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日本政府对台蒋当局“辞别外交”研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局论文,日本政府论文,对台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日复交过程中，日本政府对台蒋当局的交涉是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1972年中日复交期间，外务省实际处理对台蒋当局的事务、当年9月陪“椎名代表团”到台湾的亚洲局事务次官中江要介多次提到，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和蒋经国会谈做成的谈话记录30年来一直没有人感兴趣：“这份记录带回东京，经过30年，日本全国除一个人看过之外，竟没有人来要求过目。由此可见，椎名、蒋经国的会谈，大家都不关心，不禁令人感概。”② 而中江等人从台湾回到外务省本部后，上司没有要求他作任何详细的报告，没有听取椎名和蒋经国会谈的情况，也没有对会谈表示任何关心。③ 如何顺利结束与台蒋当局的关系对安抚自民党内亲台派、回应美国要求日本与台维持除“外交关系”以外的其他实质关系有相当大的影响。同时，由于日本田中政权一直到1972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举行的夏威夷美日首脑会谈结束后，才对台蒋当局在日台“断交”后可能作出的反应心中有数。因此，对以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决策层而言，平稳结束与台蒋当局关系也是保护在台日本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必要措施。本文拟从日本政府对台蒋当局“辞别外交”角度，理清以下几个问题：日本政府为何要向台派遣代表团？日本政府关于台蒋当局将对“断交”作出激烈反应的“强烈报复论”是如何产生的？围绕派团一事，日本政府与台蒋当局内部如何互动？日台间多个行为体在代表团派遣中的政治角色是什么？
一、“辞别外交”的含义
1972年日本执政和官僚机构对如何处理“断交”后的日台关系有三种典型立场。一是以自民党内亲台派为中心，强烈鼓吹维持与台蒋的“既有”关系，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双重承认；二是以外务省行政当局为中心，坚持日中复交是“政府承认”的更迭，对台蒋当局要不失礼仪地“断交”；三是田中、大平决策层，把主要精力置于对华、对美交涉上，对台蒋当局不太在意。
田中和大平等决策层对与台蒋当局的交涉并不特别关心，在以下两件事情上可略知一二。1972年8月，外务省中国课首席事务官小仓和夫起草了田中角荣致蒋介石的亲笔信，多次想联络田中和大平以便得到批准，但两人无暇顾及。最后小仓只得通过私人管道，求助与两人有联系的朋友，总算办妥。④ 另一事是9月椎名代表团组成后，作为首相特使的椎名赴台前想与田中、大平两人会谈一次。代表外务省参与该团的中江要介屡次向首相官邸提出申请都未成功。最后不得不表示如果见不到田中，椎名可能会不去台湾，而且台湾也会质疑代表团有无必要，方与田中简单会面。⑤ 由此可知，田中、大平把对台蒋交涉作为事务性工作交给了外务省行政当局，只在必要时加以协助。而外务省内实际负责对台联系的高层官僚是亚洲局参事官中江要介。⑥ 大平外相本人亲口对中江说“台湾就拜托你了”，中江也由此专门处理对台湾的事务。⑦
外务省官员透露，外务省在8月中旬已摸清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基本确定田中访问北京的时间。同时，向各国说明日本的中国政策、确立复交后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等也大致完成。而日本国内则呈现纠缠不清情况，自民党内亲台派激烈抵抗。在台湾方面，不但对这些动向十分敏感，且由于面子的问题，对维持“断交”后的经济和其他实际关系等，连私下的商谈都不愿进行。⑧
