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台湾政党政治的“在途”特征与中长期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政党论文,特征论文,趋势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民进党执政和政党轮替三年以来，台湾政治生态经历了深刻的蜕变并且还将发生变动。其政党政治运行过程也渐次显现了自己特有的运行规律。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分析，以揭示台湾政党政治的特性，它的“基本方面”，以及政党政治发展的中长期趋势。
一、政党政治“在途”与台湾政党政治
所谓“在途”，是一个和产业社会的形成特征相关联的概念。在世界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和各地区间不外乎通过以下两种模式走上现代化道路，即“先发产业社会”和“后发产业社会”。两者间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由于内生因素使然，是在内部社会条件成熟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现代化社会；后者则主要是在外来因素的强力干预作用下，被激活并逐步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注：塞缪尔·亨廷顿言，政治制度化意味着发展适当的政治组织和程序，使之不仅仅只表达某些特定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若一个政治组织沦为某个社会群体的工具，它便不具有自立性，也没有制度化。见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先”与“后”的差异，反映在“后发产业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政治生态上，就是出现了不同于前者的诸多特征。总括而言，“后发产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往往是通过少数有个人魅力的政治精英人物操控的，其现代化总体目标常常受到自身的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两种动能夹击而游摆不定。同时由于公民社会未真正成形，导致社会政治动员常常要尴尬地借助前近代社会所惯用的各种手段——包括具象化的色彩、简易的符号、宗教式的咒语及一些原始的图腾等。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内部的分化，使民众很难在短期内建立起对民族政治文化高度一致的认同，因而在历史序列上属于政治现代化进程初阶。
所谓台湾政党政治的“在途”，是指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落：大抵可以民进党1986年公开组党参与政党竞争为起点，中经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并以可能发生的政党“再轮替”和“再分化”为逻辑终点。简言之，它定位于政党政治“步入成熟期以前正在运行”的草创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台湾政党政治的公众参与伴之以很高的选举频次和投票率，形成了蔚为大观、持久不衰的选举文化，公共政策被高度意识形态化，这些都为当地政治意见领袖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正如现代化和西方影响冲击非洲传统社会后产生了部落主义一样，现代组织方法、宗教性价值观和魅力型政治精英人物的公众感召力三位一体，同样可以将某个群体意识急剧放大，带来台湾政党政治中的屡见不鲜的群体偏见和群体冲突。众所周知，以血缘、地缘为主轴的政治切割和政治动员，其本身是一种和现代政治社会相悖的现象，是一种与前近代化社会的乡村政治相联系的古朴手段。就像韩国政治领袖人物的崛起，政治势力的扩张以及该国的选举政治生态至今也难以完全走出地缘对立的壁垒一样，台湾则是以血缘出身为区隔的族群对立，并以在此基础上的族群动员为主要特征。因而它是一种非组织化的(注：谢长廷在2001年“二合一选举”前有过类似说明，2002年“北高”选后再一次予以论证。参见何荣幸.谢长廷：国安联盟是两党制必经过程(N).[台]中国时报，2002-07-15.)、与高度的社会动员相伴随的政党政治，是一种足以导致使岛内外关系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政治生态。
台湾政党政治的“在途”特征，有些是政治民主化初期“后发产业社会”政治发展中所共有的，有些则是台湾政党政治所特有的。我们以下论及的台湾政治“本土化”的发展、“本土势力”的加强以及反对派的政治抗争，以及大陆因素开始影响“本土”政党政治进程，都更多地受到两岸关系历史因素的强烈影响，它不仅对认识后发型现代政党政治的类型演进具有识别价值，也是认识台湾政党政治的中长期发展趋势的重要的脉络。
二、政治“本土化”与台湾社会的两极切割
