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研究
华人移民在美国加州的农业生产及其与当地环境的双向形塑 (1860—1920)
刘晓卉， Christof Mauch
[摘 要] 作为加州一个重要的少数族裔，华人在加州早期开发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除了在采矿和铁路建造等行业，华人在农业生产方面也贡献突出，而以往研究并未对这一领域予以足够重视。华人的农业生产不但推动了加州农业经济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加州的土地景观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华人移民的农业生产依赖于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同时也对当地自然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与当地环境产生双向形塑。他们将中国传统的农业智慧、农业技术以及农作物带到美国，促进了两国在农业方面的交流。探索华人移民在加州的农业生产不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华人经历及其在美国西部开发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能够为我们观察中美两种不同文化、不同经济体系的碰撞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早期在美华人的角色不仅是劳工和谋生者，也是中国农耕文化和传统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华人的农业生产是中美共有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美关系史上一节重要的篇章。
[关键词 ] 华人移民； 农业； 加州
美国最早的大批华人移民在19世纪中叶出现在加州，他们受淘金热的诱惑，大多数以劳工身份来到美国，除了参与挖掘金矿，他们还修筑铁路，从事农业、制造业、商业等多种行业的工作，不仅推动了加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塑造了加州的自然环境和土地景观。其中，他们的农业活动不但对加州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还对自然景观起到了塑造作用。华人在加州的农业生产也受到一系列文化、自然和社会等要素的制约。首先，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度，积累了大量的农耕知识和技术，移民不可避免地将祖先的农耕经验和知识带到美国，他们的农业生产实践深受中国传统的农耕思想和生态价值观影响，华人移民农耕行为留有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烙印。其次，加州的自然条件对华人的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加州广袤的荒野和多样化的地形地貌为华人农业生产的展开提供了条件，而与其母国故土大相径庭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需要华人作出调整来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再次，加州的社会因素也对华人农业活动产生了影响，尤其是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种族态度和种族政策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在如此诸多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华人在加州的农业生产呈现出其特殊性。
美国学界对华人史的研究起步较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关注美国社会的华人群体，然而由于华人移民农业生产方面的史料存在着一定匮乏，相比其他族裔而言，华人农业史的著作数量甚少。多数学者把华人单纯看作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而忽视了其在生产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创造力以及与当地环境的互动。凯里·麦克威廉姆斯、乔治·西华德、邱平等探讨了华人农业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和对主流社会的经济影响。[注] Carey McWilliams, Factories in the Field :The Story of Migratory Farm Labor in California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George Seward, Chinese Immigration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881; Ping Chiu, Chinese Labor in California , 1850-1880: An Economic Study , Madis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967.陈素贞的《苦乐参半：在加州的中国人》记述了19世纪末华人移民在农业活动中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技术手段以及对加州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改造。[注] Sucheng Chan, This Bitter 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 1860-191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桑迪·莱登在《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中探讨了华人农业生产对加州蒙特里湾区农业发展的贡献，尤其是华人独特的农业经验和技术给蒙特里湾区农业景观带来的变化。[注] [美] 桑迪·莱登著，尚玉明译：《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皮特·梁的《一美元一天：加州洛克和圣克拉门托三角洲的华人农业经历》着重讲述圣克拉门托三角洲地区的华人农民所面临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注] Peter C. Y. Leung, One Day ,One Dollar :Locke ,California and Chinese Farming Experience in the Sacramento Delta , El Cerrito, CA: Chinese/Chinese American History Project, 1984.自20世纪80年代，国内出现了华人研究史的热潮，学界对华人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给予关注。由于华人移民多聚集于城市中，所以城市中的华人经历一直是华人史研究的重点。90年代以来，华人在铁路修建和淘金方面的贡献引发了学者们的特别关注，奚国伟、王寅及黄安年等学者就美国铁路华工问题撰文，杨令侠等就淘金时期的华人矿工展开研究，而近些年铁路华工的研究再次出现热潮，[注] 参见奚国伟：《为建筑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作出贡献的华工》，《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5期；王寅：《19世纪下半叶华工对美国铁路建设的贡献》，《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4期；黄安年：《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成与在美华工的贡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杨令侠：《美国远西部早期淘金华工的活动状况(1850—1890)》，《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张国雄、姚婷：《美国铁路华工的追梦与圆梦——基于侨乡视角的考察》，《美国研究》2017年第6期；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线华工与中美“共有的历史”》，《美国研究》2017年第6期。 而针对华人农业生产活动的研究却迟迟未出现。
本文聚焦于华人移民与加州自然及社会环境的互动，尝试探讨华人在诸多自然、社会、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如何在加州开展农业生产，又如何推动了加州的农业发展，引起当地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从农业生产角度考察华人移民对美国西部开发独特的贡献，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美国西部农业景观是由多元的文化力量塑造而成的，还有助于我们树立民族自信，促进我们反思中国农业的传统智慧在世界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
一、华人移民的农业活动
加州的农业在19世纪中叶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时期加州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转型与金矿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潮密切相关。直到19世纪40年代，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在加州占主要地位，早期西班牙和墨西哥定居者以发展牧业为主，农业的地位远远次于牧业，农业生产仅是为了满足本地人口的需要。随着19世纪加州金矿的发现，大量来自美国境内外的人口涌入加州，人口的激增对农业生产提出巨大需求，农田的数量从1849年的四百万英亩提高到1869年的一千一百万英亩，到1899年则激增到近两千九百万英亩。[注] Paul S. Taylor and Tom Vasey,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alifornia Farm Labor”, Rural Sociology , Sep. 1, 1936.同时，随着铁路运输和冷藏技术的提高，小麦、水果、蔬菜等农产品更多地销往全国各地，商品农业逐渐发展起来。由于加州灌溉体系的修建，自19世纪70年代起，加州农业从粗放型谷物种植向集约型蔬果种植转变，“在1879年到1909年间，密集型农作物的价值从占加州所有农作物的4%上升到50%”[注] 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8, p.189.。劳动密集型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加州的农业工人数量在这一时期出现猛增，从1860年的13 541增长到1929年的196 812。[注] Taylor and Vasey,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alifornia Farm Labor.”