在此形势下，外务省在对台蒋交涉上确立的策略就是被当时任中国课首席事务官小仓和夫称为“辞别外交”（別ゎの外交）的“友好分手”。小仓和夫认为这一策略有三个特点：一是无法用通常的“只要结果满意，过程中的争论是没有办法的事”这种外交方式来处理。由于“断交”本身就是“负”的结果，“结果满意”之事无从谈起，因而“断交”前的过程就变得重要，采取何种分手方式是很大的问题。第二，与此相关联的是，中日正常化是把中国“正统政府”（指“合法政府”——作者注）从台北转换为北京，是把现在为止的幕后者换到幕前，幕前者换到幕后。因而尽量在不损伤面子和体面的情况下分手，就特别重要。第三，不得不考虑分手后的日台关系，尤其是寻求平稳地维持民间层次经济、贸易关系的办法。⑨ 日本政府“辞别外交”的主要措施是向台湾派出一个代表团，并携带一份以田中名义发出的亲笔信，对日台关系进行“谢幕演出”。⑩
二、田中信函与“辞别外交”
田中信函是日本外务省对台蒋当局进行“辞别外交”的两大主要措施之一。信件由中国课的小仓和夫起草。关于写此信的意图，小仓和夫透露：“日本和中国复交时，认为最重要是要达到信义及礼仪，让台湾保有面子，并保持日本外交格调及尊严。……日本所在意的是如何到最后一刻仍与台湾维持礼仪和信义。”（11） 信函的主旨是“诚恳地”、“坦率地”向台蒋当局说明日方国内政治现状和考虑，寻求台湾理解。（12）
小仓起草的信函有四点内容：一是向台蒋当局过去为“友好关系”所作的努力表达谢意；二是希望台蒋当局肯定日本政府在联合国为保住“中华民国”席位所做的努力；三是说明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舆论的动向，日本政府不得不向中日邦交正常化方向迈进；四是即使由于中日邦交正常化而结束“日华（台）”双方政府间的关系，但希望此后全力维持“两国”民间性经济、贸易等关系。（13）
小仓称，在四点内容中，参与此事的外务省干部感到苦恼的是最后一点。首先，日本方面是否有必要特意点出与台湾“断交”。外务省认为，从条约论的角度而言，“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中台双方都强调只有一个中国，自己这边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和一方缔结外交关系，自然就不能与另一方保持正式关系。而特意公开点出则有违“辞别外交”的礼节，使台蒋当局产生反感。但也有人担心，如果不明确说明中止关系，万一台湾误解日本的立场而采取一些行动，从而在日中交涉时可能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产生猜疑。其次，是关于维持实质关系（实务关系）。现在就谈论“断交”后的事，极伤台湾的面子。哪怕台湾在激怒之下暂时停止经济、贸易关系，日本也是无事生事自找烦恼。在首相亲笔信这样正式的文件中谈实质关系，并且是这个时刻，不是上策。小仓透露，在维持经济、贸易等实质关系问题上，外务省中国课内还有两点担心。一是中国的反应，会不会提出别的条件。尽管外务省已通过日中友好团体的关系获得中国领导人传递的“不做让田中为难的事”的信息，但考虑到中国在日台关系上的严厉立场，外务省对公然提出维持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关系，多少还是心存顾忌。二是如果强调经济、贸易关系，就如同男女分手急于提金钱一样，使台蒋当局认为与面子和品位问题相比，日本方面特别在乎实际利益。（14）
多方讨论后，外务省内部还是决定明确点出断绝“外交关系”、希望维持民间性的经济、贸易关系等内容。（15） 但在用语上不直接提经济、贸易关系，而以维持民间层次的友好关系间接点出。（16）
小仓和夫原稿起草完成后，外务省上层又特别请著名汉学家安冈正笃润色。安冈阅后批评信函完全没有格调，并花了几天用圆珠笔修改了8至10处后把修改稿交回小仓。（17） 安冈的修改主要有三点：一是在信中中文措词用句，对那些平凡或通俗的说法作了删除或修改，换成“格调更高”的说法；二是引用两三句几个月前台蒋当局官员以何应钦私人名义致田中角荣信件的内容，以示对何信的尊重；三是把断绝关系及以后维持民间友好关系的内容全部删除。（18） 除极个别的小变动外，安冈版草稿最终成为外务省“田中信函”的定稿。（19）
