学校。”
那么，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的改革方向会不会发生改变呢？赵鑫校长没有直接回答，他说：“我们不是说要退出改制为事业单位的试点，而是说现在还处于过渡阶段。我们也在思考，出版社发展得比较弱是什么原因？是缺乏市场资源还是没有把资源开发出来？”
那么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究竟是改制为企业呢，还是定性为公益性事业单位？“思路上学校说不清。我还是认为要‘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而不是要国家、学校补贴的事业单位，我们的市场还是广阔的，目前面向市场做得不够。如果老背着抱着，就没有发展。”
言下之意，东北林业大学似乎希望对改制的路径进行重新审视和选择。在充分了解当前的改制政策和形势后，还会有更多的高校及其出版社做出类似的反应。
出版社：研讨阶段已经结束
在人们的印象中，复旦大学出版社一直认为，高校出版社完全市场化并不符合世界潮流。但这一次高校出版工作会议上，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在新形势下对转企改制有了新的感悟。他说：“目前我们根据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意见，要认真做好改制的工作。”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贺圣遂解释了先前的立场：“之所以对转企改制存在顾虑，首先是理念问题。世界上普遍把高校出版社当作学术出版机构，而很多中国高校出版社改制后要追求商业利益。因此对待改制，校领导一直保持谨慎立场。这样理解不是反对改制，而是认为改制不一定意味着要商业化。其次是现实问题。原来高校出版社享受企业和事业的双重好处，有的人担心改制后失去‘事业屏障’。所以，我们没有进入首批试点。”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贺圣遂说：“一方面，中国的很多高校出版社市场化程度高，有条件转制成为企业。另一方面，国家为了进一步发挥高校出版社的市场潜力，要求高校出版社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为‘企业管理’，顺理成章。现在看来，几乎所有的政策优惠都在向转企倾斜，因此多数高校出版社都会选择转企改制。”
复旦大学对出版社改制态度的微妙变化，典型地代表了高校出版社对改制的理解和选择。贺圣遂认为：“因为改制原则明确，可以说研讨阶段已经结束，下一步将是改制如何进行，如何进行体制设计，给出版业带来规格化、标准化的变化。”
在贺圣遂看来，现代工业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标准化，标准化意味着高校出版社将进入全新的大发展阶段。他说：“原来高校出版社发展内涵很丰富，社情不一，有的上缴利润，有的不上交，分管校领导的喜好不一，什么样的社算是好的出版社，怎么样才能把出版社管理好，标准模糊。现在明确了要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学校在进行体制设计时，把出版社要么塑造成标准的市场主体，要么塑造成标准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改制就要‘一刀切’。”
但是，他补充建议说：“高校出版社的发展模式和评估标准不能‘一刀切’。不要以做大做强作为唯一的发展方向。”
高校出版社的改制，原来的关注点是在主管部门的政策上。如今，随着相关政策逐渐明晰，关注点转移到了主办学校的身上。高校出版社体制设计的重心，是如何理清错综复杂的校社关系，包括资产关系、干部管理和利润分配等主要方面。高校出版社社长普遍认为，比起当年的国企改革，高校出版社改制遇到了更多的观念性问题。在新的体制下，高校与出版社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
高校如何落实体制设计
“或”字折射出资人难题
在本次会议上，《意见》中的一个“或”字引起了到会校长们的热烈关注。《意见》指出：学校或学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出版社的出资人，其资产由学校资产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与监督。那么，到底是高校直接出资有利于出版社发展，还是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出资人出资益处更多呢？与会代表普遍感到很困惑。
根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规范化管理的要求，各高校要成立资产经营公司，以便为高校建立一道防火墙，使得出版社等校办产业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在经济出现问题时不致牵连高校。曾经有高校校长因为校办产业卷入债务官司而接到法院传票，高校账户被冻结，偌大的学校险些出现经济危机。
诚然，实行事业体制的出版社不能进入资产经营公司，这可以理解。但是对于转企改制的出版社，为什么《意见》没有明确出资人是资产经营公司，而是提供了两可的选择呢？教育部社科司徐维凡副司长对此解释说：科技发展中心牵头的规范化经营推进得举步维艰。一些单位无法清产核资，因为资金往往被挪用了，或者资产被抵押了。
