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互动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07)01-0071-08
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首要价值和内涵。尽管人们对于民主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但这并未阻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追求民主。在空间维度上，民主从西方走向了东方，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从时间维度上，民主理论及治理形式走过了一条从传统的古典直接民主制到现代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协商民主的漫长之路。在社会主义中国，共和国的缔造者在设计新宪法时就创造性地安排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现代民主形式的有机结合，表现在制度层面上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与人民政协制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协调。在这种制度安排中，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呈现出互动双赢的态势，选举中包含协商，协商中包含选举，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直接体现我国的人民当家作主，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的良好初衷。作为两种重要的民主形式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它们在理论上相互呼应，在实践上相互促进，曾经产生出巨大的政治效应、社会效应和文化效应。
一、两种民主互动的政治效应
在我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具有极其重要地位，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它们的良性互动的政治效应引发了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强调具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的人民政协及其实行的协商民主是同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的民主形式并列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人民政协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样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教授指出：“我们的民主政治，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讲，实行的重要是选举民主；从人民政协来讲，实行的主要是协商民主，这种民主形式的突出优点是能够在选举前和选举后保证来自于各界的政协委员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包括对道德问题提供协商的空间，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也就是说，我国的民主制度是选举+协商的民主制度，它有其独特的优点”。① 在过去，我们强调以选举民主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对忽视了以协商民主为基础的人民政协制度。现在，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探讨两种民主形式的良性互动的政治效应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欲探讨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的政治效应，其前提条件是了解民主的政治功能。中外政治学者对民主的政治功能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就选举民主而言，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民主的政治功能有三个：第一，民主方式是最和平的办法，而且也最不浪费社会资源；第二，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屏障。一般而言，民主的社会与政治比较容易保护个人自由。其他的社会对自由威胁更大，虽然民主的社会也可能产生“多数强迫少数”的现象。但是，民主是我们人类经验中所能找到最不坏的制度；第三，民主是一种比较能够使大多数人得到正常公众教育的制度。② 约翰·邓恩认为，现代代议民主也有三个政治功能：第一，它提供了现代政府——一种统治体系，这种政府体制能够将政府权力对国民个人和群体的自然安全所造成的直接风险减到最小；第二，它为它的公民提供了一种评价政府对其被统治者的职责的适度标准；第三，对一种基本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功运作至少是部分地保护。③ 至于协商民主的政治功能，马克·华伦认为，主要是指这种理论应该能够支持、促成并增强民主治理。协商民主关注沟通力对个人的影响，协商民主的许多政治作用依赖其对公民个人的影响程度。协商民主常常与某些其他理论(如理性选择)相对，后者把民主制度视为总和而不是形成或者产生个人偏好的机制。同样，有些理论(多元民主)把政治作为利益间的讨价还价，协商民主则是着重通过公开讨论进行决策。协商民主的独特之处在于重视协商经验对个人的偏好、观点、伦理视野、理解、信息和对他人立场的谅解所产生的作用。④ 综合上述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政治功能，我们可以大胆展望，如果能把两种民主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那么它们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将是强大和深远的，表现出既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又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公共治理平衡了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政治资源配置体现了国家整体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合理性等优点。
如果我国能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很好地结合，即在政治实践中合理运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那么，至少能在我国表现出两大政治效应：促进政治现代化、促进政治稳定。
其一，促进政治现代化。
现代化是现代人类社会都必须面临的共同问题，它是一种历史潮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⑤ 政治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变的过程，是社会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可以说，任何国家和地区要想实现整个社会领域的现代化，不得不强烈依赖政治现代化。对于政治现代化的内涵有不同的了解，布莱克认为：“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将固执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⑥ 美国学者派伊认为政治现代化就是权威的合理化，即现代社会组织是建立在一种组织技术之上的，它将合理性与权威性应用于人和社会集团；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现代化就是政治参与的扩展；亨廷顿则认为政治现代化是理性的合理化、结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其中包含理性化、世俗化和民主化等特征。根据国内学者的流行看法，把政治现代化界定为：权威合理化、结构功能的分化、政治参与大众化、制度化。因此，我认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对于政治现代化的促进主要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促进政治权威理性化。政治权威理性化实际上一个国家权力与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从传统的习俗规范中转变为现代国家理性与公共理性的过程。亨廷顿曾经指出：“现代化首先意味着相信人有能力通过合理的行为改变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它意味着摆脱外界对于人的束缚，意味着人从神、命运和定数的控制下获得普罗米修斯式的解放”。⑦ 政治权威理性化要求政治领导人与立法机关的代表应该不再运用分封、世袭、命令等传统方式产生，它要求有一种现代的选拔方式，这种现代方式的民主形式就是选举。因此，熊彼得认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这充分说明选举对于民主的重要性，选举民主对于政治现代化来说其意义非常重要。协商民主对于政治权威理性化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它有利于提高立法和政治决策的质量以及对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上。协商民主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许多协商民主论者强调，只有协商模式才能规范、建构现代的公共行政。
