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历史观的兴起与反思--以瞿秋白为中心_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史观的兴起与反思——以瞿秋白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史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瞿秋白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史观的现代兴起，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密切相关，也是无数革命先驱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的战果。倘若要数两三人代表左翼文学在中国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成就，则必有瞿秋白。瞿秋白不仅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传播者，也是中国左翼文学的倡导者、创造者和在场者。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形塑进程中，他更是促成其左翼转折的关键人物。钱杏邨1939年拟为瞿秋白编著十卷本全集(图1)，发刊预告中称之为“中国新文化的海燕”①；李何林1339年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将瞿秋白与鲁迅标举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②，书前分别附有陶元庆作的鲁迅素描、瞿秋白(宋阳)青年时代的相片，可谓“文”与“貌”俱在(图2)。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几乎已经是所有现代文学史著述的通识。但事实上两个“革命”不但文武有别，而且在入思理路和论述逻辑、理论旨趣上都千差万别。尽管革命也被视为一种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现代性”③，然而注意到现代文学的革命一贯性，又提出过三次文学革命论，并系统论述过其间因由曲折的，却只有瞿秋白。可以说，瞿秋白是从事现代文学史革命演义的第一人，代表作之一就是他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④。

      

       图1 《〈瞿秋白全集〉发刊预告》(《文献》1939年第4卷)

      

       图2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封面、版权页及其扉页1、2(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初版)

       其实，《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并不是瞿秋白最早以“革命”论述现代文学的论文。早在1923年10月，瞿秋白就已经带着俄国考察期间获得的革命思维，尝试运用现代革命的文学史观写下《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文章劈头就说“文学革命的胜利，好一似武昌的革命军旗；革命胜利了，军旗便隐藏在军营里去了”，相信“东方的日始终是要出的”，到时候“大家走向普遍的光明”，文学世界要有“劳作之声”⑤。此文是瞿秋白运用现代革命文学史观的尝试之作，思维逻辑之简单化也显而易见，“主义”帽子满篇飞。但这种以革命起点切割文学史的思路却从此蔚为壮观，不仅越来越成为瞿秋白现代文学史论的基本招式，更生成为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路模式，甚至是唯一模式。

       任何模式的生成都离不开系统化的理论阐述工作。1927年1月，瞿秋白翻译了《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确立了两大理论武器：唯物世界观和方法论。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论文集〉自序》强调“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⑥。因此，如果说此前瞿秋白关注“革命实际工作”⑦的理论，那么1931年后的瞿秋白则只关注文艺战线理论，包括文学革命史的演绎工作。

       1931年5月30日，瞿秋白刚从革命实际工作转到左翼文学战线不久。结合长期对汉字拉丁化工作的思考和当时文坛现状的观察，为发动被其称作“第三次文学革命”的“文腔革命”⑧，瞿秋白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首次以革命化的思路系统演述了彼时几近三十年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从论述前提、进程、结论和旨趣来看，瞿秋白是在写一篇檄文，目的是为了论战。事实上，瞿秋白在那个时代语境和情势下写的文字，也不可能有过多的学术考虑，他最初和最后之目的都是政治斗争。《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可谓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上极为典范的文字，解析其入思轨迹，可发现其在后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⑨的原因。瞿秋白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动“第三次文学革命”，其论证逻辑可谓粗犷奔放，试析解如下：

       小前提是“新文学”等于“新言语”，所以“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构成近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史中的“三次文学革命”：第一次是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诗界、文界“三界革命”；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三次是“文腔革命”。大前提是“第一次的文学革命，始终只能算是流产了”，“根本算不得革命”，只形成了“旧式白话小说”，因此“建立了相当意义之中的新的文学，但是并非国语的文学”。“第二次文学革命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但“只建立新式白话的‘新的文学’，而还不是国语的文学。文学革命的任务，显然是没有执行到底”。于是必须展开“第三次的文学革命——文腔革命”，目标是“新的文学”的产生、“新的言语”的产生、“现代普通话的建设”三者合一。

