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如何影响创新：中国情景的新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情景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创新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很多方面仍有很大差距。探究是哪些因素影响甚至抑制了中国的创新能力，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极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众多文献发现了中国背景下制约创新的重要因素。比如，金融抑制说、政府干预说、要素市场扭曲说、知识产权保护缺位说、政府补贴扭曲说以及对外贸易抑制论[1-6]。然而，一个很容易被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忽略，但可能也是最为根本性的因素是，市场化竞争对创新可能具有基础性激励作用。与既有文献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本文恰恰从竞争这一独特视角来研究其对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作用。本文可能的贡献：一是当前对于竞争和创新关系的国别研究，基本上限于发达国家，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使用中国这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应该能为完善和发展竞争和创新理论，提供独特且重要的经验证据。二是既有研究都是从产业层面来研究竞争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微观层面研究视角。而本文是在考虑了异质性企业的前提下，从微观层面对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三是本文检验出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之间呈现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在类似中国这样处于转型背景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可以促进企业创新研发活动。这样的经验结果既是对已有竞争和创新之间倒U型关系理论的一次挑战，也是对相关前沿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四是为了理解中国情景下竞争对企业创新促进效应的产生机制，本文发现，竞争只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产生了激励效应，并未对处于垄断和领先地位的国有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产生激励作用。由此可以发现，中国情景下只有民营企业存在逃离竞争的激励创新效应机制。此外，Hashmi[7]提出的局部均衡产业模型(the Partial Equilibrium Industry Model)，可以对不同国别背景下竞争和创新之间复杂关系做出统一性的解释，这表明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具有所谓中国情景的独特性。 二、理论框架 Schumpeter[8]指出完全竞争并不是一种完美的市场结构，这是因为完全竞争使得企业无法获得超额利润，在创新主要是依靠企业内源融资这一前提下，竞争会抑制创新，而垄断可以促进创新，这被称之为“熊彼特假说”。Aghion and Howitt[9]通过构建一个一般性理论模型。试图将“熊彼特假说”思想理论化。之后，大量的国别经验研究试图检验“熊彼特假说”。可是，到目前为止，既有经验研究所得的结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并未得到统一的结论，也未形成一致的理论框架。最近，该领域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其中，具有奠基性地位的当属Aghion et al.的研究(以下简称ABBGH)[10]，他们从英国数据中得到竞争和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构建一般性的理论模型对之加以解释，这被称为经典的竞争和创新倒U型关系理论假说。此后，大量后续研究采用不同国家的经验数据，试图对竞争和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理论假说加以验证或拓展。 从竞争如何对创新产生作用的机理看，由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框架可知，产业内部竞争结构的差异应是导致竞争对创新产生不同作用效应的主要因素。从产业的结构类型看，可将产业区分为NN和LL两种类型[10]。所谓NN类型，即Neck-and-Neck的竞争结构类型产业，是指产业内企业的技术能力差距较小且竞争相对激烈的结构特征。所谓LL类型，即Leader-Laggard的竞争结构类型产业，是指产业内作为某个领导者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效率领先于其他作为跟随者企业的结构特征。这种竞争结构特征的产业，跟随企业有对创新研发进行投入来提升企业自身技术能力和竞争效率成为产业领导者的内在动力。因此，竞争对产业内部企业创新活动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熊彼特效应”(Schumpeterian Effect)，由于企业创新研发投入需要以企业内源融资为主的大量资金来源，竞争会减少产业内企业的超额利润，因此，垄断会增强企业进行创新研发的内在动力。二是逃离竞争效应(Escape-competition Effect)，即企业有通过创新来逃离产业内其他竞争企业的内在动力。Haruyama、Dinopoulos and Syropoulos[11-12]专门对逃离竞争效应的形成作了理论解释，他们认为，多方向创新(Multidirectional Innovation)、累积创新(Cumulative Innovation)以及创新租的保护动机(Rent Protection Activity)是构成逃离竞争效应的三个来源。显然，在LL类型产业中作为领导者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要高于NN类型中产业的企业。因此，从逃离竞争效应的角度看，竞争会促进企业进行创新研发的内在激励动力。在NN类型的产业中，因为逃离竞争效应占优于熊彼特效应，而此竞争可能会促进创新。而在LL类型的产业中，熊彼特效应占优于逃离竞争效应，南此竞争会抑制创新。在不同市场化发展阶段以及产业所面临的竞争状态背景下，正是由于在不同结构类型产业的演化过程中，熊彼特效应和逃离竞争效应两种博弈力量的相互作用和此消彼长，导致竞争和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从Hashmi[7]以及ABBGH[10]这两篇重要文献的研究机理看，竞争和创新关系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可从以下三个假设入手： 假设1：竞争和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 假设2：随着竞争程度的提升，产业分布由NN结构类型向LL结构类型转移，产业内企业的技术差距增大。 假设3：在NN结构类型的产业中，倒U型的峰度会变得陡峭，同时导致产业内的竞争趋于激烈。 三、方法与数据 1.计量模型设定 与本文的想法类似，最近Michiyuki and Shunsuke[13]也提出了从企业层面检验竞争和创新关系的重要性。鉴于此，本文选择与既有文献所不同的研究思路，专门从微观层面来进行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关系的研究。遵循ABBGH[10]等既有的计量模型的理论思路，本文使用泊松分布回归模型，作为计量模型的来源。基本的理论模型如下：
