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钟声里的预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钟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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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改良者，对农民问题与都市人的思考，还是较为简单的。那时的洋务运动，新办学思潮，注重的还是富国强兵。在以“银本位”的货币体制下，西方的经济运作，不可能渗透到中国的母体，西方社会以“金本位”为基础货币流通机制，与中国社会有着水火难融的区别。因此，那时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是必然的。随后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从形而上的层次，弥补了晚清社会启蒙精神的不足。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社会变更的关键，是人的灵魂的问题。“五四”之后，有关精神启蒙的呼吁，渐渐由知识者自身，转向了民间和乡土社会。关于农村社会问题的思考，也因此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大约是1919年7、8月间，周作人把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从事的“新村”活动，介绍到中国来，曾掀起了不小的浪潮。毛泽东曾专门为此事拜访过周作人，可见农民运动在当时知识者那里，已显得格外重要了。后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彭湃等人的农民革命，均在社会引起过轰动。中国改革的先驱者们，当他们把目光指向乡村社会时，一个新世纪的梦想，便从此悄悄诞生了。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来变去，知识分子与农民起着重要的作用。都市的工业文明，一直未能成为社会的主导。但这也恰恰导致了社会的一系列悲剧。本世纪初的农民运动，后来的土地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开始；而人民公社、“大跃进”，乃至“文化大革命”，是“左”倾知识者强加给中国农民的历史灾难，由启蒙理性到乌托邦的物化过程，那后果，便是残酷的文化萧条与社会倒退，农民与知识分子，一同地被卷入更大的深渊。
因此，九十年代以前的关于农民问题的小说，除了鲁迅、沈从文、孙犁式的乡土眷恋与批判，乃至后来赵树理、浩然、刘绍棠静态下的文化审视外，哀大于快乐，无奈高于畅达，农民除了给人带来无尽的怀恋、歌哭外，剩下的只有了莫言式把故乡说成“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谶言。
农民在历代文人笔下，除了诸如此类的复杂心绪外，她并未能向人们提供乡土文化之外与初民文化之外的深层精神隐喻。
但这一奇迹出现了。九十年代后，沿海乡村迅速的工业化过程，使几千年沉梦下古老土地，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巨变。仅仅十年间，寒伧衰败的乡村，变成了新兴的工业城。这一变化的深层东西是什么？我们的知识者如何应付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在沿海的乡村企业的崛起中，我们看到了费孝通理论模式的魅力。苦苦摸索了一百年的中国之船，是不是因此而真正走出了死港？
不论人们怎样看待沿海乡村的巨变，也不论它高速的背后隐含着怎样更大的忧患。这个事实表明：促使中国乡村社会真正变化的，不是“五四”式的精神内核，而恰恰类似于“洋务”精神。费孝通当年预想的乡镇企业理论，和市场经济，会一夜间把古老的梦掀进黑色的记忆里。随之而出现的，却是任何人也无法料想的动人景观。
这个世纪性的变化，直到今天还很少有人从更为宏阔的文化背景下去审视过。它太迷人、太令人困惑了。传统的审美意识在这一巨变中除了惊异不再会有什么。然而，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在中国文坛上，许谋清把《世纪预言》献给了我们。作者以怪异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百年来中国文人苦梦的那个闪着亮色的结局。这部长篇小说以它的纪实性和思想性以及叙述者的亲历性，把古老的乡村社会与新型的乡镇王国，最后乡土晚钟与最初的新城市的咏叹，光彩照人地倾泄给了我们。在世纪之交，我们总算听到了思想者对百年中国乡土社会深沉的独语。这独语或许因各种矛盾与困惑而难成交响乐般的振聋发聩，但它存在着，挣扎着，它为一百年间中国古老的乡民与知识分子从疯狂而觉醒而务实过程，画了一个重重的句号。