       具体而言，瞿秋白的第三次文学革命有四方面要素：文艺内容上“不但要反对个人主义，不但要反对新文学内部的种种倾向，而且要认清现在总的责任还有推翻已经取得三四十年前《史记》《汉书》等等地位的旧式白话的文学”。文腔改革上“不但要更彻底的反对古文和文言，而且要反对旧式白话的威权，而建立真正白话的现代中国文”。革命的对象是“现在的旧文学——旧式白话的文艺，以及高级的和低级的新式礼拜六派，当然，这个革命运动同时能够开展‘新文学界’内部的一种极重要的斗争”。革命的目的是“必须包含继续第二次文学革命的任务——建立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所谓‘文学的国语’)”、“必须要有他自己的‘新的言语’——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是必须建立的，这是文学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先决条件”⑩。《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主旨就是要发动一场从语言到文学乃至文化的战争。当然，这只是一场文史知识分子精神世界里的战争，也是一场共产国际主义视域下民族文化的内爆式革命。

       显而易见，瞿秋白试图通过对文学史在革命思路下的重新叙述，获得文腔革命和建立现代普通话的历史合理性。瞿秋白是在给自己、也给处于低潮的左翼革命事业寻找一个继续革命、继续高潮的领域和理由。倘若结合“盲动主义”的相关历史背景和瞿秋白的个人遭际，这场战争的发动就变得意味深长。然而，就其本人而言，它既是瞿秋白刚刚从政治斗争回返文学战线的现实需要，也是共产国际强势语境下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全面发展的必需。

       根据革命需要而重构历史，一直是瞿秋白非常关注和热心的事情。瞿秋白以文学史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史思考也早已展开。早在1923年，瞿秋白就认为“俄国文学史向来不能与革命思想史分开，正因为他不论是颓废是进取，无不与实际社会生活的某部分相响应。俄国文学的伟大，俄国文学的‘艺术的真实’，亦正在此”(11)。

       除了试图在文学史到思想史领域夺得革命话语权之外，瞿秋白对于自己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时期其他范畴的历史写作也极为关切。1931年《布尔什维克》(12)的第4卷第3期，发表了华岗写的《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此时的瞿秋白已经离开政治漩涡的中心了，但当他看到这篇大革命史论后，激愤之余，在1932年5月8日写下了长文《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13)。按理说，此时此刻的瞿秋白，其身份和地位都没有必要去关心此事了，但他之所以对1925—1927年的大革命史异常关注，无非还是因为在这段历史中，他是实质上的领导者之一。这也体现了瞿秋白对革命历史叙述本身的高度重视。

       有鉴于此，回首瞿秋白基于三次文学革命论而写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其文字情怀和革命热情就更为可解。虽然瞿秋白已经从政治斗争的中心转移到文学战线上，但出于个人革命活动的历史延续要求，从革命任务口号提出的合理性论证出发，瞿秋白仍以强烈的使命感，投入到近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演义”事业之中。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瞿秋白将文艺和革命政治两条战线并驾齐驱的论列模式，以及对二者进行相互呼应的意识形态建构做法、动机和实践逻辑，无形之中为此后的文学史叙述首开了革命演义路数的先河。放观后世诸多红色文学史写作，大多抽离了具体当事人的历史体验而将论述普遍化，此一“反现代”(14)的现代文学史述模式很容易由洞见变成偏见与盲视。而把文学与政治实践比肩映射，甚至以文学发展史类比社会革命史、军事斗争史的做法，也轻易地使艺术史堕落为社会革命的譬喻史。问题还不只如此。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所呈现的论述模式，那种基于政治需要而采取先破后立的斗争史观，那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进化史观，甚至影响了一个乃至几个时代。

       如果说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的时候，瞿秋白并不专于文学史写作本身，而是为了寻找新文学的革命任务和开辟战线，那么，瞿秋白给鲁迅写信讨论《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15)则堪称瞿秋白建构革命文学史观的典型事件。