政治本土化的发展、本土势力的加强以及反对派的政治抗争，是台湾政党政治的鲜明特征。一般说来，前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传统制度崩溃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随伴产生一个认同感和忠诚感的需求，产生区隔于其它社会群体的独自的群体意识和群体利益。即经历一个持续的“本土化”的阶段，甚至还以其深度的发展试图强化这种识别的成果。台湾政治本土化发展进程的历史特殊性在于：台湾二战后回归中国重建母族认同和忠诚的过程中，插入了一个国共内战的阶段。蒋氏父子执政台湾40余年，产生了两个相反相成的结果：一方面长达40余年的“军事戒严”体制，从整体上而言，阻滞了一个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后台湾人民所应有的自由和民主的表达进程；另一方面，从走向现代化的某个历史段落而言，这个政权又成为台湾民主政治自觉与不自觉的推动者。特别是蒋经国执政时期在“复兴基地建设”旗号下加快经济发展，台湾政治禁锢随之日益松懈。对于前述政治诉求，“戒严”体制期间当政者既有强力维护，也有妥协让步。人们也许都注意到一个事实：以70年代初“修订动员戡乱条款”增选“中央民意代表”肇始，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后为营造开明气氛，大大增加了公开合法的选举。以台湾反对派起家的民进党，恰恰是在这些选举中开始凝聚力量的。选举成为戒严环境下“民主运动安全又合法的管道”，人们将其称之为国民党威权体制下“民主的小窗口”。在台湾“美丽岛事件”中，蒋经国当时就审判表明态度说这是法律案件非政治案件，必须经公开审判，由于姚嘉文、吕秀莲等人都有国际背景，对事件的公开采访报导引起国际视听关注。担任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过去躲在幕后的反对派人物由此走向政治前台(注：关于台湾政党重组及政局演变更加详尽的论述，作者已另撰文：从“蓝绿对决”走向两党政治”。)。其中尤清、江鹏坚、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等，现在都已成为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政坛的重要人物。1977年爆发“乡土文学论战”，其意蕴已远远超越了文化论战的层次，是台湾“本土化”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台湾“主体意识”由此发萌。随着党外集团政治上愈来愈壮大，“本土意识”也在台湾生根。蒋经国执政后期“解严”和开放党禁，在相当程度上是看到了这一发展趋势的不可逆性。因为它也与国民党当局从“反共复国”到实际上的“偏安江左”这一微妙变化相伴随，形成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一条历史发展渐进线。但由于当政者“反共复国”的“一中”政策还在坚持，“党外运动”争取民主化抗争的同时也就蕴含了台独的诉求。这种诉求在“苏东剧变”的国际大环境下进入民进党党纲，在反对派政党执政台湾后更发展成为“去中国化”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实践。当民进党上台执政宣布台湾“宁静革命”完成时，它们恰好忘记了台湾政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的事实。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党轮替“宁静地”完成，是与统治者后期的这种政治妥协和让步相关联的。这种让步以及两蒋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经济的贡献，既是当时国民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政党轮替后“蓝 ” 军仍然保持政治集结动能的根本原因。
2000年民进党在台湾执政，是台湾政治本土化的高潮，尽管李登辉执政时期已经为此做了大量的铺垫。这种政治本土化的深入表现在：省籍、族群问题虽然还是官方的一种政策禁忌、一种社会争议，但至少已成为一种选举利器；从“一中一台”到“中华民国在台湾”、从“只做不说”的“特殊两国论”到“一边一国”，衍生出越来越频繁的“国家认同”问题，代替“中华民国宪法”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甚至忠诚宣誓；“台独原教旨主义”的成员组成“台联”党，不断以高度争议性的政策议题(如“总统台生条款”、“公投法”和“台湾正名”等)冲击着台湾社会，发挥着与其政党规模不相称的政治能量。
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始终是与“本土化”交相推进并在两者强化中展开的。从台湾开放“党禁”十多年以来的过程来看，我们很难判断两者何为目的，何为手段，也许确切地说两者是互为目的和手段。在此应该特别点明的是，对于台湾部分具有“台独”使命感的政治领袖人物来说，他们念兹在兹的绝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而是借助民主化这一有效手段达到“本土化”即所谓“去中国化”的终极目的。这种“民主政治”固然使台湾实现了形式民主——即“多数决”解决问题，但其对民主的内涵，即民主政治应有的多元包容性构成的伤害却是巨大的。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所言的后冷战时期将会出现的“失控”及“认同政治的危机”等问题，虽然是涉及不同国家和异质文化以及宗教间的冲突范畴，但台湾的“民主政治”的成型似乎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诠释。蒋氏的威权政治解体后，以族群为主要诉求对象的两极社会切割，使一些本土型意见领袖获得了过去不曾有过的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操作的挥洒空间，却也同时导致了台湾内部的不断分化、不同族群间的尖锐对抗，致使台湾处于永无宁日的内耗和动荡中。这种“多数决”的“形式民主”与其说是“民主政治”，莫若说是“民主暴力”更为确切。表现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它是以强势族群对弱势族群的支配、多数派对少数派的剥夺、同质集团对异质集团的排斥为突出特征的。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程内，我们还很难能看到台湾发展出健康有序，并具有包容性的“协商政治”机制来。