《世纪预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也不像先锋派艺术那么热衷形而上的灵光，也无“后现代主义”对意义的消解。在精神的层面上，它显得较为传统。它给我的启示，与其说是艺术上的，不如说是思想史与认识论的。许谋清选取北京的视角看晋江，又站在晋江看北京，思考着中国形成的南北挑战的阵势，以及知识者的心灵震荡历程。中国的“新体验”小说，还没有一部像《世纪预言》那样，把如此众多的人物，众多的文化景观，众多的社会矛盾列于同一空间，加以亲历性的排列组合。我觉得许谋清大胆的文化冒险，其实已十分悲壮地把一个世纪性的文化母题昭示给了我们：中国只有经历了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变革，精神天空的太阳，才会慢慢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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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是一片赤色的土地。那儿古老的洪荒与沧桑岁月，系着代代闽南人的苦楚。许谋清自从告别那里来到北京，就未曾忘怀于那片忧伤的土地。八十年代，他的小说就系着对故土感伤的旧梦。他最初的作品，差不多一直被故土鬼气十足的初民遗风所包围。他写《死海》，写《赤土路上的送葬队伍》等，还是站在鲁迅、鲁彦、许钦文的传统上来反观旧物。那时的许谋清，价值的参照除了“五四”传统，并没有什么新奇的精神源头。所以，尽管后来也融下了寻根文化与马尔克斯小说某些余音，但时空基本上未能拓到乡土文学框架之外。应当说，《死海》等作品对乡村社会的描述是十分精彩的，我至今仍认为它是近十几年乡土小说的上乘之作。但就艺术成就与思想力度而言，自己独创的东西是有限的。如果仅仅以旧的文化人姿态来写知识者与乡村的联系，只能永远重复鲁迅、沈从文的传统，而要超越这一传统，十分困难。
但故土与中国社会迅速的工业化过程，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深切的价值失落，把许谋清推到了一个必须重新调整自我，和直面前所未有的“无物之阵”的尴尬地步。他要么随世俗社会那么茫然地走着，要么回到书斋里，重做乡土社会的旧梦。聪明的许谋清没有选择二者，当他把自我流放到晋江这片奇异的故土时，他突然找到了一种富有刺激的东西。他一方面不再十分简单地悲哀于故土的俗文化，另一方面，他无情地撕碎了文人头上伪态的东西，在活生生的变革中，袒露着自己，把旧我昭示给世人。我很快意于他的这种自我撕裂，一个世俗的许谋清，一个思想者的许谋清，这种双重的对话，构成了当代知识者与当代乡村社会文化的通道。许谋清遇到了各种精神的纠缠，一是赤土地神秘文化之神，一是灵魂深处不安的精灵，还有弥漫于中国上空诸种爱神、恶神、死神……在这个自我分裂与精神漂泊中，这个时代的巨变被记录，被复写了。它不简单地雷同于茅盾式的写实传统，这里没有任何先验的东西；也不同于鲁迅的传统，那种黑暗与无序的非理性意识之流，也被驱走了。它介于报告文学、小说、哲学语录之间，介于艺术家与史学家之间，介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很难说《世纪预言》属于哪一类长篇小说，但我觉得它的特点或许不在于艺术探索方面，更主要的是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思想者的独语。中国的文人们，终于对这一变化的社会，做出了一个富有文化寓义的反应。“那时，我的双脚落在实地上，我知道应该用什么来回答时代。回答不是一句话。回答是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几次实践。它们离我们很近，就在东方世界。由于它们曾经如此辉煌，实现了东方几代人的梦，我称它们为世纪奇迹。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日本十年。不是仅此一例，还有亚洲四小龙。韩国十年。台湾十年。香港十年。新加坡十年。全是规律性十年。你不得不驻足回首。我绕开先知，绕开谶言，以实践预言世纪。以奇迹预言世纪。以今天预言明天。以局部预言整体……”许谋清计算着中国富起来的历程，计算着一个民族走出苦梦的代价，这一切，都是饶有趣味的。《世纪预言》中那段政治性与民俗性十分浓厚的寓言故事，颇能揭示作者的一种直面先验理性的精神走向：
