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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1999）08—0007—07
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成因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我国现正处于人均GDP800美元至1000美元，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需求按理应是十分旺盛的。但为什么会出现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呢？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多年来经济生活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总暴露的结果。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和管理上的某些偏差，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低水平的相对过剩
一是在投资政策和管理上，出现了两次失控。第一次是1986 年至1988年。由于国家全面放松银根，加上市场需求旺盛，各地不问青红皂白，一哄而起，大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向新上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急剧膨胀，尤其是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1987年增加855.6亿元，增长速度为23.5%。 第二次是1992年下半年以后，“投资饥饿症”再度复发，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盖房子，办企业。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达61.8%，增幅创历史之最。投资的失控，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严重雷同。仅大大小小的汽车厂全国就有200多家， 至于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企业以及各种各样的“大路企业”就更是遍地开花。这样不仅造成了无效供给增多，至去年底全国积压产品达到5000亿元，而且造成了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据国家统计局对近千种工业生产能力的普查，其中50%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60%，仅钢铁企业就有2000万吨中小型材的生产能力放空。
二是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政策上有失误。从199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棉花和石油等产品实行了大幅度提价。这一措施对于调动农民和石化行业的积极性，缓解工农业产品和农产品内部不合理的比价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由于提价幅度太高，在刺激这些产品产量大幅增长的同时，也使这些产品的价格超过了国际市场的价格。从而导致了这些产品卖不出去，造成了大量的积压，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劣质品种积压就更为严重，出现了结构性的过剩。据统计，全国共积压粮食约2000亿斤、棉花2000多万担。
三是在实施消除九十年代上半期经济过热的政策措施上有些过急和失当。1992年下半年，我国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投资热、集资热、债券热和股票热等经济过热现象，物价指数和通货膨胀率直线攀升，涨幅高达24%，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达到14.2%。针对这一问题，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国家采取了抑制通胀的紧急宏观调控措施，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货币政策收得过急过紧，投资政策控制过严，造成了经济运行的“急刹车”，物价涨幅急剧回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量下降，企业效益大幅下滑，停产半停产企业迅速增加，到1998年，物价指数已跌至负数，经济发展速度已跌至7.8%，市场不断萎缩，有效需求不断减少， 整个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相对性过剩。
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社会购买力严重下降
首先，从农村来看，我国12.5亿人口，其中有9亿多是农民。 因此，农民收入增长快慢，对消费市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80年代初期由于大包干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民的收入逐年大幅增长，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消费的高速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90年代初期，由于粮棉的大幅度提价和大批农民外出打工，又使农民的收入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随之消费市场和国民经济也就出现了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但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上述增收因素都逐渐丧失了潜力，大包干责任制政策能量的释放几近极至；农产品卖难突出，农产品价格下跌，靠提价增收已不可能；乡镇企业效益越来越差，不少已经倒闭；沿海地区经济不够景气，迫使外出打工农民纷纷返乡；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缓慢，连续几年的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影响，造成农民的收入增幅逐年递减。1997年农民收入增幅为4.6%，增幅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1998年增幅为4.3%，又下降0.3个百分点。更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农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增速回落了20个百分点，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出现了80年代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998年这种状况并未好转，这说明农民收入的减少已导致了购买力的严重下降。