其次，促进政治系统结构功能的分化。现代政治结构能够有效地将大量分散的利益和意见转化为政府政策，它一般可分为利益表达结构、利益综合结构、政策转换结构和政策输出结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对政治系统结构功能的影响也与上述四个环节相对应，对于利益表达结构来说，民主的利益表达结构能够将社会各方面(个人与集团)的意见或者偏好较为全面地显示出来，并纳入政治系统。两种民主形式良性互动就能保证代议机构中的代表充分反映民意，在我国主要是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运行起来，这样，人大代表就能积极地行使自己的立法、决策、监督等职权，密切联系群众，把群众的利益在人大议案中充分表达出来。民意能否充分表达还与民间社团的活跃程度、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及其沟通渠道是否通畅有关，这就要依赖于协商民主的发达程度。在我国，制度化的协商社团和通道主要是人民政协，各级政协委员根据各自所联系的群众的意见，通过过滤、综合形成正式的意见，并把它们反映到人大和政府的工作中去。对于利益综合结构来说，两种民主形式互动的积极意义同样不容忽视。社会中多方分散的意见和要求经过利益表达结构后，就会进入利益综合过程来了，它可以将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转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从而形成有限的、可操作的若干选择项。在这个过程中，选举民主主要是发挥政党的力量，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它承担利益综合的主要职责。但为了保证这个过程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就要充分发挥两种民主形式的作用，让广大党员们能就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进行协商、讨论，最好就重大决定和提案能进行党内的投票表决，体现中国共产党充分的党内民主，逐渐推广到社会中去。当然，党外的各政党、社会团体也能根据两种民主的要求，把利益综合的工作做好，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于利益转换结构，就是把经过综合的利益和意见构成政策选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也可发挥作用。一般而言，政策转换的场所是在基于选举民主的立法机关，在我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广大人大代表经过民主讨论和公共协商后进行表决，最终形成公共政策。至于政策输出结构，两种民主形式发挥的作用主要是把公共政策的反映通过民主的方式反馈到政治系统中去，为政治决策作参考。总之，两种形式的民主对于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力可以从胡锦涛2006年访美在耶鲁大学的讲演中的话得到说明，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其二，促进政治稳定。
处在现代化中的后发展国家都会面临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在这个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之间可能会相互对抗和排斥，也可能会互相补充和融合，它不是一个直线发展过程，表现出复杂和多变的特点。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格外引人注目。现代意义的政治稳定是指面临社会环境系统的种种变化和压力的政治系统，在内外一系列调节机制的调节下，维系其存在状态和发展过程的有机统一的结构功能有序性。
世界经验表明，并不是有了政治民主就一定会有政治稳定，印度和拉美就是生动的例子，他们都有了政治民主，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持续处于动荡之中。应该说，只有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才能带来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在我国，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可以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中得到保障。我们认为，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能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系统的稳定，原因就在于，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政治冲突的和平解决机制，促进了政治参与的有序化，能通过政治合作有效消弭不同政治利益集团政治博弈的弊端。政治是对于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在这个分配过程中，由于阶级、集团、公民个人利益的多样性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利益的差异性，这种政治要求与政治利益差异性的客观存在一般会带来政治冲突的产生。对于政治冲突问题的解决，通常有两种解决倾向：暴力的与和平的。传统专制主义统治者及极端威权主义者可能会选择暴力方式。根据许多政治学者的观察，经验表明：暴力方式解决政治冲突可能实现短时间的政治稳定，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冲突，造成社会和政局的紧张和动荡。从历史上看，我国的秦王朝和元王朝崇尚用暴力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结果统治时间很短就被其他王朝替换；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军人政权也是以血腥高压手段处理国内的政治冲突，结果也是造成政局的动荡不安，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相比之下，文明世界的民主政治体制一般是用和平方式处理政治冲突。在大力提倡政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尤其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的今天，对于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运用和平机制处理各种合理政治矛盾和冲突应该是我们的不贰选择，这是完全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的良性互动是推进人民内部的政治矛盾与冲突和平解决机制建立和完善的一种重要途径。
二、两种民主互动的社会效应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从结构看，传统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格局正逐渐转化为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均势；从功能看，从传统的社会为国家服务的国家政治正逐渐转化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社会政治；从社会成员的最小单位——个人看，从传统的消极的臣民正逐渐转化为积极的公民。社会变迁需要多种力量推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在这些影响因子中，政治因素尤其是政治治理形式的现代化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力量，作为政治现代化重要内容的民主化对于这次社会变迁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转轨之中的今日中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具有重要的社会效应：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其一，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巩固这些积极成果成了一个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提出了“中国公民社会”理论，作为支撑中国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关键。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作用在于，它是执政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道动乱的“防火墙”、“过滤器”，是21世纪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一股最大、最可靠的社会力量，它也是巩固现代化和政治民主成果的重要一环。
