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全球企业的创业精神_企业家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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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评论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经济都是一个开放体系。所谓开放并不仅仅意味着在自由和开放基础上简单的进出口。这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也一直是中国近20年来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内容。但是,开放还意味着能否在当今世界体系中发挥作用,而在这样的世界体系中,经济交易的规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日益趋向于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

交换是迅速发展的开放体系的一部分——商品服务的交换,资金的流进和流出,跟随着敏感的市场价格趋势与世界各地的厂商展开竞争——简言之,交换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工商企业的现代化。

以上所述只是一些宏大而宽泛的概念,但是中国和整个东亚地区都必须进行经济改革,才能充分有效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来,而不犯严重错误。世界经济不是一个静态体系,它正在经历着迅速变革,因此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必须时常关注变动中的经济目标。

除了中国之外,目前整个东亚地区已在进行重大的经济调整。东亚地区有关国家必须对他们的经济体系进行实质性的、甚至是激进的改革,以准备进入经济活动的新一轮扩张,而新的经济扩张尚需一段时期,才能在目前还不能完全适合于它们的全球环境中充分而正常地运转。

东亚和拉美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但目前的确似乎出现了良好的世界性复苏,因此伴随着捕捉未来发展机会的许多改革,已形成了新的前进动力。

我这里所要分析的中心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改革是制度建设,接着包括更多的市场开放。我考虑的制度建设体现为如下方面(不是详尽无遗的):

1.充分的市场监管和调控(可借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以及劳工关系仲裁委员会)。

2.国际公认的统一会计标准(标准可比实际操作更为一致,因实际操作必须考虑例外的特殊情况)。

3.法定的破产程序。

4.处理破产清算的公认准则。

5.透明度,特别是世界性的金融业务透明度,从而能使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平等和对称地获取信息。

6.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作用, 创建一个商品和服务进出口的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当上述制度和其它制度一起建立后——不一定等到完全建立,但要充分——有关国家的经济就可以开始在自由市场清算规则导向下运行。不管是否愿意,如果只是谋求开放而不建立最起码的必需制度,那么势将重蹈混乱风险之覆辙。

与消费者相比,上述制度更多地涉及生产者。但是,即使是某些消费者行为或消费者保护方面没有被包含进去,消费者也能从上述有关制度运转中获益。

就中国而言,在改革前期关于社会行为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已取得成效,尽管它们在当今改革时代还需要重新设计,这主要是指收入分配、医疗保险、公用事业和退休保障,但目前应将改革的重点转向生产厂商及其企业家行为。

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现已将注意力聚集到企业家身上,全面性进展主要发生在社会体制层面。除了作为发达工业国家的日本之外,在中国的其他东亚邻国中,企业家行为已被允许发挥作用,虽然还需要完善。这些国家关于企业家行为的社会体制仍很缺乏,并需要进一步确立。像中国这样的东亚国家,需要不同程度地发展相关的社会体制,才能使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并弘扬壮大。

全球主义的开始

发展中国家集中于自由市场运行而未优先致力于制度建设,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东亚危机(这也是转型经济国家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危机来临之前,东亚曾经获得二、三十年非常好的经济业绩,在日本甚至还多了一、二十年。东亚未能按照其偏爱的道路继续下去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全球化的随之降临。在全球化发展态势下,技术进步极其迅速与普遍,这主要发生在自动化进程、计算机运用和迅速扩张的电信领域。市场上已涌现出全新的产品,新的理财方式随着新的银行业、金融市场交易和迅速传播的信息应运而生。

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开始成长和创新。其扩张基于重建,并利用卓越的制造业(纺织、其它劳动密集型行业、引进新的“西方”商品)和工作伦理。经过上述发展阶段,日本转向世界级汽车、高效摩托车、微型电子设备、运输业、基础设施(道路、桥梁和高速火车)和诸如钢铁、造船、电力等主要的重工业。

日本的企业家努力在几个方面进行创新。他们导入质量流程、库存控制系统和复制最好的“西方”技术。日本这一时期的整个经济背景是人口低增长、高储蓄、高投资、政治稳定和国防开支负担较低。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上述发展模式一直很适合于日本,但其金融部门有缺陷。由于大量持有风险性的股票和地产,银行的储备基础不稳定。虽然日本的金融制度在过去能够引导资金流向一些成功的投资,但在后续发展目标上产生了一些投资失败,例如第二代超大型计算机、高清晰度电视机和不受国际社会重视的录像机系统。