       姑且不论鲁迅收到这封信后的回应。在瞿秋白看来，他写信给鲁迅去讨论文学史的整理问题，其实也就是申述文学史观的“政治正确与否”问题。瞿秋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以此呈现自己对文学史体系建构的看法。瞿秋白的文学史观意图，在给鲁迅的这封信中表达的很明确，抱负也很阔大，因为事关意识形态建构。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是瞿秋白1932年10月6日写给鲁迅的信(16)。“一九五〇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于整理鲁迅藏书时发现此手稿。一九五三年辑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三卷，题目为系该《文集》编者所加”(17)。此信的起因，是鲁迅送给瞿秋白一本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18)。查鲁迅当天的日记及当年的书帐(19)，可知鲁迅于1932年9月24日购入此书，同日还购进马叙伦的《六书解例》、石一参(广权)的《说文匡许》、金受申的《稷下派之研究》。瞿秋白读完《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后写了读后感——《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送这本书给瞿秋白?鲁迅深谙中国社会历史，且对此往往颇有洞幽烛微的自得。送这样的一本书，当然不是没有选择和鉴别。

       众所周知，创设于曹魏而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1930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是研究这一制度的第一本专著，当时评价甚高。实事求是地说，关于门阀制度方面的学问，鲁迅和瞿秋白应该都不会在杨筠如之上。杨筠如是谁?1925年7月27日，清华研究院录取了首届新生(正取三十名，备取二名)，杨筠如名列第十一位，后师从王国维。1926年，杨筠如完成《尚书覈诂》初稿并得到王国维的高度赞赏，经修改后王国维还给他写了序，谓“博采诸家，文约义尽，亦时出己见，不愧作者。其于近三百年之说，亦如汉魏诸家之有孔传，宋人之有蔡传，其优于蔡传，亦犹蔡传之优于孔传，皆时为之也”(20)。无疑，王国维对弟子的评价和期许是相当高的。作序的时间为1927年的农历四月，离王国维去世没几天。作为荀子研究和魏晋南北朝史专家，杨筠如著述不少，曾留学日本，历任广州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四川大学等教职(21)。由此可见，鲁迅购入此书，当是出于对此书在专业知识和学问探究上的认可。一般说来，买别人的著述来送人，其目的无非有两点：或是求其友声，引发瞿秋白在这个问题上的对话、批判；或是公诸同好，表明自己对此书的激赏，甚至为补瞿秋白在这方面的知识或思考之不足。这种与友人问学的风度，足以让后世的读书人振衣长叹，难怪瞿秋白会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22)的感慨。不过，瞿秋白毕竟是曾经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从俄苏接受过共产国际精神洗礼的革命者。鲁迅专从问学入思取径，显然不能与其革命化的中国社会历史思考无缝对接。因此，毫无疑问，鲁迅这次是小扣而大鸣，导致了瞿秋白以文学史问题为出口的井喷式革命反思。

       瞿秋白看完《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后，从书中对政治制度的历史分析本身发现作者写作方法存在问题，从而借题发挥，重点讨论历史写作的方法，实质上就是历史叙述的指导思想问题。由于鲁迅是文学家，也是文学界有相当代表性的文学史家，瞿秋白便以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为例写信给鲁迅。目的当然有和鲁迅商榷乃至说服的意味。显然，鲁迅认为此书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而它之所以能激起瞿秋白写信的欲望，同样出于两个理由：一是这本书观点的代表性，二是鲁迅对此书认同本身的代表性和严重性。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所论的，不仅仅是是中国文学史问题，而是事关“中国的‘社会的历史’”该如何写的问题。用瞿秋白自己最喜欢的词语来说，就是要如何“整理”的问题。“整理”一词，可谓精当的革命者词汇。瞿秋白觉得该书“只不过汇集一些材料，不但没有经济的分析，并且没有一点儿最低限度的社会的政治的情形底描写”。但该书引起瞿秋白的深思，却还在于“单是看看这书上引证的一些古书的名称”就使得瞿秋白“想起十五六岁时候的景象”，他说：“什么《廿二史札记》等等的书，我还是在那时候翻过的——十几年来简直忘掉了它们的存在。整理这‘乙部’的国故其实是很重要的工作。中国的历史还只是一大堆‘档案’，其中关于经济条件的材料又是非常之少。中国的‘社会的历史’，真不容易写。因此文学史的根据也就难于把握。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23)