作为社会治理形式，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壮大。首先，公民社会需要市场经济的支撑，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就在逻辑上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其次，公民社会需要多元社会和政治参与的广泛化。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显然有利于多元社会的形成，直接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广泛化。结合中国的国情，我国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人们的收入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多元社会的形成是很自然的事情。问题是对于多元社会的治理已经不能再采用传统的行政集权方式，而应该运用民主治理方式。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基本上能够适应中国今天多元社会的现实需求，通过调动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为他们提供充分的、多元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方式，充分体现代议民主与共识民主的优势，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服务。
其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对于我国的社会稳定以及繁荣也有重要意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剧烈变迁，社会局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种紧张，有时甚至是动荡不安，这种情况在后发展国家表现非常突出，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曾经出现的社会长期动荡局面就与他们处于社会大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转型期中，社会稳定取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协调。通常情形是，经济快速增长，政治发展相对滞后，公民政治参与在现有合法渠道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走制度外的渠道参与政治，结果就会引起政治冲突，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对于这种由于经济、政治不均衡发展引起的社会不稳定情况，亨廷顿在研究从1958～1966年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84个国家的由于各种冲突引起的社会动荡情况后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我国现在也处于政治、经济与社会急剧变革期，各种不稳定因素大量存在。为了实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我国必须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使二者的速度大致相对同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中，一方面，政治系统提高了自身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水平，扩大了政治体系的容纳能力；另一方面，公民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热情也能得到有效引导，让公民通过选举、公共协商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从而让政治信息在政治系统中有序流动，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繁荣的目标就能达到。
三、两种民主互动的文化效应
文化是制度之母，一般说来，大多数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所运行的制度规则的形成来自于文化的驱动；反过来，大多数在制度规则约束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都能得到文化的解释，因此，政治文化对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作用。派伊指出：“政治文化是这样的一套态度、信念和情感，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和秩序，它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范，它包括政治理想和一个政体的运行规范，因此，政治文化就是政治的心理与主观态度集合形式的展示。一种政治文化既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集体史，又是这个系统中的个体成员的生活史的产物，因而它深深植根于公共事件和个人经历之中”。⑧ 显然，作为政治行为与政治制度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也会受现代政治文化的制约，同时，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也会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以及传统优秀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促进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培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转化。
其一，促进公民文化的培育。
从历史上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在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时，推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想是十分明显的。他们试图通过运行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广大公民参政议政的目标，这种民主信念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体现。遗憾的是，由于各种个人因素及历史因素的阻扰，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遭受了重大挫折，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会议长时间停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受到了人为扭曲，公民在对于领袖的情感、态度以及政治参与的动机严重偏离了理性的轨道。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层重新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让中国再次融入世界体系中。同时，中国也恢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重新得以运行，这就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培育创造了条件。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应该是一种公民文化，它表现在：公民是政治活动的主体、公民权利是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公民的利益是政治评价的最终目的。在公民文化中，公民是所有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政治制度与程序保障公民以多种形式参政议政的权利。从法理上看，这种公民文化与我国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信念是一致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之后的实践表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重新恢复运行大大促进了我国的公民文化。