其次，从城市来看，居民的收入情况也不容乐观。据调查显示， 1998年全国工业企业经济综合指数比上年下降4.2%。实现利润下降了17%，亏损额增长了22.1%。亏损面达到了50%左右。由于企业效益不佳，开工不足，关门停产，下岗工人已超过1000万人，还有不少失业和待业人员，这些因素直接造成了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的增幅锐减。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减收面比1996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1998年以来减收态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部分家庭收入继续下降，成为贫困阶层。城市居民收入的减少和消费水平的降低，使得曾经购销两旺的巨大城市市场陷入了疲软不振、经营困难的境地。
再次，从城乡居民收入与GDP两者的增长关系来看。 在正常情况下，GDP的增长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一般是同步的。这也就是说， 如果GDP呈较大幅度的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呈较大幅度增长；如果GDP呈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呈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但是，在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却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的增长。从1986年至1988年间， 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比GDP年均增长率少4个百分点，比同期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少2.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比例的这种失调，使得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出现失调，从而导致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重）显著下降。1996年与1981年相比，下降了10.6个百分点，去年更是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第三、城乡居民消费观念的滞后和预期消费动机的增强，导致了即期消费需求的明显减弱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在长期的以小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中，形成了一种重生产、轻消费，重节俭、喜积蓄的传统观念，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人们有了钱，不是先供自己消费，而是先为子女着想；不是今日有钱今日花，而是先存起来以备后用；不是先过上好日子，而是“家有百万，仍喝稀饭”。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抽样调查，现阶段有29%的居民储蓄是为应急之用，有11%的居民是为子女教育做准备，有15%的居民是为了求安全。由于这种传统消费观念的束缚，所以尽管国家于1997年以来连续6 次降低存款利率，人们还是不愿把钱用于消费，而是继续往银行里存，以至到去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突破5万亿元，净增7000多亿元， 这样就不仅使货币政策的运作失灵，而且还大大地减少了即期消费需求。同时，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福利化”传统观念，也使人们有钱不想花。最典型的是住宅消费。由于住房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城市居民可以无偿或低价从政府或单位取得住房，当然也就不愿自己花钱去买商品房。
即期消费需求明显减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预期消费和收入不确定性存有担忧心理。一方面，一些正在出台和正在蕴酿出台的改革措施诸如医疗、保险、养老、教育等方面的改革，都要求居民自己支付相当一部分费用，这就使居民未来的支出预期增大，从而不得不减少即期消费。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不够景气，加上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在低位徘徊，这就使得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缺乏信心，不知以后能否赚到钱，因而即使有钱也不敢花或者省着花，以免将来陷入困境。这种现象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到1997年年末，全国农民大约集聚了2.5万亿元的购买力，但由于农民对近两年增收预期不好，当年实际形成的有效需求只有1.4万亿元。
第四，消费环境不好，导致了城乡居民消费积极性的显著降低
1、政策环境不适应。消费政策如何， 对消费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在过去短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消费政策是限制性的。比如用电，超用就要加倍收费。应该说，这些政策对缓解当时用电紧张等状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今天短缺经济已经结束，买方市场已经形成，迫切需要的是鼓励消费的政策。但是，我们的很多消费政策依然是限制性的。购买使用空调要收增容费，安装电话要收初装费，购用移动电话要收上网费，私人汽车要分单双号行驶等。这些政策严重地制约了人们消费的增长，必须加以修改或废除。
2、生活环境不配套。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等原因， 许多地方的生活消费环境不佳，因而抑制了消费的增长。在农村有相当数量的小康家庭需要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但因为电价过高，一般的每度电要1.5—2元，高的要4—5元，家电即使买得起也用不起，加上商品售后服务跟不上、维修网络不健全以及电视接收信号不好或根本就不能接收等因素，因此这方面的消费只好作罢。在城市，不少家庭需要购买城郊住房和小汽车，但学校、医院等生活设施不配套和交通不便行车难，又使这些方面的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
3、信贷环境不宽松。信贷消费我国则刚刚起步， 且贷款的条件过于苛刻，贷款成数低、期限短、利率高、范围窄，使一些本想进行信贷消费的居民望而却步，只好把消费建立在自我积累的基础上，这样在实现购买前他们势必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蓄，从而拉长了消费的周期，使一些本来可以适度超前的消费得不到实现。