现在来看，田中信函无论在内容还是结果上，都对当时日台“断交”没有什么实质影响。正如小仓起草该信函所称那样，其唯一的意义只是在形式履行了一种“讲信义”的礼仪。但对研究者而言，通过细探此信函的来龙去脉，在一定程度上可发现当时日本外务省行政当局有关处理对台蒋“断交”的内部考虑。
三、椎名代表团赴台前后
1972年7月25日，大平正芳外相向台蒋驻日“大使”彭孟缉表示，推动日中正常化很难同时和台湾维持关系。（20） 进入8月，外务省开始安排向台湾派遣一个政府代表团事项，这是9月椎名代表团的由来。外务省本来考虑无论如何也要在8月底日美首脑夏威夷会谈前派“特使”访台。因此外务省行政当局开始就派遣“椎名特使”问题与台蒋当局驻日机构之间进行交涉。但是一开始就碰壁，台蒋当局一直没有回音。（21） 台蒋当局“外交部长”沈昌焕声称，如果椎名访台是为了谈“断交”事宜，台方不应接受，因为目前双方仍有“邦交”，派“特使”应商谈的是如何促进“两国邦交”事宜，不应谈“断交”的善后处理，那是不对的。（22） 外务省行政当局迟迟得不到台蒋当局的同意，转而上升到政治处理阶段，交由外相大平解决。大平本人在台蒋当局那边几乎没有自己的人际关系，也没有信息网络。无奈之下大平委托当时日本《经济新闻》主跑大平新闻的记者山岸一平，让他联络同为中央大学法学部校友的松本彧彦帮忙。（23）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自民党本部工作的松本当时32岁，因曾在自民党青年局内负责与台湾的青年交流，而与台湾“救国团”的干部相熟，并积累了一定的人际关系。在佐藤政权最后一次总选举期间，松本曾偶然与大平谈过这方面的情况，从而使大平得以找他帮忙。（24）
松本赴台。1972年8月19日，大平对应约而来的松本彧彦和山岸一平说，向台湾派遣代表团问题令他很伤脑筋，在与彭孟缉会见时，彭以很高的姿态表达抗议，因此派团赴台一事也无从谈起。“看来交涉对象不是高层是不行的”、“你和蒋经国交情不错吧？”大平要松本帮忙。（25） 大平对松本透露，已准备请自民党内亲台派元老椎名担当“特使”，一旦确定后松本就去和椎名商谈，并和外务省亚洲局商量。（26）
此后，对台蒋交涉再次从政治处理转入外务省行政当局处理。8月22日，椎名在自民党总务会上当选副总裁，23日接受赴台“特使”任命。在人选确定后，松本开始台面下的工作。8月25日，松本到外务省与中江要介具体商谈，中江告诉他由于此前台蒋方面没有反馈，外务省把主要精力放到处理8月31日至9月1日举行的日美首脑夏威夷会谈上，因此派遣代表赴台的时机在夏威夷会谈后的9月为宜。（27） 9月8日，自民党“日中国交正常化协议会”第三次总会确立了日中正常化基本方针，其中包括所谓维持与台蒋当局之间“既往关系”内容。同日，中江要介致电松本“希望尽快来外务省”。中江对松本表示，派遣“特使”之事已无法再等下去了，因此要他设法腾出时间飞台北。次日，外务省发给“椎名悦三郎特派大使秘书”公务护照，松本在10日到达台北。（28） 虽然大平认定松本可以找蒋经国，但以松本的身份，显然很难直接找当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在与驻台“大使”宇山厚等交换情况后，松本决定通过有直接联系的“救国团”渠道求见台蒋当局长期负责对日事务的张群。11日，松本向“救国团”团长宋时选说明了自己的目的和求见张群之意。当日傍晚，台蒋当局回话“次日在总统府见张群秘书长”。（29）
松本向张群说明了两点主要意思，一是日本方面派椎名副总裁为“特使”访台，如果台方不作回音，将使自民党内支持台蒋当局的一派不断陷入窘境。二是如果不接受代表团，双方间将留下隔膜，也可能对年轻一辈的交流带来影响。因此“至少为了不让两国留下感情上的隔阂，不使吵架后分手的事情发生，无论如何请接受椎名特使。”张群表示他和蒋介石留学日本时交了好多朋友，这应是双方关系良好的一大原因，因此应多在青年交流上努力。（30） 松本把会谈内容向宇山厚和椎名秘书岩濑作了报告。9月13日上午11点半，台“外交部”把宇山叫到本部，沈昌焕对宇山说“中华民国政府接受椎名自民党副总裁特使一行的日本政府特使”。（31） 同时传达台蒋当局对日声明：“决定同意日本政府的提议”。（32） 下午两点，日本外务省通过宇山对台蒋当局作出回复，得知情况的椎名于下午3点30分拜访外务省与大平商量，最后确定9月17日访台19日晚回国。（33）