对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对我国公民文化的促进作用，可以借用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析框架。他认为，政治文化由三个部分组成：“(1)认知导向，即关于政治体系、政治体系的作用、这些作用的发挥者、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等的知识和信念；(2)情感导向或关于政治体系、它的作用、人事及表现的情感；(3)评价导向，关于涉及到价值标准与信息、情感相组合的政治对象的判断和意见”。⑨ 政治文化的这三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最后构成一个整体。由于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国家的人民对于政治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这也是我国的公民文化与西方民主国家公民文化有很大差异的原因。在中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对公民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对于政治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的作用来实现的。首先，在公民文化的认知导向上，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过程中，公民们通过大量的民主选举、公共协商、参政议政等活动，逐步认识了国家、政府、公民自身的地位、作用不同于传统的定位。国家既不是神造的，也不是君主帝王的私产，它是从社会中产生出来为主权者服务的(在现代中国，它是以公民的选举为基础，为公民服务的)特殊组织；政府也不简单的是社会的管理者，它还应该是服务公民的公共权力机构；公民已不是传统政治下的被统治者，他们应该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民主选举、参政议政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促使公民政治认知导向发生转变，这些活动实际上是促使我国的政治文化从传统的消极、被动的“臣民文化”向现代的积极、主动参与的“公民文化”转变，也是对全体公民进行了一场通过选举与协商落实人民主权思想的教育。其次，在政治文化的情感导向上，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过程中，公民们的政治情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选举和协商的原因，对于领袖的权威和权力，已经不是单纯的崇拜，盲目的服从，而是理性看待，尊重由选举等民主形式产生的领袖的权威，服从合法的政府权力强制。公民对领袖和政府的感情来自于合法的选举和协商的民主形式，这也是他们积极、主动政治参与的热情的来源。政治情感理性化应该是公民文化的重要特征，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很自然地推动了政治文化向这个方向发展。再次，从政治文化的评价导向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也有力地推动了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公民们通过选举和协商的学习和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对于政治体系、公共政策、执政党和政府行为、政治角色都有了自己的评判标准。他们逐步认识到选举和协商对于政治体系、公共政策的制定的重要作用。在我国，不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的功能和作用，这样的政治安排和政治体系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认同、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不经过公民的公共协商就会受到公民的质疑；执政党和政府应该执政为民、依法执政，公民很难接受脱离了法治轨道的执政党和政府；公民对于政治角色的认识是公民服从的领袖的职位，而不再是领袖个人。由于选举和协商的推动，这些政治批判标准汇集到了公民文化的洪流之中。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公民文化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公民文化，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实践。我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安排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执政党，它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政治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政协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保障人民的政治管理权和监督权，各级人民政协保障公民参政权和协商权；在实践中，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协良性互动，通过公开、公平的选举和协商、听证、恳谈等形式，逐步实现了人民的各项权利。为公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当然，严格地讲，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公民文化，这与我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还在不断完善之中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我国公民文化的培育、发达的过程。
其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转化。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和灿烂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生活之中，深刻影响了今天的领袖与群众、政府与公民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国家与社会特征。可以说，独特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名片，忘记自己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因此，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处理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理性地加以甄别，即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且，要如林毓生先生所言，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为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服务；另一方面，现代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也应该能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转化，促使现代政治文化在中国社会这个特殊的生态环境中更有生命力。具体而言，作为重要政治实践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能够促进中国传统的“选举文化”与“中和文化”的继承与转化。