       瞿秋白发现杨筠如历史写作方法本身存在问题，也就是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因而借题发挥给鲁迅写这封信。由于鲁迅首先是文学家，于是转而重点讨论文学史写作的方法。关键问题是，正是鲁迅而不是别人送给瞿秋白这本书。想必瞿秋白因此认为，和杨筠如一样，鲁迅在“中国的‘历史’该怎么写”(24)的问题上，都属于需要被“整理”的范畴。因此，和鲁迅讨论文学史整理，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抓住了典型，实质还是关于历史叙述的指导思想问题。由于现实政治曲折，瞿秋白当时已经只能在思想政治和文艺战线上发挥作用了。因此，真正让瞿秋白振奋的，并非是这本书及其作者如何重要，也并非文学史写作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为文学史写作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它关系着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解释权。“五四”是什么?文学是什么?鲁迅是谁?这些无疑都是革命者(尤其是从“五四”走过来的革命者)如何看待文学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史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对于身为革命筹划者和领导者的瞿秋白来说，个中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这不仅事关瞿秋白本人革命事业的突围，也是革命事业发展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首要问题。

       瞿秋白采用了列宁把等级问题转化为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思路，把封建社会制度里的门阀制度抽象为“中国的等级制度”，实质上就是将其转化为中国社会历史中的阶级斗争问题。尽管瞿秋白明明知道“‘门阀’——我们现在翻译外国文的时候，通常总译做等级，这是和阶级不同的”，但为了论述需要，为了让材料服从观点，瞿秋白在论证思路上还是将二者混用了。不仅如此，为了寻找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主线，瞿秋白把中国贵族的“文士道”对应为欧洲贵族的“武士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瞿秋白相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能动关系，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等级制度既然有这样长期的历史和转变，有这样复杂的变动的过程，它在文学上是不会没有反映的”。既然“文士道”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贵族思想，那么其变迁便是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线索。瞿秋白于是自然而然地得出自己论述文学史和论述门阀史的逻辑关系所在：“封建制度的崩坏和复活，复活和崩坏的‘循环’的过程”、“文学上的贵族和市侩的‘矛盾’或者冲突，混合或者掺杂各种各式的‘风雅’、‘俗物’的概念，以及你(指鲁迅)说过的‘帮忙’和‘帮闲’的问题，都和这门阀史有密切的关系。”(25)

       瞿秋白同样以阶级斗争思想来看待文学思想的发展，进而提出整理中国文学史的五条原则。其核心就是首先把“五四”之前的文学史定性为“贵族文学史”，认定它是属于“封建时代”的“古代文化”。因此，整理这段文学史必须“注意等级制度在文学内容上的反映”、“注意它受着平民生活和口头文学的影响”、“注意它企图影响平民，客观上的宣传作用，安慰，欺骗，挑拨，离间的手段”、“注意它每一时期的衰落，堕落，甚至于几乎根本消灭的过程……以及它跟新贵族的形成而又复活起来，适应着当时许多特殊条件而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乃至于在选取文学史整理的重点上，瞿秋白也尤为看重“从元曲到‘五四’以前”这一段，因为它特别符合阶级斗争为纲的叙述要求(26)。瞿秋白对民间文学和白话文学的理解也是如此。瞿秋白把阶级分化与文类变迁结合起来论述，把文学史理解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反映，把古代社会发展史置于世界视野并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演述了一遍，形成了自己颇有特色的阶级斗争为纲、强调社会历史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的文学史叙述。此后，瞿秋白对《子夜》和“创造社”的论述中，也都一再强调“文学是时代的反映”(27)、“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28)。

       在这封信里，瞿秋白把文学史的整理当作一次严阵以待的斗争，警惕性之高溢于言表，其背后的阶级斗争思维相当明显。对瞿秋白而言，文学史和社会史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内爆动力都源于革命。因此，他认为整理文学史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整理社会斗争史。瞿秋白尤为强调：“我们的文学史必须注重在内容方面：每一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各种等级，各种阶层，各种‘职业’或者‘集团’的人生观的变更，冲突。”(29)一方面，瞿秋白整理文学史只是他整理社会阶级斗争史时借重的外壳；另一方面，瞿秋白注重的是文学史内容方面的整理，认为“贵族文学之中的纯粹文学部分”“并没有多少足以做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属于应当注重的文学史的“内容方面”(30)。