整体来看，城市水系统水—能关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分析、计算水系统各环节（如图1所示）的能源强度掌握某一特定水系统的能源消耗情况，这种方法可称之为过程分析法，其优点在于它能针对一个特定的水系统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水系统各个环节的能耗和影响因素。另一类是通过投入产出表计算各行业（包含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能源投入，属于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分析法。投入产出法能提供宏观结果，进行经济指标的分析，但是该方法受限于统计资料，不能针对特定的水系统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大多数水系统水—能关系研究采用的是过程分析方法。
华人正是在这一时期投入到加州蓬勃的农业生产当中。1869年跨洲铁路的完工使一大部分华人劳动力失去工作，此外，由于反华劳工组织的不断骚扰驱赶和矿业的衰退枯竭，华人矿工从矿业中被排挤出来，不得不选择在其他相对而言竞争较小的行业工作。由于很多早期华人移民在移民之前就从事农业劳动，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变为农业劳动力。华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在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不断增多。在1870年，华人占据加州农场劳动力的18%。在1882年《排华法案》颁布前，华人几乎占据加州农业劳动力的一半之多。由于1870年颁布的《外国人土地法》限制外国人购买土地，华人一开始都是受佣于白人作为劳动力，由于其出色的农业技术，华人常被土地主雇为工头，监管华人和其他族裔劳工的农业生产。随着资本的积累，一部分华人成为佃农，甚至拥有自己的土地。[注] 虽然19世纪后期直到20世纪初加州的法律禁止华人购买土地，一部分华人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如通过建立股份公司和本地出生的人合伙、利用自己本地出生的孩子的名义等。 华人学者陈素贞曾言，“农业不单是生活在乡村的华人谋生的手段，也是他们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注] Sucheng Chan, “Chinese Livelihood in Rural California: The Impact of Economic Change, 1860-188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Jan. 1, 1984, p.292. 一部分华人凭借农业技能，通过从事农业生产跃居社会精英阶层，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圣芭芭拉的农民和商人周金(Gin Chow)。和其他来海外谋生的底层广东农民一样，周金于1873年来到美国，最初在戈利塔的农场做农工，随后租种了22英亩土地，在1911年搬至隆波克，在城东买下了32英亩土地。他是当时圣芭芭拉地区最有名的中国农夫，因其预测农业气象的技能，被认为是天气预测大师和圣贤人物，据记载他还预测了1925年圣芭芭拉的地震。[注] “Gin Chow, Santa Barbara Farmer and Businessman: Early 1900s”, Asian/Pacific—Americans on the Central Coast Collection, Santa Barbara Historical Society, AP081; “Grave stone. Gin Chow: 1857-1933”, Asian/Pacific—Americans on the Central Coast Collection, Lompoc Valley Historical Society, AP080. 华人农业活动的区域包括萨克拉曼多谷地、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圣约金河谷地、一些小的滨海河谷和南加州的沿海平原。华人在推动加州农业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开垦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的湿地，将其变为可耕种的良田；他们为半干旱的土地修建灌溉系统，为本地市场种植蔬菜和水果；他们还在需要特殊技能的农作物培育上贡献卓著，比如橄榄的收割和加工。[注] Guide to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Virtual Collection, http://www.oac.cdlib.org/findaid/ark:/13030/kt5p3019m2/dsc/?dsc.position=2501#c01-1.3.5.8, Online Archive of California.