那么，理想的情况下，出版社是由资产公司做出资人好还是由学校做出资人好？在大连理工大学孔宪京副书记看来，还是资产公司管理比较好。他说：“如果让校长、书记来管出版社，对出版社真正了解多少？社长拿了多少，分了多少，你能掌握吗？社长年薪30万、50万，到底有什么依据？”
他认为，除了防火墙的功能，资产管理公司还可以聘用更加职业的管理人员，监督管理出版机构。在这种体制下，学校对出版社社长的考核，要以出版社的规模和利润为标准。社长的收入由董事会决定，按照出版社上缴学校的数额作为基数，按照一定百分比给社长定收入，此外还有一些奖励。同时，要防止出版社做假账，把库存当收入，董事会每年检查。
这些专业细致的工作，高校领导显然是不熟悉的。“如果让学校管，就等于没人管。”他说。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既保护了国有资产，也保护了干部。”
四川大学副校长赵昌文对此提出了疑问：“如果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出资人，出版社的利润就要首先上缴资产经营公司，再由资产经营公司交给高校。这样一来，出版社和资产经营公司就要分别交一次税，等于交了两次税。而如果直接由学校作为出资人，则税收只有一次。”
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杨放春也表示担心，一些学校的资产经营公司下属的企业都是“窟窿单位”，出版社的钱要是交上去，肯定就被拿去“补窟窿”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学校作为出资人，利润交给学校好”。
其他问题还有：在组建董事会时，出资人的利益能否真正得到保障？高校出版社的董事会成员可能来自学校、资产经营公司和一些院系，他们在出版社中并没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会真正关系出版社的发展吗？此间有不少率先试点的出版机构指出，学校领导的这些疑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内部对于校产规范管理的陌生和目前一些高校资产管理的真实状况。事实上，这些问题可能也只有通过改制，明确产权，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解决。这在较早进入试点单位，拥有众多上市公司，校产管理方面经验丰富的北大、清华等学校都有明确的解决方式。学校在这个改制过程中可能需要学会通过规范的、有效的途径和自己的企业进行对话。实际上，也只有步入正轨，学校和出版社双方才能得失清楚，收益明白。
能否确立稳定的校社利益关系
应该向高校上缴多少利润、出版社的财权如何界定，一向是高校出版社社最为敏感的话题之一。
高校出版社转企改制后，高校要求其上缴利润，这是在行使出资人权利，本来无可厚非。但是高校出版社希望高校多考虑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改变支配出版社资金的随意性。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周安平说：“1998年到2006年，我们出版社回款每年增长52%，交给学校的利润以平均每年 53%的速度上涨。”上缴利润水涨船高，这是很多高校出版社都遇到的情形，因此一些高校希望主管部门对出版社的上缴额或上缴比例做出明确规定。
但是，各个高校出版社对于是否可以动用行政力量给上缴利润“封顶”仍然存在争议。一些出版社社长认为，应该对出版社上缴利润的额度作一个限制，以保证出版社持续发展的资金积累。而有些出版社社长则认为，各社之间差异很大，如果列出一个过于宽泛的限制没有意义。同时，他们也担心，有了上限之后，高校会上调对出版社的利润要求，以接近但不突破上限为目标，这就可能使得一些原本上缴利润不多的出版单位反而需要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
《意见》要求高校将出版社的经济收益主要用于出版社自身建设和再生产，教材、学术著作的出版补贴。但并没有对高校出版社的上缴利润额度做出具体规定，而把主动权交给了高校。社长们普遍希望高校在一定的时间内（如3～5年），合理规定一个明确的上缴额度。
改制后，出版社成为高校全资的独立的法人实体，学校需要通过董事会来确定上交额度，财权的界定对出版社的发展至关重要。高校需要用产业的，而不再是事业的思维看待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说：“由于产业规模发展的需要，我们想到外地开办分公司，但学校不同意，因为担心国有资产在外地流失。”他认为：“出现这些矛盾，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高校对改制的理解存在偏差，担心高校出版社改制不是发展，而是脱离。”
几年前，某大学决定成立财务中心，出版社的所有资金流动必须通过财务中心，图书回款也要先回到财务中心。出版社那位险些失去财权的社长法人幽默地说：“那好啊，出版社就只负责社会责任，财务责任就让财务中心承担吧。”他后来回忆说：“学校一听，还涉及财务责任的问题，这才不搞了。之前，建立财务中心的文件都已经下发了。”最后，作为出资人，高校向该出版社派出了一位财务总监，这是校社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如何建立适应企业发展的干部队伍