有一回，布什、戈尔巴乔夫一块儿去拜会上帝。
布什问上帝：美国人民什么时候生活能好起来？
上帝说：十年吧。
布什哭了：我在总统任上是看不到了。
戈尔巴乔夫问上帝：苏联人民什么时候生活能好起来？
上帝说：一百年吧。
戈尔巴乔夫哭了：我这辈子看不到了。
中国人不信上帝，谁也不去问。于是，手指纹十个簸箕的农民儿子自告奋勇。他问上帝：中国人民什么时候生活能好起来？
上帝哭了：我也看不到了。
这个农民的儿子对上帝对中国所抱的悲观态度颇不以为然，他并不罢休，接着把帐算下去。
……
他又去找上帝，没找着，却找到了尼采。
尼采说：上帝死了，今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手指纹十有十个簸箕的农民的儿子知道，既然找不到上帝，他就得让双脚落在实地上。
在没有先知，没有上帝的灵光下重塑自我的中国农民，以血与汗开始了创世纪的神话。同样，在没有任何先验精神指引下的许谋清，毅然地把自我放逐到对这一神话的体验之中。这让我想起了周作人当年介绍的“新村”运动理论，想起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想起梁漱溟、费孝通等几代关于乡村建设的思想。从“五四”那一代人走向民间起，中国农民与知识分子几经苦难，几度沧桑，终于有了巨变的开始。柳青的笔下没有过这样的色调，浩然、贾平凹的笔下也未出现过这样的景观。许谋清在世纪末，完成了农民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记录。这是中国知识者与中国农民试图重新寻找自我的开始，尽管它还是粗糙的，有时还显得平直简单，但那种亲历性、可读性、纪实性和思想性，都是当代任何一部关于乡村变迁的小说，所难以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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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者，发起“走向民间”的运动时，他们是以拯救与启蒙者的身份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读一读屠格涅夫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你不能不觉出其知识者那种神圣的使命感给人带来的冲击力。这种思潮，在本世纪初的中国亦然。巴金早期小说的知识青年，大多像俄、法革命党人一样，肩负着唤起民众的使命。在普通百姓面前，那一代知识者，显得何等昂扬。即使像鲁迅那种人，写乡下人的生活，首先困扰作者的是叙述者居高临下的无奈。但到了四十年代，毛泽东关于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则把这一启蒙意识颠覆了。自赵树理、丁玲、柳青、周立波、浩然以后，农民在知识分子面前，成了启蒙者。这条狭窄的思路终于在新时期小说中被再次支解。“寻根文学”似乎又重新唤回了鲁迅的传统。许谋清的创作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起步的，他的作品照例逃脱不了这种以启蒙者自居的旧迹。但九十年代后，那种神圣的启蒙之光在他那代人中消失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被置于同样的精神窘地。以往的任何思想构成了灰色之影，生存苦状却成了知识者与农民同样的难题。《世纪预言》碰到的不是我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而恰恰是民众自身的社会变革，给“我”以及农民带来的惶惑。在《世纪预言》那里，知识者与农民的关系被复杂化和互证化了。首先是农民自发的工业化的革命，那种早期产业进程的血与泪所发生的变化，粉碎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世纪的幻想。周作人、梁漱溟、鲁迅、毛泽东都未能实现的社会转机，却在短短十年中，奇迹般地出现了。这种现实不是哲学革命的结果，也不是思想文化进步的结果，而恰恰是商品经济的产儿。知识者在这一社会转型中丧失的是百年来依托的诸多价值法则，他们被逐出了精神的乐园。你有思想么？但你的思想并不能拯救中国。你有财富么？你的贫困使你甚至不如一个斗大字识不了几个的乡镇企业家那么精神抖擞。