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二十年的二十个决策——邓小平的决策活动与当代中国的飞跃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二十年论文,中国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20年在时间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却是持久而永恒的。正是从20年前起，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真正融入了世界经济。这一历史性转变是与邓小平同志近20年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紧密相联的。正是邓小平同志近20年所作出的20项重大决策把中国带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第一项决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8年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阐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解放思想，不仅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问题。这篇讲话还阐明了解放思想的本质含义：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这是第一次思想解放，也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这次决策的核心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应该干什么，即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决策，它使中国走上了迈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它使中国的思想解放越来越深入，又于1992年，1997年先后出现了两次思想解放的高潮。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讲：“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李鹏同志在十五大小组讨论会上说过一句话，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这两次思想解放无疑都源于1978年的这次思想解放的决策。
第二项决策：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确定从农村起步进行改革，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点，邓小平作过多次阐述，他指出：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农村如何改革呢？邓小平同志制定的决策是：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在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令人头痛的粮食短缺问题。到1997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49250万吨，创历史纪录。尤为可喜的是，农村改革的决策带来另外一个巨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改革从农村开始，使我们确立了比较稳固的改革基础，积累了一系列改革的经验。
第三项决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作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邓小平同志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又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邓小平同志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改革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这些决策与论断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革极大地发展了我们的生产力，改革有力地提升了我们的综合国力。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提前5年实现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199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7795亿元人民币，在世界各国的排位由1991年的第10位上升到第7位。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4772亿元，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7，综合国力为世界第6位。
第四项决策：提出翻两番目标。力争用20年的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这是邓小平同志根据国情提出的一个科学设想与决策。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同志讲：“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8页。）这一决策目标的提出，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一个极为清晰的战略发展蓝图，使全国人民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极大地激励了全国人民的经济干劲，中国经济在1995年便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
第五项决策：确定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百年进程与现实国情，设计了我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党的十三大报告将邓小平同志“三步走”的战略设想，用党的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形成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决策：第一步，从1981-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一项跨越70年的决策，它具有振奋民族精神，跳跃追赶世界经济诸强的号召力与凝聚力。这是一项跨越两个世纪、两个百年、两个千年的决策，其意义非凡。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从这一决策中衍生出来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讲：“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对邓小平战略构想的继承与发展。
第六项决策：建立经济特区。邓小平是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早在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听取当时的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决策思想，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作出了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并于1984年决定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极为正确的。其一，它使上述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建立起开放型经济，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二，特区起到了示范效应，为其他地区发展经济起到了制度示范效应、观念示范效应等作用。其三，经济特区发挥了技术、管理、知识、对外政策的“窗口”作用，带动了全国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
第七项决策：实行“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充分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为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而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绝非权宜之计。按照这一决策，我们顺利地对香港恢复了行使主权，并保持了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英国一些学者最近撰文讲，香港能成功地抗击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是“一国两制”决策的成功体现。按照这一决策，我们正在解决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按照这一决策，我们也一定能够圆满地解决台湾问题。而且“一国两制”在国际上也有普遍意义，它为世界上许多地区与国家之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及为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的和平统一，提供了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
第八项决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9月1日，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既是一个基本结论，又是一个战略指导思想，更是一项伟大的决策。正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通过反复探索，总结并且制定出了一整套正确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以及一系列科学的政策。这一理论紧紧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步骤作出了战略决策与部署。这一理论的贯彻实行，使我们在1997年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经济运行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
第九项决策：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确定路线、方针、政策。1987年8月，邓小平讲：“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正确判定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目标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论断与决策的提出，意义重大：①使我们的一切工作有了一个客观的现实的基础，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②使我们有了基本纲领、基本目标、基本政策，未来发展有明确的方向与措施。
第十项决策：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第二，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政治体制十几年来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基层民主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的执政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机构改革进一步深化；民主监督更加广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稳固。这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第十一项决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命题，他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科技进步是推动国民经济的首要因素，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会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还迅速把这一论断转化为实际的决策。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党中央还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正是由于这一决策，中国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获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并形成了产业化；全党、全社会形成了重视科技的风尚。在知识经济时代扑面而来的今天，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决策尤为重要。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要求我们要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来看待，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要求我们要把科技人才作为第一人力资源来看待。
第十二项决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是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一个果断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要求我们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要及时决断，付诸实践。正是由于这一决策，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上新台阶。尤其是经济发展，每隔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使我们争取到了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使我们的经济走上了一个讲效益、讲质量的轨道；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使我们争取到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十三项决策：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论述，中共十四大明确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一个历史性伟大决策。这一决策使中国在短短的五年内告别了短缺经济，85%以上的产品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这一决策使中国经济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百姓得到了更充分的消费自主权；这一决策使中国经济有了强劲的活力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十四项决策：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十分重视“两手抓”的决策。这一决策包含着丰富的内容：①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在1986年讲：“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②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③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④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政治稳定。⑤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防止一手硬、一手软。这项决策使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我们的现代化成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只要坚持实施“两手抓”的决策，扎扎实实、认认真真抓他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就会抓出一个强大的、富裕的、文明的、法治的社会主义中国来。
第十五项决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这样的一项政策或者讲是一项决策包含着以下内容：①先富起来的主体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②先富起来的前提是辛勤劳动；③先富起来的目的是通过示范效应、拉动效应、带动效应等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一决策使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富裕之路；这一决策使大多数中国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走上了小康之路，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140元，是20年前的10倍。
第十六项决策：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分析了军队建设和国家建设的辩证关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战略决策：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1984年11月，他讲：“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9页。）按照这一战略决策，我军裁减了军队员额100万，减轻了国家负担；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工程建设；腾出部分机场、港口、设备及空闲的营房、仓库、场地、道路为地方发展经济服务等，这一决策将长期坚持下去。
第十七项决策：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对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我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的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页。）根据邓小平的决策，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十三大强调“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十四大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十五大讲“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些决策和部署使我们在20年内培养出了上千万的各级各类人才，为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这些决策为我们迎接已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十八项决策：判断一切工作的是非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检验实际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经验，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1992年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消除了人们对一些改革措施的疑惑，自觉地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第一位的任务。“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科学认识方法与功能价值标准的统一，既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补充和丰富，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功能价值标准体系的基本内容。
第十九项决策：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提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是党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标志，也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他讲：真正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的。不但要有一个领导集体，而且还要有一个领导核心。“文革”乱到那样的程度，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共产党仍然没有被打倒，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也得到了保障。他又讲：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因此，“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正是由于邓小平上述决策的指导，我们党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坚强有力，是把中国不断带向繁荣与发展，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第二十项决策：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在全面分析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正确把握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得出了在短时期内没有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结论。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趋势，中国应当根据这一趋势调整外交战略，为实现经济现代化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正是在邓小平外交战略决策的部署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超越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唯一准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与俄罗斯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美国确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法国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东盟确立了睦邻互信战略伙伴关系。这些外交成就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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