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的改制文件中，提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解决了改制最困难的员工身份转换问题。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策的波动和“鱼与熊掌兼得”的心态还是让不少“老人”害怕失去未来的发展机会和保障，这反映在会议上就是很多高校及其出版社都提到了社长的行政级别问题。各校资产经营公司的领导一般有行政级别，出版社的领导是否也有呢？如果没有，资产经营公司可以任免出版社领导，如果有，则资产经营公司没有这项权利，要由校党委来决定。
还有一个事关出版社长远发展的问题：如何能够吸引优秀人才？目前，大学出版社新员工聘任普遍采用了合同制，将来事业编制员工的比例还会逐年减少。那么改制后，社长还有没有行政级别？如果没有行政级别恐怕学校的高级人才不一定愿意去。孔宪京认为：“改制后出版社最大的问题是队伍问题，领军人物队伍建设难。因为有的出版社已经没有事业编制了，员工不再享受子女上大学减分数的待遇了。”
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管理层及部分业务骨干继续保留学校的事业编制。这也是不少高校出版社为挽留优秀人才的权宜之计，但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在事业待遇不再享受时，建立新的符合出版社发展要求的人才保障机制是“稳定军心”的当务之急。
对此，《意见》除了要求高校出版社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符合出版行业规律和高校出版社发展特点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机制、收入分配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外，还指出：要在高校出版社中探索和逐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确保高校出版社领导的专业性、职业性和稳定性。
事实上，事业向企业转轨过程中，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的问题造成的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出版社发展更大的掣肘。
会上，大家交流的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当年中华书局看上了人大社社长王霁，但经了解王霁是处级干部，而中华书局的总经理是正局级。王霁说他可以只当总经理，不要行政级别。中国出版集团不同意，意思是总经理必须是局级，局级干部才能当总经理。
高校出版社发展定位：面临重新选择
作为发展主体的出版社，正在经受着改制阵痛和业务模式选择的双重考验。从创办的初衷来说，高校出版社是为教学与科研服务的，也就是主要出版学术专著和学科教材。但是这样的基本定位，和转企改制后出版社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依靠学术专著、教材出版能否支撑出版社的发展，很多出版社表示怀疑；一些高校出版社对自身的发展前景表示忧虑。
学术出版能否支撑盈利性出版机构
邬书林认为，学术专著出版不能盈利是一个误区。这也在会上引起了各大学校长和出版社社长的热烈讨论，多数人对此疑虑重重。
高校出版社向来是大学学术出版的重镇，然而高校出版社走向市场以后，是否还能坚守学术出版的使命？四川大学副校长赵昌文表示了自己的疑问：“虽然高校出版社的基本定位是服务于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但具体到每个出版社，是否真正能够将服务性和盈利性相结合呢？作为校长，考虑的问题是公益性的出版，而出版社考虑的更多的是市场和竞争。”
赵昌文把学术出版当做“公益性出版”，已经说明了学术出版的困境。学术图书在高校出版社的产品结构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可是大多数的学术图书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或者经济效益低下。“学校给的学术著作大部分都是垃圾，没办法，还得出。”一位社长道出了学术出版的无奈。
而另一方面，在作者资源日益向社会的出版社和强社倾斜的情况下，一般高校出版社还能通过出版学术图书养社吗？对此，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周宪表示担忧：北大等出版社跑马圈地、资本积累已经完成，可能靠学术图书养社没问题，但是一般大学社很困难，教授一般更愿意到北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这样的出版社出书。比如家喻户晓的两位学术畅销书作者易中天和于丹就选择在非高校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
这个问题不止一次被高校出版社管理层提出。武汉大学出版社社长陈庆辉认为，作者资源的流失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出版社市场运作手段落后、经验不足，而另一方面，高校出版社常常只认严肃的学术图书，不看重通俗作品。