上述产品绝对不是劣质产品,但都是“第二选择”。日本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较强,因而能保持经济运行的原有特色,比如终身雇佣制、限制通过移民方式进行劳动力扩张、保持银企之间的连锁关系。

在1989年12月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对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没有什么准备,而迎接全球化挑战需要新的企业家推动力。日本必须拯救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适应90年代以来变革中的劳动力市场,这是日本面临的由全球化带来的急迫课题。

日前,日本国防政策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这不是一个急迫课题。但老龄化人口的保障问题已很严重。

亚洲发展中国家依循了日本50、60年代的发展模式。当日本企业家转向比较尖端的产业领域时,东南亚国家和朝鲜(现在是东盟国家和韩国)的企业家承接了日本舍弃的轻型制造业,韩国还进入了造船、汽车、钢铁和建筑业。

日本和发展中的亚洲国家曾避免了70年代石油危机中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缩减工资政策。当时,与欧美企业家的僵硬政策相比,亚洲企业家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似乎比较灵活和非常成功。这使亚洲获得了决定性的竞争优势,就经济增长率(不是经济水平)而言,西方国家的经济扩张阶段被轻易地超越了。为此,西方国家的企业家们绝望地认为,他们已彻底被亚洲国家战胜了。法国曾要求价廉物美的日本电器必须在普瓦捷受刁难性的审查。福特汽车公司的负责人曾在80年代初期向美国沃顿商学院的听众解释(和抱怨)说,日本能够以1500美元的离岸价格(FOB )在美国东海岸卸下一辆日产汽车,这要比他们所能提供的同类福特汽车廉价得多。

美国原被认为在制造业上没有优势,只能维持一种“空虚”的经济。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但被普遍接受。美国中北部的巨大制造业中心组成了被人们贬称为“铁锈带”,但强大的钢铁公司已在一些新型小企业中看到今后的发展潜力。

正是在上述地区,美国企业家开始扭转局面;也正是在上述地区,我们今天理解的全球化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与此相应,以下三个主要的新兴经济领域开始得到发展:

1.计算机(包括硬件和软件);

2.电信(包括有线和无线,两者都采用计算机技术);

3.生物技术(这个领域的蓬勃发展比电信要慢一些,但从其潜力来看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上述新科技传播的新发展,并没有引导美国转向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成长时代;我们仍然具有较大并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但确实已重新获得一些关键性的出口市场。私营厂商已进入跨国经营领域,并因其能够出口全新的产品而获得后续发展动力,但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我们仍然持有较大的财政赤字,因为消费者对一些进口商品具有较大的偏好。除了高科技产品之外,我们还出口了许多服务,但在90年代东亚危机之后,由于价格和汇率原因,美国消费者难以抵御诱惑购买了许多外国商品,从而导致我们的国际收支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会趋于平衡或顺差。

1997年中期以来,在继泰铢贬值之后相互传染的金融市场出现崩溃时,美国的大量财政赤字在很大程度有助于维系国际经济的稳定性。与其他许多同样存有大量对外赤字的国家不同,美国能够比较容易地吸引国外投资(以弥补赤字),也能在汇价稳定水平基础上保持对美元的需求。目前美元仍占主导态势,因为第二个“世界发动机”还没有完全出现,虽然它有可能在西欧形成。

自1992年9月汇率机制(ERM)崩溃以来,西欧国家在过去几年里一直致力于创建一个新的欧洲货币体系,通过一个中央银行作为欧洲大陆货币的监管者与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为了满足于(有选择的)宏观经济水平上的一致性条件,欧盟经济实行了极其保守的金融政策及其准则,从而导致了西欧国家未能在1997—1998年世界经济困难时期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其结果是美国势必取而代之。

全球主义出现在90年代

80年代早期以来,银行和金融系统开始产生一系列重大变革,而这种重大变革过程仍在继续进行。目前,越来越多的交易采用了电子化方式。雇员的工资可以通过电子簿记方式支付;自动取款机大大减少了携带或交换物理意义上的现金的需要;证券交易量越来越大——通过电子商务方式,诸如银行的汇票、支票等金融和资产的所有权凭证开始趋于消亡;(包括保险、储蓄、投资银行和证券交易在内的)专业性金融机构正融入“百货商场”式综合性金融机构,并且进一步缩减机构以适应全球业务运行需要;人们正在将通常称之为狭义的银行业务、传统的保险业务(人寿保险、财产保险、灾害保险)和股票经纪业务转交或降级给一些个性化经营机构。