椎名访台。9月14日的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遣椎名作为“首相特使”赴台，并逐步公布了代表团成员名单。代表团组成情况如下：团长椎名悦三郎，副团长村上勇、秋田大助，成员福永一臣、加藤常太郎、菊次义郎、高见三郎、福井勇、鹿野彦吉、砂田重民、山村新治郎、中村弘海、绵贯民辅、浜田幸一（以上众议员）、川上为治、大森久司、楠正俊（以上为参议员），基本上是亲台派议员。同时还有岩濑等秘书和中江要介等三名外务省官员同行。（34） 9月16日在自民党本部举行“结团式·壮行会”。椎名在会上称“我不是为了说服台湾而去……只是为了向台湾说明情况、听取台湾方面直言不讳的意见而去。”（35）
17日，代表团在台蒋当局故意默许的抗议示威中到达供接待之用的台北市圆山饭店，台蒋当局只安排了“外交部”礼宾司长和亚洲局长两人迎接。尽管田中和外务省行动当局都把椎名代表团看作“友好辞别”的一个步骤，但并未说明具体如何处理。亲台派议员滨田幸一不知“明天开始正式的活动，我们该说些什么？”，转而去问椎名本人。椎名虽在行前勉强见过田中和大平，但田中除了“辛苦了、有劳了，您能去太好了，谢谢”等礼仪性话语，以及“委托给大平君了，请问他吧”之外没有谈实际内容。然而大平也没有说任何实质性的话。同时，作为职能部门的外务省行政当局也没有作政策背景说明。（36） 因此，椎名对浜田等人说“大家把各自的想法说出来就可以了”，并以“既然是亲笔信，内容不应该公开”为由拒绝了滨田等人“看看田中信函”的要求。（37）
椎名一行在台湾的行程没有见到蒋介石本人，而是与“副总统”严家淦、“行政院长”蒋经国、“外交部长”沈昌焕、“日华文化经济协会”会长何应钦、“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会谈。当时担任椎名秘书的岩濑称，椎名在台期间着重强调以下5点：1、美中会谈、中共加入联合国等国际局势的变化，导致日本国内财经、言论界要求日中复交的声音高涨；2、执政的自民党环顾内外情势不得不着手检讨日中复交事宜；3、关于日中复交一事，自民党的结论是基于“维持与中华民国的既往（固有）关系”，“既往（固有）关系当然包括外交关系”的认识，让田中首相据以对北京交涉；4、在与北京交涉时，若党的决议底线无法妥协时，可予保留，返回日本，进行党内协商；5、政府的母体是自民党，政府施政当然会尊重党的决议并受其拘束，这也是政党政治之道；6、他自己到“中华民国”谦虚地听取各界意见，返国后将详细向首相、外相报告，作为与北京交涉时的重要参考。椎名认为最重要之处是“田中首相在北京交涉时，若因台湾问题纠葛而无法解决时，暂时搁置争议返国，重新研拟对策后再重开谈判”。（38）
中江备忘录。1972年9月19日的椎名和蒋经国举行了椎名一行在台期间最重要的会谈。此会谈内容只有当时负责对台交涉事务的中江要介作了记录。据中江自己称，在1亿3000多万人的日本，这份记录30多年来几乎无一人问津。直到2002年纪念中日复交30年（日台“断交”30年）之际，日本国内和台湾方面才开始寻找当年日本对台蒋交涉的情况。2001年10月，中江把谈话记录整理出来，首先刊载在2002年12月24日日本《产经新闻》上。2003年，中江再次整理后连同原文公开发表在日本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社会科学杂志》上。这份记录被日本学界称为“中江备忘录”。（39）
椎名谈话内容基本上与岩濑归纳的内容相同。他首先向蒋经国说明了日本国内，尤其是自民党和政府内部有关日中复交、日台关系的动向，表示10日前自民党“日中国交正常化协议会”作出了关于正常化的决议，外交权虽然属于政府，但在议会民主制下实行重大案件不能无视这样的决议。决议中“既往（固有）关系”有包含“外交”关系的意思。（40） 椎名向蒋经国提出，希望蒋推心置腹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以便他向田中等人报告。蒋经国却怀疑地询问“田中总理处理日中关系之际一定会依据现在的结论吗”？并引述大平和彭孟缉会谈时“日中邦交确立之际日华条约失效”的谈话内容。（41） 蒋经国进一步称，正常化对当事者之一的“中华民国”影响很大，对日本自身和亚洲、乃至世界的均势也有影响；将是日本继侵华战争后第二度对“7亿中国人”犯下的罪行；台蒋当局坚信将来必将重回大陆，到那时日本将不得不继侵华战争、1952年日台和约后而“第三次投降”；如果日本政府废止日台条约，蒋经国代表政府严正申明，日本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无论有多大困难，为了“救大陆同胞、为了亚洲的和平、为了保留决然地走自己的路，（台蒋当局）将采取一切措施”。