前不久，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黎明在书业观察论坛上强调“大学出版的理念需要更新”，“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学术进一步职业化、社会化，教师的地位、职责与考评体系都在发生变化。由此，高校出版社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的调整，应该增强学术著作的感召力，应该重新去设立学术出版的价值目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社长乔少杰在总结会上汇报小组的发言时说：“高校出版社发展到目前的程度，应该更加关注学术出版，回归学术，提高学术出版的整体品位；在另一方面，也要认真探讨和摸索学术出版的新模式、新思路，注意良性循环。建议总署对真正有所为的出版社在书号资源、经费支持、增加新的学术期刊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则建议，成立副牌社将高校出版社为学校服务和为社会服务两项功能分开，“高校出版社除为大学提供教学、科研支持外，还肩负着为大学改善经济、教学环境的任务。高校出版社在作为学术品牌和学术机构的同时，又具有面向市场的压力，因此国家是否能批准成立一些副牌社？主牌社还是为学校服务，副牌则生产为社会服务的图书产品。”把学术出版和经营性出版业务分离，分别实行不同的体制，不失为解决高校出版社经营压力的方式。不过要真正实施，要主管部门在体制设计上、高校在体制安排上有更多的灵活性。
教材出版危机与高校出版社联盟的可能
因为难以指望通过出版专著盈利，多数高校出版社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了教材身上。而多数高校出版社涌向教材出版的结果，是大量滋生同质化的教材，以及多家高校“联编联用”的违反教材选用合理性的做法。教材出版市场的垄断格局也削弱了中小高校出版社依靠教材盈利的能力。
高校出版社普遍认为教材出版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教育体系的评估体系指标中明确规定了国家级教材的占有比例，其他高校出版社的教材质量再好也无法与其竞争。两课教材的垄断局面，令不少出版社十分不满。吉林大学副校长张向东介绍说，该校有6.3万学生，资源很好，12个一级学科门类齐全，如两课教材，每学期有两万人在使用，但是学校不得不采用高教社的教材，自己的出版社无法介入其中。
中小学教材出版招投标，直接导致了出版利润的缩水，那些有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的高校出版社都有了危机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杨学军说：“教材、教辅占我们社产品的70%左右。北京市的地方教材现在还没开始限价，教辅限价也就是三五年的事儿了。到时候，我们的利润就没多少了。这个打击将是致命的。”
而让高校出版社真正感到强烈冲击的，是越来越严重的集团化区域壁垒。王明舟认为，“出版和发行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不容置疑的，是为了建立统一、有序、健康的市场，但改革的结果却往往有悖初衷。地方壁垒更加森严，出版集团把发行集团作为子公司，形成了一个个市场碉堡。”苏州高校出版社社长高敏感叹地说，“集团化以前，苏大图书是江苏本版书，但集团化之后，就不知道是什么版了。”
“目前高校出版社各自为政，而地方社集团化以后很厉害，什么都防着你。某高校出版社做过一个高职高专教材计划，送到省教育厅，该省的出版集团知道了之后，通过省里分走了一些份额。”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周宪说。
不利的市场环境让高校出版社意识到“正在被边缘化”，不少出版社呼吁合作，周宪提出，高校出版社应该搞产销联盟，“如果不搞产销联盟，改制后一些高校出版社就会垮台”。实际上，除了营销渠道，在数字化、网络出版上高校出版社也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不过，高校出版社的分散也让合作困难重重。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想联合几家出版社建立一个教育图书的大超市，“新业态特别烧钱，又找不到回报点。一家社的力量不够，但是，联系了几家社都是光出钱不出人，收益该怎么分配也是个问题。现在我们正在和四川新华谈这个事”。西南师大社社长周安平表示。
目前，已有一些地方出版单位进行股份制改造，已有新闻出版单位七家上市，高校出版社间是否存在资本合作的可能？由于高校出版社与大学这一层特殊的产权关系，对于资本运作的前景，很多出版社并不乐观。现阶段改制的《意见》规定转制为企业的高校出版社是国有一人独资公司。高敏认为，“学校不会欢迎重组、兼并、合作等其他形式。”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只有2004年高教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成立出版集团的失败经历。
在这次会议上，高校出版社达成共识：不能因为出版市场环境不完善而消极等待，发展面临的问题要在改革中解决；毕竟《意见》表示支持信誉良好、经济实力强的高校出版社跨地区、跨媒体经营，通过兼并、重组等提高高校出版产业的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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