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型收益率曲线与中等教育投资“瓶颈”：对童工的另一种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童工论文,中等教育论文,收益率论文,瓶颈论文,曲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尽管早期的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童工这种现象，但他们基本没有进行正式的分析，所见的零星资料都是将童工与家庭贫困联系在一起，失学和童工都是贫困的诸多后果之一，所以只有家庭摆脱贫困，童工才能消除，很明显，这种观点是以父母的利他主义本性作为分析的基点，而且似乎家庭摆脱了贫困，童工也就会自然消失，这种观点直到近几年才受到质疑和挑战。20个世纪后半期，国际社会在反贫困和普及教育的过程中开始对童工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一些学者也同时从事着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的结论是，贫困只是童工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童工也不仅仅是一个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它的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因此治理机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复杂性。中国作为一个有童工存在的国家，不但童工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关童工的理论研究也基本处于空白。
对童工问题最具权威性的界定与统计都来自于国际劳工组织(ILO)，该组织在2002和2006年公布了两份关于童工问题的专门报告，国际上公认的童工定义是处于儿童年龄段的从事劳动的工人（在学校或其他培训机构中的儿童和年轻人所做的工作和部分轻工作除外），而这个年龄段通常应不低于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龄。照这个定义来看，目前没有哪个国家不存在童工，差别只是在程度上。从数量上看，全世界5～17岁的儿童约有15.6亿，其中3.17亿从事着“具有经济意义”的活动，2.18亿符合上述定义的童工，余下的那部分一旦其家庭收入受到冲击也随时可能会沦为童工。童工中约有1.66亿不足14岁，有1.26亿从事着可能会对其身心造成极大伤害的危险工作。从比重上看，全世界儿童中有20%在从事劳动，其中13.9%属于童工(ILO,2006)。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统计，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西部非洲的童工比重最高，达到41%，南亚是15%，东亚为11%，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7%，比重上非洲最高，数量上亚洲最多，有1.27亿14岁以下的童工生活在亚太地区(UNICEF,2005)。
ILO也对中国的童工数量做了专门的统计和预测，20世纪50年代，中国10～14岁儿童中有47.85%从事着具有经济性质的劳动；80年代初为30.48%，约4 000万人；90年代中期为11.55%，约1 200万人。由于这些儿童大部分在农业或其他一些非正式部门工作，所以想准确地估计出童工的比重是困难的，但能够确定的是中国童工的比重不大但数量不少(ILO,1996)。图1反映提ILO对世界各地区童工人口变化趋势的估计。
图1 1950～2010年世界各地区10～14岁儿童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ILO(1996),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Estimates and Proiections,1950-2010。
童工是那些原本应该在学校里接受教育的儿童出现在了劳动力市场中，从逻辑上讲，这一过程涉及到儿童（及其家庭）、学校和市场环境三方面，最新的文献也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是来自儿童本人及其家庭方面的原因，比如家庭内部的博弈(Udry,2003)、父母的受教育程度(Ranjan Ray,2000)及家庭内部性别和长幼分工(Chernichovsky,1985)。第二类文献主要考察的是学校教育方面的问题，比如，没有学校或离校太远和学校教育的质量低下 （Jensen等，1997;Dessy等，2001）。第三类研究分析的是来自市场方面的因素，毫无疑问，仅仅市场失灵本身就足以造成童工的出现，而且在发展中国家，无论产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都往往是不完全的（Ranjan,1999;Baland等，2000;Dessy等，2001;Marco等，2005）。这实际上指出了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必要，想要消除童工，政府必须保障各种市场的充分运行。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各种反童工政策的政策效果，比如，Basu和Van(1998)通过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童工市场存在多重均衡，于是，朝向某一特定均衡点的变动未必对所有家庭而言都是帕累托改进的，这是在提醒我们要注意完全禁止童工政策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实际上也证明了这类措施的不可行性和不合理性。