关于椎名在与蒋经国所说的“包含外交关系”发言，中江要介透露，椎名在行前与大平会见时，大平虽未明说“日中关系正常化即与台湾断交”，但这种意思是很明确的。而椎名本人也不满地说“这样原封不动说给台湾的话，会听不出来吗？我不能说这样的鬼话”。（42） 因此中江评论说，椎名和蒋经国都是在说一种听上去完全不像谎话的谎话，目的是为了相互保住对方的面子。（43）
四、对日本政府“辞别外交”的分析
分析整体日本政府对台蒋当局“辞别外交”，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日本政府为何坚持要派椎名代表团。如前所述，小仓和夫认为这是日本“辞别外交”的重要象征，是为了体面和保持礼仪地终止与台蒋当局的正式关系。中江要介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另一种看法，表示椎名是日本为了道歉而不得不派出的“谢罪特使”。即为了安抚被日本“背信”而激怒的台蒋当局，防止遭到报复。（44） 具体而言，促使日本政府派代表团赴台的因素有四个：一是以符合礼仪的形式对台蒋当局作出交待，平息其不满；二是出于自民党内的政治现状需要，给党内亲台派一个交待；三是想对“断交”后的双方关系作出安排，这一点从日本方面起初构想的是包括财界在内的大型代表团，以及田中角荣本人和亚洲局长吉田健三在夏威夷对美方表示，日本想与台蒋协商出一个关于未来关系的“行政安排”却得不到台蒋当局回应两件事上得到证实。（45） 四是的确担心台蒋当局会采取激烈报复措施。
第二，与上述第四点相关联，为何日本外务省当局会产生台蒋当局将激烈报复的误判？（46） 为掌握台蒋当局的反应，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外务省亚洲局主管对台蒋交涉的中江要介一直在等时任驻台蒋当局“公使”伊藤博教的电话，以了解是否出现在台日本人全部被拘留、日本人的财产是否被查抄、是否拒绝日本舰船在台湾海峡通行等最恶劣的结果。等伊藤打来平安无事的电话话，中江才松了一口气，认为台蒋当局是把田中、大平政权与日本国民分开处理，没有采取激烈报复行动。（47） 1972年8月31日，日美夏威夷首脑会晤时，外务省吉田健三和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格林等讨论了台蒋当局的情况，吉田“对在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那一刻，日本在台湾的人员和财产的安全表达不安，并说日本希望美国以一种紧急事态、基于人道主义的基础下，能对在台湾的日本人给予协助”。（48）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的确相当程度上认为台蒋当局会对“断交”采取激烈报复。理论上，这种“激烈报复论”的来源可能有两个，一是日本政界的亲台派，二是台蒋当局。从外务省高级官员中江和吉田等的行动来看，应可排除外务省本部的因素。台蒋当局和日本亲台派蓄意散布的可能性极大。例如，某台蒋当局控制的媒体宣称，如日本废止“日台和平条约”，日本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希望台蒋当局向世界明确宣布保留采取所有合法行动的权力。（49） 而包括蒋经国等台蒋当局人士也不断向日方强调“日本应负全部后果”，台蒋当局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日本国内亲台势力为阻止中日复交，也刻意利用、夸大这种言论。例如，随椎名赴台的亲台议员浜田说，台北松山机场的游行似乎不够强烈，如果更激烈些，他们返国才能作“更精彩的报告”。椎名等人返回后，团内亲台派议员宣扬说，台湾的意思是“日台间的外交关系中止的话，则中止经济和其他一切关系，这样的主张是压倒性的”。（50） 对于台蒋当局和亲台派联手炮制的“激烈报复论”，外务省驻台和驻美机构或则苦于没有足够能力、或则没有认真去查核，才使此信息向上发展。