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有利于传统“选举文化”的继承与转化。严格说来，我国今天的选举制度是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引入的，它是西方民主的三大支柱之一，是民权运动的结果。但中国传统的“选举文化”却历史悠久，早在汉代，我国就有了自己的选举制度。据著名学者钱穆考证，汉代的选举制度，也称乡举里选制，⑩ 它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当时各地方经常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政府任职。他们的选举，大体上分为两种，也可以说是三种：一种是无定期的，遇皇帝更换或者灾害之年，皇帝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向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譬如征召出使人员或者治水等专门人才，在全国范围内选举人才；第三种是定期的选举，就是选举孝廉。具体地讲，就是由社会和基层政府推举孝子与廉洁之人到中央政府做官。这一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汉代政府官员被世家门第垄断的局面，为国家广泛选拔人才参与政府管理和今天的反腐倡廉政策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同时，它应该为后来中国的科举制度文化打下了基础。从形式上看，当代中国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实行与互动也有一种选拔人才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功能。就选举民主而言，选民在自己的选区内挑选合适的人员委托他们代表自己去参加政治决策和政府管理。这样，公民们实际上就树立了一种观念：官员应该以公开、公平选举为荣，以非法任命、贿选为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汉代强烈反对门阀政治，通过选任、察举为官者普遍受到人民尊敬的现象。今天，我们讲汉代的选举制度文化的继承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把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反垄断，尚选举)为现代选举文化所用。因此，现代的选举民主等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就促使我们去积极发掘和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今天我们的民主选举的历史考察就能使我们了解到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人才选拔的“选举制度”、推崇廉者治国等优秀文化传统，为我们今天的多形式选拔社会人才、官员反腐倡廉提供参考资源。
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促进中国传统“中和”文化的继承与转化。中国的“中和”文化，指的是我国传统的“中庸”、“和合”文化，内涵“和而不同”的思想。远在周幽王时期，郑桓公问太史伯阳父王室的命运如何？伯阳父认为周将亡，原因在于幽王“去和而取同”。(11) 这里的“和”是“以他平他”，意思是指各种不同的事物相杂，协调配合，用长补短，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由此引申到政治上，政治上应该提倡“和”，君臣要互相配合，取长补短。所谓“同”，指的是事物的单一性。单一的东西不能长久，“同则不继”，又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12) 大意为：同是一个音调就无所谓音乐，同是一个颜色就没有花样，同是一个味道就不会好吃；事物都一样，就没有比较。根据伯阳父的“和、同”理论，政治统治者在政治上应该多听取不同人士的意见，不要追求大一统，“去和而取同”就会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应该追求“君子和而不同”的精神，否则就会不利于统治和社会稳定。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中庸”与执中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刘泽华认为，中庸与执中，是孔子寻求边际平衡的基本方式之一。“中”并不是中间的意思，而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行事，寻求连结点以求得对立双方的平衡，给某种行为规定界限和明确行动目标，从而使事物保持质的稳定。(13) 我们认为，儒家的“中庸”思想就是宣传一种处理矛盾的和平方式，对于矛盾双方，不应该简单地一方消灭另一方，而应讲究调和与妥协，以求双方的平衡，避免走极端道路。除此之外，儒家还有“和为贵”、“天时地利不如人和”等“和平”思想。罗素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和平与王道”思想大加赞赏：“世界不屑于战争之民族乎？中国人是也。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如此品行之中，余以具心平气和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而已”。(14)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深入，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它们也对中国传统“中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都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在政治生活中，政治矛盾或者政治冲突总是一定会存在的，对于政治矛盾或政治冲突的解决，一般不应该用暴力方式进行，和平的民主机制应该是处理它们的有效合法方式。我们的选举制度和协商制度正是按照这一原则来设计和运行的。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管是对选举中的分歧，还是对政治决策的民主性的质疑，我们都可以按照这两种民主形式的和平机制来解决问题，通过民主选举、公平竞争来选拔政治领导人和人大代表；通过公共协商、尊重所有参与者的意见来保障重大政治决策的合法性。我们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过程中，运用的这样一些做法以及遵循的一些原则与我国传统“中和”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和平地处理政治矛盾与冲突、在处理人民内部多元利益时，注意调和与妥协，避免极端方式等等。今天，我们在成功运用这些现代民主形式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民主政治改革的深入发展，我们还会找到更多优秀传统文化，并把它们转化成现代政治形式。
综上所述，有理由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加强和完善以人大制度为代表的选举民主和以人民政协为代表的协商民主形式，同时大力促进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对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产生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政治层面，两种民主形式的互动效应能够促进政治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在社会层面，其效应能够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与繁荣；在文化层面，其效应能够培育公民文化，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转化。
注释：
①李君如：《协商民主是重要的民主形式》，中国政协新闻网(2006-04-06)。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1页。
③(英)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251页。
④(加)马克·华伦：《协商性民主》，《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20页。
⑤(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⑥(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⑦(美)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⑧转引自赵虎吉：《后发展国家视角比较政治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⑨(美)阿尔蒙德、(美)维伯：《公民文化》，(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5页。
⑩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页。
(11)《国语·郑语》。
(12)《国语·郑语》。
(13)刘泽华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9页。
(14)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广州，广东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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