       如此说来，瞿秋白给鲁迅写《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的信，是意料之中的事。从时间跨度说，瞿秋白这一次的论述下限是“五四”时期，重点是从元曲到“五四”前，着眼整个中国文学史，更明确地以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观笼罩全盘，意味着革命者对意识形态的历史重构。瞿秋白写这封信，目的是为了建构心中的文学史体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历史革命叙述进行初步演练。在瞿秋白看来，文学史不过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写信无非是以文学史为例，告知鲁迅必须在革命思想指导下进行文学史观的“整理”。当然，需要整理的，事实上并非仅仅在于“文学史”，也不仅仅是“整理”鲁迅一个人的文学史观。瞿秋白要重新叙述的，是鲁迅送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这本书所指涉的“中国的‘社会的历史’”(31)。

       也许鲁迅收到这封以读后感为名的信会颇感意外。然而，送一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给正在从事社会改造和现实政治的革命者，鲁迅不会没有自己的考量，他想必也期待着瞿秋白作出某种具有当下性的回应。当然，政治敏锐的瞿秋白也不会不知道这里隐含着某种意味，但瞿秋白似乎更多想到了某种事关革命历史叙述权威的挑战，用瞿秋白的话说就是“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32)。通过写这封信，瞿秋白不仅正面回答了自己，也回答了鲁迅的探问，更回答了关于中国大革命史应当怎么写的问题。文学史整理的讨论和申述，显然不过是一种转喻。

       瞿秋白的这次整理文学史的举例和试演，在无形中完成了一次革命意识形态下的中国文学史重构工程。无论是对于瞿秋白还是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而言，这尽管还只是“最初的工程，恐怕也只能限于一个大体的轮廓”(33)，却不仅成为日后人们评述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现象的根本思想，还一直影响着新文学史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写作模式和叙述思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此文的重要之处是其令人惊诧的延展性、后滞性与在当下的绵延。

       历史总是由点到面地构建，瞿秋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同样如此。从《鬼门关外的战争》到《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从现代文学发展史的革命演义到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内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叙述，瞿秋白已经有了清晰的逻辑，那就是从“五四”到“新的文化革命”(34)，倡导“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即“无产阶级的‘五四’”(35)，从语言到文学，从政治到社会历史，全面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史叙述。然而，就文学史观的建构而言，除却理论架构之外，还要有思潮运动史和作家作品史的点状个案来支撑。瞿秋白的思考与实践同样建基于此。以左翼革命为现代性依归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作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反现代”文学史观的兴起，应该如何建构与叙述呢?瞿秋白把目光停在了“五四”和鲁迅这两个经典的“点”上。毕竟，从“五四”到1933年，要在这么短的历史时段寻找符合叙述要求的点，当然也只有“五四”和鲁迅。有意思的是，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和鲁迅观是逐渐定型的，二者不但相互依存，而且循环论证，但原点仍是“五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讨论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兴起，根本问题就是讨论瞿秋白的“五四”文学革命史观的普遍兴起。

       瞿秋白的“五四”文学观是怎样生成的呢?

       “五四”运动爆发时，瞿秋白说自己是“卷入漩涡”，“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对自己参与“五四”，瞿秋白的描述非常朴素，呈现出个体在大时代中常态的被动和激情。“五四”落潮，带着“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的“内的要求”，“秉着刻苦的人生观”的瞿秋白奔赴苏俄进行实地考察(36)。可见，直到写《饿乡纪程》时，瞿秋白对“五四”思潮仍只有总体感受和观察，没有具体研究，对“五四”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也没有深入思考，但瞿秋白日后对中国文化的讨论却常以“五四”为起点。