三、“本土化”与“中国化”的二律背反
一方面台湾政治不可避免地日益走向“本土化”；另一方面台湾经济也愈益“中国化”。大陆因素开始深刻地影响着岛内政党政治的进程，是台湾政党政治的又一个特征。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中国的历史的和国际法的事实，台湾族群作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承继者，以及所谓“播迁”来台的外省族群的政治社会存在，都决定了台湾与大陆不可分割甚至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民国”的“一中宪法”过去曾是一种政治图腾，在岛内政治中现仍具有政治合法性。从这些方面来说，大陆因素从来就是台湾政治中的一个基本元素。由此所谓“统派”、“独派”(又或可细分出急统或急独)、“维持现状派”等也成为台湾地区进行政治识别的标准政治称谓。
但我们在这里论及的大陆因素，是指台湾政党政治运行以来，两岸经济交流、经济整合作为一种公共政策辩论在台湾各党派间引起的互动和反响，以及它对政府施政方向产生的作用。
在重大议题上通过公共政策辩论以形成民众与政党间的共识，本是政党政治的常态。两个地理上相邻地区的两岸经济整合，也本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两个经济体发展的势所必然。但因为“本土化”和“中国化”这一台湾政治的基本方面的制约，两岸政治经济关系成为冷热反差很大的独特景观，形成“磁吸”与“排拒”两种应对。之所以难以形成共识，形成施政决策，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成为台湾政党对立和社会冲突的肇因之一，还因为它确实具有两种客观的效应：一方面经济规律的“比较优势”一定要为自己顽强地开辟道路。因为“利基在那，资金去那”(注：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日文版).(M)东京：岩波书店.1986.299.这里所指的产业社会与工业社会语义相同，引者注。)；另一方面，日益升高的两岸经济依存，不断地“抽走”台湾向着独立方向迈进的资本。自2001年11月起，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台湾输往大陆的货品总额占台湾整体出口比重达23%，成为全球对大陆依存度最高的地区。显示台商对大陆投资所带动的“贸易效果”仍持续扩大之中。加入WTO之后，台湾开放大陆物品进口的项目已高达7700项。如果没有对大陆的贸易顺差，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可能是负5—6%(注：座谈会纪要.党外运动与台湾本土化(N).台湾日报，2002-12-15.)。台湾产品在大陆进口市场占有率则高居第二，仅次日本。大陆市场占台湾出口比重与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都创下历史新高，赴大陆投资的台上市公司正式见诸台“经济部”统计的占44%以上，迂回投资的超70%；(注：谢志岳.利基在那，资金去那(N).[台]中央日报，2002-07-30.)台湾当局1992年曾启动“两岸经贸互动预警制”，对两岸实行“出口预警”、“进口预警”、“总体贸易预警”(后改为“资讯系统”)。如果用来审视现在的台海经济关系，早已是“警钟长鸣”了。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高孔廉指出，“去中国化”在政治上做得到，在经济上做不到。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认为：台湾经济与中国大陆经济日益增加的整合，也逐渐使得“一个中国”成为经济上的现实(注：苏娴雅.高孔廉：我经济百分百依赖大陆(N).[台]中国时报，2002-12-15.)。日本也有学者一语中的地指出：“台湾和中国在经济上实际上已处于不可分状态。过去相互敌视的两个地区至少在经济上已形成了相互融合的共同体关系”，并认为：台湾与大陆目前在经济一体化的整合上，已达到一般人很难想象的程度，甚至已不逊于已经完成统一的东德和西德(注：许金龙.我上半年出口大陆居首位(N).[台]联合报，2002-08-28.)。
一方面两岸经贸关系的加强，整体上有利于改善台湾的全球产业布局，台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无疑可以实现价值最大化；但另一方面，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某个发展时期，一体化也会对传统产业结构带来冲击，因而并不是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受惠。台湾当局原本期望两岸经贸关系是一种对台湾产业发展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实际上台湾产业第一次向大陆转移的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但90年代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大型企业“钱”进大陆。新世纪之初，构成台湾出口骨干的资讯科技业开始在大陆扩大规模提高产品层次。“西进运动”已发展成只有转移核些技术才能利用大陆生产条件和市场机会，维持全球竞争地位。2001年台联发动的反对八寸晶圆厂投资大陆，就是在此种情况下出现的。常态下的经济一体化，资本和其它劳动要素的流向是有进有出、双向的和总体大致平衡的。两岸政治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就形成了“出不易返也难”的局面，台湾产业在两岸经济整合中形成的某种空洞化效应由此也会波及到台湾社会。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吴玉山认为，目前在两岸经贸交流中能够获益的主要还是资金和人员能够相对自由流动的企业界人士，对于台湾当地的劳工、农民以及其它没有能力到大陆发展的人来说，他们的利益并未受惠甚至可能是受到损害的(注：吴作栋.经济上一中逐渐成形(EB/OL)。http://www.phoenixtv.com 2002-11-28.)。