华人农业生产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和区域差别。他们农业生产的形式主要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小规模农业，通常包括小型农场和商品菜园。这些小农场和商品种植园主要位于旧金山湾、萨克拉曼多谷地和圣约金河谷地等矿区附近，这些区域土壤肥沃，灌溉便利，适合种植蔬菜和水果。当时正值“淘金热”，最早出现的从事农业活动的华人是在矿区附近的小块土地上，这些土地很多是以矿业用地名义租赁或购买的，华人在这些小块土地上种植蔬菜、红薯和水果，供给矿区的劳工以及矿区附近生活的人口。这些蔬菜种植园占地面积往往较小，种植的作物品种却很丰富。[注] Lary M. Dilsave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a Gold Rush Region”, Yearbook-Association of Pacific Coast Geographers, Jan. 1, 1986. 起初，华人只种植中国蔬菜卖给华人顾客，后来逐渐也种植白人喜爱的蔬菜。华人将一些他们所熟悉的中国作物引入美国，如冬瓜、苦瓜、丝瓜、长豇豆及上海青等，[注] Richard H. Molinar, “Indigenous Asian Specialty Vegetables in the Central Valley of California”, HortScience , Vol.47,No.7, 2012.也培育了一些美国原本有但并没有被当作食物的作物，如芥菜籽。黄瓜、西红柿、苦瓜和豆角是华人种植园比较常见的作物。由于华人租种或购买的土地面积较小，对资本投入要求也不高，他们一般采取合伙的形式筹措资金。随后，在洛杉矶、旧金山、萨克拉曼多等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也出现了由中国人经营的规模稍大的商品种植菜园和商品种植农场，这满足了当地不断增长的人口对蔬果的需求。在1880年，华人的商品种植园占加州所有商业种植园数量的三分之一。[注] Sucheng Chan, This Bitter Sweet Soil , p.88.在一些城市如洛杉矶、萨克拉曼多市等，华人是从事商业种植园的主要力量，从业人数超过其他族裔。华人经营的商品种植园也在一些沿海的小块谷地出现，如圣塔克拉拉谷地。在19世纪晚期，圣塔克拉拉郡居住的大部分华人都以农业生产为生，他们是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注] Cecilia M. Tsu, Garden of the World :Asian Immigrants and the Making of Agriculture in California ’s Santa Clara Valley ,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6. 随着这一地区水果业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华人作为雇佣农工加入到水果的生产和加工中。他们一般从事最苦最累的、白人不愿意从事的农业活动，如浆果的种植、种子的培育加工和蔬菜的种植等；[注] Tsu,Garden of the World , p.30.一部分华人租赁白人农场主的土地，使用土地主的生产工具，并按照地主的要求种植作物，所得利润一般与农场主分成。因为莓类的种植需要很大的劳动强度，白人不愿从事这样的劳动，因此莓类成为华人佃农最常种植的作物，尤以草莓的种植最为普遍。[注] Tsu,Garden of the World , pp.30-31.除此之外，华人还经常参与梨、西梅等水果的栽培。[注] Tsu,Garden of the World , p.36.华人史学家陈伊范称，若没有华人从母国带来的传统知识，加州水果种植业不会发展成为如今如此庞大的产业。[注] Chen,The Chinese of America , p.88.除了按照土地主的要求种植作物外，华人佃农也设法种植自己的作物，发展副业。在华人佃农租种的果园里，除了为白人地主种植水果外，华人也在田间树下种植中国蔬菜。
华人为劳动力紧缺且昂贵的加州提供了相对廉价且可靠的劳力支持。这其中很多华人作为季节性农工出现，他们在农忙时节准时出现在加州各农场，农闲时又从田野上消失，另寻他业。19世纪中后期，小麦的种植是加州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收割小麦需要高强度的劳动。1876年，众多白人雇主在对一个特殊国会委员会的声明中坦称，若没有华人参加收割小麦，他们就无法种植并在市场上出售该作物。[注] “Testimony of Colonel William W. Hollister”, in “Report of the Joint Special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hinese Immigration”, U.S. Congress, Senate Report 689, 44th Cong., 2nd sess. (Washington, D.C., 1877), Serial 1734, pp. 768-78. 总体上讲，华人在农业方面的表现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中国人也是很有用的农业劳动力，他们从事农业的人数也逐年增长。他们学得快、操作准确、能吃苦并值得信赖，对于菜园的经营尤其擅长，精于一切人工劳动”[注] “A Traveller on Settling in California, 1873”, in Green Versus Gold :Sources in California ’s Environmental History ,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8, pp.11-12.。为了在异国谋求生存，他们接受低于白人的薪酬，且从事白人不愿从事的农活，“愿意在恶劣的条件下劳作”[注] Richard Steven Street, Beasts of the Field :A Narrative History of California Farmworkers , 1769-191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42.。在一位叫作山姆·张(Sam Chang)的华人农民写给家乡的信件里，他这样说：“我做了三年的农民。生活很枯燥……我每天6点钟起床，傍晚才能收工，非常忙碌……今天能够给你写信是因为这几天一直下雨，没办法去田地里。”[注] “Sam to a Friend on February 23, 1922”, Sam Chang collection, FC001-FC021,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除了提供劳动力，华人还为加州的农业贡献了自己的农耕技能和经验。这一点在果蔬的种植和培育上体现得很明显，“华人是果园种植的中流砥柱，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劳动力……他们是水果采摘和包装的行家”[注] Pacific Rural Press , Sep. 16, 1893.。