可以看到，与古典经济学家仅仅关注家庭贫困不同，现代经济学家采用新的分析工具对童工产生的各方面因素都加以分析，充分认识到了童工产生的复杂性及单纯法律禁止的不可行性和不合理性。应该说，上述理论对某种特定情形下的童工是具有一定解释力的，但是，如果从人力资本角度看，其绝大部分往往只是将观察的视角放在供给或需求的某一方面。比如，贫穷影响的是教育的需求，而无论是学校的距离还是学校质量实际上影响的都是教育的成本，也就是供给，只要教育的收益足够高，并且信贷市场是完全的，这些因素都不是失学的充分条件。学校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也具有实物投资的基本属性，所以，对于失学问题的研究，应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综合考虑供求两方面的因素，判断教育对于被教育者而言在经济上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本文将根据已有的关于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依次对教育的供求进行分析，并得出中等教育收益率过低是导致落后地区学龄儿童成为童工的主要原因，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家庭完全有能力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下仍然会有童工出现，而这种情况在中国一些地方很常见。
二、凹型收益率曲线的实证及其经济解释
教育收益率的核算工作是由Mincer(1958、1970)和Becker(1964)最先完成的，他们主要是从微观的视角观察教育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核算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内部收益率法，计算公式是：
。可以看出，它与一般投资决策的内部收益率核算公式完全一样，实际上是要找出使各期收益(B[,t])和成本(C[,t])现值相等的那个贴现率r。
另一种叫做Mincer收入函数法，所依据的回归公式为：lnY=β[,0]+β[,1]S+β[,2]Exp+β[,3]Exp[2]+μ。其中Y为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S为受教育年限，Exp为工作年限，μ为随机扰动项，β[,1]为教育的边际收益率。后一种方法有不考虑教育成本的弊端，但也因此而便于计算。只要教育的私人成本对家庭而言不是微乎其微的，那么它就必然会影响到家庭的教育决策，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支出的各子项中往往名列前茅，成本是家庭教育决策的关键因素。因此，内部收益率法尽管复杂，但有其合理的一面，被广为使用。
在诸多的研究中，以Psacharopoulos的研究最为知名，该项研究已经持续长达30多年，使用不同的核算方法，并按性别、国别和教育等级等标准对其他学者的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Psacharopoulos,1972、1981、1985;Psacharopoulos和Patrinos,2002)。他在研究中发现，在教育市场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教育投资也和其他投资一样，随着投资（教育供给）的增加，其收益率略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有以下特点：发展中国家高于发达国家；初等教育高于高等教育，而中等教育收益往往最低；女性高于男性，农村高于城市；收益率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减的趋势；私人收益往往大于社会收益（Psacharopoulos和Patrinos,2002）。
Psacharopoulos通过多年的观察研究以及对其他学者的计算结果加以综合，给出了各级教育的私人和社会收益率（见表）。从表中可以看出，由于存在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往往高于社会收益率，各级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是递减的。不过，在个人投资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私人收益率则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初等教育高于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的收益率则最低；而且，越是不发达的地区，与初等和高等教育相比，中等教育的相对收益率越低。世界平均而言的各级教育的收益率曲线如图2所示。
表 按地区分不同级别的教育对私人和社会的收益率
%
地区
私人收益率
社会收益率
初等 中等 高等 初等 中等 高等
亚洲20
15.8 18.2 16.2 11.1
11
欧洲／中东／北非
13.8 13.6 18.8 15.6
9.7
9.9
拉美／加勒比
26.6
17
19.5 17.4 12.9 12.3
OECD
13.4 11.3 11.6
8.5
9.4
8.5
沙哈拉以南 37.6 24.6 27.8 25.4 18.4 11.3
世界平均
26.6
1719
18.9 13.1 10.8
资料来源：Psacharopoulos,G.and Patrinos,H.A.(2002),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A Further Update,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2881。
图2 各级教育的收益率曲线
实证上我们能够得出一条凹型的收益率曲线，但在理论上，我们如何对其进行解释呢？
