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本质和特征研究——基于改革开放30年的路径演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路径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本质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9)05-0004-13
从1978年开始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成功完成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大转变和大跨越，基本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双重过渡(陈宗胜，1999)。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经济转换现象。改革以来的二元结构转换效应和经济体制转轨效应促使中国经济的综合效率持续提高，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出中国式综合效率提高驱动型的特征(陈宗胜，2006)。在综合效率提高驱动下，我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持续提高，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本文从经济发展格局演变的角度总结了30年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主要内容，以提示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一、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从濒于崩溃的边缘跃居整体实力世界第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高速增长，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人均GDP超过两千多美元的水平，并已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创造了中国奇迹。①
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大致经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至1991年，为大起大落的政治周期型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仍然受传统的政治周期主导，随着行政换届和党政会议召开等事件的发生，经济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1999年，为快速扩张型的发展阶段。1992年，党中央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随着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外商投资的不断涌入和出口的持续增加，我国的经济增长步入了一个高速扩张性增长时期。后期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治理通货膨胀，我国成功地通过宏观调控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增长速度回落。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0.9％。第三阶段从2000年至今，为平稳高速增长型的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已基本建成，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大大改进，经济增长表现出平稳、高速、持续的特点，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9％。
我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是战后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被称为“东亚奇迹”与“中国奇迹”。当然，在基本面不断向好的趋势下，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能源和环境问题、地区和城乡差距过大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在今后发展中不断解决。
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从普遍贫困上升到总体小康水平
在劳动力剩余的发展中国家，减少失业，增加就业，始终是一个艰巨任务。30年来，我国的劳动力就业经历了不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的双重影响下，非国有经济和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劳动力就业持续增加。但是1995年以后就业形势急剧恶化，一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劳动力快速增加，导致城市劳动力供给过量；二是以“减员增效”为手段的国企改革急速推进，导致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三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货紧缩影响了经济规模扩张，结果导致城镇失业率呈现出明显上升的态势。2003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城镇失业率再次出现下降的态势。2007年就业人口为7.7亿人，比1978年增加了近3.7亿人。在目前阶段，我国城镇已经基本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题，逐步进入市场经济正常发展轨道。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就业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按可比价格与1978年相比，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约40倍，农民纯收入增长了约30倍，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近600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从1978年至1991年，城乡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并于1990年前后基本解决温饱或有余；从1992年至今，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一个“爆炸式”的增长，到2002年达到总体小康水平，现在正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见图1)。目前，虽然城乡都还有相当部分贫困人口，但总体上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普遍贫穷、90年代温饱有余，发展到现在的整体小康水平并迈向全面小康阶段。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图1 1978-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趋势图
当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是同步的，而是在提高中体现了差别。这是因为在近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得到纠正，基本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贡献分配、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制。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16左右，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略大于城镇，基尼系数约为0.22左右，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3左右，处于一种严重的平均主义状态。到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39和0.41，由于包含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②这样的收入差别程度和趋势，发生在正在经历“双重过渡”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说大致也是正常的。因为在这样的剧烈变革时期和这样的收入发展水平上，收入差别扩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必然的规律。分别来看，城乡内部的差别大体上是适当的，但是城乡之间的差别过大，并由此导致全国总体差别过高。且不说有些年份非法收入导致的差别过大和分配不公曾引起大量居民收入不平衡，就是目前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状况也必须逐步调整。另外，城乡中分别还有大约1 000万和3 000万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当然，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