华人在蒂黑马县种植的花生被当地媒体称为“吃过最为甜美的”[注] Jack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p.85.。同样在山姆·张的笔记中，他记录了自己种植芦笋的经验：“如果土壤多沙，芦笋不会长得好，我就会多施肥……每英亩播种3英镑的种子，不管是手工还是机器播种，都不能太密集。每两周浇一次水，上点肥……如果天气温暖，芦笋会在2月中旬成熟。如果寒冷，会晚20天左右。芦笋长到7到8英寸就可以收割了。”[注] “Sam Chang’s farming notes”, Sam Chang collection, FC001-FC021,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不论是在肥沃的还是多沙的土壤上，他的种植都能成功。相比加州本地农民倾向于单一栽培方式，华人更加善于土地轮作制和多样化的作物种植。当一片农场上某一种作物种植达到一定周期，产量下降后，华人会适时更换适当的新作物，他们了解每种作物的耕种周期，并懂得如何适当搭配轮作作物来保持土壤的肥力，在山姆·张的耕作笔记中他也指出了土地轮作对作物产量的重要性；[注] “Sam Chang’s farming notes”. 在属于自己的农田里，华人通常不只种植单一一种作物，山姆·张的田地里还种植了芦笋、土豆、甜玉米、南瓜、西瓜、卷心菜等多种果蔬。[注] “Sam Chang’s farming notes”. 华人还在加州培育了一些作物，他们是最先在加州将芹菜、芥菜籽等作为商业作物来培育的族群。[注] Chen,The Chinese of America , p.86; 莱登：《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第13页。 中国自古以来人均可耕地面积小，几千年的耕种历史使农民习惯于精耕细作，具有丰富的耕种经验。相比加州本地人粗犷浪费的耕种方式，华人移民对土地有着深入的认知和了解，善于利用每一寸土壤，在加州发掘了开展农业生产的一切可能性。
另一种是大规模农业。虽然小型的商业种植园是华人在加州农业生产采取的主要形式，由华人从事的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19世纪70年代逐渐出现，主要出现的地区是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和萨克拉曼多河及其支流沿岸，以种植小麦、玉米、大麦、土豆、洋葱等大田作物为主，也种植芦笋及部分水果。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是华人农业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这一区域多为藨草湿地和沼泽，原本并不适合农业用途。然而由于加州对农业用地需求的增长，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也被开发以作农业用途。19世纪60年代起，华人受到泰德土地开垦公司的雇佣，[注] 由于大企业对加州土地的垄断和占有，大规模的土地开发一般都是由公司组织进行的。 对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区域的湿地进行开垦，“仅靠铁锹和独轮手推车作为工具，华人在齐腰深的水中劳作，在沼泽上建水坝、开排水沟，修防洪闸和防洪堤”[注] Shih-Shan Henry Tsai,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1.。到1876年，该公司共雇佣了3 000到4 000个工人，其中大多数是华人。[注] Tsai,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 p.21.“承包制”是开垦三角洲区域通常采取的劳动组织形式──美国公司将开垦工作承包给中国商人，由华人“老板”来负责组织生产、安排食宿，雇佣华人的美国公司只需提供生产工具。[注] Testimony of George D. Roberts, U.S. Congress, Report of the Joint Special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hinese Immigration, 44th Cong., 2nd Sess., Senate Report 689 (Washington, 1877), p.436. 通过艰辛的劳作，华人将三角洲从一片片荒野沼泽变为可耕土地，该地的土地价值从1875年的每英亩28美元上涨到1877年的每英亩100美元。[注] 莱登:《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 第86页。 在完成三角洲区域的开垦工作后，华人继续留在该区域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大多数从白人手中租种土地，种植白人地主所指定的作物，[注] U.S. Congress, Senate,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61st Cong., 2ND Sess., Senate Document 633 (Washington, 1911), pp.334-339; Edwin E. Cox, “Farm Tenantry in California”,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 Transactions , XI (1916), p.448.将这里开发为加州最高产的农业区域之一。然而，1882年《排华法案》颁布后，各地华人纷纷被迫退出农业生产，去往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三角洲地区也不例外，自90年代起华人数量急剧减少。19世纪90年代末，里奥维斯塔的《萨克拉曼多河新闻》曾预测，几年内萨克拉曼多河附近的华人都会消失，[注] Sacramento River News (Rio Vista, California), Dec. 19, 1890. 而事实证明并没有如此。随着芦笋罐头制造业在里奥维斯塔、艾尔顿等沿河地区的崛起，20世纪初芦笋成为萨克拉曼多重要的经济作物，加之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和火灾让一部分华人无家可归, 华人再次回归三角洲地区，从事芦笋的种植和加工。由于芦笋产业的繁荣，沿萨克拉曼多河地区的中国城再次繁荣起来。1915年左右，三角洲还出现了一个著名的乡村中国城——洛克，这里地处偏僻，远离白人聚集区，能够避免白人不时的骚扰，成为华人农民的生息避难之所。20世纪20年代后，芦笋的种植达到其极限，连续种植芦笋也使土地肥力降低，这一产业无以为继。[注] John Thompson, “The Settlement Geography of the Sacramento-San Joaquin Delta, California”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57), p.344. 同时，华人移民一代逐渐老去，移民二代成长起来，搬离这一地区，去往城市寻找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田野中劳作的华人农工”