4、市场环境不通畅。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流通事业和市场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一是流通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大商厦过多，另一方面是方便城乡居民日常购物的商业网点特别是连锁商业发展过慢；一方面是零售商业发展较快，另一方面是批发商业特别是代理、配送等现代商业发展相对滞后，以至70%以上的生产企业迄今还依赖自销。再就是农村一些地方的消费品流通系统几乎都是以自发性、流动性、小规模、手工型为特征，以小商小贩为主体，难以承担社会商品零售额持续快速增长和启动新的消费热点的艰巨任务。二是市场流通秩序比较混乱。特别是农村市场，由于监督管理力度太弱，一些行业和产品的无序竞争和不正当竞争难以得到有效治理，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商品的流通和农村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此外，亚洲金融危机的涉及和冲击，也对我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最突出的是出口需求和外商投资的大幅度下降。亚洲是我国出口量最多的地区，其中日本、韩国分别是我国第一和第四贸易伙伴，同时亚洲又是对我国投资最多的地区。其中香港、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投资占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80%以上。由于对亚洲的出口和亚洲对我国的投资大量下降，既加重了国内的外贸企业的困难，有的企业甚至举步维艰，频临倒闭，又使国内的新上外资项目急剧减少，一些现有的外资企业也因资金和市场问题面临困境，有的甚至关门停产。这两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就使得国内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就是已经就业的人员，也大量地被裁减或下岗，继续留职的人员亦被减薪减收，这无疑对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是极为不利的。
治理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对策
从我国当前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成因来看，面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明显放慢、外贸出口难有大的起色的严峻形势，我们应当继续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实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向启动，依靠国内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
第一、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调整政府的投资结构和方向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必须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要适当增加政府的投资。去年政府通过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等办法，加大了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使政府的投资达到了3000亿元，约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10%。但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来看，投资的规模仍显不够，因而应当按照当前和长远两者兼顾的原则，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根据国家现有的财力和经济发展情况，将政府的投资提高到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15%左右还是可以承受的，这样不仅可以为新增和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创造更多的消费需求，而且还可以大大地带动社会投资的增长。二是要适当增加国债的发行量。我国现在的国债余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大大低于20%的国际水平。所以，可在去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资金的基础上，继续适当地扩大国债的发行量，以能够集中较多的资金投入建设项目。同时，还应有计划地允许地方发行一定数量的政府债券，以调动地方政府参与投资的积极性。三是要继续降低税赋。在启动经济时期，高税赋不利于鼓励投资和消费。因此，应尽快适当调减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土地资产占用税等税率，减轻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和累进税率，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新税种，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大力压缩收费项目，降低收费金额，对一些确需收费的项目，实行“费改税”，逐步将一些行政性的收费纳入规范的税收轨道，将大量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的投资，必须对政府现行的投资结构和方向进行调整。前一阶段，政府的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诸如江河干流的整治，重要城市防洪工程的建设，主要交通干线的建设，城乡电网的改造等，这是对的。但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过度集中投资显然对启动经济、扩大内需速度慢。因此，应当进行适当的调整，要把政府投资的重点转到那些市场潜力大、产业关联程度高、经济效益好、就业机会多、对经济增长拉动力强、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项目上来。对于基础设施建设，也可区分轻重缓急，把投资主要用于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加快中等城市扩容步代、加快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上来。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使政府的投资充分发挥对经济增长的牵动作用。
第二，实行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进一步刺激社会总需求
一是要适当增加货币发行量，扩大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应量，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扩大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由于商业银行效益不好，呆帐、坏帐比例高达22.3%。因而现行贷款的条件十分苛刻，惜贷、停货现象普遍，且存在严重的信贷岐视。从1989年到1997年，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贷款只占贷款总额的20%，占全国企业90%以上的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也很低。所以，扩大贷款规模，关键是商业银行要适当放宽贷款条件，特别是要改变信贷岐视政策。当然，贷款增加和货币发行量的增长，有可能会增加金融风险和隐患，但只要控制得好，是可以防范的，更何况金融风险的防范最终要靠经济的发展。