总体上说，构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部分是健康的、适当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摆脱了平均主义分配的束缚，形成了正向的激励机制，大大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推动居民收入增长的动力要素中，由收入差别拉大形成的激励因素绝对是首要的和主要的。但是防止收入差别过大，防止收入分配不公，是任何社会正常发展的必备条件。未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要点应当是公平效率并重；就收入差别的不同部分而言，应当重点关注和解决城乡之间的差别过大；就总体格局而言，应当是“控制两端、培育中间”，最终形成一个菱形的收入分配格局。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二元经济转换
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经济转换现象。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率中包含着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大贡献，是传统农业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非农业部门转移，现代部门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劳动力转移的结果(陈宗胜，2004)。而二元结构转换又具体表现为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一个改造传统农业和乡村的过程，一个二元经济转换为一元经济的过程，一个从非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的过程。
(一)工业化进程加快：初步实现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变
对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快速推进工业化、追赶发达国家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在改革之前，我国的工业虽然有了一个发展的框架，但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全国70％以上的人口为农业人口，农业产值大约占全部产值的30％。经过30年的发展，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产业，工业产值占全部产值的一半，服务业占四成，农业仅占一成。非农业人口已经超过农业人口，其比率大致为6∶4，我国已初步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大国。
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结构转换历程大致如下：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至1984年，改革的中心在农村，属于农业蓬勃发展时期，特征为农业部门产值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农业部门；第二个阶段从1985年至1991年，改革的中心转移到了城市，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体制改革等改革措施出台，工业增长速度加快；农村中乡镇企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第三个阶段从1992年至1999年，中央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外商投资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乡镇企业也出现了发展的第二次高潮，产业结构转换的速度得到大大提高。第四个阶段从2000年至今，我国经济进入平稳、高速增长阶段。工业企业技术进步不断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融合，高新技术产业、能源产业、基础产业、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目前，我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大国，完成了发达国家花费200年所走完的历程。
当然，现实经济活动中制约产业结构转换的因素尚有不少，比如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投融资领域改革和发展的滞后、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合理、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较低位置等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应当加快克服这些制约因素，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加快建成工业化强国。
(二)城市化速度提升：从城乡分割型迈向分步全面城市化模式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速度位居世界前列。截止到2007年，全国共有城镇人口5.9亿，与1978年相比净增4.2亿人。人口城市化率已高达45％，比1978年提高了一倍。
就人口城市化的速度而言，我国的城市化表现出很强的阶段性。从1978年至1988年，城镇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5％，但城市化速度具有大起大落的波动性。从1989年至1995年，为低速的城市化阶段，城镇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不到3％。从1996年至2003年，为快速稳定的城市化阶段，期间我国户籍制度的放宽、投资的增长和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城市化进程大大提速。城镇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5％以上，1996年曾出现6％以上的增长率。从2004年至今，城市化速度出现平稳放缓的趋势，增长速度低于3％。
虽然目前我国的城市化仍滞后于工业化，但随着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全国性“难题”在各试点地区获得突破，并推广到全国，我国未来的城市化速度将会进一步提升。③坚持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城市化，进一步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相协调；同时防止过度大城市化，防止城市贫民窟的产生和扩大，是今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主要任务。
(三)改造传统农业和乡村：从解决传统三农问题到启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工业化的推进要求农业部门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市场、劳动力和资金。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和变化情况，即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头等重要的主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发展迅速，农业产出持续增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农民生活不断提高和改善。目前，传统三农问题在解决中，新农村建设已经开始，传统农业和乡村得到切实改造，我国正在从农业哺育工业阶段逐步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一个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的新时期。
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产量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粮食产量呈波动式的上升趋势。1984年粮食产量突破4亿吨大关，1996年首次突破5亿吨大关。但1999年以后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滑，2003年粮食产量下滑到4.3亿吨。从2004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又稳步发展，实现了粮食连续四年增产。2007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超过5亿吨，比1978年增加了约2亿吨，粮食产量世界排名第一。④从粮食单产看，近几年来粮食单产持续提高，粮食增产正在由依靠单纯扩大面积向提高单产、稳定面积转变。2007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633.4斤，比2003年增加55.7斤，增长9.6％，粮食生产科技贡献率达到49％。从品种结构看，粮食优质率不断提高。2007年粮食的优质率达到61.3％，其中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的优质率分别达到72.3％、61.6％、47.1％和70.3％。近十年来，除了大豆依赖进口之外，中国的小麦、稻谷、玉米等产品自给率达到了95％以上，小麦、大米、玉米等主要谷物年均净出口800万吨。中国用世界9％左右的耕地解决了世界20％左右人口的粮食问题，这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重大贡献。当然，我国在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方面也面临一些问题。近几年来，在美国燃料粮食需求爆炸性增长的驱动下，全球粮食价格大幅攀升。虽然中国对进口粮食的依存度并不高，但由此形成的国际影子价格客观上加大了国内粮价上涨的压力，导致国内的粮食价格也出现持续上升的趋势。除了粮价上升的问题外，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因素对粮食生产的约束也日益突出，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粮食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保障粮食安全将面临一定的挑战。