他还认为：就目前而言，这种经济上的“磁吸效应”还没有达到能够迫使当政者在政治上做出一些妥协的地步。更还有相当多数的人会担心，这种经济上的“磁吸效应”会变成政治上的“磁吸效应”，使现状的维持变得不可能。“非常急切希望政府开放三通的人还是企业界，企业界的声音是比他的人数要大的，因此如果政府比较在意的还是选票的话，那么他还没有被逼到墙角，它还是可以相当程度动员起一般民众对大陆的不信任，以及台湾企业没有善尽他的社会责任这样的看法”。这种不对称是两岸目前政治关系僵持、台湾当局自我设限的衍生物。实际上大陆可以为台湾各类型经济发展乃至产业转型和升级提供广阔的腹地。关键在于形成两岸产业分工合作的局面。而这种一体化的相互融合的经济特别需要政治关系的突破和促进。
两岸两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相互依赖，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总的趋势。地域间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高度融合，是维护国家统一最有效的粘结剂和地区间和平的军事安全屏障。也就是说，随着经济上相互依存度和相互融合度的增高，该地域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递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后冷战时代，经济不仅是最大的政治，它甚至也包容了军事范畴的内涵。随着两岸经济融合，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强化，两岸通过非军事手段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将愈趋现实化，如果说统一目标的达成是13亿中国人的一个宏伟战略的话，那么，两岸间的所谓“统一战争”最终很可能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形象地说，其“野战指挥部”所担负的各项战役实施，将是由两地间相互依存，彼此共荣的金融银行来完成的。目前已经有许多台湾学者体认到：两岸问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无疑会大大降低两岸军事对峙的可能，仅从社会成本而言，台湾与其将自己的安全维系在美国的军火采购上，莫若在经济上更积极地融入到大陆腹地，才有可能使台湾真正构筑起免于开启战端的安全防护网。
四、台湾政治的“基本方面”与台湾政党的解构与重组。
台湾政治“本土化”与“中国化”的这种似乎二律背反的事实影响着台湾政党政治的近程发展，更对其中长期发展趋势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从短期形势看台湾，“蓝绿对决”是台湾政治生态的总体描述；从中长期看台湾，“本土化”与“中国化”的矛盾及其斗争才是台湾政治的基本方面。它支配和影响着蓝绿政党可能都无法避免的台湾政党的解构与重组。
从近程来看，“蓝绿”两极对峙格局没有弱化还有加强的趋势。北高选后一周，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举行会谈并发表三点声明，国、亲两党将于2004年“总统大选”共同推荐一组人选，并组成坚强的执政团队。类同于所谓“影子内阁”的执政团队的创议，触及了国亲整合“权力分配机制”的方向和原则，这是“蓝军”整合最重要的共识。2003年2月14日连战与宋楚瑜共同签署“国亲政党联盟备忘录”。2003年4月18日政党联盟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通过决议，宣告连宋搭档参选2004年“总统大选”成局，勾勒出未来两党稳定结盟的基本运作模式。泛绿阵营没有蓝方那样尖锐的整合问题。促成蓝绿对决甚至两党政治本来就是绿营关于台湾未来政局的政治构想之一(注：大前研一.中华联邦(日文脚.日本：PHP研究所出版，2002.199-200.)。但整合反映在具体选举中，本身作为一个升高“蓝绿对决”的动作，必然反过来加深执政党的危机感并刺激其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这种两极对峙的动能还要经过数次大的选战冲刷才能渐次衰减消蚀下去。没有一种类似“终局”的冲击和验证是不可能停下来的。
正如僵持的两岸关系决非台湾人民之福一样，“蓝绿对决”的台湾政党政治态势也在相当大程度上给台湾社会带来了人为的切割与损害。很高的选举频率不断地提升着已很强劲的民众政治参与。一切施政都无法避免选举层面的考虑。台湾政治的窘状如在野方面抨击：没有“总统”，只有“总统候选人”。人们看到的是：台湾政局政党轮替后乱象频仍；连绵不绝的朝野抗争使“立法院”虚耗空转；陈水扁政府的“拼经济”拼不下去；“经发会”形成的“全民共识”无疾而终；政府不能正常推动施政成为“跛脚鸭”。
对于这种景况台湾传媒以“苦撑待变”形容，那么人们要问：台湾民众求安定的政治经济诉求能否反映到台湾政党政治中来呢?