(2)式中，因变量
表示企业i在产业j中且位于省份地区k在年份t的研发投入数额的对数。无论从既有理论还是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延续性特点，本文在计量方程(2)右边加入了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滞后一期变量
表示本文前面所测算的不同分位的产业层面j的竞争程度指标代理变量。由于不知道中国情景下竞争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具体关系，本文使用
的函数形式f(
)来表示。 2.核心变量定义 (1)创新的衡量指标。如何选择衡量产业或者企业创新活动的代理指标，一直是相关研究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从创新活动投入和产出的不同视角划分，企业创新活动可使用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活动的代理变量加以衡量。比如，在ABBGH[10]针对英国、Hashmim[7]对英国和美国的研究文献中，均使用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作为创新活动的度量指标。可是，与上述研究对象皆是发达国家有所差异，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其未必是适用的代理变量，这是因为：一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本身并不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不少企业创新活动主要是以模仿形式(比如逆向工程)，或者是以模仿后再创新形式来实现。因此，这些类型的创新活动可能无法通过专利表现出来。二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相对不完善或者是执行机制的缺位，导致企业创新活动得不到有效保护。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企业就失去了通过专利申请来保护自身创新利益的激励。三是从中国来看，企业申请的专利形式有外观设计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发明专利三种类型，其中，前两种专利形式并不能有效度量企业的真实自主创新能力，而发明专利则是体现一国乃至微观企业创新能力最为重要的指标。如果仅仅采取专利数量，并不能准确衡量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质量。四是在中国的专利申请中，有相当比例的份额是由外资企业或者国外企业所申请，特别是在发明专利中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比如，2011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中约有67.4％是由外资企业或者国外企业所申请注册，使用专利数量并不能有效度量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使用专利作为创新活动的衡量指标，未必是一个有效的测度方法。相反，使用企业层面的研发投入作为创新活动的度量指标，其在很多方面并不会带来以上问题。就此，本文认为，运用企业研发投入作为衡量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代理变量，可能更具合理性。 (2)竞争的衡量指标。正如ABBGH[10]指出的，HHI指数的可靠性直接依赖于产业的产品竞争的地理范围。对于中国这样最大的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出口行为非常普遍。这种情形下，运用HHI指数作为产业范围的竞争指标变量，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度量误差。为此，遵循ABBGH[10]设计的作为构造度量产业层面的竞争程度的代理指标变量——勒纳指数(Lerner's Index)，本义的构造思路如下：
(3)式中，
表示行业j在时期t的竞争程度，
表示行业j在时期t内的企业数量，而
即指企业i在时期t的勒纳指数，其设计方法如(4)式：
企业层面
的构造思想，来源于企业的产品价格减去边际成本，从而得到企业的市场势力的基本理论。在实际估计工作中，由于企业边际成本很难得到，ABBGH[10]建议采用(4)式，就可以逼近企业的产品价格减去边际成本的算法。其中，operating profit指的是扣除企业折旧和预付款的企业净利润，financial cost指的是企业的资本存量(K)和企业资本成本(UC)的乘积，sales指的是企业的年度销售额。为了较为精确地计算企业层面的
，需要对企业的资本存量和资本成本做尽可能精确地估算。 对企业资本成本(UC)的估算。本文对企业资本成本的测算是借鉴Hall and Jorgenson[14]的核算思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成本小仅取决于财务成本，而且还与投资品和产出品的相对价格、资本折旧率、投资品预期升值率等因素密切相关。与产出品价格相比，较高的投资品价格无疑会增加投资成本。而且，资本折旧率越高，则资本成本越高。股权和债务融资的加权融资成本越高，资本成本也会越高。相反，投资品的预期价格上涨，则相当于降低了当期的资本成本。沿袭Mojon et al.[15]的具体做法，本义将资本成本定义为：
(5)式中，
分别表示第t期j地区i行业的投资品和最终品的价格指数，分别使用各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表示；τ表示企业所得税税率，这里取33％。δ表示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率，使用单豪杰[16]所测算的工业企业的10.96％折旧率。
表示企业的加权融资成本，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6)式中，D和E分别表示企业的债务总额和所有者权益总额；
表示债务融资成本，使用企业年度利息总额除以总负债计算所得；