农业问题的另一侧面是技术进步。改革以来中国农业技术进步显著，农业机械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到2005年，我国农用机械总动力为6.8亿千瓦，使用的农用大中型拖拉机为139.6万台，分别比1978年增加约5倍和1.5倍。与改革初期相比，2006年的有效灌溉面积为5.5万公顷，增加了两成多；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为1 099.2万千瓦，增加了约3.8倍；化肥施用量为4 766万吨，增加了约4.4倍。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表现出一个明显特征，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机械性技术进步和生物性技术进步同步进行，在9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技术进步更偏重于机械化的方向。与此同时，农业的组织形式和产业化程度也得到不断改进和提高。设施农业、观光农业等多种形式的现代农业蓬勃发展。我国基本上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道路，它正逐步推动着传统农业向新型现代农业转变。
农民问题主要涉及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即关键是促进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和居住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截止2006年底，2 200多万户农民家庭用上了沼气。2007年的人均居住面积比1978年增长了约3倍，并且1/3以上的住宅为钢筋混凝土房屋。总体上看，除了较小比例(大约3 000万人)的贫困人口外，大多数农村居民温饱有余，或进入富裕阶层，甚至向小康水平迈进。
农村问题主要涉及农村非农业化的发展。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的发展，繁荣了农村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90年代又掀起第二次乡镇企业发展高潮。到2006年，我国乡镇企业增加值为5.8万亿元，约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4。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1.4亿多人。农民每年从乡镇企业获得的人均工资性收入超过1 200元，约占纯收入的1/3。
农村问题的另一重点是农村城镇化。截至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显著改善，乡镇通公路率达99％，建制村通公路率达88％，乡、村、户通电率均达到98％以上。另外，农村社会事业得到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正协调推进，农民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民低保制度已初步建立。今后的任务是尽快彻底消除几千万贫困人口，同时推动大多数农民从温饱而富裕，向全面小康的生活迈进。
四、经济增长呈中国式综合效率提高驱动型特征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效率提高型快速增长，综合效率提高做出了主要贡献，要素投入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比重较小。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综合效率提高，主要来源于二元结构转换效应和经济体制转轨效应，教育和科研开发的贡献属于成长中的因素。这就是中国式综合效率提高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特征。它根本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增长方式，也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的常规增长方式。当然，双重过渡中的各种积极因素都必然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即除了结构转换的重大作用外，制度变迁、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累积、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应当有不小的作为(陈宗胜，2006)。
(一)经济增长模式不断优化：从要素投入型增长逐渐转向效率改进型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逐步转变增长方式，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高。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的，净效率快速下降。改革开放后，在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由低效率农业部门向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技术研发和吸收所导致的技术进步等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经济效率迅速提高，综合效率增长率为6.4％，其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接近70％，分别是改革前的5倍多或近4倍。⑤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之前，初步显现出效率改进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综合效率增长率为5.1％，效率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效率提高最主要的因素是二元结构转换，即劳动力从低效率农业部门向高效率工业部门的转移。1990年之后，则效率改进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形成，效率改进速度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前一阶段均有大幅提高，分别为7.5％和77％，效率改进的贡献因素除了二元转换和体制改革激励外，更重要的是还来自于我国R&D投入的增加以及技术吸收所导致的技术进步和净效率提高。
我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R&D投入较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具有专门知识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比较缺乏，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仍然存在等等。未来应当进一步根据增长实力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促进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和吸收，促进结构转换。
(二)劳动力素质显著改进：从人口数量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在就业规模持续增加、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的同时，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国民综合素质和人力资源水平得到全面提升。首先，以西部地区“两基”攻坚⑥和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为重要标志，我国义务教育迈入了全面普及的历史新阶段。2007年我国学龄儿童的小学入学率接近100％，99％的地区已经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全国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4％以下。其次，职业教育发展迅速，2007年中、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分别达到2 000万人和861万人。第三，过去几年中，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同时高等教育就学机会的大幅增加，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切实保障了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四，改革发展30年来，我国社会的教育观念不断更新，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正在逐步形成。