首先，从教育的成本看，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是花在教育上的货币成本，包括学杂费、住宿费、基本的生活费、教材及文具费、交通费等。间接成本主要是受教育者为接受学校教育而放弃的参加工作所能获得的收益，也就是教育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显然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对于像城市这样生活条件好的地区而言，小学和初中教育的成本主要应该是直接成本，可是，在一些落后的地区，特别是在农村，一些儿童常常要参与农业生产和做饭、清洁、照顾老人和小孩这样的家务劳动，因而小学特别是中学教育的间接成本（机会成本）就不为零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越是落后的地区，教育的间接成本越大，也就有了“从事具有经济意义活动”的儿童这种说法。
另外，从直接成本方面看，一进入初中阶段，由于很多农村地区没有或者缺乏质量好的中学，很多学生不得不到稍远一些的乡镇和更远的城市中学就读，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03)》提供的数据，当年中国农村、县城和城市的各级教育中，在校学生人数占总在校人数的比重，在小学阶段，农村在校生所占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后两者，这基本上反映了农村初等教育适龄儿童在人数上要远远多于后两者这样的事实；可是到了初中和高中阶段，农村在校生占本级教育在校生总人数的比重开始大幅下降，从小学阶段的66%，下降到初中阶段的48%和高中阶段的10%，与此相对应的是县城和城市在校生所占比重的上升，究其原因，除了农村地区的初中入学率低于后两者之外，还有大量的农村学生到离家稍远的县城和较远的城市中求学。异地求学要支付相应的车费、住宿费、甚至择校费（包括寄读费和赞助费等在内），于是，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其子女学校教育的直接成本也上升了。李文利(2005)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对广西和四川6个县的600个农户进行调查发现，2001～2002学年的小学和初中教育直接成本分别为389元和924元，初中是小学的2.37倍。对初中的住宿生和非住宿生的观察还发现，住宿生的平均支出约为1153元，约占家庭总支出的20.92%，大大高于非住宿生的694元。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高出的部分主要是住宿费、伙食费和交通费，并没有包括家长为提高教育质量而支付的择校费。
教育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经济收益是我们分析的重点。众所周知，在各级教育的收益中，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在收益上的差距要远远小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对于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传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并不需要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获得，而获得基本的阅读和计算能力仅通过初等教育就基本能够实现，中等教育更主要是作为高等教育的准备，并不会对个人的生产效率乃至于个人收入产生多大的影响。在中国，工资政策中也没有针对中专（包括高中）以下教育水平的新职工规定有差别的起始工资，因此对这部分人而言，工资差异并不是教育程度差异的反应（赵人伟、李实，1994:13）。岳昌君(2004)利用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每年度进行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采用Mincer收入函数法，发现大学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最高，为8.84%；其次是大学专科，为6.24%；中专和高中的教育收益率相差无几，分别为5.40%和5.24%；初中的教育收益率最低，为3.74%。
通过对教育成本和收益的划分，我们就容易看出，在中等教育阶段，落后地区的家庭无论是直接成本还是间接成本都迅速上升，而收益增加却不明显，这就导致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会在中等教育阶段下降。
既然中等教育收益甚微，对于贫困家庭的家长而言，当子女通过小学教育获得了基本的读写和计算能力之后，到了初中阶段，一旦当他们预期到孩子将来很难考上大学，就可能会放弃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让他们从事劳动。尽管有立法方面的强制规定，但由于这些失学儿童大多在非正规部门中从事生产劳动，国家在监督和政策的执行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把他们带回学校完成义务教育，于是在农村和城市的边缘地带，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失学儿童沦为童工。
三、凹型收益率曲线的经济后果
教育是一种投资，即便有消费的属性，对于贫困家庭而言也是一种奢侈品。凹型的教育私人收益率曲线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等教育对贫困家庭的吸引力不够，这些家庭对这一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天然不足，进而在一些落后地区出现了中等教育的投资和发展“瓶颈”。根据 UNESCO(2005)的统计，在2002～2003年，就各级教育的毛入学率而言，最低的为非洲国家，但其初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也达到了92%，但相比之下其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 37%；亚洲初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105%，中等教育只有61%。由于有学龄之外的人口上学，毛入学率高于100%并不罕见，可能的原因是允许儿童提前上学，让错过机会的儿童新上学或重读。