表示所有者权益的机会成本，使用上交所当年挂牌交易的10年国债到期年收益率的平均值表示。从测算结果看，中国企业的资本成本(UC)的均值为0.122，比ABBGH以及Hashmi所取值的0.085要高，这样的差异是符合现实的。而且，本义得到的中国企业的资本成本(UC)是随不同年份动态变化的，这比上述做法更为合理。 对企业资本存量(K)的估算。当前，针对中国工业企业资本存量的界定主要采取两种估算方式：一是直接使用固定资产原值或者固定资产净值代表实际资本存量；二是将1998年作为基期，对1998年之后资本形成的价格因素进行调整，即通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1998年之后的名义资本进行价格平减估计实际资本存量[17]。然而，以上两种方法可能存在如下问题：存量的实际增长率。名义资本存量必须折算为实际值，才能在不同企业和不同时期进行对比。鉴于此，本义采取特定的估算方法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中企业真实资本存量进行估算①。 (3)相关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生产率(tfp)，采用适用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WLP方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企业年龄(age)，使用企业注册成立年份与企业样本年份的时间间隔表示；政府补贴(subsidy)，采用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表示。对于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偏向于通过实施政府补贴的产业政策来激励企业创新活动；企业所属的所有制虚拟变量，按照企业注册资本中大于50％的注册者的身份确定，区分为国有(state)、集体(collective)、独立法人(legal)、私人所有(private)、港澳台(HMT)和外资企业(foreign)这六种性质的所有制类型。对于中国情景下企业创新活动，政府出于GDP发展目标和自身特征的差异，导致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在计量模型(2)中纳入了控制企业行业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
)、企业所处的省份地区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
)以及企业所处年份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
)。 3.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99—2007年的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最近，该数据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使用[18]。就本文的研究主题看，该数据库的样本时期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对外开放可能促进国内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也可能影响国内市场的竞争格局。因此，选择该期间类似于利用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环境，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具有典型意义。另一方面，1999—2007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经历了停滞阶段，甚至某些方面出现了市场化改革倒退的现象。这期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表现得更为明显。此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态势，迫切需要依靠创新战略的实施，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依据既有文献对该数据库问题的发现和处理办法。本文对之进行了相应处理。为了消除异常值数据的影响，本文还对工业企业样本数据按照5％分位的Winsor办法进行了处理。 四、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关系的检验结果 1.基本的回归结果 从本文设计的计量模型方程(2)式看，当中比较需要重视的问题是，不仅竞争变量和因变量企业创新研发投入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而且，类似政府补贴、国有企业比重这些重要控制变量和因变量之间，也可能存在由于逆向因果关系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寻找恰当的工具变量，同时解决这些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是难以实现的。针对本文所设置的异质性企业微观层面的估计方程的基本特性，同时考虑到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所具有的连续性特征，本文采用两步系统动态GMM方法加以估计。 表1第1—3列报告了纳入二、三、四分位产业的勒纳竞争指数(
)以及其平方
变量的回归结果，可观察出，无论何种分位的产业层面竞争程度的度量指标
以及其平方项(
)变量的系数均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这就表明，并未在中国情景下检验出竞争和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表1第4—6列报告了纳入二、三、四分位产业的勒纳竞争指数(
)变量的回归结果，可观察出，无论何种分位的产业层面竞争程度的度量指标
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这就表明，本文在中国情景下检验出竞争和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由此验证，在本文的样本观察期内，竞争可以促进中国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基本事实。表1第7—9列报告了纳入二、三、四分位产业的赫芬达尔竞争指数
变量的回归结果，可观察出，无论何种分位的产业层面竞争程度的度量指标
变量的系数，仍均在1％统计水平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这样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此外，作者还计算了在计量方程(2)式中不纳入企业生产率、企业年龄和政府补贴这些因素的情况，各模型的回归结果仍然支持了以上的经验结果。本文对以上各模型利用OLS方法作了类似的回归，这两种方法的回归结果均呈现一致性特征，由此增加了计量结果的可信性。
2.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因变量lnrd数据中存在大量零点，属于设限数据类型。由于担心对这样的数据类型采取GMM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未必可靠，针对这种情况，本义采用专门处理零值数据的Tobit方法作为计量方程(2)的稳健性检验。表2列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第1—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从二、三、四分位的产业层面看，在同时纳入
变量的情形下，
变量的系数均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而
变量的系数均无法呈现出显著关系，这验证了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并不存在确定的倒U型关系；第4—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仅仅纳入
变量的情形下，从二、三、四分位的产业层面看，