       1922年3月20日、24日，瞿秋白写下《赤都心史》的最后两篇：《生活》、《新的现实》。这是瞿秋白思想飞跃的记录，他从此要以“现代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社会现象”，觉得“真正浸身于赤色的俄罗斯，才见现实的世界涌现”，要把“保持发展人类文化”作为自己寻求“现实世界中‘奋斗之乐’”的目标(37)。1931年6月10日，瞿秋白作《学阀万岁!》，再次详细地讨论了“五四”运动“光荣”的主要所在。但瞿秋白反语式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差不多”白费，并作出特异的结论：“所说的是‘差不多’，并不是说完全白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了一个怪胎——像马和驴子交媾，生出一匹骡子一样，命里注定是要绝种的了。”(38)1931年7月，瞿秋白作《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从语言变革的贡献反过来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功绩，他说：“‘五四’的白话运动当然有它的功绩。它打倒了文言的威权。但是，它的使命已经完结，再顺着它的路线发展下去，就是——用改良主义的假面具，掩护事实上的反动，扛着‘白话文’的招牌，偷卖新文言的私货，维持汉字和文言的威权，巩固它们的统治地位。”(39)

       最能体现瞿秋白“五四”文学史观革命转折的，是他在1932年5月18日写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覆胡秋源和〈文化评论〉》，其中涉及“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继承问题的争论。这是双方争论的中心。“五四”文学革命精神是什么?谁是合法的继承人?对此，瞿秋白的理解是：胡秋源“认为现在要‘自由人’的‘智识阶级’，负起文化运动的特殊使命，来‘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40)。而《文艺新闻》却“认为‘当前的文化运动是大众的——是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认为脱离大众而自由的‘自由人’已经没有什么‘五四未竟之遗业’；他们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来为着大众服务，或者去为着大众的仇敌服务；前一条路是‘脱下五四的衣衫’，后一条路是把‘五四’变成自己的连肉带骨的皮”(41)。显然，争论双方(一方是瞿秋白与《文艺新闻》，另一方是胡秋源与《文化评论》)之间的分歧，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即阶级立场的问题。瞿秋白很清楚这个底线，他明确指出：“‘自由人’的立场，‘智识阶级的特殊使命论’的立场，正是‘五四’的衣衫，‘五四’的皮，‘五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毒。‘五四’民权革命的任务是应当澈底完成的，而‘五四’的自由主义的遗毒却应当肃清!”(42)此时此刻的瞿秋白，已经把“五四”分成“民权革命”和“自由主义”。前者“应当澈底完成”，但领导权应该而且已经发生转移；而作为“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却被比作“衣衫”和“皮”，是“应当肃清”的“遗毒”。

       瞿秋白大胆而激进的“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的历史切割，显然是以背弃自由知识阶级立场为前提的。然而，曾经亲历过“五四”的瞿秋白，应该能感觉到自己的论争逻辑有尴尬和牵强之处，事实上也的确经不起学理上的严密推敲。不过，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瞿秋白似乎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政治，他牢牢坚守住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阐释权，经受住了政治斗争和阶级立场的底线考验。毕竟，他属于那个革命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大时代，而革命立场是彼时所有问题中最后和唯一的标杆。迄今为止，所有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的相关论说、“五四”文学革命精神是什么、谁是合法的继承人等问题仍然占据着论述的中心。显然，不是问题本身说不清，而是说不清本身就是“五四未竟之遗业”(43)，其间恰恰就存在着一个政治正确与否的立场问题。

       瞿秋白深知，作为革命文学史观的原点和起点，“五四”文学史观建构是争夺历史叙述合理性的重要资源。瞿秋白的《“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标志着其“五四”文学史观的正式生成。《“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同时被收入《瞿秋白文集》的文学编和政治理论编(44)，也说明其意义非同寻常，既有文艺思想价值，也有政治思想地位。

       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里，瞿秋白把“五四”时期和俄国19世纪60年代相类比，认为二者是“相像的新文化运动”，“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强调“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45)。而在不断强调“五四”遗产继承权合理合法的同时，瞿秋白对“五四”文学史观的革命论述更是毫不含糊，乃至于后人简直无法分清他究竟是在论说“五四”文学史，还是在申述政治思想斗争史：