(资料来源 ：加州伯克利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 )
二 、加州环境对华人农业生产的影响
加州当地的环境因素对华人的农业生产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这里的“环境”不但包括水、土壤、天气等自然条件，也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华人农业活动的舞台，影响着他们的农业生产。土壤天气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有着天然的影响，而社会因素如经济发展、政策法律的颁布以及种族关系也塑造着华人的农业生产活动。
首先，自然条件的不同要求华人农民在生产实践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和适应。早期移民很多本就是有着耕种经验的农民，他们多来自有着亚热带季风气候的珠江三角洲。加州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和珠江三角洲甚为不同。加州干燥的天气、水源的缺乏以及未经开垦的土壤对习惯了湿润气候、成熟土壤的华人农民提出挑战，若要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就必须适应当地陌生的农业生态系统，而加州不同区域的地理条件也要求华人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习惯了用水牛来当作役畜，而在加州他们则学会了用马和骡子来辅助农耕。此外，加州的自然条件也限制了一部分中国作物的种植，华人在农业方面的一些尝试遭遇失败。比如华人曾经尝试在南加州种植生姜，但是由于气候等原因未能成功，[注] John E. Baur, “California Crops that Failed”,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 Vol. 45, No. 1, 1966, p. 50.其日常生活所需的生姜不得不从中国进口。一小部分华人还试图在圣贝纳迪诺县种植罂粟作为药物用途，当时旧金山的中国商铺里也出售罂粟种子，[注] “To Raise Opium,” Pacific Rural Press , XXXVI (Oct. 6, 1888), p.285; “Opium Culture—A New Branch of Industry”, California Mail Bag (San Francisco), June, 1871.但是华人的罂粟种植未能大面积铺开。
前苏联对两个长期注水开发的稠油油藏原油性质进行了跟踪对比，分析后发现：随着水驱的进行，采出油轻组分含量高于剩余油，而剩余油中胶质、沥青质含量比采出油高，随水驱采出油量的增加，地下剩余油的黏度也不断增加［9］。胜利油田多个稠油区块的实际原油分析化验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胜利油田水驱普通稠油油井S328-2，1999年4月测得其原油黏度为1.780Pa·s，随水驱进行其原油黏度不断上升，2011年5月其黏度上升到了4.188Pa·s，黏度增加了2倍多（图3）。
综上所述，生活化的教学方式不仅是对传统高中化学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创新，同时也能提升学生的理论运用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要科学地设计课堂教学，加强课本知识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引导学生细致观察，发现化学在生活中的运用，培养学生运用课堂所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圣克拉门托谷地，半干旱的气候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这些地区的降雨量仅为珠江三角洲的三分之一，灌溉条件欠佳。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蔬菜需要每天浇水，这对水源提出严格要求。为了方便灌溉，干旱地区的华人在河流或者山涧溪流附近种植作物，还修建了丁坝，挖掘灌溉渠等将水引至干旱地区。比如，在尤巴县，华人还制造出水车，使水流从低处流向高处的农田。在矿区附近，原本用于水力采矿的水源也被用于灌溉菜地，矿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节省了农业劳动力资源。[注] Sucheng Chan, This Bitter Sweet Soil , p.90.在圣约金县，华人设计了一种水泵用以灌溉之途，这种水泵能够将水从对岸的沼泽湿地中抽出，并将其引至岸这边低矮的田地里。这一装置由多个连着一块大帆布的木制踏板组成，由两个华人通过踏板发力，先将水抽至长方形的木质水槽里。这种在中国较为常见的灌溉装置吸引了众多加州人的目光。[注] Sylvia Sun Minnick, Samfow :The San Joaquin Chinese Legacy , Fresno, California: Panorama, p.47.
华人的农业生产不仅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也受到社会环境的限制。社会环境如加州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种族政治等也影响其生产活动，尤其是华人和白人间种族关系的演变对华人农业生产有着深刻的影响。加州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态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表现。华人初到加州时正是加州劳动力严重匮乏的时期，华人为加州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劳动力，直接促进了加州的物质繁荣，因此这时期主流社会对华人农民的容忍度相对较高。1852年，在加州州长约翰·麦克杜格尔在州议会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出加州还需引入更多的华人移民来帮助开垦该州的沼泽地，华人“是新近移民中最有价值的群体之一，加州的气候和地域很适合华人”[注] Takaki,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 p.81.。