金融机构正在合并;办公室工作正趋向高度计算机化;银行成为主要的交易创造者,并能处理惊人数量的日常交易。

制造业已转向生产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网络设备、机器人,并实行严格的自动存货控制和远离大型设备或大型项目,除非它们能产生高附加值和与新兴技术相联系。

上述变革过程在美国发展得非常迅速,并汲取了一流科学家、工程师和计算机系统操作员的思想灵感。来自于波士顿地区(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塔夫茨和其它教育活动中心)的全球公司,集中在一些主要的学术中心附近。这在沿波士顿环形路(128 号公路)地区尤其明显。由于得到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的思想灵感和直接帮助,在“硅谷”建立了一个世界著名的技术中心。目前欧洲和其它地区尚未能发展出类似规模和杰出的新技术中心,但在美国也涌现了其它一些中心,而一些较小规模的技术中心也出现在欧洲大陆和独联体国家。这类技术中心还出现在美国或加拿大以外的班加罗尔(印度)、以色列和无数其它地区。它们预示着未来发展的第一步,但目前似乎还没有达到“硅谷”或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的运行规模。

常规的制造业已变得具有高度流动性。只要按照大型跨国公司制定的订货明细单,纺织、服装和鞋类即可在拉美或亚洲的不同地区制造,其中一些产品就是在诸如墨西哥马塔莫罗斯或中国经济特区(SEZ )的出口加工区生产的。转包工程不是一种新鲜事物,但过去确实并不多见,而目前已习以为常,并在不同地区迅速转移和高度分解为一系列劳动密集型任务。

这是“终身雇佣制”难以适应的一种工作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上述就业制度不再能像现在一样有效地服务于经济需要。

目前不仅是一系列工作方式在发生变革,而且跨国公司本身也在频繁地转手,几乎每天都有兼并和收购的报道。如果我们还生活在以往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一般均衡世界中,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看到众多的企业如此频繁地改变其投资组合、高级管理层、业务领域或是产品构成。对于正在生产中的产品和服务来说,对于企业家的经营发展方向来说,变革已成为目前的一般法则。

企业兼并浪潮风行于全球主义时代是不足为奇的。企业经营者们在兼并伙伴之间寻找相互重叠的业务领域。有效操作的企业兼并,不仅表现在通过消除合并后企业中的重复业务环节以节约成本,也表现在探索产出过程中的产品组合,以求新品是否能兼容更多的性能。但企业家们还需考虑另一个问题。就全球范围内的市场而言,他们能否采用有效方式服务于一种增长的细分市场?换言之,用经济学术语说,是否存在递增的、不变的或者是递减的“规模报酬”(returns to scale)?在以往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按照厂商理论的最简单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在竞争市场条件下,在规模报酬递减均衡点运行的厂商会有最佳的选择——能获取利润最大化。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由于没有阻碍新厂商进入的壁垒,以规模报酬不变方式运行的厂商只能获取零利润,也就是说除了竞争因素获取的正常利润之外,没有任何超额利润。上述假设通常蕴涵于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等式系统之中。

通常认为,由于市场可以自由进入,所以报酬递增的情况通常不能带来稳定均衡,故将其排除在外。但是,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公共管制的条件下,因成本最小化(与利润最大化相反)所导致的稳定均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理论模式通常被用于解释被管制的公共设施或其它基础设施的生产供应。

然而,在新的全球主义背景下,当市场仍处于波动和企业兼并伙伴为建立新体制而进行重组时,技术变革可以带来报酬递增。已有统计数据表明了这种报酬递增,其中有些就与不断扩大规模的信息产业的出现有关;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报酬递增不仅影响着信息产业部门内的有关企业,也波及到信息产业服务的其它有关企业。

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报酬递增,不是一个无限期的长期过程。一旦新企业建成并开始运行,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新企业进入,这些新进入企业将会通过竞争方式稀释原先企业的超额利润。

值得指出并令人感兴趣的是,跨国公司的兼并不仅跨越国界,也发生在它们相互之间。跨国公司最终可能会变得臃肿不堪以至于难以有效管理。与此同时,它们的技术领先优势也终将为新的技术进步浪潮和改变彼此经济地位的后续发展进程所淘汰。