二是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政策。这样不仅可以刺激出口、扩大外需，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地促使居民把货币储蓄转为实物保值，扩大内需。自1997年10月以来。我国物价下降、通货紧缩将近两年。物价和膨胀率过高固然不好，但物价和通货膨胀率过低尤其是呈负增长，就更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美国从1950年以来消费物价指数只有一年为－0.4%，其他年份都是正增长。因此，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让物价水平持续小幅上涨，对刺激需求和经济增长是十分必要也是可行的。根据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只要不超过9%，即一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不仅是可以承受的， 而且是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为此，应把6—9%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加速时期通货膨胀的“正常值”或叫做“自然型通货膨胀率”。严格地说，我国反通货膨胀主要是反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三是继续降低存贷款利率。降低利率既可启动居民的消费和投资，又可降低企业利息费用开支，改善企业效益，同时对发展消费信贷也有积极意义。近两年来，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虽然已进行多次较大幅度的下调，但对扩大消费和吸引投资的收效不很明显。所以，必须继续降低存贷款利率，实行“小幅度、多次数”，这样不仅可以逐渐弱化居民的储蓄意向，引导他们扩大消费和投资，又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要实行差别率制度。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需要鼓励发展的产业，应给予利率上的优惠，特别是对那些市场有效益的投资项目和对居民在住房、小车等方面的消费信贷，更要优先实行优惠利率，以不断扩大这些方面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第三，充分调动各方投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社会投资需求
扩大投资需求，单靠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搞财政透支，发行国债，这毕竟是一种权宜之策，不可能长期实行。否则，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均难以承受。所以，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多地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来增加投资。
我国社会投资的潜力是很大的。仅企业存款就多达3万多亿元， 加上城乡居民存款和其他社会闲散资金，总金额约10万亿元左右。如果能将其中的10—20%用于投资，那就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那就将迅速改变投资需求严重不足的局面，有效地拉动经济的增长。
扩大社会投资，必须从改革投资体制和制订鼓励政策两方面入手。审批过严、手续过繁、限制过多、政策环境不宽松，是阻碍社会投资的主要原因，应当彻底予以改变。要放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取消种种不合理的限制，特别是要从传统的重审批转向重政策引导，利用产业政策、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税收减免和投资优惠等手段，大力鼓励社会投资。国有商业银行要切实改善对社会投资的金融服务。要建立“风险担保基金”，帮助社会投资者解决担保难的问题。同时要健全法制，依法保障社会投资者的权益，为社会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适当增加股票上市量和福利、赈灾、体育等彩票的发行量，是扩大社会投资的有效方法。对那些市场前景好，投资规模大、经济效益高的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要优先让它们上市，已经上市的，要优先扩股。要放宽或取消对非国有经济在股票发行方面的一些不合理的限制，消除在这方面存在的不公平待遇。要想方设法搞活股票市场，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投资热情，促使居民的部分储蓄及时转化为投资。同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行一定规模的福利、赈灾、体育等彩票，不断引导社会闲散资金进入投资领域。
第四、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全社会购买力水平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市场旺销和经济活跃的最终动力。而一定的消费需求，又要有一定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之相适应。从我国的消费结构和趋势看，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正由普通家用电器向小车、住房、家庭电脑、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消费。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大多数家庭的收入远远适应不了这种消费转型的需要。以家庭轿车消费为例，国外的一般情况是，当家庭的收入与车价之比达到1∶1.3至1∶1.5时，轿车便源源不断地进入家庭。而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入只有1.8万元，只相当于轿车价格的1／5。至于农村居民的家庭年均收入就更低。因此，要解决当前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根本的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水平。