华人在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的土地开垦和农业生产尤为令人瞩目。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位于两河交汇处，由于海岸山脉只有一条狭窄的断裂处，每年春夏河流水量大的时候，河水都会反流淹没几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于是河口的三角洲形成了湿地地貌。湿地的土壤为泥沙和腐败植被沉积的滩地，泥炭沼泽的土地状况和淤泥阻塞的河渠不适合农业生产。然而湿地中生长着长芦苇，腐烂后的芦苇滋养了土地，因而三角洲的土壤类型特殊，这种被称为“泥煤”(peat soil)的土壤富含有机物，非常肥沃。如何有效防止洪水的侵袭，将这些沼泽滩地变为适合从事农耕的土地，从而对肥沃的土壤加以利用是农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常发生的洪水泛滥和土壤下沉使开垦工作异常艰难，急需工作机会的华人被土地主或是公司雇佣，成为初期开垦工作的主要力量。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移民因其故乡亦有诸多沼泽，因此在改良沼泽地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开垦的第一步便是排干湿地，将水用抽水机吸出，然后便是修筑防洪措施，建造排水沟、水闸、防洪堤坝等。为了抵抗洪水的侵袭，人们需要在湿地上建筑堤坝，而役畜的蹄子容易陷入湿地松软的污泥里，不宜使用，于是华人劳工完全依靠人力在三角洲的几个岛上修建了长堤来抵御洪水，这些被当地人称为“中国堤”。1880年后，防洪长堤的修建逐渐依赖于机械，由马等牲畜驱动的弗烈士诺推土机在加州推广，华人便为驱动推土机的马设计了马掌以防止其劳作时蹄子陷入沼泽中。[注] Chen,The Chinese of America , p.87.华人不但开垦了三角洲，还为之后的庄稼种植做好了准备。泥煤土壤上覆盖的厚厚的芦苇沉积物成为农业种植的障碍，而普通的耕犁无法去除这些沉积物，必须使用带有锋利刀片的特殊工具才能将上面腐败的芦苇切掉。[注] Sucheng Chan,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Locke in Chinese American History”, Jeff Gillenkirk and James Motlow, Bitter Melon :Stories from the Last Rural Chinese Town in America ,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19.为了给日后的农业生产提供肥沃的土壤，华人还烧掉了藨草地中的芦苇。若干藨草未被烧掉，则需要一个人在草皮上层打洞，另一个人跟随其后，将麦秆放在每个洞中，点燃火柴，使其燃烧。[注] Chen,The Chinese of America , p.87.就这样，华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力和传统农业智慧完成了三角洲区域的开垦，逐渐适应了这一区域的自然条件。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separation” and “fusion” problem between new and old cities---A case study of Zhongshan Road in Qingdao City
⑥创新治理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推行股份合作、承包治理。帮助建设企业、业主引入政策性低息、贴息贷款防治水土流失、修复生态。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白人的本土主义和仇外情绪的甚嚣尘上，尤其是采矿业对华人的排挤和驱赶，白人对华人的歧视愈加严重，华人被认作“野蛮”、“低贱”，常常被同黑人、印第安人相提并论，社会主流话语中充斥着对华人的诋毁。[注] Takaki,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 pp.101-103.当美国媒体从伦敦获取消息得知更多的华人将由于饥荒涌入美国时，《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The Illustrated WASP )报纸登载了一篇名为“山姆大叔的农场将遭遇危险”的文章，将华人称作“黄色蝗虫”，并称“这些入侵者已经占据了美国的农场……我们面临着历史上最可怕的入侵”，该报纸称国会需要对更多华人移民的到来有所举措，否则整个国家将会面临毁灭。[注] “Uncle Sam’s Farm in Danger”, the Illustrated WASP ., Mar. 9, 1878. 这种对华人的敌意也表现在主流社会对华人耕种方式的态度上。粪肥在中国的使用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通过废物回田来保持土壤肥力一直都是经济有效的举措，然而这一农业行为却引起美国社会的强烈反感。由于粪肥使用引发的气味和健康问题一直被美国人所诟病。《奥本星条报》在1866年是这样报道的：“自从中国菜园出现以来，附近的居民就一直忍受着瘴气和疾病……罪魁祸首就是中国人的耕种方式，极为肮脏恶心。他们的种植园在低地，依靠施最为讨厌的粪便来增加土地的生产力……它(尿液)被倒在生长着的卷心菜和其他蔬菜上，这样就加速了蔬菜的生长，这种味道中国人吃的惯，大多数白人却无法忍受。”[注] AuburnStars and Stripes , 1866, Vol.6, p.28.华人使用粪便作为肥料来灌溉土壤的行为本身引起了美国社会争议，而这样的社会话语却也充斥着强烈的种族歧视。
“中国问题：补救已晚”
(资料来源 ：加州伯克利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 )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虽然本土主义和种族歧视在这一时期影响着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看法，但由于加州农业发展急需大量劳动力，华人的农业活动还是能够得以开展的。此外，农场主对华人参与农业生产表示极大的欢迎，华人在农业的表现也得到白人农场主的普遍肯定。他们是白人雇主眼中理想的劳动力，因为他们“雇佣费用非常低……没有家庭，能接受简陋的住宿条件……收获季节结束就会消失在旧金山，需要的时候又会出现……他们是一群效率很高的工人。”[注] McWilliams,Factories in the Field , pp.70-71. 他们的农业技术也得到白人雇主的称赞：“华人没有令雇主失望。他们在包装水果方面格外聪慧，他们是仅有的一群懂得如何将水果装箱运往东部的人。”[注] Pacific Rural Press , Jun. 10, 1893.白人农场主认为出于对经济的考虑，不应将华人驱赶出加州，“无论怎样讲，中国人都是种植葡萄最好的人选。他们个子矮，不需要像高大的白人那样弯腰。他们手指也很灵活……如果你认为葡萄是未来本州政治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认为中国人胜任此项工作，你就会明了他们该走还是该留。”[注] “Wine Making in California”, Western Broker (n.d.), repr. in San Francisco Merchant 17 (1887): 53, quoted in William F. Heintz, “The Role of Chinese Labor in Viticulture and Wine Mak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California”, MA thesis, Sonoma State College, p.35.