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推动各地区人力资本都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逐步清晰。未来我国应当利用经济增长模式不断优化的有利时期，减轻和消除教育投资的“马太效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速建成人力资本之大国和强国。
(三)科技进步成绩斐然：从引进模仿型转向自主创新主导型
改革开放30年，我国企业在技术进步方面，逐步开始了从简单的技术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主导模式的伟大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至1994年。这一时期虽然我国企业不断加大了技术研发的力度，但整体上仍处于技术引进、吸收和模仿的阶段。由于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技术差距，我国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逐步实现了从单纯的技术设备引进更多地向技术合作、技术转让、联合生产等方向的转变，并且通过人员流动等途径获得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以“干中学”的方式提高了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加速了产业升级的步伐。⑦
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到现在。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科技差距在缩小，企业不断增加R&D投入以提高技术效率，逐步走上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从1995年到2005年间，我国的研发投入保持了19％的年均增长速度。每年约30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已经位居世界第六。目前，我国拥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已达到279.8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世界排名从2000年的第十三位提高到了2005年的第四位。
总体上讲，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技术的引进和吸收能力显著增强，多数企业已初步形成市场导向的创新机制，我国正在朝着创新型国家迈进。但是在推进自主创新过程中，也需要切实解决一些问题，比如中小企业融资能力较弱、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等等。
(四)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从制约发展的“瓶颈”转变为促进发展的支撑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受基础设施落后这一“瓶颈”的制约。90年代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交通、能源、通讯和城市基础设施出现高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新一轮“爆炸式”的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速。目前，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约8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三。公路里程达到358万公里，城市交通压力得到很大缓解。发电装机容量达到7.1亿千瓦，电力生产位居世界第二。多年来能源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0％左右，城市用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正在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大大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均等化程度得到明显改善。整体而言，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基础设施的整体水平出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正在由制约发展的“瓶颈”转变为促进发展的支撑。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仍然有不小的差距，⑧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未来我国应该根据城市基础设施的不同类型，根据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城镇的规划，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格局，改革政府投资的决策和管理方式；推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全国基础设施同质化。
五、经济增长驱动力：三驾马车并驾齐驱
从需求的角度看，消费、投资、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30年来，我国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外向型经济特征逐步凸显，外贸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进入21世纪后，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新的驱动力初显端倪，经济增长正在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一)国际化进程加快：在贸易依存度提高中扩大双向投资
改革开放前，我国坚持自主自我、自力更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外经济贸易数额很小，基本上被隔绝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206.4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仅为9.7％，“出口依存度”仅为4.6％。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加快，贸易依存度持续提高，“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得到落实，形成了双向开放的新局面。
就对外贸易发展过程而言，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至1994年，为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发展时期，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平均年增长率超过30％。第二阶段从1995年至2001年，为进出口贸易的调整时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进出口增长有所放慢，平均年增长率约为10％左右。第三阶段从2002年至今，为进出口贸易的扩张性增长时期。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进出口规模显著增大。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排名稳居第三，其中出口跃居第二位，外贸依存度高达70％，外汇储备规模居世界之首，外向型经济特征进一步得到凸显。同时，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也不断优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已占据出口主导地位，我国正在由“世界加工厂”开始向“世界制造中心”转变。
伴随着进出口的增长，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喜人的成绩。外商在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至1991年，为快速发展时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投资领域也侧重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1997年，为高速扩张时期。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明确为吸引外资创造了空前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60％。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今，为平稳高速增长时期。受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前一阶段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5.5％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2007年我国吸引外资74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在发展中国家中居首位。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我国对外经济领域的另一个成就是“走出去”。随着我国经济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企业的发展、壮大，对外投资开始增加。从2002年到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5亿美元增加到187.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3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总体上看，我国对外经济领域全面双向开放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今后的任务是继续深化和持续扩大。