       中国“五四”时期的思想的代表，至少有一部分是当时的真心的民权主义者——自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者。中国的文化生活在“五四”之后，的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五四”式的新文艺总算多少克服了所谓林琴南主义。当时最初发现的一篇鲁迅的《狂人日记》，——不管它是多么幼稚，多么情感主义，——可的确充满着痛恨封建残余的火焰。……然而新文艺的革命反抗的精神，还在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群众之中发展着。跟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自己的斗争爆发起来，所谓文化运动之中自然反映着阶级分化的过程，而表现着许多方面的斗争……直到“科学”，“民权”之类的旗帜完全落到了无产阶级的手里。(46)

       瞿秋白要来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47)，亦即所谓的“新的文化革命”(48)。言下之意，“五四”还不够无产阶级、不够革命。既然如此，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自然就只能是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史观的开端，而“五四”文学也不过是一个必然且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的开端。至此，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基本定型。在“新的文化革命”宏伟革命蓝图的观照下，瞿秋白确定了“五四”在革命历史叙述中不彻底、不成熟的起点地位和原初意义。此后，“五四”一直是以这种面目成为瞿秋白的话语资源。至于新的文化革命的具体目标，自然就是瞿秋白所说的现代普通话的建立与文艺大众化的实现。

       论及瞿秋白现代文学革命史观的兴起，当然不能不提到他对鲁迅的评介与榜样塑造。如前所述，鲁迅观与“五四”文学史观，是瞿秋白现代革命文学史观的两个基本点。而瞿秋白的鲁迅观形塑，毫无疑问是基于《鲁迅杂感选集》的编纂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皇皇大论”(49)。关于鲁迅与“五四”，瞿秋白论述道：“‘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动派说一味理想不行，胡适之也赶着大叫‘少研究主义，多研究问题’。这种美国市侩式的实际主义，是要预防新兴阶级的伟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权。而鲁迅对于这个问题——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分水岭的问题，——是站在革命主义方面的。”(50)瞿秋白进而认为鲁迅的杂感“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51)。在瞿秋白看来，有革命的“五四”才有革命的鲁迅。一系列的论证和造型运动，无不以此为前提展开。自此，“红色鲁迅”形象，通过一本杂感选集的编纂和一篇瞿秋白风格的作家论，被迅速而有点机械地构建起来(52)。

       瞿秋白是少数在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两条战线上都有亲身体验的领导人。他从反对“欧化文艺”(53)到反对“民族主义文艺”(54)，后来走向了“革命文艺的大众化”(55)，最终完成了他对新文学发展史的革命设计与论列，拟订了新文学史革命叙述的基本框架，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问题的相关思考和论证实践。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史观的兴起之间的密切关联与卓越贡献，可谓有目共睹。

       就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演义实践而言，瞿秋白最重要的成绩有二：一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梳理，并加以革命领导权争夺为主线的重新叙述，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构建确立了起点，确定了革命的现代文学史的界碑和基座。二是编定《鲁迅杂感选集》并写成了长篇序言，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的作家论范式树立了至关重要的榜样，并找到了左翼文艺战线上的“旗手”——鲁迅。这两项历史意识形态构建的重大榜样工程，不仅足以让瞿秋白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有一席之地，也给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写作留下了两种典型的书写传统：一是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传统，一是文学史的革命“整理”传统，更包括重写文学史的“革命”传统。事实上，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本质上就是重写文学史，其思想核心在于追求对“革命”的“文学史”叙述，为新文学史的发展寻找光荣的革命传统，最终旨趣是为了能让革命事业在文学发展领域拥有历史合理性。

       1923年12月，瞿秋白致王剑虹信中附诗：“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霄。”(56)这句诗恰当概括了瞿秋白从文学转向现实政治革命的决心和热情。回望历史，放观20世纪文学现代性历程的世界格局，瞿秋白这种敢于担当、敢于破解时代迷局的豪气与言行，正如其为了革命蓝图筹划而配置以文学史发展观论证的努力一样，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高洁，但也有书生革命家的意气。

       毫无疑问，瞿秋白文学史观的申述工作是属于革命工作中“非实际”的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瞿秋白毕竟以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情势，设身处地思考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思考着中华民族文学与文化的未来，很费力地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发展道路提出了别一种解释。这无论如何是应该受到尊重和肯定的，它为后人留存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些难以磨灭的重要侧面。