由于19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出现，劳动力市场紧缩，失业率提高，廉价的华工遭到严重排挤和打压。华人与白人间原本就存在的文化差异和种族偏见也随之凸显，加州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态度也从容忍转为敌对，随着一系列带有严重歧视性法律法规的出台，华人越来越被看作是夺走白人工作的异族苦力。加州多个地区的华人受到骚扰和攻击，人身和财产受到威胁。华人被从获利颇丰的金矿上驱赶出来，只能从事艰苦且低薪的工作，社会经济地位极为低下。与采矿业、制造业等行业一样，反华情绪和行为也在农业领域表露出来。白人农场工人控诉华人夺去了他们的工作，小农场主则认为正是由于华人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大农场在市场竞争中获胜，自19世纪70年代起，这些群体便开始对华人农工和雇佣华人的土地主进行各种形式的骚扰。虽然大农场主反对社会上对华人农工实施的排挤，并且继续雇佣华人，但是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态度一边倒地支持反华，为了保护白人工人的利益，美国政府于1882年颁布了《排华法案》，该法案不仅禁止中国人进入美国，还对在美的华人设置诸多限制。该法案的颁布使加州的华人农民受到打击，直接导致从事农业的华人人数大大减少。随着民间反华情绪愈演愈烈，90年代时，加州各处都出现了反华暴力行为。根据1893年4月《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一开始，白人工人对雇佣华人而非白人的土地主进行沉默的抗议，要求他们解雇华人。随后，沉默的抗议变为暴力行动。反华群体袭击并烧毁了华人农场的营地，将他们驱赶出农场，并在全加州范围内对华人进行殴打和射击恐吓，将他们推上火车，送去外地。[注] McWilliams,Factories in the Field , pp.74-75.尽管白人雇主青睐华人农工，面对强大的反华势力，他们不得不屈服。
由于多重压力，很多华人从农业生产中撤离，去往大城市的中国城寻求避难谋生之地。只有在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旧金山湾区等一些华人集中而白人稀少的少数地区，华人仍然留在农场里。20世纪初由于芦笋种植业在三角洲地区的崛起和迅猛发展，一部分华人再次进入这一区域从事芦笋的种植，导致了这一地区华人农业人口数的小幅度增长。而随着芦笋种植业的逐渐饱和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现的经济大萧条，芦笋种植业也受到重创，利润大不如从前，剩余的华人农民也慢慢从农业生产中退出，洛克镇成为了仅存的位于乡村的华人聚集区。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华人已经不再是加州主要的农业劳动力，逐渐被日本、印度和墨西哥移民所代替。反华行动改变了加州农业劳动力的族裔结构，[注] Laura-Anne Minkoff-Zern and Nancy Peluso, et al., “Race and Regulation: Asian Immigrants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in Alison Hope Alkon and Julian Agyeman eds., Cultivating Food Justice :Race ,Class ,and Sustainability ,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1.华人慢慢搬离了乡村，越来越聚集于美国各大城市的中国城。
三、华人农业活动对加州的塑造
华人的农业活动对加州的农业发展、土地景观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华人为加州农业发展提供了高效且有技能的劳动力，他们促进了加州农业从粗放的小麦种植业为主到密集的蔬果种植为主的产业转型。正是由于华人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加州的农产品才具有价格优势，能够与美国东部及欧洲竞争，走向世界市场。凯里·麦克威廉姆斯曾说，若没有华人的存在，加州农业从小麦种植到水果种植的转型将拖后四分之一个世纪。[注] McWilliams,Factories in the Field , p.67.加州果蔬种植业的崛起离不开华人的贡献。同时，华人也从母国带来农业技术和知识，为加州贡献了农业经验和智慧。他们“传授给雇主如何种植、培育、收割水果和园艺作物”[注] McWilliams,Factories in the Field , p.71.。中华民族历来人口稠密，以精耕细作见长，华人农民将种植经验带到加州，提高了土地产出率。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思想使华人对土地和农作物有着独到的理解。在农业方面，华人与美国白人有着不一样的觉察和认知，华人在广袤的加州土地上看到发展农业的潜力，尤其是不被白人所关注的方面。“如果你问一位美国农夫帕哈罗谷的土地和植物有多少种可以为人们所利用，他可能会列出六种；但如你向一个中国农民问同样的问题，他至少可以说出几十种来”。[注] 莱登：《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第48页。 白人认为满山遍野的芥菜毫无用处且碍眼，而华人却知道芥菜籽里榨出的芥子油在欧洲和中国都是极为珍贵的调料。他们开始在加州种植并收割芥菜，将其转变为昂贵的经济作物。[注] 莱登：《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第48—49页。 华人移民丰富了加州的作物种类，开拓了加州的农业发展潜力。又如，柳树对美国人来说是荒野和无用的代名词，而华人却将其看作是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的标志物，他们将柳林地开垦出来，使其成为肥沃多产的良田。[注] 莱登：《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第13页。 正如桑迪·莱登所言，从最平俗的生物、农作物和废弃物中看到宝贵的潜在价值可能是中国移民对于加州的历史和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注] 莱登：《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第371页。 依靠传统的农耕经验，华人在农业高度工业化的美国社会里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其次，华人的农业活动也对加州的自然环境和土地景观产生影响。他们将荒山和沙丘变为农田和绿野，使加州的土地景观绿色化程度更高，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果园和菜园面积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每个去旧金山城郊的人都会看见在未修完的街道的尽头，在山上、谷地、斜坡、路边等各处都有一个个小菜园，他们以一抹抹绿色环绕着城市”[注] Charles Morley, trans.,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s Reported by Henryk Sienkiewics”, p.308, quoted in Chan, This Bitter Sweet Soil , p.104.。华人的农业生产对加州的土壤也有所改善，“蚂蚁一样的华人将这片不毛之地变为最为肥沃的黑土地”[注] Chan,This Bitter Sweet Soil , p.104. 。在萨克拉曼多―圣约金三角洲地区，他们开垦土地，修建排水、防洪和灌溉体系。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华人熟悉三角洲区域的地形地貌，使原本不适宜农业生产的三角洲成为加州最大的一片农业区域之一。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农业活动对自然也有着消极的影响。比如，圣约金谷地原本有着浓密的草场、森林和湿地，为了开展农业活动，华人移民清除了湿地，移走了树木，这些难免会造成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为了缓解加州缺水的状况，华人修建各种灌溉渠道，这引起了水道和水质的变化。此外，上海青、苦瓜等中国物种的引入难免会对本地动植物群落产生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生境。华人的农业活动也影响了他们自身的聚居模式和区域。传统上认为，华人社区——“中国城”一般在人口和资本集中的城市中形成，而实际上，却是在远离人口中心而华人农业活动活跃的乡村区域最早形成了数量不小的一批华人聚居区，如三角洲的部分地区、萨特盆地、巴特及尤巴等县。三角洲的洛克镇(Locke)至今仍然是为数甚少的保留完好的华人乡村社区，被称为“最后一个乡村中国城”。不单乡村里华人聚居部落的形成与附近的华人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甚至在一些大城市中，中国城的建立也离不开城市周围华人农业的支撑，如旧金山中国城的形成与周围众多华人种植园的存在有着很大关系，华人农业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华人社区的形成。