一些国家内部的重新调整

为了适应全球化挑战,不同国家之间经历了许多令人不愉快的调整。如上所述,金融业进行了结构性调整与改组,以求改善其资产状况,更好地监管未来的经营业绩,必要时引进了新的管理层,组建了综合性金融企业(如同在美国一样),出售或以其它方式处置了部分资产。为了谋求更好的未来稳定性,不仅是金融企业已在进行结构性调整与改组,而且它们身处其中的市场也在发生变革。

上述结构性调整与改组过程绝对没有终止,但已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在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一些金融机构已被兼并(各国不等,从4个到18个), 另一些更为强健的金融机构开始按照谨慎的规则重新运营。大量的金融机构属于“被干涉性的”,这意味着它们还处于恢复阶段。这类金融机构的数量在各个国家不等,从印度尼西亚的93个到马来西亚的9个,而后者在危机中的损失相对较轻。 被关闭的金融机构数量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韩国分别达到66个、57个和44个,而马来西亚则没有关闭一家机构。这是1999年初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进行结构性调整与改组的有关国家。 至于在东亚危机中遭受打击较轻的菲律宾,也已采取步骤以改善其金融机构的运行效能。

上述国家在继续致力于改善其金融体制,但在目前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环境中,更有可能获取成功,因为有关国家已从过去的失误、不良的银行或金融业务实践中汲取了经验教训。

至今,金融市场表现稳定,没有大幅度波动,但它仍需要在新条件下继续运行几年,届时我们才能得出不稳定性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的结论。

为了抵御1997—199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有关政府和国际组织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全世界的通货膨胀和诸如往来帐户赤字、国内预算赤字等不平衡,但这不是一个无成本的调整过程。它导致了严重而剧烈的经济衰退,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此丧失了他们的商誉价值。有些资产的价值在金融危机前是高估的,但目前即使按其真实价值出售有关资产,人们还是会怀疑其资产的真实价值。

还有一个必须论及的重大的遗留问题是,如何恢复上述许多国家原有的充分和较充分的就业。在70年代、特别是在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1981年)以后,东亚经济模式(包括日本)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亚洲国家在市场谈判中呈现出灵活性,这与美国的不灵活性形成鲜明对比。而现在的情形恰恰相反。美国未作重大调整,但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失业率很低,且没有出现相应的基本工资上涨。通货膨胀保持稳定,工资水平仅限于伴随生产率提高的微幅增长。与此同时,一些主要的公司,其中许多是全球市场的参与者,开始采取大规模裁员的严厉措施。一个接一个的企业宣布裁员计划,人数多达数千或数万,但失业率却没有上升;反之,失业率随着稳步的经济增长而降低。

美国企业家所作出的决策,主要是通过合理精简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雇佣更多的临时工、加大对现有员工的信息投资以提高其生产效率等措施,从而减少了工资外补贴。企业家因担心产品市场的竞争而不愿提高价格,雇员因担心失业而不愿索要大幅度的工资上涨。上述环境氛围带来了适度的工资增长和适度的价格增长,但对企业家和员工来说,都能获得很好的收入,因为由于增长总量之大和就业机会之多,从而使得收入没有通货膨胀因素而获得增值。上述过程并不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才出现的,而是在80年代初美国从所谓“铁锈带”综合症中开始恢复的整个时期内逐渐形成的。

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当员工经历大规模“裁员”时,他们并没有严重地扩大失业人员队伍。1982年和1983年之后,失业人数曾一度达到高峰,然后趋于下降;在冷战结束后,从1993年起,开始削减军费和弥补国内预算缺口,失业人数的下降进一步加速。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表现在,被免职的员工可以在其它行业找到新的工作,特别是服务行业——不论是高薪岗位还是低薪就业。信息产业在美国从“铁锈带”向“信息高速公路”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在扩张中的信息产业部门或是依赖于信息产业的其它行业部门中找到了工作。信息产业部门已促使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变革,但同时也提供了新工作和新职业的发展机遇。

现在的美国年轻人认为,为了获得大学学位,甚至是继续获得一些热门专业领域的更高学位,是值得牺牲时间和近期收入的。数学、工程、科学和其它学科领域的早期几代学生,为计算机及其相关新技术的进步奠定了基础。这延续到后几代人,并为美国目前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这能为东亚、拉美、转型经济国家乃至工业发达国家的学生和他们的学术导师提供启示的话,那就是要为掌握新技术而勤奋学习,不仅是为了改进技术,而且要将其应用于其他事业之中。对政策制定者,其启示就在于他们应该大力资助教育——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可以培养精通计算机的一代新人;对于成年人来说,可以提高其专业技能。未来的企业家必须掌握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新技术。