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也基本过半，而发展中国家的初等教育尚未完全普及，中等教育则严重落后，这种落后主要体现在：与小学相比，初中教育的入学率和毕业率低，辍学率高。
一些学者的调查支持了上述结论，李文利(2005)的调查发现，在有辍学发生的7个县中， 13～15岁儿童的平均辍学率为18.56%，要远远高于7～12岁4%的平均水平，当然，由于是贫困县，结果可能会高估了辍学率的实际水平。另一项调查选取了全国有代表性的6个县，结果发现6个县初中三年级的平均累计辍学率从3%～54%不等（史宏协，2005）。本文根据《中国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3)》提供的数据，假设中国学校教育的各阶段是严格按照学生年龄来实现的，既不存在提前入学，也不存在推迟入学和重读，通过计算发现，当年升入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人数占各适龄人口的比率分别是83.9%、28.7%和 18.9%，各教育阶段的在校生占适龄人口总体的比重分别是111.3%、87.3%、28.2%和 1.5%，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毕业生人数分别占各年龄组总人数的84.7%、30.2%和36.9%，初中和高中的毕业率分别为36%和129%。因为有各种假设，上述计算必然会有一定的偏差，因此具体数据的绝对大小意义不大，但这些数据至少能反映出中国有大量的适龄人口虽然上了初中但是没能毕业，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辍学，还有一部分留级，另外，高中异乎寻常的毕业率则说明在中国高中有相当多的重读生。
可以想象，这些没有完成初中教育的儿童大多数被推到了劳动力市场中，鉴于国家有相当多的法律要求适龄儿童必须完成义务教育，禁止企业使用童工，所以他们大多只能在农业和其他一些非正规的部门工作，不但缺乏保护，工资低，身心发展也容易受到伤害。
四、结论
只有把教育作为一种投资行为来看待，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家庭即便是在收入不济的情况下也要为子女的教育融资。上面的分析表明，中等教育的收益率过低导致其作为一种投资在经济上缺乏吸引力，这时候家庭即便在市场上能够为教育融资，但一旦看到孩子升学无望时，仍然会放弃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在落后地区，贫困家庭可能会因此将子女推向劳动力市场，使其成为童工。这时候失学和童工是家庭在现有约束和预期下的理性选择，而实际上的强制教育会让包括受教育者在内的贫困家庭的福利水平下降（Dessy等，2001）。比如，蒋中一和冯赫(2002)对195家农户回答的失学原因的分析发现，子女不想上学处于第一位，占48.5%；其次是交不起学费，占32.8%；第三是上不上学差不多，占9.6%。其中“上不上学差不多”和“上几年就够用了”则反映了中等教育与农村生产劳动实践严重脱节，缺乏投资方面的吸引力，在另一项针对6104个农户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个结论（蒋中一、戴洪生，2005）。也就是说，农户是理性的，他们会对自己子女的读书时间长短进行选择。如果孩子学习成绩好，有希望考上中专和高中，农户就让他进初中；孩子如果没有希望则干脆连初中都不要读了。
对于中等教育特别是初中教育投资的天然不足的问题，市场本身无力解决，而政府使用各种强制措施的结果要么是无效的，要么就会让家庭的福利水平下降。针对这种类型的童工，有效的方式是加大对中等教育的公共支出，降低家庭所要承担的教育成本，同时改善落后地区的学校的教学质量，才可能让中等教育尤其是初中教育的投资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遗憾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是过于注重初等教育的普及，就是想在高等教育上实现赶超，中等教育的发展成为政府教育投资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不但对私人投资缺乏吸引力，公共投资也不足。此外，对于自愿失学的那部分学生来说，普通中学不具有吸引力，这时还应该通过技工学校和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等其他专业的教育作为补充。
中国在减少和消除童工的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改革之初童工的比重高，人数多，经过20多年的发展，随着贫困人口减少，初等教育的普及和政府各项保护儿童的法规的实施，童工的人数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在当前的经济转轨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二元性特征明显，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很多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差，极易受到收入方面的冲击，于是导致有些失学儿童在农业或其他非正式部门工作。这时，仅仅通过法律上的禁止还远不足以把这些适龄儿童送回学校，传统的方法也很难奏效，必须要有其他的政策作为补充。比如教育补贴和贷款，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增加对当地教育的公共支出，提高学校质量，甚至对当地的经济给予一定的扶持等。各种措施相互配合，只有初、中等教育的成本降低了，收益率提高了，才可能进一步迅速减少和消除童工劳动，真正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