变量的回归结果的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以上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仍然证实了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而且，从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GMM方法的结果均保持了一致，由此说明本义估计结果所具有的稳健性。最后，仍然采用赫芬达尔方法所计算的二、三、四分位产业层面的竞争指数
作为代理变量进行回归，从第7—9列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变量的回归结果的系数在各种情形下仍然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支持以上经验事实。
众多研究文献均指出，企业研发投入密集度(即企业研发投入/销售额)是衡量企业创新研发能力的一种常用的重要指标。表3报告了计量方程(2)式中的因变量采用企业研发投入密集度的变量进行替换的估计结果，这就类似于采取Reduced-form Model的计量框架替代已有的Structural Model的计量框架。表3第1—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从二、三、四分位的产业层面看，在同时纳入
变量的情形下，这两个变量同样均不能在各计量模型中表现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这就进一步验证了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并不存在确定的倒U型关系。表3第4—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仅纳入
变量的情形下，从二、三、四分位的产业层面看，
变量的回归结果的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显著为正的关系，证实了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而且，从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看，与其他计量方法和框架的结果均保持了一致性。表3第7—9列的回归结果显示，采用赫芬达尔方法所计算的二、三、四分位产业层面的竞争指数
作为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在各种情形下
仍然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显著为正的关系，该结果从另一个侧面再次支持了上述经验事实。
五、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关系的解释与理论分析 1.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关系的解释 (1)深入理解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必须通过构建合适指标来区分NN和LL这两种小同结构类型产业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如果某一产业内部领先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其他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差距相对越小，则反映该产业倾向于为NN类型的产业；相反，如果某一产业内部领先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其他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差距相对越大，则反映该产业越是倾向于为LL类型的产业。为此，借鉴ABBGH[10]的基本思路，构建以下测度某个产业内领导企业和跟随企业生产效率差距即技术差距的指标：
(7)式中，
即前文采用WLP方法所估算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表示产业j内企业i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效率最高的领先企业F的差距的相对值。
指产业j内领先企业F的全要素生产率，
指产业j内跟随企业i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效率最高的领先企业的
本文将之定义为1。再采用对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出某个特定产业整体的技术差距指标(
)。可以看出，从二、三、四分位行业内技术差距指标(
)看，中国行业内企业技术差距最大的不超过0.45，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工业行业基本上处于NN结构类型，并不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的部分产业已经处于LL结构类型的特征。并且，从图1可以发现，1999—2007年的样本观察期内，中国不同分位产业内技术差距指标(
)均处于一个逐步下降通道中。比如，二分位产业内的技术差距指标(
)从1999年的0.357逐步下降到2007年的0.271，下降幅度高达24个百分点。这样的特征事实说明，中国制造业产业内部技术差距在逐步缩小，其越来越呈现NN结构类型的产业特征。
图1 中国不同产业层面技术差距指标
(均值)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所用数据库整理所得。 (2)表4的检验结果展示，企业技术差距指标(
)和创新研发投入之间在1％的统计水平上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这样的关系说明，对于那些越是处于产业内领先地位的企业，其进行创新研发投入的动力越小，而落后地位的企业创新研发的投入越大。
(3)构造如下的虚拟变量D，将小于
均值的产业设定为1，将大于
均值的产业设定为0，探讨不同结构类型的产业中竞争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否呈现差异性。表5第2、4、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从二、三分位还是四分位的产业角度看，在产业内技术差距相对较低，即更倾向于NN结构类型的产业中，竞争和企业创新之间均呈现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在企业间技术差距更小的NN结构类型的产业中，竞争对企业创新产生的是促进效应。表5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从二分位的产业角度看，在产业内技术差距程度相对较高，即偏离NN结构类型的产业中，竞争和企业创新之间仍然呈现的是显著正向关系，可是，与第2列的回归结果相比，其促进效应明显小于技术差距相对较高的产业。表5第3和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从三分位和四分位的产业角度看，在技术差距程度相对较高产业中，竞争和企业创新之间不再呈现显著正向关系，这一结果说明在企业技术差距程度相对较高的产业中，竞争对企业创新不再呈现显著促进效应。
表6第1—6列显示，在国有性质企业的子样本组中，以三分位层面②的勒纳指数(