信息产业并不总是企业成功的关键。这只是目前的现状。国家和企业的业务兴趣范围通常会处于经济变动的影响之下。我预计,东亚、包括日本,将会很快前进,在为企业复兴而参与全球化进程之后,它们完全可能找到新的专业化分工领域,但首先是要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结构性调整与改组。

全球贸易和全球金融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继乌拉圭回合完成之后,形成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它目前正向更加全面兼容的发展方向作出第一次重大挺进。WTO业已获得几乎覆盖全球的成员, 但仍必须在诸如知识产权、众多农产品、金融服务和其它棘手问题等方面建立运作规则。举例来说,自由贸易如果要名副其实,就必须同时包括供应方和需求方, 但WTO还未就允许或否定生产配额问题作出有关规定,比如目前的原油生产。价格为此受到很大影响,但WTO既没有采取有关行动, 也没有发表有关看法。所以油品市场上的企业家们就可以无视自由贸易的准则。

WTO将会一点一点、一项一项地扩展其影响力,因此, 企业家们将必须关注其有效运作领域的进展。除了可能处理过与复制磁带和磁盘有关的“盗版”问题之外,WTO 还没有对迅速发展的电信产业中的价格和生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中美之间双边贸易谈判的突破,预示了WTO影响力的重大进展。 假如中国很快被接纳为WTO正式成员, 那么俄罗斯也将会想要成为其成员。原则上说,如果WTO想演变成一个真正的多边贸易体系, 那么就没理由排除任何一个国家。WTO发展具有大大增加全球贸易量的潜力, 而自东亚危机以来贸易已在不断衰退。当不同国家从危机中得以恢复,就像目前呈现出的明显表现,我们可以预期全球贸易量的显著扩张,从东亚危机以来的年增长率3%,提高到7%—10%的持续增长,而这种增长率是一个健康和强劲发展的国际经济的重要标志,这也意味着新一代企业家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国际意识来考虑市场和生产。为了谋求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商品和服务将越来越多地从全球范围获取原料与分销市场。

要使全球经济的恢复继续保持下去,金融是关键。当世界各国的发展日益趋同时,各国经济必须保持目前按平均水平计算的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往来帐户余额与GDP之间的适度比例和可预见性的汇率。 坚持上述标准或其它类似一致标准的国家,将有可能获得充分的国际融资。目前,WTO 和其它国际组织似乎还不会在国际资本流动制定标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需要企业家之间的合作,才能确保其国家的下述目标:

良好的资本结构均衡配置(没有过多债务、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有价证券流量之间的良好均衡配置,私人资本流量与国有资本流量之间的良好均衡配置);

稳定的金融市场(没有证券价格指数的过度波动);

良好的银行业务准则(避免因担保欠缺或不良贷款所造成的过重负担)。

上述都是目标,而不是政策工具,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企业家们良好的商业判断能力,因为他们身处其中的迅速发展的世界,已被交织成复杂的多边贸易关系和多边资金流动,加上多种金融工具,更呈现出多样化。

表1 全球化的一些表现(国际贸易)

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世界贸易(%)4.6 4.7 3.9 9.1 9.4 6.8

世界出口值439347024707526462596565

(10亿美元)

1997 19981999

世界贸易(%)

9.9 3.6 3.7

世界出口值

6812 66866844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9月)

表2 全球化的一些表现(国际投资)

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新兴市场私

流量净值 118 121 176 143193 214

直接投资净值

32 35 58 85 93 114

证券投资净值

25 56 99 105 38

74

其它投资

62 30 30 -46 62

26

199719981999

新兴市场私

流量净值 149 66 68

直接投资净值 143 132 119

证券投资净值

67 27 22

其它投资 -61 -93 -72

资料来源: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9月)

表3 全球化的一些表现(区域内贸易出口份额)

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北美自由贸易区 41 42 44 46 48 46

欧洲国家联盟

59 59 60 56 57 64

南方自由市场9 11 14 18 19 20

东南亚国家联盟 19 19 19 20 23 23

199719981999

北美自由贸易区 48 49 51

欧洲国家联盟

63 62 62

南方自由市场

23 25 25

东南亚国家联盟 23 22 21

资料来源: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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