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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制没有改革的情况下，1998年以来税收弹性的大幅度增长，宏观税负的不断提高，无疑等于“增税”，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积极的财政政策背道而驰。
目前我国仍存在减税空间，在实施减税措施时，应从减轻纳税人总负担考虑。借鉴美国里根政府“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惩管”的经验，税收总额不一定减少，还可能增加。
关于宏观税负及其调控方向问题
1998年起，我国经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出现了需求不足、增速下滑、物价走低的不景气现象。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政府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今年已是第三个年头。目前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质上就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根据一般理论和各国的实践经验，实行反经济衰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有两个手段：一是扩大政府支出，二是减税。而在当前我国主要采用了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的办法，在收入方面，从宏观税负来看，不仅没减税，而且是在超常增税，可从这些年来税收弹性系数的超常增长和宏观税率的不断提高上反映出来。
1997年前，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1990-1996年间税收弹性系数，平均为0.61。在我国，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的税制结构决定的。我国一直实行以商品（含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并且商品税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85年的57%提高到1995年的77%。由于商品税以商品流转额为计税依据，采用比例税率，因此，从理论上讲，商品税的收入至多只能是与GDP同步增长，而不可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即除非有特殊的因素（如改革税制、加强征管等），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的收入弹性只能小于1。
然而，1997-1999年，税收弹性系数大幅度提高，这三年分别为1.98、1.89和1.88，平均为1.92，即税收增长率几乎为GDP增长率的两倍。而今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8.2%，税收增长率为20%，弹性系数为2.44，更是超常增长。这几年来，由于税收增长率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因此带来宏观税率，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大体上每年增长近一个百分点。
上述情况，恐怕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思考：
首先，1998年以来税收弹性系数的大幅度增长和宏观税负的不断提高，能否将之概括为属于“增税”的范畴。
关于“增税”与“减税”概念的界定问题，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看法。从微观角度考察，可以列出许多条标准，但如果从宏观上考察，宏观税负的变动应该是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因为它综合地反映了国民经济的税收负担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因此，税收弹性系数和宏观税负的提高，应该属于“增税”的范畴。
其次，这些年税收弹性系数和宏观税负提高的原因是什么？
一是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目前我国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偷漏税和逃税现象，造成大量税收流失。因此，通过加强征管、堵塞漏洞，税收增长还有潜力可挖。例如，1998年工商税收增长1000亿元，主要是靠加强征管、减少偷漏税和清理陈欠来实现的。这一年清理陈欠税款275亿元，清欠比例达57.8%；稽查补税罚款收入459.6亿元；此外，清查出漏征漏管户和纠正越权违规等增加税款数十亿元。同时严厉打击走私对关税的大幅度增加也起了重要作用。加强征管，努力实现税款的应收尽收，无疑是应该的、正确的。但相对于原来征管松驰的局面来看，则客观上加重了一些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紧缩效应。
二是存在税款“虚收”问题。这有多种形式，有的是为完成税收任务而提前预征税款的“寅吃卯粮”，有的贷款交税，有的则直接造假账，虚填税单，以“列收列支”的方法实行“无税空转”。“虚收”现象的出现，既与有些地方税务局领导为显示业绩、获得晋升与奖励有关，也与下达的税收任务过大分不开，往往是被逼出来的。这会给经济和税收工作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最后，这几年增税的结果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有利还是不利？进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或者说，当前税收政策的调控方向，在总体上是否同积极财政政策相一致？值得思考。
如果撇开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一般而言，税收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和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是我们多年要实现的提高财政“两个”比重的愿望，如今在开始起步，这当然是大好事。同时，这里面凝结着百万税务大军的辛勤和汗水，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在当前我国经济紧缩的背景下，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增税的结果是否与之相适应？尽管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出现了转机，但社会（民间）投资乏力和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国债投资在支撑着，这与企业和居民的税费负担过重是否有关？进一步，通过增税转归政府支配的这部分资源，由民间使用还是由政府使用，哪个比较效益更大？这些都需要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和测算，才能作出中肯地回答。
关于减税的空间及其效应问题
如前所述，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手段不外乎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而在当前我国主要采用了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的办法。至于减税问题，我国流行的观点是：“当前我国实行减税不可行。”理由有三：一是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过低，减税空间不大；二是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降低了减税的刺激效应；三是在当前我国的情况下，减税很可能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财政难以承受。
这些观点，看起来都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减税空间不大”的问题，似乎是事实。应该说，当前在我国大幅度减税确有困难，但并非减税空间一点没有。事实上，我国在1999年已陆续出台了一些减税措施。当前还可以在以下方面作些思考：
第一，在我国，减轻纳税人负担，应从税费总负担考虑。