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面临的是一个比“文化大革命”更残酷的精神拷问。而同时，农民在这个变故中，也发生了深刻的精神痛苦。一方面是旧的血缘制下乡土社会的渐渐崩溃，另一方面是新兴工业文明，正在蚕食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污染问题、土地植被问题等等，已成为社会棘手的新矛盾。这种现实的出现，导致了文人的两种现状，一是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依然如鲁迅那样直面人生；另一种则是讴歌型的，继续着田园的幽寂温情的梦。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最终都要陷入旧日文化的循环里，人们并不能找到一条知识分子重新介入现实的新路。许谋清后来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不属于传统的乡土文学，亦不像先锋派那样走得过远。他选择了一条介于二者之间的道路。在新的写作中，他以一个失败的文人的姿态，独行于现象界中，他行走着，吟唱着，他既把新奇的社会景观摄入自己的镜头里，又试图在现象界中找寻实在。在许谋清那里，他既是英雄又是狗熊，既是理想的使者又是精神的乞丐。预设的理性画图在这里消失了，所有的存在都在不可知的茫然中漂泊着。一切都被撕碎，争论亦无休无止，正如他在《致读者》中所说：“但丁被称为旧时代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的第一个诗人。您是幸运的，因为您现在也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一脚在昨天，一脚已经伸向明天。您听到来自两边的声音，一边是晚钟，一边是晨钟。但丁在《神曲》里边，有一个人在引导他往前走，他是古诗人维吉尔。现在也有一个人引导您走进这部生活故事。但很遗憾，他已经被生活撕裂成两半，撕裂成许谋清和我，自己争论不休，这无疑让您莫衷一是……”
许谋清的自我撕裂的描述，无疑构成了《世纪预言》诱人的景观。其价值态度与八十年代前任何时期的知识分子，均不相同。他的撕碎自我，是“上帝死了”的中国知识者，重新确立自身的挣扎。许谋清放弃了传统的叙述方式，“叙述者的上帝位置动摇了”。在许谋清那里，并不期待着去解释什么，而是体验什么，感知什么。《世纪预言》对晋江人物个性的把握，是朦胧的，故事与情节也缺少撼动性。但引人的却是“许谋清”与“我”矛盾的对白。这是解不开的二律背反，生活与精神的本身永远如此，要寻找确切性，在他那儿已成了远古的遗响。例如对乡土社会过渡到工业城市的描述，对南方与北方差异的思考，对乡土与精英文化的审视，都激活了人的思维。他把农业时代的苦涩与温情，把工业文明的美好与严峻，放在了自己的视角里，请看他对物质与精神问题的对白，深切地表现出了其精神逻辑：
许谋清说，前几年，晋江石狮那边，小孩都不读书了。现在翻过来了，拼命地让孩子上学……
我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许谋清说，在中国，现在钱是好东西。
我说，中国乡土困扰还有无穷期。
许谋清说，但它的瓦解是必然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在这样认识的基础来看它的无穷期才有现实意义。才不至于深刻得让人不知东西南北。
我说，鲁迅提出改造国民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看是，成效甚微。
许谋清说，要知道，我们从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或动摇过中国的乡土结构。精神改造没有物质改造同步进行，它便无以附着。我们需要换一种方式，摧毁这种国民性赖以存在的结构。中国人有一种思维方式，常常把精神和物质分开，可以说把精神和物质撕裂。原先说，我们穷，但精神很充实。没有物质有精神。现在翻过来了，有些地区富了起来，但人们认定那里的精神是一片沙漠，又撕裂了。精神沙漠的现象是存在的，它也确实和物质富裕同时产生。人们不去认真思考精神沙漠产生的原因，便简单地归咎于物质富裕。当然，精神和物质不是简单的统一，但绝不是那样简单的颠倒。物质一定会产生精神。