增加城镇居民的收入，首要的是必须下大力气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搞活现有各类企业，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有效开工率，特别要加大市场的开拓力度。现在市场上真正饱和的只是大路产品、低档产品、粗加工和初级加工产品，而一些名优特产品、精加工和深加工产品、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又大量依赖进口。据统计，世界上现共有150多万种商品，我国能够生产的还不足1／10。所以开拓市场，关键是要努力开发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以满足各种消费层次的需要。只要产品有了市场，企业就能搞活增效，职工就能增收。与此同时，还要广开生产门路，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增加职工收入。对下岗和失业人员，要鼓励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再就业。在未就业之前，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对国家公职人员，可考虑在财力许可的前提下，较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适当增加他们的住房补贴，以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模式，使他们的收入水平逐渐与城市的消费结构升级相适应。
增加农民的收入，是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据有关部门测算，现阶段农民的消费比城市要落后10年。农村家电普及率如达到城市1998年水平，约需彩电1.68亿台，冰箱1.5亿台，洗衣机1.7亿台。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消费需求，而要实现这一需求，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就要在1998年2160元的基础上提高一倍。因此，必须多管齐下大力开辟农民增收的新渠道。要下功夫调整农村的产业和产品结构，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多形式搞活农村流通、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使之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农民收入新的增长源。我国农业产值与农产品加工产值之比仅为1∶0.7，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1∶3，这是我国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收入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必须对症下药，尽快加以改变。为了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的收入能够稳定增加，国家还应建立和完善农产品价格保护和农业投入、补贴制度。
增加农民收入，还必须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倍，而城市化水平还不到30%。今后15 年内我国若达到45%的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就意味着每年新增1300万城镇人口，新增消费规模4000亿元以上。因此，必须采取激励政策，引农造城，招商建镇，培植农村新的经济中心和商贸中心，逐步形成星罗棋布的小城镇。这样，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农民收入就会有较快的增长，农村的消费也就会上一个新档次。
第五、进一步转变消费观念和改善消费环境，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良好的条件
要引导城乡居民树立新的消费观。应当认识到，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提倡和坚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去压抑正当的消费，更不意味着要人们去做苦行僧。现代的消费观念应是反对奢侈浪费与提高生活质量的统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也要不断提高，消费层次也要不断升级，消费结构也要不断改善。要鼓励人们的消费向求新、求优、求名、求特、求高、求舒适的方向转变，并倡导适度的负债消费，“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可以预料，人们的消费观念一旦更新，消费的天地就会变得十分广阔。
要制订鼓励和保护城乡居民消费的政策。政策是一种导向，要使消费由冷转热，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对短缺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各种限制消费的政策，必须坚决取消，对现行一些虽有利于促进消费但不配套的政策，必须进行完善。特别是要围绕培植住房、汽车、电脑、教育、旅游等新的消费热点，尽快制订一些能有效刺激居民消费的鼓励和优惠政策，如发展这些方面的消费信贷，并要在成数、期限、利率等方面给予优惠。对电、煤气、交通等日常性消费，应从用量的规模经济角度考虑，在确定基准价、保证这些企业一定效益的前提下，按使用增量，实行价格下浮，用户的用量越多，则单位价格越低，从而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
要努力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环境，这是扩大消费的重要一环。要加快对城郊居住小区的生活、文化、道路等配套设施的建设，降低房价，促进住房消费；加快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消各种“买路钱”，促进汽车和农用车的消费；加快农村电网改造，降低农电价格，建立售后服务体系和维修网络，促进农村家电消费；加快农村商业网点和集贸市场建设，积极发展连锁、批发、代理、配送等现代商业，促进农村日用消费品的消费；加快市场流通秩序的整顿，强化监督管理力度，促进城乡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要强化有利于城乡居民即期消费的措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铁饭碗和福利制度被打破，而新的统一养老、医疗、住房、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尚在建立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心存疑虑，不敢把手中的钱大胆投入消费，从而大大减少了即期消费需求。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要加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使其由现在大多只限于国有企业，逐步向各行各业覆盖；另一方面要提高统筹层次，使其由现在大多只限于县级，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国家财政应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以增强社会保障的调剂能力。同时，对各项涉及城乡居民切身利益的改革，要增强政策的清晰度，使人们心中有底，知道哪些方面、什么时候要由自己掏钱，要掏多少钱，从而放心地安排即期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