       当我们回望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史观的兴起，无论其如何迂回与反复，许多的史著写作模式上仍然徘徊着瞿秋白的思路，而且已成为一种凝固的经典范式。如此看来，我们今天重新理解瞿秋白的思想贡献，无疑有着相当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钱杏邨：《〈瞿秋白全集〉发刊预告》，载《文献》1939年第4卷。

       ②李何林编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39年版。

       ③(14)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

       ④⑧⑩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173页，第147、137页，第138、139、142、145、147、152、147—148、152—153、164页。

       ⑤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2、316、314页。

       ⑥《〈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勃、杜魏华整理《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⑦“革命实际工作”一词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常见说法，相当于区别文武分工，但多指涉文艺战线和军事政治战线的分野，而且往往有高下立判的意思。

       ⑨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11)瞿秋白：《郑译〈灰色马〉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6页。

       (12)《布尔什维克》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瞿秋白主编。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创刊，1932年7月停刊，前后共出版5卷52期。

       (13)(32)瞿秋白：《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原载1932年《布尔什维克》第5卷第1期，后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471页，第444页。

       (15)(23)(24)(25)(26)(29)(30)(31)(33)瞿秋白：《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75—86页，第75页，第75页，第79、77、80、78页，第81、82、81、84页，第82页，第77页，第84页，第84、75页。

       (16)瞿秋白在该文末写的是“CTP，六.一〇，一九三二”。很多人以为是写于1932年6月10日。其实有误，应该是1932年10月6日，可参见下文赠书一事。

       (17)参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75页编委为《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一文所作的“题注”。

       (18)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19)查鲁迅的日记可知，鲁迅曾于1932年9月24日写道：“夜蕴如及三弟来，并为从商务印书馆代买书四种四本”(参见《鲁迅全集》第16卷，第327页)。又查鲁迅1932年的书账，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是上述四本书中的第三本(参见《鲁迅全集》第16卷，第349页)。

       (20)杨筠如：《尚书覈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观堂集林(外二种)》也收录该书序文(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68—869页)。李学勤认为后者是王国维的自留底稿，而原书序文为王国维“推敲修改”后的稿子，“绝非草率应酬之作”(参见李学勤《尚书覈诂新版序》，杨筠如《尚书覈诂》，黄怀信标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1)杨筠如的相关资料，参见何广棪《经史学家杨筠如事迹系年》，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1、3期；台东镇《国立青岛大学讲师杨筠如》，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832200100h6wk.html；李学勤《王国维的“阙疑”精神》，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2日；李学勤《关于杨筠如先生晚年事迹的补正》，《三代文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25页；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夏晓虹《温厚情谊薪火相传——〈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缘起》，载《东方早报》2009年3月29日。《中国地域学派叙论》有杨筠如基本情况及其与湖湘学派的关系梳理(参见王晓清《中国地域学派叙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22)这是鲁迅应瞿秋白之请，书赠瞿秋白的条幅，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

       (27)瞿秋白：《读〈子夜〉》，《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88页。

       (28)瞿秋白：《致郭沫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418页。

       (34)(45)(46)(48)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2页，第24、23页，第24页，第22页。

       (35)(47)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3页，第13页。

       (36)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27页。

       (37)瞿秋白：《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6、247、248页。

       (38)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76页。

       (39)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92页。

       (40)胡秋原：《真识之檄》，原载《文化译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转引自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41)(42)(43)瞿秋白：《“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覆胡秋源和〈文化评论〉》，《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99页，第499、501、502页，第499页。

       (44)该文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时题目稍有出入，“五四”没有引号，题为《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其它内容完全一致(参见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522—532页)。

       (49)《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263页。

       (50)(51)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05页，第96页。

       (52)参见傅修海、陈华积《瞿秋白与鲁迅经典化进程——以〈鲁迅杂感选集〉的编选为中心》，载《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2期。

       (53)(55)秋白：《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91—492页，第493页。

       (54)瞿秋白：《青年的九月》，《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36页

       (56)瞿秋白：《江南第一燕》，《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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