)表示的产业竞争指数变量的系数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这表明，竞争并不会对中国情景下国有性质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产生激励效应，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国有企业受到政府政策保护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由此不会对其创新研发活动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在集体性质企业的子样本组中，
的系数也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这表明，竞争并不会对中国情景下集体性质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产生激励效应，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集体企业整体处于一个逐步收缩和弱化的状态，竞争也不会对其创新研发活动产生促进作用。在民营性质企业(包含独立法人和私人所有企业)的子样本组中，
的系数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中国情景下竞争会对民营性质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在外资性质企业(包含港澳台和非港澳台外资企业)的子样本组中，
的系数也没有呈现出显著作用，这表明，中国情景下竞争并不会对外资性质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产生激励效应。这对以上猜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证据，即在中国市场上外资企业由于担心创新与技术的溢出效应，将创新研发活动掌控在其国外母公司的基本事实。此外，既有的回归结果还表明，政府补贴只对民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在接受政府补贴最多的国有以及集体企业与非港澳台外资企业中，政府补贴并未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产生显著促进作用。 (4)表7第1—3列的回归结果展示，无论从二、三分位还是四分位的产业角度看，竞争和企业技术差距之间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7第4—9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从何种分位的产业角度看，除国有性质和港澳台性质企业的子样本组，其他所有制类型的子样本组中，竞争和企业技术差距之间仍然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③。而且，还可通过表7第4—9列的六种所有制类型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观察出，产业中领先企业多数为国有性质企业。 由表8提供的数据看，中国产业基本上属于NN结构类型的产业。从变化趋势看，样本观察期内，中国产业内企业间技术差距正处于缩小的通道中，这表明中国产业整体上表现出更加趋向于NN结构类型的产业特征。中国产业层面勒纳指数的变化趋势表明(见图2左)，除2004年的波动外，整体来看，中国产业层面的竞争程度处于一个缓慢且小幅下降的通道之中。这表明，至少在本义的样本观察期内，中国制造业部门产业层面的竞争程度并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提升，相反呈现竞争程度逐步弱化的态势。图2右不同分位的产业层面的赫芬达尔指数的变化趋势同样反映出这样的基本事实。这些数据说明，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所有产业内均表现出企业间技术差距相对较小的特征，中国情景下产业均属于NN的结构类型。在此种状态下，中国产业内部企业的逃离竞争效应占优于熊彼特效应，民营企业具有倾向于采用加大研发投入的内在动机，提高自身生产效率的竞争策略来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这导致产业内创新活动呈现上升态势。相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由于各种制约因素的存在，导致它们当中并不存在对创新的逃离竞争的激励效应。
2.中国竞争和创新关系是否具有独特性：国际比较视角下的理论解释 与既有的典型的不同国别研究文献的研究结论显著不同，本文得到了中国这样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情景下竞争和创新之间正向关系的研究结论。然而，这样的结果是否意味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关系所具有的独特性？从Hashmi[7]构建的竞争和创新关系的局部均衡理论模型看，既有的理论模型实质上可以解释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的正向关系。Hashmi[7]构建的局部均衡理论模型指出了竞争和创新关系的三种可能性(见图3)：在一国产业技术差距普遍较小的情形下，竞争和创新呈现正向关系；在一国产业技术差距普遍处于中等状态的情形下，竞争和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在一国产业技术差距普遍处于较大的情形下，竞争和创新呈现负向关系。正如表8提供的数据和图4所展示的逻辑，对于美国而言，其已处于以垄断为主的市场化阶段，这可由其计算的美国二分位行业的技术差距均值达0.74、最大值为0.95的数据特征来验证。正如所发现的那样，美国1976—2001年竞争和创新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处于图3的第三阶段；对于英国而言，其处于竞争向垄断过度的市场化阶段，这可由表8 ABBGH[10]计算的英国二分位行业的技术差距均值达0.49、最大值为0.81的数据特征来验证。也正如所发现的那样，英国1973—2004年竞争和创新呈现显著的倒U型相关关系，即处于图4的第二阶段；而对于中国来说，其处于需要促进竞争的市场化发展与完善阶段，这可由表8计算的中国二分位行业的技术差距均值只有0.31、最大值为0.45的数据特征来验证。正如本文所发现的那样，2000—2007年中国竞争和创新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即处于图4的第一阶段。
图2 中国不同产业层面竞争指数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所用数据库整理所得。
图3 Hashmi(2013)局部均衡产业模型中不同技术差距情形下的均衡解