第三，台蒋当局态度软化的原因。为何到了9月台蒋当局在对日交涉上从此前的“不接触”转而突然同意接受代表团，日本学界的主要看法是松本彧彦发挥了关键作用。（51） 从相关材料分析，台蒋当局的立场软化在更大程度上应与当时的整体形势演变相关，松本彧彦只是因缘际会地扮演了一个“开锁匠”的角色。以当时松本的分量和与台蒋当局高层间的交情，很难在短短几天内把此前那样的僵局打开。大平正芳本人没有与台蒋当局的人际和情报信息网络，而党内有影响力的亲台派又不愿协助，故大平之所以选择松本，或许是大平认为松本是自己可以指挥、且与台蒋当局有联系渠道的人选。后来的发展也显示，松本的人际网络主要是因参与自民党青年工作而认识的“救国团”（国民党外围组织的）干部，此前也没见过张群。因此，台蒋当局态度软化应与下述四个原因有关：首先，自民党内完成意见整合。自民党内亲台派以“外交问题恳谈会”为据点，以“日中国交正常化协议会”为战场，对中日复交和对台“断交”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他们并不公然反对正常化，但强烈反对与台“断交”。（52） 9月8日，在自民党中央强势主导下，“日中国交正常化协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了五点基本方针，标志着自民党内部的争执暂时结束。从背后鼓动、寄望自民党内亲台派向田中、大平等主流派发难的台蒋当局也失去了继续抗拒的着力点。其次，田中内阁推动正常化已进入收尾阶段，田中访华日程已然确定，而美国在夏威夷首脑会议上也表现出支持之意。台蒋当局本无采取激烈报复、全面断绝与日本关系之意，因此不得不考虑松本向张群表达的意思，即为日本亲台派和未来青年一辈的交流留下余地。第三，日本政府柔软姿态使台蒋当局有台阶可下。田中内阁提高了代表团规格，把椎名悦三郎升为自民党副总裁、“首相特使”，党、政身份都很高。且携带首相亲笔信，有助于台蒋当局说服内部强硬派。（53） 其四，美国可能发挥了作用。日本政府在8月底的夏威夷日美首脑会议上正式向美方提出对台蒋当局交涉的问题，请求美方从中斡旋。因而，美方极可能从中做了一些工作。
总体而言，从政策设计到落实具体事务，1972年田中内阁对台蒋当局的“断交”交涉系由外务省行政当局负责，就日本政府的决策体系而言，外务省行政当局无疑是主要行为者。但在台蒋当局“不以外务省为对手”的心态下，包括派遣代表团等事务上则出现了大平正芳、田中角荣的政治参与，不过这种参与的性质仅是辅助外务省行政当局、依其要求去实施某一特定任务，而非干预既定政策的方向。就结果而言，椎名代表团达到了目标，完成了外务省设定的任务。（54）
注释：
①“辞别外交”的说法系1972年担任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首席事务官的小仓和夫提出。参见小仓和夫：《辞别外交大戏》，载石井明等编《记录与考证：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岩波书店2003年8月初版，第228页（石井明编：記録と考証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年8月）。
②④⑩（20）（27）（38）台湾“日本研究学会”编：《台湾与日本历史文化座谈会：台日断交3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议记录》2003年版，第59页，第58页，第58-59页，第59页，第47页，第49页。
③桧山幸夫：《关于伴随日中复交之日华断交之椎名悦三郎·蒋经国会谈记录》，载《社会科学研究》，卷24（1），通号45号，2003年12月（日本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檜山幸夫：日中国交回復に伴ぅて日華国交断絶にぉける一椎名悦三郎？蒋経国会談記録にっぃて，社会科学研究、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年12月）。