最后，华人农业生产也引发了加州人在农产品消费上的变化，引起了当地人饮食生活的变革。华人独特的食物生产和供应体系影响了美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华人种植的蔬菜水果不仅满足了本族群消费者的需求，也销售给其他族裔的消费者。华人农民不但负责农产品的生产，同时也承担起销售的任务。他们挑着扁担或驾着马车将新鲜水果蔬菜送到附近的白人聚居区，挨家挨户地售卖，这种流动式的售卖方式在中国便有，华人农民将这种习俗带到加州。20世纪初洛杉矶等地还出现了华人经营的农产品公司，向主流市场销售华人种植的农产品。[注] William Mason, “The Chinese in Los Angeles”, Museum Alliance Quarterly , Vol.6., No.2, 1967, pp.20-28.通过这些方式，中国的蔬菜和水果慢慢进入主流白人视野。后期，华人农民也将农产品通过主流代理商外销，进一步扩大了所占的市场，也丰富了加州的蔬果种类。主流市场开始出现中国的蔬菜和水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为流行的中国菜肴无疑是“炒杂碎”，这道菜中便有中国人常吃的白菜和豆芽。中国蔬菜慢慢被主流社会所接受，1929年《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食物是有些古怪，但是我们看上去还很喜欢的”。文章进一步介绍了几种“奇怪”的中国蔬菜如菱角、苦瓜、竹笋、芋头等。[注] F. Colman, “The Makin’s of Chop Suey”, Los Angeles Times, Dec. 15, 1929. 由于华人的种植和培育，一部分中国蔬菜在加州得以普及，从充满异国情调的舶来品变得司空见惯，成为加州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加州人开放的味蕾和饮食文化上的兼容并包不能说和各少数族裔移民在这里的农业生产无关。[注] 关于加州饮食文化独特性的著作，参见Leslie Brenner, “The California Vision”, in American Appetit :The Coming of Age of a National Cuisine ,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0, pp.123-157; David Kamp, “California Nouvell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rugula :The Sun -dried ,Cold -pressed ,Dark -roasted ,Extra Virgin Story of The American Food Revolution ,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6, pp.231-266.
“华人蔬菜小贩”
(资料来源 ：加州伯克利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 )
结 语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是华人移民在加州农业活动最活跃的时间段，也是加州发生农业工业化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华人在加州从事各种形式的农业活动，他们不仅活跃于小型的种植园和小型农场，也参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他们将中华民族传统的农业智慧、农业技术以及一部分物种带入加州，与加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展开一系列互动。通过华人移民这一媒介，中美两种文化、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种经济体系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一方面，他们的农业行为受到加州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加州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模式、政策法规和种族关系都对华人的农业活动有着直接影响。华人努力适应加州的环境，运用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来改善加州的农业环境，趋利避害，具有创造性地开展农业活动。另一方面，华人对加州的自然和社会也产生了影响。华人移民不但为蓬勃发展的加州农业经济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还将中国传统的农业思想和农业技术带进加州，拓宽了加州农民的视野，推动了加州农业耕作技术的精细化。蔡石山在《华人在美国经历》一书中强调了华人在西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在山间打通隧道，清除森林，开垦沼泽，在美国西部的开发中起到作用”[注] Tsai,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 xi.。华人对当地经济发展、土地景观以及饮食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跨越国界，通过农业生产在异国留下中国农耕文化和华人饮食喜好的印迹。华人在美国创造的农业景观实际上是两国不同的农业思想、农耕方式和经济体系碰撞而杂交出来的产物。这就进一步说明，加州的农业景观有着多元的文化本质，由于加州农业劳动力族裔构成的多样性，[注] 自19世纪淘金热开始起，众多族裔参与了加州的农业生产，如荷兰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中国人、日本人以及墨西哥人，参见Sally M. Miller, “Changing Faces of the Central Valley: the Ethnic Presence,” California History , Vol. 74, No. 2 (Summer, 1995), pp. 174-189.当地土地景观的塑造留有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多个族裔农耕文明的印迹。
Chinese Farming in California from 1860to 1920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Environment
LIU Xiaohui Christof Mauch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thnic groups in California, Chines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is state. Thei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not onl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lifornia agriculture, but also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natural landscape and social liv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mostly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white agriculturalists in changing the landscape and advanc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however, seeks to recover the stories that obscured by ethnocentrism and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the local environment of California.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hinese farming on the landscape and social lives of California, and also discusses how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influenced Chines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Th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of California was multicultural in nature because of the ethnic participation in the region. Chinese immigrants brought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wisdom, techniques and crop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moted the exchange of the two nations in agriculture. They were not only the labor workers, but also the propagators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tradition of their nation.
Key Words: Chinese immigrants; Agriculture; California
[中图分类号 ]D6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19)01-0018-13
作者简介: 刘晓卉，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Christof Mauch，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批准号：17ZDA229)。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标签：华人移民论文; 农业论文; 加州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 德国慕尼黑大学论文; 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