读许谋清这类的对话，可见中国当代文人对中国乡土文化思考的状态。也许，它还太直观了些，对问题的审视还拘于一般意义的社会学层次上，但这是重要的逻辑起点，中国当代社会起飞与文化起飞，难以绕开这一难题。只有在对物质变革与精神启蒙双重问题有较开通的认识后，我们方可以找到一个终结百年苦梦的出口。许谋清也许没有找到它，但现实的启迪，使他终于摆脱了旧知识分子的苦涩，而以一个参与变革的思考者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这比过去知识分子乌托邦式的梦幻，要切实得多，丰富得多，现实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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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岁末，当我和蓝翎、王必胜、朱晖、潘凯雄等友人，随许谋清夫妇走在晋江大地的时候，我的多年在书本中形成的晋江概念，突然变得血肉丰满起来。我终于明白了许谋清乡恋心态的深层隐喻了。晋江这个留下了朱熹、李贽、郑成功、李叔同等人足迹的古老大地，对许谋清具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一如传统乡土中“血缘”关系，许谋清把故土看成自己生命的源头，他曾不止一次地在文中谈起过晋江文化的优势，尽管那已成了往昔的光荣，但“东方第一大港”与五里海上长桥等遗迹，已成了他生命中绕不过去的存在。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回味、值得打量的王国，那些古老的文化旧痕，确实让人震撼。要知道，世界上十几个宗教都曾在此留下投影，它的文化土层，承载着一个乡土的传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何以这种鬼气十足的土地，竟如此迅速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许谋清对此的迷恋，不无道理。它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使传统的任何一种理论，对它的描述都变得黯然失色起来。
也许正是这种现象，唤起了许谋清的创作灵感。一方面肩负着古老的宗教文化之影，另一方面是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图景。这怪异多样的存在方式，对古老的中原文明，无疑是一个异端。许谋清早期与当下的心态，也因此而变得富有。他要做的文化印证也就是变得有分量了。他苦苦思索的结果，便是：早期的“文化乡愁”，开始慢慢被自觉的“还乡意识”所取代。他以依恋的口吻这样写道：
我在赤土埔上读到的是一种颠倒。赤土埔的赤色，已经不能再解释为贫穷，人们看出了色彩。赤是赤红。这赤红是火热，这赤色是财富，是金钱。赤土埔，它已经不是贫穷的象征而成富裕的象征。有些低洼的地块因填以赤土而变得光彩夺目。土地，因被唤醒而身价百倍。土地以另一种姿态出现，甚至使决策者担忧，出现历史的颠倒：赤是富足，绿是贫弱……赤土埔，它一头直接连接蛮荒，一头竟直接引向富庶。历史可以那么繁杂，也可以这般简单？它凭仗着一种什么样的魔力？赤土埔，我不得不开始我的思索。
这里的许谋清，把“还乡意识”定位在了一种反省自我而不是一味确认“血缘”纽带的领域上。他笔下的世界，与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有了不同。那已不再是亘古不变的乡村图腾，也不是蛮荒的田园之曲。古老的乡村正在消失，土地正在消失，温馨的炊烟也正在消失。许谋清几乎认不出他的父老乡亲，面孔依旧，世态已非。他意识到了一种代价的丧失和新世纪的到来。在滚滚红尘中，许谋清发现了古老帝国迈向新世纪的一线既明媚又令人担扰的光芒。
这是乡土的深层文化结果，还是外来文明的产物？许谋清在苦苦地寻找着，我觉得那片土地的神秘气息，不仅对许谋清自己，而且对任何一个到过晋江的人，都是颇有诱力的。只有站在晋江那里，你才会明白，何以会出现那么复杂的宗教文化和文化名人，它给人的启示，是带有很浓的文化情调的。
从自己熟悉的故土，来写北京，写中国，写自我的变化，这是《世纪预言》特殊的所在。比起孙犁的荷花淀、刘绍棠的运河，《世纪预言》是轰鸣的，嘈杂的，色彩斑斓的。那儿已没了牧歌小调，虽然也有农舍的香火，海滩的古桥，有乡情依旧的家宴……但根本的是农民几千年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耕种生活，正被商品社会看不见的手所拆散。不变的也许是人们古老思维定势的余影，但价值正在倾斜，理想与生存方式正在倾斜。中国农民向何而去？这是农民的进化还是宿命？许谋清在兴奋地扫描的同时，内心也带着十分复杂的情感。他无意于去唱世纪的挽歌，可从他的多姿的笔触中，我感到了他对这一历史进化的史家的态度。费孝通在四十年代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结构时，认为它是把人用血缘的宗法的关系固定在一块土地上。这一乡土的结构方式，在晋江以新的形式开始出现了。晋江人在农业乡村中，建立起了一个工业农村的新的结构，并且向着规模更大的都市挺进。古老的乡土正在动摇，中国农民的真正苦境，或许就是从这里被突破了。