⑤⑥（42）（43）（44）（47）中江要介：《日中正常化和台湾》，载《社会科学研究》卷24（1），日本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2003年12月（中江要介：日中正常化と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年12月），第99页，第81页，第100页，第102-103页，第96页，第106页。
⑦田村重信等编《日华断交与日中国交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154页（田村重信など：日華断交と日中国交正常化、南窓社、2000年10月）。
⑧⑨⑩（12）（13）（14）（15）（16）小仓和夫：《辞别外交大戏》，载石井明等编《记录与考证：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岩波书店2003年8月初版（石井明編：記録と上考証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年8月），第226-231页。
（17）小仓和夫：《辞别外交大戏》，第231页；台湾“日本研究学会”编：《台湾与日本历史文化座谈会：台日断交3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议记录》，第58页。
（18）明确以首相身份通告的形式向台蒋当局表明“断交”的公文，是1972年9月29日田中从北京发出的致蒋介石的电报。小仓和夫：《辞别外交大戏》，第232页。
（19）小仓和夫：《辞别外交大戏》，第231页。信件全文系日本学者石井明在台北市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史馆找到并拿回日本，原文毛笔所写，各行字数不成对。先在2003年的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上刊载，后收录于石井明等编《记录与考证：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之“致蒋介石总统的田中首相亲笔信”一节，第145-149页。
（21）（26）（28）（29）（31）（32）（33）（35）（49）田村重信等编《日华断交与日中国交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24页（田村重信など：日華断交と日中国交正常化、南窓社、2000年10月），第24页，第14页，第37页，第39页，第43页，第43页，第44页，第47页，第36页。
（22）台湾“日本研究学会”编：《台湾与日本历史文化座谈会：台日断交3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议记录》，2003年版，第50页。
（23）山岸一平访谈内容，载田村重信等编《日华断交与日中国交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241页（田村重信など：日華断交と日中国交正常化、南恋社、2000年10月）。
（24）台湾“日本研究学会”编：《台湾与日本历史文化座谈会：台日断交3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议记录》，2003年版，第46页；田村重信等编《日华断交与日中国交正常化》，第15页。
（25）田村重信等编《日华断交与日中国交正常化》，第14页；台湾“日本研究学会”编：《台湾与日本历史文化座谈会：台日断交3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议记录》，2003年版，第46页。
（30）田村重信等编《日华断交与日中国交正常化》，第41页；台湾“日本研究学会”编：《台湾与日本历史文化座谈会：台日断交3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议记录》，2003年版，第47页。
（34）田村重信等编《日华断交与日中国交正常化》，第46-47页；桧山幸夫：《关于伴随日中复交之日华断交之椎名悦三郎·蒋经国会谈记录》，第151页。
（36）中江要介：《日中正常化与台湾》，第99页；冈崎久彦、椎名素夫等对谈：“断肠‘台湾断交’30年”，载日本《诸君》杂志，2002年12月号，第162-165页。