(二)经济增长新动力初现端倪：从投资与出口拉动型转向消费需求拉动型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即从以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逐步转向以消费驱动为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根本性的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就业的持续增加和社会保障力度的增加，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不断增加，消费市场持续、快速发展，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国内消费市场总体空间进一步扩大，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向消费型国家过渡。⑨与1978年相比，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了30多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增长了40多倍。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由57.5％下降到36.29％，年均下降1.6％；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3.08％，年均下降1.5％。作为人民群众消费水平标志的“三大件”的内容不断翻新。城乡居民的住房条件和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1978年的6.7平方米增加为2005年的26.1平方米。2007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5个、4.4个和2.5个百分点，消费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这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开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
不过，总体上看这种转变只是刚刚开始。以2007年为例，我国最终消费率不到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8个百分点，消费需求的增长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仍然十分可观。相对于政府消费而言，居民消费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消费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我国应该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提升居民的消费需求，加速实现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经济转换现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传统农业和乡村得到不断改造和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发生历史生的巨变，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也就是说，成功的二元经济转换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我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中国式综合效率提高驱动型的特征。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综合效率提高，主要来源于二元结构转换效应和经济体制转轨效应，教育和科研开发的贡献属于成长中的因素。而从需求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正在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我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仍将面临一些障碍，如人口数量巨大且人口结构呈老龄化趋势、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等等。产权不清晰、金融体制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等也会制约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在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中，我国应当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相协调，促进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相协调，促进二元结构转换，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自主创新，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综合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更好、更快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建成更加繁荣、富裕的强国。
注释：
①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从1978年至2003年期间，中国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从5％提高到15％，人均GDP水平从世界平均水平的22％提高到63％，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经济体。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安格斯·麦迪森，2008)。
②陈宗胜(1991、2002、2008)，周云波等(2008)，世界银行(1997)，李实等(2008)的研究成果。
③麦肯锡的报告称，按照目前中国城市化的速度，预计城市人口将于2025年达到9.26亿，2030年将突破10亿。
④肉类、茶叶、水果等多种主要农产品年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
⑤持有类似观点的有易纲等(2003)，他们提出了我国经济效率提升的四点证据，即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变化、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和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增长，并且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存在显著的效率提高，但现有的测算方法低估了这种改进。而郑京海等(2004)的研究显示，1979-2001年中国TFP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增长。也有学者持否定观点，如克鲁格曼(1999)认为，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汗水而不是灵感，来自于更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更聪明的工作”，增长方式的粗放特征依然十分突出。
⑥“两基”指的是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⑦见沈坤荣等(2001)、林毅夫等(2005)、岳书敬等(2006)、何元庆(2007)、李小平等(2008)的研究成果。
⑧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2007-2008)》中，中国的基础设施国际竞争力在131个国家中名列第52位。
⑨目前，我国是全球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手机市场、国内旅游市场、宽带市场，也是第二大黄金饰品市场和汽车市场，以及第三大奢侈品市场和医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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