以“李扁体制”为代表的所谓“绿”色政治势力，之所以近年来在每次全岛性政治动员中几乎都能成为赢家，甚至在经济跌到谷底、对执政党极为不利的时空中也能在选战中获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台湾的政治生态至今仍未完成由族群对立的、社会撕裂的、非理性的“形式民主”和“身分政治 ” 向“共识性民主”(COrlSerlSUS d
emocracy)的转换。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政治知名学者阿伦德·莱哈特(Arend Lijphart)认为：在族群、宗教、政治立场多元对立，社会高度分化的国家和地区，为了避免少数族群和少数意见集团长期被排斥在政治过程的中枢之外，造成社会的长期阵痛，动荡分裂，“共识性民主”理所当然地具有某种难以替代的优越性，并体现了民主主义的精髓。但是，台湾的民进党可以说是深谙以族群对立为基础的“身分政治”的个中三味，对他们来说也就是，台湾内部分化对立程度愈益升高，愈有益于其获得最大的选举“票房价值”。而升高这种内部对立最有效的利器，就是借助“中共军事威胁”、“台湾人生命共同体”、“清除卖台内奸”等悲情诉求，打造台湾内部的危机意识。在某些政治人物操弄下，每一次选举动员也大都成了重新凝聚群体身分认同的受洗仪式。“本土化”的发展也愈益强化一部分选民“台湾优先”的认受性，愈益排拒“中国化”效应的扩大，台湾政坛不乏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领袖。
由于台湾“蓝绿对决”的政治现势将一直持续到2004年“总统大选”，这种政治操作仍会有一定市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毕竟无法摆脱日渐衰微的那种边际效应，特别是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势必进一步降低台海军事对峙。它只会使这种悲情诉求既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也失去了现实上的凝聚力。看似矛盾却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结果是：“中国化”因素使某些本土性政治领袖不能不意识到：唯有走出“台湾独立”的悲情，摒弃“台独”原教旨主义，才可能维持偏安政权，终结政治动荡，扩大该党的支持者，获得相对多数选民的认同。也就是说，“本土化”和“中国化”又是一种相斥相融的合力。它并非导致“泛蓝”“泛绿”对峙的一种结果。而且，台湾经济层面的日益“中国化”，也不应被演绎为“蓝长绿消”的进程。它的正向作用恰恰在于：有利于台湾的政治生态转型：即由族群切割、社会撕裂基础上所构建的“形式民主”、“身份政治”，逐步朝向多元的“包容性民主”、“协商政治”演进。而蓝绿长期对峙只能使这个转型实际上变得不可能。
这个转型过程很可能是由两个大的“本土型政党”——即以“李扁体制”为核心的旧本土型政党(以现有的民进党为基本成员)，和另外一个新的“本土型政党”间展开。它将取代目前这种泛蓝与泛绿的对决。无疑，“中国政策”将是这两大本土型政党的最大政策区隔。旧的“本土型政党”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台独”为终极目标的、非理性本土型政党；新“本土型政党”则可视为并不完全排斥与大陆的统一，但这种统一首先是以台湾人的福祉利益为第一优先考量的、理性本土型政党。
政党重组的时期，以其内部条件而言，可以借助2004年和2008年的两届“总统大选”为观察点。之所以如此，因为对“泛蓝”整合而言，它都具有类似“终局验证”的意义。胜负虽是“二者必居其一”，但无论谁胜谁败都有可能导致双方政党资源洗牌或政治生态重组的前景(注：吴玉山.谈两岸经贸关系(EB/OL).http://www.phoenixw.com 2002-12-18.)。以外部条件而言，则主要是“大陆因素”，即台湾经济“中国化”的加速所伴随的两岸军事对峙的大幅度缓和，这一因素将是台湾新的“本土型政党”临盆的催生剂，也是其可能日渐获得多数台湾民众认同并逐渐成长壮大的“营养基”。可以说我们在经济上持续加大对台的“磁吸效应”的同时，政治上采行更为切实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对台政策，将有利于台湾的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由非理性的、简单多数决的“形式民主”转化为理性的、协商政治式的“共识性民主”。台湾选举政治的成熟可以改变依省籍和自然人口结构决定台湾政治走向的问题。而且，由这一新的政治生态成型决定的台湾政治走向对中国统一大业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其影响将是正向的和全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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