（37）田村重信等编《日华断交与日中国交正常化》，第54-55页；台湾“日本研究学会”编：《台湾与日本历史文化座谈会：台日断交3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议记录》，2003年版，第48页。
（39）桧山幸夫：《关于伴随日中复交之日华断交之椎名悦三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江要介：《日中正常化与台湾》，同载日本《社会科学研究》，卷24（1），通号45号，2003年12月（日本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檜山幸夫：日中国交回復に伴ぅ日華国交断絶にぉける一椎名悦三郎？蒋経国会談記録につぃて，社会科学研究、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年12月）。
（40）日语是“从来的关系”，因此翻译成中文有“固有关系”、“既往关系”说法。
（41）本文参考的是中江公开在《产经新闻》上的版本，载石井明等编《记录与考证：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之“椎名悦三郎副总裁·蒋经国行政院长会谈”一节，第133-142页。
（45）田村重信等编《日华断交与日中国交正常化》，第47页；DNSA,“日本和美国：外交、安全和经济关系（1960-1976）”，编号01632号，“机密”，“会谈备忘录”，1972年8月31日。
（46）虽然台蒋当局内部确有人鼓吹采取激烈的报复，但主要是“立法院”等民意机关，统治集团高层态度谨慎。而且美国国务院8月为夏威夷首脑会晤准备的背景材料中表示台蒋当局已决定不对日本报复。参见DNSA，“日本和美国：外交、安全和经济关系（1960-1976）”，编号01594号，国务院“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绝密”，1972年8月。
（48）DNSA，“日本和美国：外交、安全和经济关系（1960-1976）”，编号01630号，“美日峰会全体会议：美日关系；国际事务；贸易和经济问题；第三国问题”，“秘密”，1972年8月31日。
（50）台湾“日本研究学会”编：《台湾与日本历史文化座谈会：台日断交3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议记录》，2003年版，第59页；桧山幸夫：《关于伴随日中复交之日华断交之椎名悦三郎·蒋经国会谈记录》，第176页。
（51）例如田村重信等编《日华断交与日中国交正常化》及中江要介个人都持此意见。
（52）自民党内亲台派的反抗在自民党意见整合一节详细介绍，其主张可参见武见敬三：《自由民主党与日中国交正常化-复合政策决定中的妥协结构》（武見敬三：自由民主党と日中国交正常化—複合的政策決定にぉける妥協の構造、法学研究、慶応義塾大学法学部、卷54（7）、1981年）。
（53）例如，“外交部长”沈昌焕表示，“在了解椎名特使持有田中首相亲笔书信后，认为应该礼貌地接见，了解信函内容。”台湾“日本研究学会”编：《台湾与日本历史文化座谈会：台日断交3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议记录》，2003年版，第50页。
（54）例如，当时担任沈昌焕机要秘书的吴子丹称“我个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椎名先生已达成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交付传达日方讯息的任务”。台湾“日本研究学会”编：《台湾与日本历史文化座谈会：台日断交30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议记录》，2003年版，第50页；桧山幸夫则认为它缓解了因正常化而产生的日台紧张，避免了“国民政府”对日动武、没收日人财产、拘留在台日人等情况的发生，参见桧山幸夫：《关于伴随日中复交之日华断交之椎名悦三郎·蒋经国会谈记录》，第146页。