图4 竞争和创新关系的国际比较与理论解释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验证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的重要现象。为保证本文研究结论的可信度，采用不同计量手段以及替换企业创新研发活动度量指标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其结果均支持本义的研究结论。实质上，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的正向关系深刻表明，提高竞争是促进中国企业创新研发活动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的经验研究表明，处于相对垄断地位和技术前沿的国有企业以及受到地方政府支持和保护的集体企业中，竞争并未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而处于超国民优惠待遇的外资企业中，竞争也并未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只有在民营企业中，竞争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形成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从机制角度看，国有性质的企业虽然多数处于产业内技术效率的领先者，但是，由于其受到的特殊的垄断保护和各项政策优惠，竞争已经不能对国有件质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产生激励效应；相反，竞争可以通过企业逃离竞争的创新效应促进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而且，发现竞争对外资性质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并未产生促进效应，由此表明外资企业可能由于担心自身创新和技术的溢出效应，而限制其在中国本土市场的创新研发活动的重要现象。 本文的经验发现对中国当前实施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现阶段中国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对低下，是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之一。在这种背景下，探寻中国企业创新研发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特别是寻找导致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核心抑制性因素，对中国当前必须重点关注的改革方向与政策着力点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与此同时，中国进入了只有依靠继续推进和深化市场化改革才能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然而，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各级政府权力边界不恰当的扩张、某些部门存在的“国进民退”，以及微观经济活动中普遍的官商合谋和权力寻租等现象，导致中国当前阶段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本文的经验发现揭露了中国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两大战略的内在关联性。这就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对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的竞争程度不够所导致的。这就是说，推进以强化市场公平竞争为主的市场化改革，是促进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最为根本性、内生性的制度性激励机制安排，因此，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的实现，二者本质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本文系列经验结果所包含的具体政策含义是：中国今后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对国有企业的种种显性或隐性行政垄断地位的打破方面，放在对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及各种优惠政策的取消方面，放在全面取消对民营企业的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进入歧视与壁垒方面。通过扫除各种形式的内外垄断来促进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具体的改革政策措施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通过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的激励效应，从制度改革层面进一步促进中国民营企业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二是适当限制和调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的不恰当干预，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的权力边界，解除中国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地位，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中国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三是全面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通过竞争机制激励外资企业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以及提高与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合作，从而提升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此外，本文政策含义的时效性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本文样本数据主要是集中于1999—2007年，这就可能造成的问题是，如果2007年后以公平竞争为导向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得到长足发展的话，竞争不足导致的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低下的现象就可能被逐步消除，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可能就不具有特定的时效性。然而，为了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均普遍实施了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计划，事实上，这导致了中国经济活动中各级政府权力边界小恰当的过度扩张、某些部门“国进民退”现象的激化，以及微观经济活动中普遍的官商合谋和权力寻租等现象的加剧。这种情形下，众多学者均认识到2007年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可能并未得到有效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出现停滞乃至倒退的现象。因此，本义的系列经验发现对中国当前的市场化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鉴含义。 注释： ①限于篇幅，未报告具体测算方法，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该测算方法的细节。 ②二分位和四分位的结果类似，限于篇幅，这里只报告了三分位产业的估计结果。 ③限于篇幅，本文只报告了采用四分位产业的4 techgap的回归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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