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 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该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方面继承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认识与经验，另一方面又依据建国后的新形势有重要的变化与发展，并对日后20余年间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和政策发生了直接影响。本文力图就该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时代特点、历史继承性、阶段性、双重性等问题作一初步的考察与分析。
一
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大体上可以1955年为界划为两个阶段。
从1949年10月至1955年底，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曾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他们作为一个有文化的群体，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团结、使用他们。二是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难以适应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需要，因而，必须进行教育和改造。
“团结、教育、改造”是我们对1949至1955年知识分子政策的总概括。实际上，如果进一步考察，会发现这一政策比较明显地偏重于“教育和改造”。这无疑是由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从巩固新政权和加快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方面看，这种政策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一点必须给予肯定。但是，另一方面，突出强调“教育”和“改造”政策的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党内许多人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一判断出发实际上将他们归入资产阶级队伍中。
此外，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来讲，基本上以1953年为界，前后又有所不同。1953年以前，侧重于政治教育和政治立场的转变。强调的是，批判和肃清封建的、帝国主义的奴化买办思想；树立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拥护与信仰。对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则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一般不笼统提消灭或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只是提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思想。这实际上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相适应的。1951年5月， 刘少奇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曾指出：《共同纲领》规定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这就必须承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合法性和在现阶段的积极意义，对其当然可以批评、引导，但不能提肃清，不能过早地提“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的口号（注：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83页。）。
但是，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公布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在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而思想文化战线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翼，必须起到促进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逐步完成的作用。与此相应，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亦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日益突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要求知识分子批判和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954年后连续发动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撇开其具体评价不论，可以说都是上述指导思想的体现。在批判的高潮中，中共中央于1955年1 月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3 月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4月11 日《人民日报》社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指出：在过去几年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还没有能对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而这个任务现在是必须着手了”。
随着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这一任务的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途径或方式亦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很少涉及学术问题。但是，自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开展起来后，情况不一样了。知识分子结合各自所从事的专业或工作，联系学术或专业研究来批判和清理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提倡，甚至被视为思想改造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二
从1956年初开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改造知识分子队伍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对此需要给予肯定和评价；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百业待兴、各项社会改革改造运动频仍，知识分子问题相对来讲并未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突出议事日程上。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即将全面铺开，人们愈来愈感到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匮乏，感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自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同年9月中共“八大”，中共中央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阐述了一系列正确的认识和相关政策。
首先，在充分肯定建国后知识分子政治立场转变与进步的基础上，对其阶级属性作出了正确的判定。周恩来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同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也指出：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其次，突出强调给予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充分信任和工作上的妥善安排。要求在知识分子中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做好吸收党员的工作，争取到1962年，使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占到其总数的1／3左右；同时，在业务方面，改变对于他们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工作很少甚至没有工作的状况，使其发挥所长，等等。
第三，重申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同建国初期相比，该项政策的立足点和内涵是不同的。其一，它是在充分和明确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政治立场已经发生根本转变，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前提下提出的。因而，其内涵主要是指知识分子要继续在思想上进行改造，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作风，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二，它是在肯定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取得重要进步，并且已经有40%左右的人成为“积极为社会主义奋斗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的进步分子的前提下提出的。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方面是属于劳动人民内部清理旧思想的性质，而且是在已有进步的基础上，继续向更高标准看齐、向先进分子看齐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思想改造，其对象已经不是笼统地包括了所有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问题的上述认识和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并且为日后党进一步完善该方面的认识和政策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当然，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一些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见解依然未得到解决，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又使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和政策一度发生曲折甚至倒退。这将是我们下面要探讨的问题。
三
考察1949至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笔者认为，有一个问题十分突出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定问题。可以说，在该问题上党内认识存在着两重性，即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