因此，故土的风姿，在他那儿获得了一种“文化骄傲”的力量，当他站在北京，写南方经济对北方文化的影响时，显得那么自信。《南北挑战》那一章中，关于服装革命的描写，堪称《世纪预言》中最有分量的部分。那些充满哲理的感性化语言，透过服装的变革史，抓住了一个时代的灵魂。如果说，旧有的乡土文学，是以疑固的时空和知识者孤独的个性交织在一起的话，那么在许谋清的“新体验小说”中，是以变数颇大的乡土的新的时空，与古老的过去对话。历史在《世纪预言》中被颠倒了，至少那些半是古典、半是现代的文化旋风，在预示着中国起飞的明天。
这确乎也是一种文化参照。从两千多年前，自己的祖先由中原向这里的迁徙，到轰山填海，改变这里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乃至寻找他们心中的城，这内在的隐喻对许谋清的诱力，甚至超过了北京的巨变。他是那么依恋自己的故土，乃至于对家乡丑陋、沉重的一面，抱有着暧昧的情感。他是带着一种渴望，重返故土的，但这还乡已不再是为了印证一个古老的梦，一个悠远悠远的幻想，而是寻找改变中国、改变故土、和改变自我的深层文化因子。
他找到了么？他可以从农民走向都市的过程中互证中国工业化的深层文化意象么？我觉得《世纪预言》不在于作者是否找到一种理论的依据，和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理性模式，而在于它呈现了中国农业社会某种特殊的变化痕迹，在于把这种变化过程与传统文化，乃至于当代知识者近百年形成的“神话”的尴尬，通通以感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可惜的是，小说的实录的部分过于琐碎，对旧的乡土与新的乡镇城市的描述，还缺少有机的精神凝聚。这大概影响了它在艺术上的成就。我总觉得，许谋清未能十分自由地摆脱“报告文学”的框架，这种由外而内地审视故土的方式，不可避免带有粗糙的痕迹，这痕迹与文化眷恋中的暧昧感交织在一起，使小说未能产生恢弘之感。凭着他的《海土》的功底，可写出更深厚的小说来。如果把《海土》的文化氛围与《世纪预言》的当代性东西糅在一起，那情形，该会更好些吧？过于匆忙进行思想的印证和沉思，而忘记了小说的深层审美功能，便可能使作品发生价值的倾斜。《世纪预言》因要告别旧的乡土世界，而恰恰丧失了对乡土社会尚未终结的那些文化的有品位的审视，而预言的效果，便只好停留在认识论上，不是审美之中了。这是许谋清留给我们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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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确是一部令人兴奋的作品。我们终于有了一部关于“新乡土”的实录性的小说了。仅仅有古老的乡恋情结，也许只会重复沈从文与莫言；而仅仅是“报告文学”式的话语方式，要超过《无极之路》层次的作品亦难。《世纪预言》在形式与思想上，都有别致的一面，这是当代知识者与乡土社会新型的对话方式，旧式知识分子与旧式农民的情调在这里开始隐退。我隐隐地觉得，许谋清在这里充当了从前工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痛苦的文化肩负者。历史转型期的文人是痛苦的，正如同当年茅盾经历了北伐战争的历史转变而陷入尴尬一样，除了记录那个时代瞬间的感受外，也许不会再有什么。许谋清未能逃出中国文人共有的命运，但他赶上了一个世纪的尾声，在世纪末的晚钟声里，奏出了一种异样的声音，这或许是他富有价值的所在吧？
不管这部小说究竟向读者预言了什么，我觉得我们的文人，毕竟向世人交出了一份答卷。当习惯于空泛的文化论战与信念纠纷让人倦怠的时候，许谋清把泥土气与隆隆的机器声传给了我们。从世纪初到世纪末，一百年间，这类实证性与思考性的小说，具有史学意义的，还是太稀少了。或许，《世纪预言》为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提供了一个新型的图式。如果是这样的话，许谋清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1995年12月3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