我认为，衡量我国宏观税负的指标，分为三个口径：一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可称之为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二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可称之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三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可称之为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这里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而且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等。根据对1995年有关数据的测算，当时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仅为10%，显得偏低；而大口径的宏观税负约在25%左右，显得偏高。我们认为，在进行“费改税”和完善税制的基础上，应在一定时期内，将小口径的宏观税负逐步提高到15%～20%是合理的，同时在减轻企业和居民的非税负担的基础上降低大口径的宏观税负，使企业和居民的总体负担有所降低。这里必须把费税负担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当然，目前的关键是政府收费过多过乱，收费大约是税收的1.5倍左右。现在来看，“费改税”的问题，难度很大，但必须下大决心抓下去，不然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无法解决。这里的前提是，通过费税改革要减轻企业和居民的总体负担，在这之前，如果单独提高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就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企业和居民的税费总负担，这会抑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许多方面，不仅费多，税也多也重。
比如我国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这比许多国家都要高。又比如目前的内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33%，这同目前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税率水平差不多，但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的盈利水平很低，这一税率也偏高，而三资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只有10%左右。此外，汽车和住宅的税费过多过重，据统计，我国对汽车购买和使用中征收的税费多达10多种，致使我国汽车的售价平均高出美国一倍，严重制约了对汽车的消费。
第三，要正确对待税收同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
税收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其收入的基本目标就是满足政府公共支出的需要。在政府职能既定的前提下，宏观税负的高低，应以所取得的税收收入能够维持政府正常行使职能的经费支出及提供公共产品的最基本供给的资金需要。问题在于目前我国政府职能不清，存在职能错位、政企不分、包揽过多的问题，表现为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吃皇粮的人员过多，支出浪费严重。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7%增长到目前的15%左右。这个问题不解决，将税收任务一再加码就会破坏了整个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扼杀了税源。因此，政府机构的精简和效能的提高，财政支出的节省，可为减税提供相应的空间。
第四，减税，不论是对流转税、所得税和其他各个税来说，都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减税让利，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就是个有力的证明。
对不同税类进行减税，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功能特点，但在具有扩张效应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例如，流转税的减税在增加需求的同时，对供给的刺激作用更大，所以，它的扩张效应主要表现在供给方面；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减税主要在于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它的扩张效应主要体现在需求方面。
减税之所以会具有扩张效应，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都是价格的组成部分（价外税只是个形式问题，不改变问题的本质），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税额的大小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可支配利润的多少。根据市场原则，企业之所以要投资和经营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这里的利润最大化，是指企业在交纳流转税、所得税和其他各税之后，留归企业可支配的利润最大化。我国中央银行采取7次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取消贷款指标限制等措施，财政一再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其目的是为了启动社会（民间）投资，但效果甚微。这里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盈利率和投资回报率过低。据统计，我国1998年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仅为7.12%。总资产贡献率的分子是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与利息支出三者之和，分母是平均资产总额。在这7.12%的贡献率中，如果扣除掉税金和利息支出，剩下的利润率则微乎其微。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税负的高低（包括流转税和所得税）会直接影响利润率，从而影响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第五，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
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国家80年代税制改革的经验，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的经验，其结果由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税收总额不一定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80年代美国的里根政府采纳供应学派的主张，实行减税政策来应对经济滞胀，这为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上升奠定了基础，并实现了从连年的巨额赤字到有较大财政结余的重大转变。我们国家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税率偏高，税基偏窄，特别是减免过多过乱，既影响了税收收入，又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要求。当务之急，应尽量减少和规范各种税收优惠和减免措施，并尽快建立我国的税式支出制度，使由于实行各种税收优惠和减免而减少的税收收入在国家预算中得到反映，并接受立法机关和公众的监督，这样也以更加准确地评估税收优惠和减免的经济、社会效果。
第六，具体到个别税种，其刺激经济的作用，可以通过减税，也可以通过增税来进行，这需要具体分析。
例如，凡是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的税种，其开征或提高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率，通常有利于刺激消费。一般来说，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呈反比。高收入阶层，手里钱多，有很高的支付能力，但由于许多消费已得到满足而不愿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阶层，消费欲望很强，但由于缺钱而不能实现其消费。如果通过征税并配合财政的转移支出，把高收入阶层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低收入阶层，就可以提高全社会的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属于这种税种的如个人所所得税、利息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和消费税中的某些高税率税目等，都能发挥这种调节作用。
税收政策取向
目前经济形势的好转，就国内原因看主要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特别是国债投资在支撑，经济本身尚未形成内在的增长动力，突出表现在民间投资未能启动，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尚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放松积极财政政策，就有导致经济滑坡的危险。因此，我们要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鼓励社会投资，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消费，完善出口退税措施，支持外贸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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