早在1950年8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就有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定，认为“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凡受雇于上述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相同。”根据这些规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然，出于建国初期的特殊形势、出于对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需要，在实践中强调的往往是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资产阶级性质。但是，问题亦由此而产生，那就是由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一判断出发，党的干部队伍中许多人实际上是将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的。
1956年初，周恩来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方面是考虑到建国后知识分子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是对建国后党在该方面正确认识的重申和对党内存在的某些模糊认识的澄清或纠正。然而，在该问题上，党内认识实际上仍不一致。首先是毛泽东，他往往从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过去所受的教育以及某些思想表现出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八大”的政治报告在肯定“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的同时，也把新培养的劳动人民出身以外的知识分子，统称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种不正确认识，必然会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只是将知识分子当作争取与团结的对象，当作统战的对象，而不是将之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显然，产生这种认识的重要原因是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进步估计不足。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大约10%，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约为80%，属于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世界观还未彻底转变的人。认为世界观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必然会影响实际工作的正确方向，从而无法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这里显然存在着对世界观于实际工作乃至政治立场的影响作绝对化和简单化理解的倾向，存在着对世界观要求过高的问题，从而在实际上导致了将要求于一个共产党员或社会先进分子的标准普遍化了。薄一波曾指出：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党“在对知识分子使用的问题上思路狭窄。我们过去往往总是习惯于按‘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思路去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显然这是不全面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518页。）
由于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党内认识并未取得一致，所以“反右派”斗争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出现，知识分子便被明确划到资产阶级的队伍中，而且这种认识几乎持续了20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方得以纠正。
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视野再放宽，联系民主革命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会进一步发现建国后党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两重性认识的某些历史渊源。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曾有过正确的判断。1933年瑞金民主中央政府颁布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提出：“知识分子不应该看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分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当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按照这些规定，知识分子的劳动者性质当属无疑。然而，这种正确的认识却因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路线的影响而未能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当时在红军中，‘知识分子’一度是一个不中听的骂人的话。”（注：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它往往和软弱性、动摇性和资产阶级立场、思想、 生活作风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到来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和各解放区，知识分子问题逐渐受到重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许多重要讲话、报告、文章中，都阐述过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认为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要求各根据地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党员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1948年5月25日， 中共中央又重新公布了前面提及的瑞金中央政府的两个文件，从而使党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正确判定得以重申。
但是，对知识分子实际持有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如何评价，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当时知识分子的总体情况看，其立场和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对于进入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力提倡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革命实践，通过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尽快完成从立场到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然而，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少数，大多数人则处在国统区。在国共两党对峙和内战的历史条件下，当然谈不到要求国统区的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党首要的任务是争取他们站到反帝反封建反蒋的统一战线中来。此外，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联盟中的一员。所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世界观并不影响其作为革命阵营中一分子的地位与作用。它所带来的问题并不突出。
新中国建立后，情况变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这就需要从全国范围来制定知识分子政策。一方面，中央将1933年瑞金中央政府颁布的两个文件稍加删改并加以补充，于1950年8月4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的形式公布，重申了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定；另一方面，从当时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世界观的实际状况出发，特别提出和强调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重要性。对该方面问题的突出强调和在实践中的不断贯彻，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使党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方面的正确认识受到忽视或者说其应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的缺陷。如果说，建国初期的特殊形势决定了这种认识和政策上的两重性难以避免的话，那么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时，在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思想上取得了重要进步，并且已经投身到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中来的情况下，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仍不统一，甚至存在矛盾，便属于一个重大缺陷了。不仅如此，1956年以前，虽然党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有关文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注意世界观和阶级属性之间的界限和区别的，一般并不笼统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容易引起认识混乱的用语。然而，正是在1956年周恩来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毛泽东却在很多场合频繁地提出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质或者属于资产阶级的问题，或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而使党内在该问题上出现或形成了明显的两重性认识或矛盾认识。以后的历史表明，每当这种认识的正确一面被重申或占据了主导地位之时，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便会出台；每当错误的判定占据主导地位之时，“左”的甚至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就会出台。
总之，建国头7年，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 既有正确的认识和政策，同时又有其特有的历史局限性和失误。正确地总结这段历史时期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无疑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